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26]：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②马克思在他审定的法文版中，给这个公式加了括号，并指出，这是“因为剩余劳动的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表述得不清楚”。——编者注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12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的其他各项假设[27]，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率：
但是，根据公式Ⅱ，我们却得出：
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做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决不能达到100%。[28]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
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
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
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
。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韦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29]或其价值的
，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
，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做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Ⅱ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对象化在一个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一个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顺便提一下，这种表现方式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同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同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30]。
但是，公式II总是能再转化成公式I。例如，如果我们知道
，那么，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工作日减掉6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31]是：
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像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
这个公式只是
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32]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这就好像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33]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因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394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1]见本卷第207—217页。——编者注
[2]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3]见本卷第463—470页。——编者注
[4]“资本主义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页）“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第14页）
[5]据最近统计，仅在地球上已经考查过的地区内，至少还居住着400万吃人的人。
[6]“在美洲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那里，几乎一切都属于劳动者，99%的东西归劳动所有；在英国，工人也许从来没有得到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第72、73页）
[7]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80章。
[8]“前者〈自然富源〉在非常富饶非常有利时，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而后者［人工富源］则迫使人要小心谨慎，有丰富的学识、熟练的技巧和政治的才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国对外贸易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作者之子约翰·曼为公共利益出版，1669年伦敦版第181、182页）“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0页）
[9]计算尼罗河水量变动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种姓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 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因此，他们必须向天空探索它的回转的明显标志。”（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巨变》，赫弗编，1863年巴黎版第141页）
[10]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印度的互不联系的小生产有机体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6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就够了。
[11]“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而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前一种地方与后一种地方相比，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须耕作得更好。”（《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9页）这部划时代的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瑟夫·马西。休谟就是从这部著作中得出他的利息理论的。
[12]“任何劳动都必须〈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些剩余量。”（蒲鲁东386）
[13]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1854年莱比锡第2版第148页。
[14]散见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版第252—253页。——〔以上各段是按照《资本论》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弗·恩·〕
[15]第281页①所研究的情形，在这里自然也被撇开了。〔第三版注。——弗·恩·〕
①见本卷第368—369页。——编者注
[16]见本卷第363—373页。——编者注
[17]麦克库洛赫也对这第三个规律作了荒谬的补充：通过取消资本家以前必须交纳的捐税，剩余价值在劳动力价值不降低的情况下也能提高。这些捐税的取消绝对不会改变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它只是改变产业资本家装进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所以它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因此，麦克库洛赫所谓的例外情况只能证明他对规则的误解。在他把李嘉图庸俗化时，正像让·巴·萨伊把亚·斯密庸俗化时一样，常常发生这种不幸。
[18]“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少时，工资所占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这个量发生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第67页）
[19]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和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5卷中，编者把“劳动力的价值还可能降低”改为“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编者注
[20]见本卷第364—368页。——编者注
[2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60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72—80小时的工作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65页）通过法令进一步缩短大陆各工厂的工作日，会是缩小大陆和英国的劳动时间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
[22]“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施行，表明……存在着各种补偿的情况。”（《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7页）
[23]“人在24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的变化了的形式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第308、309页］）
[24]“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它们就不能互相分离。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引起工资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1814—1815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使资本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食物上濒于绝境差不多。”（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8、49页注）当李嘉图等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做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造成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25]“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乔治·罗伯逊］《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第248、249页）
[26]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27]见本卷第249—253页。——编者注
[28]例如，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392——〔第三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然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今的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所淹没了。——弗·恩·〕
[29]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韦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
[30]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同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拉博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0、131页］）中就是这样做的。393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31]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32]见本卷第194—204页。——编者注
[33]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