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货币

[1]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3页53。

[2]“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3页）

[3]“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

[4]“任何物的自然worth［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28页）在17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曼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

[5]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拟制54，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

[6]“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89页）

[7]“形容语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o”，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矛盾。——编者注

[8]“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6页）或者像巴特勒所说
：“物的价值
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55

[9]“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　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3页和第7页）

[10]第二版注：“当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伦敦版第36、37页）上一世纪的这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没有注明出版日期。但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该书是在乔治二世时代，大约1739年或1740年出版的。

[11]“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3页）

[12]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6页。57

[13]第四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像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

[14]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13等页。60

[15]“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自然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韦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小麦，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彼得罗·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1、22页）

[16]参看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250页第190节。

[17]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①
①见本卷第613—622页。——编者注

[18]第二版注：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国富论》第1卷第5章）。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做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注（9）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他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labour［劳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第四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见英译本第14页脚注。——弗·恩·〕

[19]见本卷第49—51页。——编者注

[20]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作者赛·贝利。

[21]第二版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因为一般说来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帕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他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进一步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22]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23]“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这样用过。

[24]第二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例如：“只要承认，A由于同它相交换的B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A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　如果承认，因为与B相对而言，A的价值提高，所以与A相对而言，B的价值就降低，那么，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既然A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它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B相对而言），而且也改变了B的价值（与A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B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不仅确认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第11、14页）
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等等分数罢。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20、50、100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例如10）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25]见本卷第62—63页。——编者注

[26]这种反思规定65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27]原文套用了德国谚语“Kleider machen Leute”，直译是“衣服造人”，转义是“人靠衣装”。——编者注

[28]第二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察）《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

[29]第二版注：例如在荷马的著作中，一物的价值是通过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物来表现的71。

[30]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着，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谷物价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第39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规定价值概念的任何可能。虽然他眼光短浅，但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72例如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

[31]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像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像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做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73，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74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时出现”75。

[32]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77。

[33]第二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做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jornalis或diurnalis），Mannw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第129页及以下几页。

[34]第二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La Riechezza è una ragione tra due persone”）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

[35]“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

[36]第二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79。“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占有者的身份，按照对象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陷入了时代错乱之中，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参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80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39页81）

[37]第二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有制的形式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82）

[38]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看到。86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作了这种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　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做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愣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39]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67），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40]“经济学家们88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　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89）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像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90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1。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但有一点很清楚，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骑士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41]《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

[42]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165页及以下几页。92

[43]《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转化为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主义者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44]在以虔诚著称的12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之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朗迪市场94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

[45]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87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

[46]“因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

[47]依此我们可以判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滑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又想废除“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就是说废除货币本身，因为货币只是存在于这种对立中。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下页。99

[48]只要不是两种不同的使用物品相交换，而是像在野蛮人中间常见的那样，把一堆混杂的东西当做第三种东西的等价物，那么，连直接的产品交换也还处于它的初期阶段。

[49]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5页。102“贵金属……天然是货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3卷第137页）

[50]详见我的上述著作中《贵金属》一节。103

[51]“货币是一般商品。”（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6页）

[52]见本卷第86—87、105—106页。——编者注

[53]“我们可以统称为贵金属的金银本身，是……价值……时涨时落的……商品……　当重量较小的贵金属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农产品或工业品等等时，我们可以认为贵金属的价值较高。”（［西·克莱门特］《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第7页）“银和金，已铸币的或者未铸币的，虽然被用做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品。”（［乔·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第2页）“王国的财产和财富严格地说不能只限于货币，金和银也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托·帕皮隆］《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第4页）

[54]“金银在成为货币以前，作为金属就具有价值。”（加利阿尼《货币论》第72页）洛克说：“由于银具有适于作货币的质，人们就一致同意给银一种想象的价值。”［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与此相反，罗说：“不同的国家怎能给某物以一种想象的价值……或者说，这种想象的价值怎能保持下去呢？”但是请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么差：“银按照它具有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由于它被用做货币，又取得一个追加价值。”（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第469、470页）

