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1]“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像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

[2]“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

[3]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年巴黎版）一般说来是贫乏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过程。

[4]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170）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

[5]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

[6]第二版注：尽管直到现在，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但是，人们至少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7]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做渔业的生产资料，好像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

[8]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9]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做“matière”，把后者叫做“matériaux”172；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做“matières instrumentales”173。

[10]见本卷第207—211页。——编者注

[11]根据这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托伦斯上校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根据那第一根棍子［Stock］也许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和资本是同义词。

[12]“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4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产品拥有专有权。”（同上，第58页）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0、71页上写道：“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不仅是资本的〈这里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也是劳动的所有者。如果人们像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么，离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二者。”

[13]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14]“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16页）

[15]见本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16]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17]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

[18]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的非生产性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生活费用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　‘加’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劳动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总和；‘加’并不意味着‘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1章第599页）

[19]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8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

[20]德国谚语。——编者注

[21]见本卷第179页。——编者注

[22]“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　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像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邻人服务，而是损害邻人。一切名为对邻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杀人放火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他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为他服务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23]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页上说过：“‘服务’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175

[24]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代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179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以狂喜的心情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因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古代中国式的犁。这种犁像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几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6、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25]见本卷第54—60、220—221页。——编者注

[26]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基于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做“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50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465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465万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散见第49—52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外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增补卷）1831年版）

[27]“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2、23页）

[28]“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13页）

[29]在经马克思审定的法文版、经恩格斯审定的英文版中是：“价值形成过程”。——编者注

[30]这里的问题不涉及劳动资料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修理。正在修理中的机器不是充当劳动资料，而是充当劳动材料。不是用它来劳动，而是对它本身进行加工，以便修复它的使用价值。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修理劳动总是包括在生产劳动资料所必要的劳动中。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损耗是任何医生都不能医治的，它逐渐导致死亡。“这种磨损有时是不可能补偿的，就刀来说，它会使刀最后弄到这种地步，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我们在正文中看到，例如机器是全部进入每一个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进入同时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①。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下述概念的混乱了：“李嘉图先生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织袜机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的价值内。“可是生产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能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织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这位作者，这位极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人”，他的混乱，从而他的论战，只有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做出分析。

[31]在经马克思审定的法文版、经恩格斯审定的英文版中是：“价值形成过程”。——编者注

[32]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威廉·罗雪尔先生则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页注）非常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说的“价值”是指“油”这种东西，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相对来说不“很多”，他大概针对这一点在另一个地方说道：“它〈自然界！〉几乎完全不生产交换价值。”［同上，第79页］罗雪尔的自然界同交换价值有关系，就像一个愚蠢的姑娘同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有关系一样。这位“学者”还借这次引证的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做‘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占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什么东西？〉，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82页］）这种单纯从“要求”中得出“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是多么“高明”啊！

[33]“在农场主用于生产的一切工具中，人类劳动……是农场主用来补偿自己资本的最可靠的东西。其他两类东西——役畜和……车、犁、铲等等——没有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就毫无用处。”（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第10页）

[34]有一个工厂主，他的纺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平均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约130包美国棉花。他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曾为了他的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向公众诉苦。他估计这笔花费达6000镑。在这些非生产费用中，有许多项目同我们这里无关，如地租、税款、保险费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员——经理、会计、工程师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计算，为了购买工厂有时取暖和偶尔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共需150镑。此外还要支付临时雇来保养机器的工人的工资。最后，机器的折旧为1200镑，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他明白地说，折旧所以只估计为1200镑这样一个很小的数目，是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35]“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价值没有被消费掉。”（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第296页）

[36]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20版的美国教本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2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现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面包的形成血液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费用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价值的力量。这种把“价值”换成“力量”，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辞，掩盖着这样一种显然徒劳的企图想从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中得出剩余价值。

[37]见本卷第217—226页。——编者注

[38]“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3页）

[39]见本卷第235—241页。——编者注

[40]“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做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做年收入的一部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9页）

[41]见本卷第234—243页。——编者注

[42]见本卷第242—243页。——编者注

[43]第二版注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181，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使劳动力转变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44]这是仿照英国人的“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说法。读者在第三册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45]见本卷第225页。——编者注

[46]〔第三版注：在这里，作者沿用了流行的经济学用语。我们记得，在第137页①已经说明，实际上不是资本家“预付”给工人，而是工人“预付”给资本家。——弗·恩·〕
①见本卷第202页。——编者注

[47]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独特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

[48]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182以真正哥特舍德183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又怀有辩护士的胆怯心情，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反警方规定的结论，正是这一点，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49]第二版注：剩余价值率虽然是劳动力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但并不是剥削的绝对量的表现。例如，如果必要劳动=5小时，剩余劳动=5小时，那么剥削程度=100%。这里剥削量是5小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剥削程度仍然是100%，剥削量却增加了20%，由5小时增加到6小时。

