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殖民理论

[1]见本卷第682页。——编者注

[2]“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行为〈购买商品〉才能获得这种产品。因此，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　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了一种通过别人劳动而再生产出来的力量……　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1、82页）

[3]“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在实际上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42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1823年巴黎版第33、34页）

[4]“当资本用于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卡泽诺夫对他编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22页）

[5]“工人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地方，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一。”（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6页）

[6]“manufacturer〈即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保留下来。”（亚·斯密《国富论》第2篇第3章第355页）

[7]“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42页）可是詹·穆勒并没有说明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

[8]“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第19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31页）

[9]见本卷第277—287、304—308页。——编者注

[10]要是罗西真正识破“生产消费”的秘密，他就不会在这一点上如此夸夸其谈了。

[11]“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180—200磅的矿石从450英尺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只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把他们当做牛马，强迫他们吃豆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94页注）

[12]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38页及以下几页。

[13]“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

[14]“唯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他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　工人……对于雇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30页）

[15]“人们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　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操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完成。”（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12、13页）

[16]“这封信可以看做工厂主宣言。”（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会议上就棉荒提出的议案）

[17]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四篇第389页第188注①）：“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30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6个月就可以学会。”
①见本卷第488页。——编者注

[18]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

[19]议会没有为移民批准一个铜板的经费，只是颁布法令，责成市政当局把工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相反，三年后，当牛瘟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打破议会惯例，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显然由于肉价上涨而未曾遭受损失。土地所有者在1866年议会开会时的野兽般的吼叫表明，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转化为牛。

[20]见本卷第663页。——编者注

[21]“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雇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1卷第91页）

[22]达勒姆郡存在着这种隶属地位的农村粗野形式。有几个郡，当地的条件不能保证租地农场主对农业短工的无可争辩的所有权，达勒姆郡就是其中的一个。采矿业使农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这些小屋叫做“农业工人房舍”。工人要租这些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做“bondage”［“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缚工人的契约，例如工人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工人本人叫bondsman，即依附农。这种关系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明，工人的个人消费就是为资本的消费或生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依附农的粪便都成了他的利欲熏心的主子的一项额外收入……　租地农场主除了自己的厕所以外，不许邻近有别的厕所，而且不容许对这方面的领主权有任何侵犯。”（《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88页）

[23]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存在。①
①见本卷第309—310、452、455—463页。——编者注

[24]“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新莱茵报》1849年4月7日第266号）用这个标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1847年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406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文章的登载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

[25]见本卷第182—205、216—227页。——编者注

[26]“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做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卡泽诺夫编，第11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20页）

[27]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变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做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28]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①转变为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活动的物质条件。
①见本卷第682页。——编者注

[29]“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1卷第109页）

[30]“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创造了资本。”（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110页）

[31]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32]资本家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8页，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

[33]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34]见本卷第653—667页。——编者注

[35]“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2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16页）

[36]“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查·温·迪尔克］《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第4页］）

[37]“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1851年7月19日《经济学家》杂志）

[38]“现今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做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法的狭隘和无效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

[39]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过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以积累商品的方式来进行货币贮藏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

[40]“资本积累……交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第104页）

[4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63页注。

[42]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410，但从未发现他前辈这种错误的分析，这种错误分析即使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从纯粹专业的观点来看，也亟须加以纠正。他到处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记下他的老师们的混乱思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变为工资”。

[43]亚·斯密在叙述再生产过程从而积累时，与他的前辈特别是重农学派相比，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决定性的退步。同本文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觉有关的，是同样由他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仅仅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个基础出发，至少有施托尔希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注）。宣称商品价格不可能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这是多么妙的经济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册第三篇和第三册第七篇更详细地谈到。

[44]见本卷第653—661页。——编者注

[45]读者会注意到，收入［Revenue］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我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

[46]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翻新但仍属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出色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金钱而崇拜他们……　凡是榨取、抢劫和盗窃别人食物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这要看他的力量的大小）。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么，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　小偷带上镣铐，大盗却腰缠万贯，身着丝绸……　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也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悲伤和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　披上长外套，戴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并加以赞颂……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像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　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47]“亚当”在这里也有欲望、情欲的意思。——编者注

[48]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第181页及以下几页。

[49]亚·斯密《国富论》第2卷第3章。

[50]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417“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　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4页）

[51]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25、326页。

[52]《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67页。

[53]《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59页。

[54]见本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55]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09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欲这两个词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　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编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130页）相反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方面抄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另一方面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
第二版补注：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作过下述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做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就是否定420。

[56]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42、343页。

[57]“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例如播种自己的小麦并让它在地里种上一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掉。”（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第133页421）

[58]“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的工具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使用，而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就是节制。”（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第36页）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有效手法，把受工业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与那些向借贷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

[59]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第20页。

[60]“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　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一个积累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6、20、21页）