[55]“货币是它〈商品〉的符号。”（韦·德·福尔邦奈《商业学入门》1766年莱顿新版第2卷第143页）“货币作为符号被商品吸引。”（同上，第155页）“货币是某种物的符号，并且代表这种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3页）“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它是价值的等价物。”（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0页）“当我们考察价值的概念时，物本身只是被看做一种符号，物不是被当做物本身，而是被当做它所值的东西。”（黑格尔《法哲学》第100页）法学家早在经济学家88以前，就宣扬货币是单纯符号、贵金属价值纯属想象的观念；这些法学家这样做是为了向王权献媚，他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以罗马帝国的传统和《学说汇纂》104中的货币概念，作为国王伪造铸币的权利的依据。这些法学家的好学生，菲力浦六世（瓦卢瓦的）105在1346年的一项法令中说：“无论何人不得亦不应怀疑，唯朕有权……处理铸币事宜，决定铸币之制造、形状与储存，颁布有关铸币之命令，并遵照符合朕意之办法及价格将铸币付诸流通。”货币价值由皇帝下令规定，是罗马法的定则。当时明文禁止把货币当做商品。“任何人均不得购买货币，货币为公共使用而设，不应成为商品。”106对于这个问题，乔·弗·帕尼尼《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1751年）（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卷）作了很好的说明。特别在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帕尼尼同法学家先生们展开了论战。

[56]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57]“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一盎司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两盎司银像以前获得一盎司银花费一样多，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值10先令，而它以前值5先令。”（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31页）

[58]罗雪尔教授先生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接着他杂乱无章地开列了一份关于货币性质的著作的目录，从这个书目丝毫也不能了解真实的货币理论史。最后他训诫说：“此外，不能否认，大部分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于使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那些特性〈莫非指比商品多一些或少一些吗？〉是注意得不够的……　就这一点说，加尼耳之流的半重商主义的反动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威廉·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207—210页）多一些——少一些——不够——就这一点说——不是完全！这就是对概念下的定义！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中主义空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一种快意的商品”。

[59]见本卷第62—73页。——编者注

[60]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x个劳动小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详细地谈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这种平庸的空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几页107）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108，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61]野蛮人或半野蛮人以另外的方式使用舌头。例如帕里船长在谈到巴芬湾西岸居民的情况时说：“在这种场合〈在交换产品时〉……他们用舌头舔它〈要换给他们的物品〉两次，这才表示交易已经顺利完成。”109东部爱斯基摩人也总是用舌头舔他们换得的物品。既然在北方把舌头当做占有的器官，那么，在南方把肚子当做积累财富的器官就不足为奇了，卡弗尔人就是拿肚子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的。卡弗尔人真是聪明极了，因为当1864年英国官方卫生报告说，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缺乏脂肪物质时110，一个叫哈维（不是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的医生，在同一年由于吹嘘他有一种妙方能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消除过剩的脂肪而走了运。

[62]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第53页及以下几页。111

[63]第二版注：“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做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的。如果假定同一劳动时间必须固定不变地对象化在银和金的同一比例中，这实际上就是假定银和金是同一物质，而一定量价值较低的金属，即银，是一定量金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银比价同金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输出。于是两种金属的比价再由法律予以更改，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像旧的那样同实际的比价发生冲突。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流通之外。1855、1856和1857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4158万镑，而从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34704000镑。在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因而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53页112）

[64]第二版注：在英国，一盎司金是货币标准的单位，但它不能分成等分。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铸币制度本来只适用银，因此一盎司银分成的铸币总是一个整数；但是，后来在只适用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一盎司金铸成的金币就不能是一个整数了。”（麦克拉伦《通货简史》1858年伦敦版第16页）

[65]第二版注：在英国的著作中，价值尺度（measure of value）和价格标准（standard of value）这两个概念极为混乱。它们的职能，从而它们的名称，经常被混淆起来。