[50]第二版注第一版所举的1860年一家纺纱厂的例子，有些事实错误。本文列举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这里要指出一点，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184

[51]我们引用的这个计算材料只是作为例解，因为假定价格=价值。我们在第三册中会看到，即使拿平均价格来说，也不会这样简单地得出这个等式。186

[52]见本卷第225—227页。——编者注

[53]见本卷第232—234页。——编者注

[54]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毛利润或净利润里面。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伦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伦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伦纳德·霍纳是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工厂检查官。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有不朽的贡献。他终生不仅同恼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要重要得多。
注（32）的补充：且不谈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实，他想说的是：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小时或小时。正像一个工作日的情形一样，全年的劳动也是由小时或小时（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数）构成。按照这个假定，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115000镑；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115000镑；个劳动小时生产×115000镑=100000镑，也就是说，它们只补偿预付资本。余下的个劳动小时生产× 115000镑=15000镑，即总利润。在这个劳动小时中，个劳动小时生产× 115000镑=5000镑，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损耗。最后的两个劳动小时，即最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115000镑=10000镑，即纯利润。在本文中，西尼耳把最后的的产品转化为工作日本身的各个部分。

[55]西尼耳证明，工厂主的纯利润、英国棉纺织业的存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189，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满18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整整12小时，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从1848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来嘲弄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1855年5月31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1850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19页）当1848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90时，分散在多塞特和萨默塞特两郡交界处的农村麻纺厂的工厂主们，强迫一些正规工人接受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母，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始。”关于这一点，1848年10月31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里，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纤维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待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一刻不停地运用技巧和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10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　这些儿童的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　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无情的胡说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　大约在12年以前，当有人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而现在，当这部分公众看到下面的事实时恐怕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就是：关于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的独创的发现，从那时以来已经大大完善，不仅包括‘利润’，而且还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时间减为整整10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决于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01页）接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说明他们怎样施用阴谋、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完全不会反抗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整个郡的请愿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独创的发现”的错误结论。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56]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津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来源于他的“Abstinenz”［“节欲”］。这一派胡言本身是陈旧的，但“节欲”这个词是新鲜的。罗雪尔先生把这个词正确地译成德文的“Enthaltung”［“节制”］①。但他的不大懂拉丁文的同胞维尔特们、舒尔采们以及别的米歇尔们却把这个词变成了僧侣用语“Entsagung”［“禁欲”］。
①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

[57]见本卷第255—258页。——编者注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
注（34）的补充：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1828年伦敦版第126页）。

[58]“对于一个拥有20000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0000镑还是卖20000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像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

[59]“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约翰·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第73页）

[60]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伯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是因为他和伯明翰的“小先令派”191一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

[61]“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来取得尽量多的劳动量。”（让·古·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62页）

[62]“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害。”“我们王国的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制造业中的平民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费自己的时间——这是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约翰·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7、153页）

[63]“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尼·兰盖《民法论》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466［、467］页）

[64]1860—1861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九小时，当时他们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同我们这位工人的辩护词几乎完全一样。声明讽刺地指出，一位最贪婪的“建筑业老板”——某个莫·佩托爵士——享有“德高望重的名声”（这位佩托在1867年以后得到了和施特鲁斯堡一样的结局！）。

[65]“那些劳动的人……实际上既养活那些称为富人的领年金者，也养活自己。”（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2、3页）

[66]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中非常天真地指出：“像伊特鲁里亚人的那种建筑，虽然仅存遗迹，但仍令人惊异；这样的建筑，毋庸讳言，在小〈！〉国是以奴隶主和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西斯蒙第说得深刻得多：“布鲁塞尔的花边”是以雇主和雇工的存在为前提的。

[67]“这些不幸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之间的金矿中做工的人〉不仅总是肮脏不堪，而且不得不赤身露体，谁看到他们，都不能不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第3卷第13章［第258、260页］）

[68]以下所述，是指罗马尼亚各州在克里木战争后发生政变163以前的情形。

[69]〔第三版注：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德国，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在15世纪，德国的农民虽然几乎都要担负一定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至少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人。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的德国移民，甚至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自由人。贵族在农民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这种状况。不但战败的德国南部的农民又沦为农奴，而且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东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自由农民，以及紧跟着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自由农民也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3年埃朗根版］第4卷［第522—523、530页］。麦岑《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汉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农奴制》）——弗·恩·〕

[70]详见埃·雷尼奥《多瑙河两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第305页及以下几页］。

[71]“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和整个应征条件都降低了。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高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高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高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九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高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　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17、118页）

[72]关于1850年工厂法的历史，将在本章以后的段落叙述。①
①见本卷第338—341页。——编者注

[73]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谈的恰好是1862年以前尚未实施工厂法的那些工业部门的情形，其中有些部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工厂法。因此，恩格斯所描写的状况在这些部门内并没有受外部影响而发生多大变化。我所举的例子主要属于1848年以后的自由贸易时期，也就是不学无术而又像孚赫197那样吹牛的自由贸易论贩子们神话般地向德国人大吹特吹的那个极乐时期。——这里所以把英国摆在首要地位，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而且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来说，只有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

