世祖至元三十年 癸巳（公元1293年）
四月，刘因卒 刘因（1249—1293），字梦吉。父祖本金朝人，元世祖诏征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因不肯仕元，未几即辞归。工诗词。学术上属朱学范围，然不严守门户，杂入陆学“自求本心”之意。感觉到理学之不足，故要求“问学”返回六经。认为六经中如《诗》、《书》、《春秋》原本即是历史，否定其作为经典的神圣色彩，为以后学者提出“六经皆史”提供启示。与赵复等同为元时理学的传播者，受到吴澄等推敬。后世学者认为其学术风格颇似邵雍。然因中年而逝，影响了对思想体系的完整构建。著作有《丁亥集》诗5卷，《四书精要》30卷，《易系辞说》，及由门人辑录的《四书》讲解语录。现多已失传。部分文字被收入《静修集》。弟子及再传弟子有乌冲、安熙、苏天爵等，《宋元学案》列《静修学案》。卒年据《元史》而定。
［文献］ 《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其高见远识率类此。……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不知者或以为傲，弗恤也。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诏征因，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初，裕皇建学宫中，命赞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继之。未几，以母疾辞归。明年，丁内艰。二十八年，诏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因，以疾固辞，……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因所自选。又有文集十余卷，及《小学四书语录》，皆门生故友所录。惟《易系辞说》，乃因病中亲笔云。”《宋元学案》卷九一：“百家谨案：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籍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静修享年不永，所及不远，然是时虞邵庵之论曰：‘文正没，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而姑困其师长，谓无所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虽其流弊使然，亦是鲁斋所见，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从之也。若静修者，天分仅高，居然曾点气象，固未可以功效轻优劣也。’”《刘静修先生集》（畿辅本）卷一《叙学》：“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勿好奇，勿好辟异；勿好诋，勿生穿凿。……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六经部四书类：“《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元刘因撰。……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歧。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同上书卷一六六集部别集类：“《静修集》三十卷，……所见深悉源流，故其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另可参见苏天爵《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滋溪文稿》卷八），《新元史》卷一七〇，《续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卷一九〇、卷一九一等。
六月，释云峰妙高卒 云峰妙高（1219—1293），临济宗杨岐派法系中人。少嗜书力学，尤耽内典，通达妙解，义学不胜。弱冠出家，心仪禅道首拜痴绝、无准等为师，均不能契合。后之育王见偃溪闻，有所省悟，受到偃溪闻的首肯。后出世宜兴大芦，迁劝忠、何山。宋景定年末，敕主蒋山。至元十七年，迁径山。至元二十五年，元世祖召集禅、道、律各派代表人物进京“廷辩”，无胜赐食而退。晚年书偈而逝。有语录集传世。卒年据《续传灯录》所记而定。
［文献］ 《新续高僧传》卷三三：“出家见无准于径山，准器之，拟以侍职，辞曰：‘一事未明，不遍参诸方不止。’遂之育王见偃溪，闻即请入，侍掌藏。……会蒋山虚席直指，佥议无以易高，朝旨从之。历十有三年，众逾五百。德祐乙亥，乱兵入境，焚毁庐舍，寺几不保。有军卒数人迫高求金，高曰：‘此荒寺贫，僧布施久绝，何从得金？’卒怒，以刃临之，试摩其顶，乃延颈曰：‘欲杀即杀，非汝砺石。’辞气雍容，了无怖畏。军卒敛峰而退。伯颜丞相见之加敬，舍牛头斋，粮五百石，寺赖以济。伯颜且诫诸将曰：‘此老僧非常人，宜异待之。’以故寺得无恙。”《续传灯录》卷三六：“癸巳六月十七日书偈而逝。……葬于寺之西麓云。”另可参考《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佛祖统纪》卷五四、《释鉴稽古略续集》一（大正藏第49册）；洪乔祖《高峰原妙禅师行状》（《高峰原妙禅师语录》卷下）等。(https://www.daowen.com)
基督教士戈维奴来华传教 基督教自唐时传入中国，蒙古崛起，统一亚欧之时，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于1245年修书信两封，一封说明基督教要义，一封劝说蒙古大汗皈依天主，停止杀戮，然后派传教士柏朗嘉宾（John de Plano Carpini，1182—1252）出使和林。定宗皇帝见到了使者，然回信颇为倨傲，以致未能达到预期之目的。（此信现仍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后元世祖对基督教抱宽容态度，在接见马可·波罗时，命其携书致教皇，并请求派遣教士来华，及取来耶酥墓前灯油作纪念。1253年，法王路易第九派出教士罗伯鲁来中国谒见蒙古大汗，请求传教自由。1293年，意大利籍会士孟特·戈维奴（Joandu Monte Corvino或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与彼得（注：于赴华途中去世）奉教皇尼古拉斯四世之命，以宗教钦使名义航海来华，赴大都（北京）向元成宗呈交教皇国书后，留居大都传教。1303年，另一德国籍传教士亚诺尔德·谷洛尼来华协助传教活动。以后，孟特·戈维奴等人将《新约》和祈告诗翻译成蒙古文和维吾尔文，并收买男童成立神职班，教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其间，基督教盛行于中国各地，吸收6000余名信徒。连元世祖之母亲别吉太后都成为其信徒。其教徒与在华之“也里可温”即景教徒（又指天主教徒）互相敌对。后戈维奴逝世于大都。现存之戈维奴致本国教友之书信等，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事件始末日期据孟高维诺书信等。
［文献］ 《孟高维诺1305年书信》：“小级僧约翰·孟高维诺谨言：余于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至元二十八年）离波斯国讨来思城（Tauris），泛洋往印度。……余则孑身孤行往契丹国。……余谒见，递呈教皇之国书，请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教徒颇宽厚。二年以来，余皆与之同居。余居此布教，无人辅助，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Cologne）僧人阿尔奴特（Arnold）来此相助传道。余于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来受洗者，至今尚陆续不绝也。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ters）及《圣歌》（Hymnaries）三十首，《圣务日课》（Breviaries）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由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王率其臣民大部来归正宗，捐资建教堂一所，雄壮宏丽，无异王侯之居。堂内供奉吾人所信仰之天主，三一妙身（Hoiy Trinity译名见《景教碑》）及吾主教皇。王赐题额为‘罗马教堂’。……今余正建筑第二教堂，以备将诸童分置二处。……《新约》及《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皆已译成其文。……一千三百零五年（元成宗大德九年）正月八日，书自契丹国汗八里城。”（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43～51页）戈维奴《译圣经·新约自序》：“余来华后，未闻西方之消息者已十二年矣。体日衰颓，旦夕为中人矣！余之老迈，非因年龄，因余今年止五十有八耳，乃因于劳动及外来之逼迫也。余习蒙古文字，攻其书籍，已译《新约》及大卫之圣诗为蒙古文字，且传基督之道，未尝稍隐。”清洪钧《元世各教名考》：“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另可参见《孟高维诺1306年书信》，《至顺镇江志·镇江大兴国寺碑文》，《马可·波罗游记》，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