[66]见本卷第68—70页。——编者注

[67]而且这种年代顺序也不是在历史上普遍适用的。

[68]第二版注：例如，英镑还不到它原来重量的，苏格兰镑在合并114以前只有原来重量的，法国的利弗尔只有原来重量的，西班牙的马拉维第还不到原来重量的，葡萄牙的瑞斯同原来重量之比还要小得多。115

[69]第二版注：“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铸币；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全都是实在的，正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才用它们来计算。”（加利阿尼《货币论》第153页）

[70]第二版注：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在《家常话》中说，现在英国货币标准的单位1镑约等于盎司金，是令人惊奇的（！）。他说：“这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第105页］他在金重量的“假名”上，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看出了文明的伪造之手。

[71]第二版注：“有人问阿那卡雪斯，希腊人为什么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了计算。”（阿泰纳奥斯《哲人宴》，施韦格霍伊泽编，1802年版第2卷第1部第4册第49节［第120页］）

[72]第二版注：“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现为同样的计算名称，例如，一盎司金和一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3镑17先令便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做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金（或银）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页116）

[73]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第53页及以下几页111）。关于提高或降低“造币局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使法定的货币名称不代表法定的金量或银量，而代表较多或较少的金量或银量，由此，如盎司的金将来不是铸成20先令，而是铸成40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法”，那么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把他的思想庸俗化，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如果一道法令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10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早颁布这样的法令呢！”（同上，第36页）

[74]“否则必须承认，一百万货币的价值大于等值的商品的价值”（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9页），因此也必须承认，“某一价值大于相等的另一价值”。

[75]圣哲罗姆在青年时代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物质欲念，他在沙漠中同美女的形象的斗争表明了这一点。在老年时代，他也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精神欲念。例如他说：“我自信在精神上处于世界审判者之前。”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谁？”“我是一个基督徒。”世界审判者大发雷霆：“你撒谎，你只是一个西塞罗信徒！”118

[76]见本卷第49—54、89—93页。——编者注

[77]“赫拉克利特说：……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变成火，就像金变成货物，货物变成金一样。”（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222页）拉萨尔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第224页注3），错误地把货币说成只是价值符号。120

[78]德国谚语，意思是有祸同当。——编者注

[79]“每次卖都是买”（魁奈医生《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70页），或者像魁奈在他的《一般原理》中所说：“卖就是买。”126

[80]“一个商品的价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价格来支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部第554页）

[81]“要有货币，就得先卖。”（同上，第543页）

[82]像前面说过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是例外，他们拿自己的产品去交换，用不着先卖。①
①见本卷第111、117、130页。——编者注

[83]“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的东西。”（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卷第586页）

[84]“这样，就有四个终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现两次。”（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09页）

[85]第二版注：这个现象虽然很明显，但是往往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忽略，尤其是为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所忽略。

[86]参看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4—76页129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在这里，经济学辩护论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130

[87]即使商品一再出卖（在这里，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它也会在最后一次出卖时，由流通领域落入消费领域，以便在那里充当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

[88]“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885页）

[89]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90]见本卷第111页。——编者注

[91]“正是产品使它〈货币〉运动，使它流通……　它〈即货币〉运动的速度可以补充它的数量。必要时，它会一刻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5、916页）

[92]“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普遍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主的人，就以为国内缺乏货币是他的商品卖不出去的原因；因此到处都叫嚷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　那些叫嚷缺乏货币的人究竟要什么呢？……　租地农民抱怨……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他想卖但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　为什么他卖不到好价钱呢？……　1.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多数都像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2.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　3.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营的货物销售出去……没有比财富不断转手更能使国家繁荣的了。”（散见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1—15页）赫伦施万德的骗术总括起来就是：由商品性质产生并在商品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矛盾，通过增加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认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停滞，是一种流行的错觉，但决不能由此反过来说，例如官方采取“通货调节”的拙劣手段所造成的流通手段的真正不足，也不会引起停滞。

