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甲午（公元1294年）

苏天爵生　苏天爵，元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字伯修，人称滋溪先生。谥文穆。据《元史》卷一八三、《新元史》二一一本传，苏天爵卒于至正十二年，“年五十九”，可推知其生于此年。另《续资治通鉴》卷二一〇亦载其卒于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也可为其生卒年之证。钱大昕《疑年录》同此说。

［文献］　《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也。父志道，历官岭北行中书省左右郎中，和林大饥，救荒有惠政，时称能吏。……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东，诏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于饶、信，……然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学者因其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清钱大昕《疑年录》：“苏伯修五十九（天爵）。生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卒至正十二年壬辰。”另可参见《新元史》卷二一一、《宋元学案》卷九〇《鲁斋学案》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撰成　一部叙述历世神仙传说和人物传记的道书，53卷，计745人。赵道一编撰。道一号全阳，元代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因鉴于儒家有《资治通鉴》，佛教有《佛氏通鉴》，故作此编，以补道教之缺。该书大致自上古至于两宋之间详录道教诸家传说、传记。唐宋以来，道教仙真人物大都不见于世传，而道教传记亦散失甚多，实赖此书保存了不少道教史料。是书收入明《正统道藏》。成书年代据此书各序。

［文献］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序》：“常观儒家有《资治通鉴》，释门有《释氏通鉴》，惟吾道教斯文独阙，白海琼先生之所谓传、所谓史，皆不见行于世间。因录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迹，究其践履，观其是非，论之以大道而开化后人，进之以忠言而皈依太上。务遵至理，不诧虚文。但真仙玩世，显少隐多；其所留名，百不逮一。且传记行藏，每有闻见之先后，踪迹变化，难以次序而铺舒。是故不可例世间作史编年纪事论也。如得一名真仙证道，须是详审校定，严行笔削，不敢妄书。……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赵道一再拜焚香谨序。”此书刘辰翁序云：“古瑞高全阳高士，乃能会聚刘子政，葛稚川，至近年诸书，……全阳寤寐是间，食仙也，多矣！非直蝉比也。傥得其一发，足与老仙共传，敬哉！吾题是集，为顾将军，人物点眼，凡质已飞。复欲疑武陵人云我则不暇。甲午五月庐陵刘辰翁书。”另可参见此书赵道一《进表》、邓光等序。

《周易象义》撰成　丁易东撰。易东字石潭，龙阳人。宋进士，官编传。入元累征不起。尝建石潭精舍，教生徒。此书原本疑10卷，清朝修《四库全书》，因其篇页颇繁，遂分为16卷，以便循览。书首为《论例》1卷，自述撰著之旨。采前人旧说，大抵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朱震《汉上易传》为宗，然又有所变通。后世所传之书仅原书十之二三。成书年代据作者自序而定。(https://www.daowen.com)

［文献］　《周易象义》原序：“……甲午春二十二日庐陵刘辰翁序。……至元二十八年寤月朔，古甲李珏稚圭序。……至元中秋朔，杭山寓叟章鑑书。……作《周易象义》，柔北阉茂宾，甲午武陵丁易东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经部易类：“易东字汉臣，武陵人。仕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枢密院编修官。入元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是编因易象以明义，故曰象义。……而又谓李失之泥，朱伤之巧，故不主一家。如卦变之说则取邵子、朱子，变卦之说则取沈该、都絜，筮占之说则取朱子、蔡渊、冯椅。远绍旁搜，要归于变动不居之旨，亦言象者所当考也。”另可参见《新元史》卷二三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一〇八等。

《圣武亲征录》撰成　作者佚名，撰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以汉字写就。书中记成吉思汗事，起于“烈祖神元皇帝”也速该“初征塔塔儿部”获其部长帖木真，及成吉思汗出生，止于成吉思汗灭西夏以还，死于途中。还记窝阔台事，首尾完备，然所记甚为简略。书中于战事叙述夹杂对人物的揭示，于简朴之文字中亦显现其文采。据书中内容及其本始译于元仁宗时推断，于元世祖时已经成书。故暂置此书于元世祖未年。其书久以抄本传世，后经清钱大昕等整理，渐为世所重。近代有王国维为之校注，是现存较好注本。

［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史部杂史类存目：“不著撰人名氏，首载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时事。自金章帝泰和三年壬戌，始纪甲子，迄于辛丑，凡四十年史。载元世祖中统四年参知政事、修国史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此卷疑即当时人所撰上者。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遂有不可尽解者。然以《元史》较之，所记元初诸事实，大概本此书也。史言太祖灭国四十而其名不具，是书亦不能悉载。知太祖时事，世祖时已不能详，非尽宋濂、王祎之挂漏矣。”

［考辨］　关于此书，历史上曾有过是否即为《蒙古秘史》之怀疑，如清洪钧即有过异议。近代那珂通世曾云：“察罕泽《秘史》为《圣武开天记》，后世不闻此名；而《亲征录》之名，在元代史籍又不见。如将《亲征录》内容看作是渊源于《秘史》的话，那么《亲征录》就是《开天记》，仅传抄间偶易书名而已。当清康熙二十八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时，曾屡引今本《亲征录》之文，并称作《圣武开天记》。然则三名一物耳，即元代之《圣武开天记》，至清初则成为《圣武亲征录》，及至乾隆中叶，又成为《圣武亲征录》，而于书名之前，冠以‘皇元’二字而已。”（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论》，大日本株式会社，1907）然此类说法早在清时便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钱大昕考证，《圣武亲征录》一书在涉及内容与写作文字上均有区别。王国维于其《〈圣武亲征录〉校注本序》中曰：“顾《开天记》译于仁宗时，而此《录》之成，确在世祖之世。”（载《观堂集林》卷一六）今人甄金则言《圣武亲征录》原文底本为汉字，而《蒙古秘史》底本为蒙古文字；前者出于使中原地区臣民了解元史之需，而后者则出自蒙古族人对自己历史的记载。（参见甄金《蒙古秘史学概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上述说法能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