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
民国肇始，面临国家纷乱复杂的货币状态，北洋政府很想统一币制。然而国库一贫如洗，首任财政总长熊希龄说：“目前中央财政，有出无入。应付之赔款、军饷、恩恤、建设，均一日之不可稍缓，则消耗之费，又乌能免。”他提出的办法是：“（一）速办国家银行，倡立民立银行，使金融复活，全国农、工、商业皆可再苏。（二）收换各省钞票。（三）预备整理各项税务办法……”[85]依照熊希龄的设想，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已将前清大清银行清理、改组重立为“中国银行”，应以中国银行为基础，作为新政府的国家银行。1914年第四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发布了《国币条例》，在《国币条例实施细则》中说：“无论何国改革币制，必须借国家银行兑换券之力。”实际上，财政部也力图使中国银行钞票逐渐替换为全国统一的钞票。但是这个意图一开始就面临了抵制。其时交通部所属的铁路在售卖车票时，竟有不收中国银行钞票的事情。前清时邮传部创办官商合办的交通银行，致力于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四政，曾令邮传部属下主管各局只收纳交通银行钞票。民国后，四政归属交通部，交通银行官股亦归属交通部继承，遂有铁路不收中国银行钞票的事情发生。通过一系列内部协调运作，袁世凯申令：“所有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应按照《中国银行交换券章程》一律办理，以资辅助，而利推行。”从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同样取得了国家银行的资格。
但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国家银行资格，并不等同于国家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往往简称中交）两行执行着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代为发行及偿付国债等职能，但是相较中央银行应有的职能，两行并不能制定货币政策，国币的发行仍是由政府执行的，两行也并不负监督、管理商业银行的责任。只能说，它们承担了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银行（不计此前广州革命政府成立的中央银行），试图逐渐完善央行的职能，但实际上直到1949年离开大陆，它也未能完全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