[93]“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这正像在小零售业中要有一定量的法寻来把银币换开和结算用最小的银币也无法处理的账目……　贸易所需要的法寻量的比例，取决于购买者的人数、他们购买的次数，首先是取决于最小的银币的价值，同样，我国商业所需要的货币（金币或银币）的比例，取决于交换的次数和支付额的大小。”（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17页）阿·杨格在他的《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中维护受到詹·斯图亚特等人攻击的休谟的理论，书中专列一章，题名是《价格取决于货币量》，见该书第112页及以下几页。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9页上131曾经指出“他（亚·斯密）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做单纯的商品。”这句话只是对于亚·斯密专门论述货币的那些地方才是适用的。例如，在批评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斯密偶尔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每一个国家的铸币量取决于该国靠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　每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量的货币来使货物流通，并把它们分配给它们的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比这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必然会吸收一个使自己达到饱和的数量，但决不会容纳更多的数量。”（《国富论》［第3卷］第4篇第1章［第87、89页］）与此相似，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偶尔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谴责了分工。

[94]“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么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述》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那些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这些国家现金的增加而上涨……　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

[95]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应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大胆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当做一个唯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品只是它的可除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算式：总商品=x英担金，商品A=总商品的可除部分=x英担金的同一可除部分。孟德斯鸠当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么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而且它像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　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第3卷第12、13页）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弗斯顿勋爵等人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0—146页、第150页及以下几页132。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中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教科书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序言（第1版）133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呢，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相比，就像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威灵顿公爵相比一样。134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研究，在184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金银没有价值和金银价值取决于金银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96]当然，探讨造币税之类的细节，决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为了驳斥浪漫主义的献媚者亚当·弥勒对“英国政府免费造币”的“慷慨精神”的赞扬135，可以引用达德利·诺思爵士的一段话“金银像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牙运到一批金银……就被送往伦敦塔去铸造。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而是恰巧都用来造币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铸币再熔化；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造币不用花费分文。但国家受到损失，不得不为了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诺思本人是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大商人〉必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轻易地把他的银送到伦敦塔去了，而且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银有更高的价值了。”（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8页）

[97]“如果银币从来不超过小额支付所需的数量，它就不可能积累到足以进行巨额支付的数量……　用金进行巨额支付，也必然意味着用金进行零售贸易：金币的所有者拿金币进行小额购买时，除得到所买的商品外，还可找回银币；这样，那些本来会在零售商那里积累的银币余额，就会离开零售商，回到总流通中去。但如果银的数量多到不用金就可以进行小额支付，那么，零售商人从小额购买中就只能得到银，而这些银就必然会在他的手中积累起来。”（大卫布坎南《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年爱丁堡版第248、249页）

[98]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136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137，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47页及以下几页）关于金币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在“上院委员会”（银行条例委员会）上作证说：“每年都有一批新的sovereigns〈不是政治上的君主，而是金镑的名称索维林138〉变得过轻。在一年中以十足重量流通的一批索维林，经过这一年的磨损，到下一年放在天平上就重量不足了。”（《1848年上院委员会》第429号）

[99]第二版注甚至最优秀的货币问题著作家，对货币的各种职能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例如，富拉顿下面的一段话就是证明“就我们的国内交换来说，通常由金币和银币执行的各种货币职能，同样可以有效地由不能兑现的纸币的流通来执行，而这种纸币除依法获得的人为的约定的价值外，没有任何别的价值。我想，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只要纸币发行量保持在应有的限度内，这种价值就能适合内在价值的一切目的，甚至使价值标准成为多余。”（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21页）这就是说，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就成为多余的了！

[100]见本卷第147—149页。——编者注

[101]由于金银作为铸币或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变成了它们自己的符号，于是尼古拉·巴尔本就推论说，政府有权“提高货币价值”，就是说，例如，可以替一个名叫格罗申的银量起一个较大银量的名称——塔勒，这样，就可以用格罗申当塔勒来偿还债务。“货币因经常点数而磨损和减轻……　在交易中，人们注意的只是货币的名称和通用与否，而不是银的量……　国家的权威使金属成为货币。”（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29、30、25页）