[61]同上，第36页及以下几页。〔第四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49〕

[62]指唐·吉诃德。——编者注

[63]见本卷第352—354页。——编者注

[64]“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么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4页）

[65]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

[66]指约·肯宁安。——编者注

[67]《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3、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占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谢讷）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423

[68]《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46页。

[69]北安普敦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

[70]《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70、71页。第三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迈进了一大步。议员斯特普尔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工人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年9月9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71]本杰明·汤普森《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第1卷第294页。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拉姆福德的乞丐汤，并且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同上，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页）。在19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提示”。例如：“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掺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医学博士查理·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68、69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1815年）英格兰工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1797年）差多了。

[72]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掺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甚至药物的掺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34个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掺有罂粟头、面粉、树胶、黏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73]乔·路·纽纳姆（律师）《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20页注。

[74]同上，第19、20页。

[75]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第77、69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战争403中的损失，而且还大发横财。“在18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一倍、两倍、三倍，个别的甚至增加了五倍。”（同上，第100、101页）

[76]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77]见本卷第594—598页。——编者注

[7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0页424。

[79]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100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已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100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做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先生说，应用较好的方法，100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做（也必须看做）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　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的，对李嘉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做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人们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耗费的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么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萨伊解释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扬扬得意地对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赫特福德讲授这种学说，就像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

[80]见本卷第443—445页。——编者注

[81]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②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
②见本卷第264页。——编者注

[82]见本卷第682—685页。——编者注

[83]见本卷第698—699页。——编者注

[84]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册第2章。

[85]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沾沾自喜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425，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材中的一个天才。

[86]“政治经济学家们过于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做具有划一力量的和以某种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因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或者换句话说，任何生产的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

[87]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88]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①。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册第二篇426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①见本卷第232—244页。——编者注

[89]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120页。

[90]同上，第122、123页。

[91]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427，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92]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31页）“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是罗雪尔的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人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他像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看做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他的健康状况，那么，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上流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吕讷堡的灌木林吧。

[93]见本卷第691—701页。——编者注

[94]见本卷第680—699页。——编者注

[95]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页。

[96]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第212、213、328页附注）——“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97]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做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做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428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

[98]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2页和序言第ⅩⅩ页。

[99]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己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9的牧师，但他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资格的条件之一。“已婚者不得成为本委员会会员。谁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172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要生养众多”429是他们特有的圣经上规定的使命，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鲁克纳，他1767年在莱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整个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430，后来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苏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像配第、巴尔本、曼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18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后来，正是随着“人口原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时钟响了。把人口看做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插手，他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因此，配第劝告新教的牧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2000份牧师俸禄的时候，要是生出24000个牧师，那是不明智的，因为12000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12000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而无法升入天国。除了这样做而外，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容易谋生的方法吗？”（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57页）亚当·斯密对当时新教牧师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在《给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做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这一著作中，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拉恩先生的公开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终的床上以读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这位主教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向我们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做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同上，第8页）“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第17页）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就是通过他的《道德情操论》〉……　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论对于意志沮丧的人来说是唯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唯一的解毒剂……　您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20、21、22页）在亚·斯密的学生中，一个正统派在亚·斯密死后写道：“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　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爱丁堡版，共18卷，第3卷第166、165页）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431

[100]第二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么，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

[101]见本卷第617—622页。——编者注

[102]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5页及以下几页433。

[103]“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卷第2部分第5、6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

[104]见本卷第701—702页。——编者注

[105]见本卷第374—389页。——编者注

[106]见本卷第356—358页。——编者注

[107]〔第四版注：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弗·恩·〕

[108]〔第三版注：在马克思的自用本上，此处有如下的边注：“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么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么，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弗·恩·〕

[109]见本卷第718—719页。——编者注

[110]在第三版和经恩格斯审定的英文版中是：“集中”。——编者注

[111]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表明：
全体从事农业的人员（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园丁、牧人等等都包括在内）1851年为2011447人，1861年为1924110人，减少87337人。毛织厂——1851年为102714人，1861年为79242人；丝织厂——1851年为111940人，1861年为101678人；印染工人——1851年为12098人，1861年为12556人，虽然生产大为扩大，但人数增加很少，这就意味着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大为减少。制帽工人——1851年为15957人，1861年为13814人；草帽及便帽工人——1851年为20393人，1861年为18176人；麦芽工人——1851年为10566人，1861年为10677人；蜡烛工人——1851年为4949人，1861年为4686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煤气灯的增多。制梳工人——1851年为2038人，1861年为1478人；锯木工人——1851年为30552人，1861年为31647人，由于锯木机的推广，人数增加很少；制钉工人——1851年为26940人，1861年为26130人，人数减少是由于机器的竞争；锡矿和铜矿工人——1851年为31360人，1861年为32041人。相反，棉纺织业——1851年为371777人，1861年为456646人；煤矿——1851年为183389人，1861年为246613人。“一般说来，1851年以来，工人人数的增加在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最为显著。”（《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36页）