[74]伦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第4、5页。

[75]《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为止的半年》第35页。

[76]《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10页。

[77]同上，第10页。

[78]同上，第25页。

[79]《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见附录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52、53页。1863年的下半年违法事件又增多，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7页。

[80]《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词，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迪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利附近有八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五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贵格会会士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四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贵格会会士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贵格会会士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
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
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
佯做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
不先祈祷一番，不成！”198

[8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34页。

[82]同上，第35页。

[83]同上，第48页。

[84]同上。

[85]同上。

[86]同上。

[87]《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6页。

[88]这个术语无论在工厂或工厂报告中，都取得了正式的公民权。

[89]“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犯下的暴行，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14页）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一种，在当时有它独到之处，如关于商业危机的论述就是一例。至于历史部分，则是无耻地从莫·伊登爵士的《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中抄来的。

[90]1860年1月17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91]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49—251页202。

[92]《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证词第16、19、18页。

[93]《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02、104、105页。

[94]《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24、22页和第Ⅺ页。

[95]同上，第ⅩLⅦ页。

[96]《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LⅣ页。

[97]不要把这种时间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些先生把小时的劳动看做正常工作日，因而其中包含正常的剩余劳动。在此之外是“额外时间”，它的报酬稍高一些。往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所谓正常日中使用劳动力，报酬是低于价值的，所以“额外时间”不外是资本家用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诡计；而且，即使对“正常日”中使用的劳动力确实支付了足够的报酬，情况仍然是一样的。

[98]在欧洲一些国家，君主在正式场合用“我们”来代替“我”。——编者注

[99]《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证词第123、124、125、140页和第LⅩⅣ页。

[100]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种掺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面包有20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甚至仁慈的上帝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见鲁瓦尔·德卡尔《论伪造圣物》1856年巴黎版。

[101]把明矾磨成细粉，或与盐混合，这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名为“面包素”。204

[102]大家知道，煤烟是碳的一种高效形态，可作肥料，资本主义的烟囱扫除业者都是把煤烟卖给英格兰租地农民。1862年，一个英国陪审员审理了这样一件案子：卖者瞒着买者在煤烟中掺了90%的灰尘和沙这样的煤烟究竟算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呢，还是“法律上”的“掺假的”煤烟。“商业之友”判决说，这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原告租地农民败诉，并且还要支付诉讼费用。

[103]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的一篇论商品“掺假”的文章中说，他所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20甚至30种掺假的方法。他又说，很多掺假方法他还不知道，而且他知道的也并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他指出，糖有6

[104]《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

[105]指华氏温度，相当于23.8—32摄氏度。——编者注

[106]《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1号报告》第Ⅵ—Ⅶ页。

[107]同上，第LⅩⅪ页。

[108]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16页。

[109]《（第1号）报告。证词部分》。“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奇斯曼的证词，第108页。

[110]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打入各种行业的代理商还被官方认为是“社会之害”。例如在萨默塞特郡，在治安法官季度法庭开庭期间，大陪审团207曾向下院递送一份“呈文”，其中说“布莱克韦尔商馆中的这些代理商是社会之害，他们危害织布业，必须予以铲除。”（《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1685年伦敦版第7页）

[111]《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第1号报告》第Ⅷ页。

[112]《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113]同上。

[114]1866年1月5日，农业工人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拉斯韦德举行群众大会。（见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自1865年底以来，在农业工人——最初在苏格兰——中成立了一个工联，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在英格兰最受压迫的一个农业区白金汉郡，雇佣工人于1867年3月举行一次大罢工，要求把周工资从9—10先令提高到12先令。——（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209，自从1830年后他们的强大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特别是实行新的济贫法以来，虽然遭到了彻底破坏，可是到了60年代，这个运动又重新抬头，并终于在1872年进入了新的时代210。在第二卷我还要回过来谈谈这个问题211，并且谈一谈1867年以后发表的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蓝皮书11。第三版补注。）

[115]见1866年1月20日《雷诺新闻》。这家周报每周都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可怕的横祸》、《惊人的惨剧》等等，报道一连串新发生的铁路惨祸。北斯塔福德郡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人对此议论说：“谁都知道，司机和司炉稍一失神，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天气这么冷，还要拼命延长劳动时间，不让有片刻休息，那又怎能不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上星期一，有一个司炉一清早就上工，干了14小时50分钟才下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就又被叫去做工了。就这样他一连做工29小时15分钟。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的工作情形是这样：星期三15小时，星期四15小时35分，星期五小时，星期六14小时10分，一周共工作88小时30分。不难设想，当他只得到6个工作日的工资时会感到多么惊异。这个人是个新手，他问什么叫一个工作日。得到的回答是：13个小时算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78小时算一周。而多做的10小时30分钟又怎么算呢？争吵了很久，最后才给他加了10便士〈不足10银格罗申〉。”（1866年2月4日《雷诺新闻》）