[102]“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73页）“产品形式上的价值只是改变形式而已。”（同上，第486页）

[103]“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使他们所有的货物和产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格。”（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95、96页）

[104]“货币是一种抵押品。”（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

[105]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金或银已经是商品的转化形态，或者说，是卖的产物。

[106]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变成银。大家知道，福基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起了什么作用。143众所周知，古代人把神庙看做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以经商为主的民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态。因此，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

[107]“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108]“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做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109]“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哲人宴》）

[110]“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52、53页）

[111]见本卷第138—146页。——编者注

[112]“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按照情况的需要而变化，时而增多，时而减少……　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能够自行调节……　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思爵士《贸易论》［附言］第3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146任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仍然直接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利率高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恢复原状。”（约·斯·穆勒的证词，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084、2101号）根据1864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147，1863年金银入超19367764镑。在1864年以前的八年间，贵金属入超109652917镑。在本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远远超过2亿镑。

[113]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由于高利贷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114]下面一点可以说明18世纪初期英国商人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第2页）

[115]第二版注：从引自我在1859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在本文中没有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G—W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　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　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19、120页148）

[116]见本卷第141—143页。——编者注

[117]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马克思在第三版上加的注）

[118]“由信用主义这样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就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而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6页149）“穷人没有工作，因为富人没有钱雇用他们，虽然他们和过去一样，拥有同样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衣服；正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3—4页）

[119]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商业之友”是如何利用这种时机的：“一次〈1839年〉，一位贪婪的老银行家〈西蒂区的〉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坐在写字桌前，揭开桌盖，取出成捆的钞票给他的一位朋友看，并扬扬得意地说，这是60万镑，收回这些钞票，是为了使银根吃紧，在当天3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第81页）1864年4月24日，半官方报纸《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使银根吃紧的手段……　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提。”

[120]“某日签订的购买总额或契约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的货币量……　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欠下的债务相抵。以12个月、6个月、3个月或1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以致使某日到期的债务总额特别膨胀起来。”（《通货论评述。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散见第29、30页）

[121]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我们在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的货币收支表。1856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100万镑计算。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年7月第71页）

[122]“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建立在货币价格的基础上。”（［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

[123]“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3、419、417、418页）

[124]克雷格先生对1826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86页注）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用支票，而只用钞票。

[125]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须有4000万，那么这600万〈金〉对于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像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么要花费4000万，有100万的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1000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1个星期到13个星期之间的平均数，那么1000万加上100万的，再求其半数，约等于550万，就是说，我们有550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3、14页151）

[126]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执行货币职能的贵金属，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6页及以下几页。152第二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153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办法是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的）来估价。〔第四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
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25年以前，金银的比价=，现在大约=22∶1，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还在继续跌落。这实质上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3卷第12—14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从而以较低的费用大规模地开采银矿。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天然是纯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银的价格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么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制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高到从前的是一种空想。毋宁说，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127]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做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又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几页154）他的错误教条是：“除了由于流通手段过剩以外，决不会有贸易逆差……　铸币的输出是由它的价值低引起的，这不是贸易逆差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155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这门科学的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156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理论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弗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银行界公认的领袖”。157

[128]例如，在提供外援，为进行战争或为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举债等等情况下，价值正是需要货币形式。

[129]第二版注：“在实行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无须普遍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事实上，要证明这点，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毁灭性破坏后刚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27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2000万的战争赔款，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国内货币流通的显著缩减或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第141页）〔第四版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同一个法国在1871—1873年中的30个月内，轻易地偿付了相当于上述数目10倍多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弗·恩·〕

[130]“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6页）“不断提供金银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40页）

[131]“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39页）

[132]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

[133]“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在对外贸易中把它们输出和输入。”（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华丽光彩的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第14、15页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