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尉（大理）职官

廷尉（大理）诸官，已在第四章第三节五目中详述，这里只概括地谈及魏晋南北朝期间新置诸官的简况。廷尉及正、监、平等“廷尉三官”，均为汉制，魏晋以及南北朝沿袭。其属于新置者主要有四：（1）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武帝于京师狱另置正、监、平，称“建康三官”，与“廷尉三官”同监东、西中华门，[65]别朝未见有此，当属梁时特例。（2）西晋咸宁（公元275～279年）中，武帝采纳曹志建议，始置“廷尉丞”；宋、齐、梁各置1人，第七品；陈降为第八品。[66]北魏亦置，前《职令》中，为从五品中，后《职令》改为正七品下阶。[67]北齐改称“大理丞”，员1，第七品。[68]（3）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增置廷尉少卿，为廷尉之副贰。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孝庄帝采纳御史中丞高道穆的奏请，置“司直”10人，属廷尉，视五品，位近少卿，在正、监、评之上。[69]（4）北齐大理寺的僚佐、属吏完备。僚佐中除少卿、司直和“廷尉三官”外，有大理丞1人，《隋志》所记当有疏漏。属吏有律博士4人，明法掾24人，槛车督2人，掾10人，狱丞、掾各2人，明法10人。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增补，廷尉职官系列发生了变化：在“廷尉三官”之上，增加了少卿和司直；正、监之下，评之上，增加了廷尉丞（大理丞）。形成了廷尉卿、廷尉少卿、司直、廷尉正、廷尉监、廷尉丞、廷尉评的新系列，司法机构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续汉书·志》称：廷尉“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70]《隋志》载，北齐的大理寺，“掌决正刑狱”，[71]不再提“掌平狱，奏当所应”，反映了作为外寺的廷尉官，日益与君主疏远，出现职任单一化、事务化的倾向。

九卿之中，廷尉作为中央司法最高执行长官，其权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加强。

州府重大刑事案件，廷尉有权复审。曹魏时，高柔为廷尉，当时有护军营士兵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妻不服，“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盈“诣廷尉”，而高柔受理，经过复审，并得昭雪。[72](https://www.daowen.com)

品官刑事案件，廷尉可受理审讯。曹魏宜阳典农刘龟盗猎禁苑，收付廷尉审理；[73]北魏秘书监祖莹“以赃罪被劾”，廷尉崔光韶“致之重法”。[74]东晋时，永嘉太守谢毅，“赦后杀郡人周矫”，矫从兄球诣州诉冤。扬州刺史殷浩收毅，移付廷尉。廷尉王彪之，“以球为狱主，身无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理，大概由于被告是太守，而原告是庶民，所以廷尉“与州相反复”，互相推诿。穆帝下诏责令廷尉审理，彪之“上疏执据”。[75]说明案件审理的等级，是由“狱主”即原告身份决定的，这应该是当时法律规定的一条原则。

北魏末，廷尉增置“司直”。司直“不署曹事，唯核理御史检劾事”。[76]北齐天保（公元550～559年）中，苏琼为司直、廷尉正。时，毕义云任御史中丞，猛暴著称，“理官忌惮，莫敢有违”；而苏琼推检公平，昭雪者甚众，《北齐书》说：“寺署台案，始自于（苏）琼。”[77]其实，设置“司直”，就是专门核理御史检劾案件的，因此，我们怀疑所谓“寺署台案”，早在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即已如此；最多也只能认为作为定制是在苏琼任司直的北齐天保年间。

苏琼（字珍之）任司直、廷尉正时，宋世轨为廷尉少卿，两人均以“平干知名”。当时廷尉寺中称：“决定嫌疑苏珍之，视表见里宋世轨”，号为“寺中二绝”。时，“南台（御史台）囚到廷尉，世轨多雪之”。世轨卒官，“廷尉、御史诸系囚闻世轨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岂有生路’！”[78]说明御史台劾奏案囚，均由廷尉审理；除专职“司直”核理外，廷尉卿、少卿也兼理。

廷尉不仅有权审核州府重大刑事疑案，受理品官刑事诉讼案件的申诉，北魏后期还专门置官核理御史检劾案件。因此，廷尉作为司法事务官，其权力有所扩大。当然，与此同时，作为司法政务方面的权力，又在逐步转移到尚书省三公曹、都官尚书等机构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