[116]参看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3、254页。202

[117]指亚历山德拉。——编者注

[118]卫生局的莱瑟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300立方英尺空气而起居室至少要有500立方英尺。”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森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现节约〈他的意思是说：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人们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么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拼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漂泊不定；她时而待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理查森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119]见1863年6月23日《晨星报》。《泰晤士报》曾利用这件事反对布莱特等人而为美国奴隶主辩护。该报写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来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那些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托利党的报纸《旗帜报》也同样地申斥纽曼·霍尔牧师说：“他把奴隶主开除教籍，可是却同那些用养一只狗的钱驱使伦敦公共马车夫和售票员等等每天劳动16小时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祷。”最后，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先生发言了。关于这位先生，还在1850年我就写过：“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212这位卡莱尔先生在一篇简短的寓言中把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美国南北战争8，说成是北方的彼得拼命要打破南方保罗的头，因为北方的彼得“逐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罗却“终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1863年8月《麦克米伦杂志》）这样，托利党同情城市雇佣工人（决不是农村雇佣工人！）的肥皂泡终于破灭了。问题的核心还是奴隶制！

[120]理查森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12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Ⅳ、Ⅴ、Ⅵ、Ⅶ页。

[122]“在斯塔福德郡和南威尔士，少女和妇女不但白天而且夜里都在煤矿和焦炭堆上做工。送交议会的报告经常指出，这种做法带来尽人皆知的严重弊端。这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出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灰。这种不适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行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94号第ⅩⅩⅥ页，参看《第4号报告》（1865年）第61号第ⅩⅢ页）玻璃厂的情况也是如此。

[123]有一个雇儿童做夜工的钢厂老板说：“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他们只好在第二天不停地到处乱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63号第ⅩⅢ页）一位医生谈到日光对身体的维护和发育的重要性时说道“日光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各部组织，使其强健而富有弹性。动物的肌肉缺少适量的光照就会松软，失去弹力，神经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失去应有的紧张度，各个部分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　至于儿童，经常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受到日光的直接照射，对于他们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日光可以促使食物变成良好的成形血液，并使新形成的纤维组织强固起来。它还可以刺激视觉器官，从而加强大脑各部分的机能的活动。”这一段话摘自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生威·斯特兰奇先生论述“健康”的著作（1864年）213。这位医生在给调查委员怀特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前在兰开夏郡有机会观察过夜工对工厂儿童的影响。和某些雇主通常的说法相反，我肯定认为，这种劳动很

[124]见本卷第282—297页。——编者注快就使孩子的健康受到损害。”（《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284号第55页）这类事物也成为认真争论的对象，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影响着资本家及其仆从们的“大脑机能”。

[12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57号第Ⅻ页。

[126]同上，第58号第Ⅻ页。

[127]同上。

[12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58号第ⅩⅢ页。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像他们和一位调查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12岁，他说：“4的4倍是8，而4个4是16……　国王是有一切金钱和黄金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她是个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德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里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修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同上，第74号第ⅩⅤ页）“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把G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①”。（《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55页第278号）在上述金属工厂中实行的制度，在玻璃厂和造纸厂也很盛行。在用机器生产的造纸厂中，除了挑选破布以外，所有其他工序照例都实行夜工。有的地方借助于换班制，通常从星期日晚上起直到下星期六午夜12点止，整个星期当中始终都有夜工。日班每星期有5天做12小时，有1天做18小时。夜班每星期有5夜做12小时，有1夜做6小时。有的地方是每班工人一连做24小时，隔一天一换班。其中一班在星期一做6小时，不过到星期六要做18小时以补足24小时。有的地方实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制度，例如所有在造纸机上工作的工人，一个星期中每天都做15—16小时。调查委员洛德说：这种制度看来兼有十二小时换班制和二十四小时换班制的一切害处。在这种夜班制度下做工的，有13岁以下的儿童，有18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妇女。在实行十二小时换班制的情况下，有时接班的人没有来，他们就不得不连干两班，干24小时。证人的证词说明，男孩和女孩经常要加班加点，往往是连续干24小时，甚至36小时。从事“连续不断而又单调乏味的”抛光作业的，有12岁的小姑娘，她们整月都是每天工作14小时，“只有两次至多是三次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没有任何正规的休息时间。”有些工厂完全取消了正规的夜工，可是额外劳动却长得可怕，而且“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脏最热最单调的工序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ⅩⅩⅩⅧ和ⅩⅩⅩⅨ页）。>
①指维多利亚。——编者注

[129]指华氏温度，相当于30—32摄氏度。——编者注

[13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79号第ⅩⅥ页。

[13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80号第ⅩⅥ、ⅩⅦ页。

[132]同上，1865年第82号第ⅩⅦ页。

[133]“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不能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249页）

[13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5号第ⅩⅦ页。一个玻璃厂老板先生也有类似的忧虑：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熔炉由此失散的一定“热量”是“纯粹的损失”或“浪费”。调查委员怀特对此作出回答时，完全不像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他们的可怜的德国应声虫罗雪尔等人那样，为资本家花费他们的货币时的“节制”、“禁欲”和“节俭”以及他们对人的生命的帖木儿式的“浪费”而大为感动，他说：“定出正规的吃饭时间会比现在多浪费一些热量，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ⅩLⅤ页）。这还是在“进步年”1865年！214且不说在制造玻璃瓶和燧石玻璃的工厂中做工的儿童搬运时要费多少气力，他们在不停地干活的过程中，6小时就得走15—20（英）里路！而劳动往往长达14—15小时！在许多这种玻璃厂，像在莫斯科的纺纱厂那样，盛行六小时换班制①。“在一周的劳动时间中，6小时已经是持续得最长的休息时间了。而其中还包括往返工厂、盥洗、穿衣、吃饭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一算，实际剩下的休息时间就极少了。如果不牺牲些睡眠时间，那就没有时间游戏和呼吸点新鲜空气，而对于在如此高温下担负如此繁重劳动的儿童来说，睡眠又是绝对不可少的……　但是就连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稳，在夜间他们担心睡过时间，在白天又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怀特先生曾列举事实，说明有个少年连续做了36小时工，有些12岁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2点钟，然后在厂里睡到早晨5点钟（只睡3个小时！），就又开始白天的工作！总报告起草人特里门希尔和塔夫内尔说：“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班或夜班中所担负的劳动量是惊人的。”（同上，第ⅩLⅢ页和第ⅩLⅣ页）可是“异常禁欲”的玻璃业资本家也许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东倒西歪地从俱乐部走回家去，一边走一边像个傻瓜似地哼着：“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215>
①见本卷第297页。——编者注

[135]例如，在英格兰，有的农村直到目前为止，一个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监禁的处罚。但是同样是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么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教徒的议会就充耳不闻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六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星期日劳动”正是埃克塞特会堂216的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的“圣徒”，是通过他们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工人）是非常有害的。

[136]“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无疑会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2年第64号第ⅩⅢ页）

[137]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110、111页。

[138]见本卷第288—292页。——编者注

[139]见本卷第283—285页。——编者注

[140]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第42页。

[141]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的演说。

[142]“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

[143]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的演说。尽管维利尔斯有最良好的愿望，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的甘愿效劳，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硬说，这一次，这种“根据法律”把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孩子当做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身上，这种制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贴。1860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繁荣的一年，而且工资也高，因为对工人的需求量特别大，可是这时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口，由于生命力大受摧残以及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13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四先令；但是要供给50个或100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的补贴，这样每人每周四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27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四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50个或100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么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己孩子的四先令工资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业自从施行1850年工厂法195，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来，已应看做是英国的模范工业。英国棉纺织业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10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么连这个追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突破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03页）上面提到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1851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适品……　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85页）。

[144]“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舞台上并没有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55页；爱·吉·韦克菲尔德著）

[145]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特别谈到农业工人。“人们认为萨瑟兰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第74、75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娼妓、小偷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街陋巷的3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

[146]“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　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士报》1861年11月5日）“西区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　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但反作用发生了。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户籍总署署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

[147]例如，我们看到，1863年初，在斯塔福德郡拥有大规模陶器厂的26家公司，其中包括乔·韦奇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请求“国家进行强制干涉”。他们说，同“别的资本家的竞争”使他们不能“自愿地”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对上述弊病深恶痛绝，但依靠工厂主之间的某种协议是不可能制止这种弊病的……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确信，制定一种强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322页）
注（114）的补充：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大约到11月底（1871年）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产缩减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148]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1813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

[149]“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普通法》第60章第3节。这些法令是1836—1858年颁布的。）“在所有棉纺织厂、毛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或铁工厂和其他金属加工厂实行的每天10小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后皆不得鼓励或强迫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0小时以上；其次，本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第1、2节。1851年3月18日法令）“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11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5点以前和晚上7点半以后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139章第23节。1857年7月1日）

[150]［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5页。这位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关于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很长的时期，达464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已经成为多余和累赘了。”（同上，第206页）

[151]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1496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等于农业工人收入的。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23］、25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1707年伦敦第1版及1745年伦敦第2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152]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版第10页151。

[153]《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第13页。为了辉格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麦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17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六岁的儿童就被看做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1卷第417页）。麦考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17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四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麦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过。诚然，随着那种和手工业有区别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剥削儿童的踪迹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像双头婴儿一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富于预感的“商业之友”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当做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并让他们去模仿。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麦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154]指约·肯宁安。——编者注

[155]非难工人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的匿名作者。①他早在《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方的，还有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最出色的当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普赖斯博士，特别是波斯尔思韦特（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乔赛亚·塔克尔就是如此。

[156]波斯尔思韦特《工商业大辞典》，《第一篇绪论》第ⅩⅣ页。

[157]［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他自己在第96页上就说明，还在1770年，英国农业工人的“幸福”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劳动力总是紧张到极点；他们的生活坏得不能再坏，他们的劳动重得不能再重。”

[158]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

[159]［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第15、41、96、97、55、56、57页。

[160]同上，第69页。早在1734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只是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

[161]同上，第242、243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让他们在那里吃得饱，穿得又暖又好，而只做极少的工作。”

[162]同上，［第260页］。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第78页）

[163]见本卷第321页。——编者注

[164]“他们特别反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因为规定这种工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唯一福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80页）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14、15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委托调查过工人的状况。

[165]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沃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三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

[166]见本卷第315页。——编者注

[167]“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如果每天必须劳作12小时，那确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把吃饭和往返工厂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就在一天24小时中占去14小时……　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看，谁也不会否认，从13岁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　为了公共道德，为了培育出健壮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营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1年12月31日》）

[168]见本卷第313—314页。——编者注

[169]见《1860年春季开庭期安特里姆郡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奥特韦先生的判决》。

[170]很能说明路易-菲力浦这个资产者国王的制度的缺点的是，他在位时颁布的唯一的工厂法（1841年3月22日）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这个法令也只是涉及儿童劳动。它规定8—12岁的儿童劳动8小时，12—16岁的儿童劳动12小时，等等，并且还附有许多例外，以致竟准许8岁的儿童做夜工。在一个连每只老鼠都要受警察监视的国家里，对这项法令的监督和推行却寄托在“商业之友”的善良愿望上。只是从1853年起，才仅仅在北部省设置了一个领薪水的政府视察员。同样能很好说明法国社会一般发展的特点的是，路易-菲力浦的法令在1848年革命前竟是拥有各种各样法律的法国立法工厂中独一无二的工厂法！

[171]《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0页。

[172]“Legislation is equally necessar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ath，in any form in which it can be prematurely inflicted，and certainly this must be viewed as a most cruel mode of inflicting it.”225

[173]见本卷第331—338页。——编者注

[174]《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

[175]《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8页。

[176]见本卷第321—322页。——编者注

[177]伦纳德·霍纳还正式使用了“可耻行为”一语（《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7页）。

[178]《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5页。

[179]法令允许使用儿童劳动10小时，只要他们不是天天做工，而是隔一天做一天工。总的说来，后面这项附带条款始终没有发生过效力。

[180]“由于他们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会引起雇用人数〈儿童数〉的增加，有人就认为，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可由8—9岁的儿童的追加供给来满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

[181]《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6页。

[182]“我发现，每周领取10先令的人因为工资普遍减少10%而少得1先令，又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少得1先令6便士，总共少得2先令6便士，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坚决拥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同上）

[183]“当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为什么要签名呢？——因为拒绝签名就会被解雇。——请愿者觉得自己确实‘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同上，第102页）

[184]《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7页。在霍纳先生的管区，曾询问了181个工厂的10270个成年男工。他们的证词都载于截至1848年10月为止的半年工厂视察员报告的附录中。这种询问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185]同上。见《附录》中列举的伦纳德·霍纳本人收集的第69、70、71、72、92、93号证词，以及助理视察员亚·收集的第51、52、58、59、60、62、70号证词。有一个工厂主自己讲出了全部真相。见该报告第265号以后的第14号。

[186]见本卷第321—322、325、327页。——编者注

[187]《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134页。

[188]《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47页。

[189]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

[190]《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0页。

[191]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

[192]《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42页。

[193]《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31日》第5、6页。

[194]资本无论在其发达的形式上或不发达的形式上，性质都是一样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久，由于奴隶主的影响被强加在新墨西哥领土上的法典中写道只要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就“成为他的〈资本家的〉货币”。在罗马的贵族中也流行过这种看法。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通过生活资料转化为债务人的血和肉。因此，这种“血和肉”是“他们的货币”。由此就产生了夏洛克式的十表法236！兰盖关于贵族债权人时常在台伯河彼岸用煮熟了的债务人的肉来大办筵席的臆说237，和道默关于基督教圣餐的臆说238一样，始终无法确定。

[195]见本卷第325页。——编者注

[196]《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页。

[197]例如，慈善家阿什沃思在写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贵格会会士式的令人作呕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页）

[198]《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8页。

[199]同上，第140页。

[200]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贝特称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是由各郡绅士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实上，他们形成统治阶级的世袭法庭239。

[201]《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22页。参看该报告第4、5页上类似的例子。

[202]根据威廉四世元年和二年法令，即叫做约翰·霍布豪斯爵士工厂法的第39章第10节，在与工厂法有关的问题上，任何一个棉纺织厂厂主及其父子兄弟一律不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职务。

[203]《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2页］。

[204]《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页。

[205]《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

[206]《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页。

[207]《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5页。

[208]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6页，以及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和桑德斯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中对“换班制度”的详细剖析。还可参看阿什顿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于1849年春为反对“换班制度”而向女王①呈交的请愿书。
①指维多利亚。——编者注

[209]例如可参看罗·海·格雷格《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版。

[210]弗·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13页241）。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所“高等”法院又发现，由于语义含糊，取缔海盗船只武装的法律竟成了正好相反的东西。

[21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

[212]在冬季，这段时间可以改为早晨7点至晚上7点。

[213]“现行法律〈1850年〉是一种妥协，其结果是工人放弃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利益，而得到的好处是，凡在劳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人都能以统一的时间上工和下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4月30日》第14页）

[214]《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

[215]同上。

[216]《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31日》第20页。

[217]《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6页。

[218]同上，第27页。一般说来，工厂法影响所及的工人居民的体格都大大增强了。医生的所有证词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我根据自己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亲身观察，也确信这一点。尽管如此，并且即使撇开初生婴儿的惊人的死亡率不说，格林豪医生的正式报告还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状况的农业区”相比，工厂区的健康状况是不良的。我引用他1861年报告中的下列统计表作为证明：

[219]大家知道，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曾多么不愿意放弃丝织业的保护关税。现在限制法国进口的保护关税是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英国的工厂儿童也不加保护了。

[220]《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30日》第30页。

[221]在1859年和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鼎盛时期，有些工厂主企图以额外时间付高工资为诱饵，促使成年男纺工等延长工作日。使用手摇骡机和自动纺机的纺工向雇主提出意见书，这才罢休。意见书中写道：“坦白地说，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只要我们每周被关在工厂中的时间仍比别的工人几乎多两天〈20小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国家的奴隶，并且我们责备自己竟容忍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　所以，我们郑重通知，从新年起，我们每周劳动将决不多于60小时，从6点至6点，其中还包括法定的小时的休息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

[222]关于利用这个法律的词句来破坏法律的手法，参看议会报告《工厂法》（1859年8月9日），以及该报告所载伦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223]“在最近半年〈1857年〉里，我的管区的8岁和8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都被迫从早上6点累死累活地干到晚上9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39页）

[224]“印染工厂法关于教育以及劳动保护的规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2页）

[225]例如，埃·波特尔1863年3月24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提醒他不要忘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工厂主叛乱。①
①见本卷第662—665页。——编者注

[226]同图克一起编写并出版《价格史》的威·纽马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怯懦地向舆论让步也是科学上的进步么？

[227]1860年颁布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从1861年8月1日起，工作日暂时缩短为12小时，从1862年8月1日起，最后缩短为10小时，也就是说，平日为小时，星期六为小时。但是不祥的1862年一到来，旧把戏又重演了。工厂主先生们向议会请愿，要求把准许少年和妇女劳动12小时的规定仅仅再延长一年……“在现今的营业状况下〈棉荒时期〉，如果允许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赚得尽可能多的工资，那对他们将是十分有利的……”一项根据这种精神拟定的法案也已经提交下院。“由于苏格兰漂白厂工人的鼓动，这项法案被撤销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4、15页）盗用工人名义说话的资本遭到工人回击后，又借助法学家的眼镜发现，1860年的法令和议会的一切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一样，措辞含糊，从中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该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轧光工”和“整理工”。英国的审判权始终是资本的忠实奴仆，它通过“高等民事法院”批准了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这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并且深为遗憾的是，立法的明确意图，竟由于字义不明而化为泡影。”（《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8页）

[228]“露天漂白业者”撒谎说，他们没有使用妇女做夜工，以此逃避了1860年漂白工厂法。但谎言被工厂视察员揭穿了，同时，工人的请愿书使议会打消了“露天漂白厂”坐落在芳香、凉爽的草地上的印象。在这些露天漂白厂里，干燥室的温度高达华氏90°—100°，其中做工的主要是少女。“冷却”这个词已经成了她们从干燥室偶尔跑到户外喘口气的专门用语。“在干燥室里有15个少女，烘烤麻布的温度是80°—90°，烘烤细麻布的温度是100°和100°以上。一间约有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间放着密闭火炉，12个少女在那里〈把细麻布等〉熨平和叠齐。少女们围着发出炽热的火炉，细麻布很快就被烘干，然后由她们熨平。这些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在忙的时候，他们要接连许多天干到晚上9点或12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6页）一个医生说：“没有规定专门的时间让人们凉快一下，不过当温度高得实在受不了，或者女工的手被汗水弄脏了，便允许她们出去几分钟……　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状况比纺纱女工坏得多〈而资本在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竟用鲁本斯的风格把她们描画成非常健康！〉。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里和风湿症。我认为，造成所有这些病症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工作室温度太高以及她们缺少足够的舒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回家时抵御寒冷潮湿空气的袭击。”（同上，第56、57页）关于后来才从快活的“露天漂白业者”那里争得来的1863年法令，工厂视察员指出：“这个法令看起来是保护工人的，但它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工人的目的……按照法令的条文，只有当儿童和妇女在晚上8点以后被发现做工时才受到保护，即使在这种场合，因法令所规定的证明方法有种种保留条件，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受到处罚。”（同上，第52页）“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的目的的法令来说，该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要看情况而定），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并且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如何，不管漂白厂邻近地区的家庭有怎样的社会习惯，这能说是人道的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

[229]见本卷第289页。——编者注

[230]第二版注：自从1866年我写这些话以来，倒退的现象又发生了。

[231]见本卷第565—566页。——编者注

[232]见本卷第216—218、265—270、305—307页。——编者注

[233]见本卷第195—197页。——编者注

[234]“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果。”（《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3页）

[235]“受限制的行业都与使用蒸汽力或水力生产纺织品有关。一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就是：使用蒸汽力或水力，并且加工某种特定的纤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236]关于这种所谓家庭工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237]“最近这次会期〈1864年〉通过的法令……涉及习惯异常不同的各种行业。使用机械力开动机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做工厂的必要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238]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不论消费时间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被消费。那里所雇用的每1000人中，有733个男人，83个妇女，135个16岁以下的男孩，49个16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等处，每1000人中，有668个男人，149个妇女，98个16岁以下的男孩，85个16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的或未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2先令8便士妇女为1先令8便士少年为1先令便士。不过，与1850年相比，1863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

[239]本世纪头10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主张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

[240]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39、40、67、77等页。

[241]“1855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即一段时间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工人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们为此使用两班工人，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12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这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的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工人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242]“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工厂建筑物内，同一个工厂主既是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漂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0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不同规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么要保证执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同上，第21页］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可办了。

[243]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他还没有精疲力竭。”（《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

[244]“我们，敦刻尔克的工人，特此声明：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太长，没有给工人休息和发展的时间，倒是把工人贬低到比在奴隶制下好不了多少的受奴役地位。因此我们通过决议：一个工作日有八小时就够了，而且法律上应该加以承认；我们呼吁报刊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来支持我们……凡拒绝给予这种支持的人，将被看做是劳动改良和工人权利的敌人。”（纽约州敦刻尔克工人的决议，1866年）

[245]《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2页。

[246]“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1848—1850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做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5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34页）“允许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

[24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5页245。

[248]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并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7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8页）

[249]“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工人自己的时间和雇主的时间之间的界限终于清楚了。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自己的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52页）“它〈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从而赋予他们一种道义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也许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第47页）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48页）。

[250]在经马克思审定的法文版中，这个规律的后一部分表述如下：“或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时使用的劳动力总数。”——编者注

[251]这个基本规律看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阿基米德相反，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这一点上，发现了一个不是使世界运动而是使世界静止的支点。250

[252]见本卷第232—244页。——编者注

[253]详见第四册251。

[254]“社会的劳动，即用在经济上的时间，表现为一个定量，比如说，100万人每人每天10小时，或1000万小时……　资本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这个限度就是用在经济上的时间的实际数量。”（《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47、49页）

[255]“租地农场主不能指靠自己的劳动，如果他这样做，我认为他会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该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否则粮食打不干净，工钱很快就浪费了；他还必须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的篱笆；他必须查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么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2页）这本书非常有趣，从中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他明确地称之为“商人租地农场主”的起源，可以听到这种租地农场主在那些主要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小租地农民”面前是怎样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阶级最初是部分地、最后是完全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理查·琼斯牧师《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讲第39页）

[256]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第三版补注：这个注解对于不大懂化学的人来说是不十分明了的。所以我们对它作如下的解释：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最初由沙·热拉尔在1843年命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例如：烷烃系列是CnH2n+2；正醇系列是CnH2n+2O；正脂肪酸系列是CnH2nO2以及其他等等。在上面的例子中，CH2在分子式中单纯的量的增加，每次都形成一个不同质的物体。关于洛朗和热拉尔在确定这个重要事实上的贡献（马克思对他们的贡献估计过高），可参看柯普《化学的发展》1873年慕尼黑版第709、716页和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第54页。——弗·恩·〕

[257]马丁·路德把这种机构称为“垄断公司”256。

[258]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259]见本卷第207—208页。——编者注

[260]见本卷第226—228页。——编者注

[261]见本卷第302—304页。——编者注

[262]《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9页。

[263]同上，第60页。工厂视察员斯图亚特本人是一个苏格兰人，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他把这封信附在他的报告中，并明确地指出，这“是某一位采用换班制度的工厂主所写的最有用的一封信，它特别可以用来消除对这种制度的偏见和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