[112]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说：“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么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并不符合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　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16、17页）“使国家的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①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会相对地减少”（同上，第480页注）。“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规模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来越频繁。”（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52页）“〈对劳动的〉需求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的……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90、91页）
①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

[113]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卷第146页。

[114]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15、319、320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7页及以下几页435。

[115]哈丽雅特·马蒂诺《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版第101页。

[116]见本卷第460—480页。——编者注

[117]见本卷第453—463页。——编者注

[118]甚至在1863年棉荒时期，我们在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也看到对过度劳动的强烈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12—13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糊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做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①，以其惯有的可靠的资产者本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的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27、28页）这是说，这些人要求提高工资。
①指约·肯宁安。——编者注

[119]1860年1月21日《经济学家》。

[120]见本卷第504—506页。——编者注

[121]1866年下半年，伦敦有8万到9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81页）

[122]当时的伯明翰市长〔现任（1883年）商业大臣。——弗·恩·〕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123]根据1861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781座城市有居民10960998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9105226人……　在1851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580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50万人，而580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1554067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6.5%，而城市人口增加17.3%。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3卷第11、12页）。

[124]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125]“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437）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父看来，这甚至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

[126]见本卷第309—312页。——编者注

[127]“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编者注

[128]在经马克思审定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编者注

[129]见本卷第453—492页。——编者注

[130]“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89）

[131]贾·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1卷第6、8、9、23—25等页。奥特斯在该书第32页上写道：“我不想设计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

[132]《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1786年版，1817年伦敦再版，第15、39、41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①，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詹·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这里，在奴隶制度下，有一种使人〈为了非劳动者〉勤勉劳动的暴力方法……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别人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了非劳动者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438，他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就像这位大腹便便的牧师那样做出结论：雇佣工人应当经常挨饿。相反地，他希望增加雇佣工人的需要，并希望他们需要量的增加能刺激他们去为“比较高雅的人们”劳动。
①见本卷第711—712页。——编者注

[133]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223页。

[134]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9、80、85页。

[135]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1页。

[136]例如见本卷第478—482页。——编者注

[137]《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

[138]在第一至四版中是：“%”。——编者注

[139]《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

[140]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足以说明问题，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为每年也许有1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利润是6000镑，而税务员估算为88000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19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25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第42页）

[141]《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50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2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

[142]《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17页。

[143]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

[144]现在，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不列颠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情况，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145]《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

[146]格莱斯顿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1843年2月14日《泰晤士报》。2月13日《汉萨德》）

[147]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4月17日《晨星报》。

[148]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六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

[149]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汉萨德》上的文字是这样的：“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多半是为生存而挣扎。”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441
（［引自亨·罗伊］《兑换理论》1864年伦敦版第135页）

[150]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67、82页。至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151]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

[152]见本卷第543页。——编者注

[153]亚·斯密有时还把workhouse［贫民习艺所］一词同manufactory［手工工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workhouse）里。”443这一点以特别的方式说明了亚·斯密以来的进步。

[154]《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155]同上，第17页。

[156]同上，第13页。

[157]同上，附录第232页。

[158]《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232、233页。

[159]《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4、15页。

[160]“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一个场所，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

[161]见本卷第774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162]《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页注。

[163]同上，第89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吵架，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56页）

[164]同上，第62页。

[165]《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

[166]《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91页。

[167]同上，第88页。

[168]《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9页。

[169]《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6页。

[170]同上，第149页。

[171]同上，第50页。

[172]布拉德福德一家工人保险公司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1页）

[173]《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4页。

[174]《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0页。

[175]《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

[176]同上，第165页。

[177]《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注。查珀伦勒弗里斯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户籍总署署长370报告说：“在达夫霍尔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掘土工人和雇来修筑铁路的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178]第460页及以下几页①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
①见本卷第568—576页。——编者注

[179]《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0、182页。

[180]见本卷第666页。——编者注

[181]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

[182]《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515、517页。

[183]《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6页。

[184]“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　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官，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　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　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

[185]杜克佩西奥《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第151、154、155、156页。

[186]詹姆斯·埃·索·罗杰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446

[187]《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5、11页。

[188]理查·普赖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编，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第158页。作者在第159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比1514年提高3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4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6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涨了将近14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

[189]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6页。关于18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190]见本卷第640—641页。——编者注

[191]见本卷第694—695页。——编者注

[192]按计算应为16先令，不过帕里著作中就是这样写的。——编者注

[193]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80页。

[194]同上，第213页。

[195]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2页。

[196]《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47页。

[197]1845年3月29日伦敦《经济学家》第290页。

[198]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

[199]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1851年为216851人，到1861年就只有176151人了。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253个减到6370个，所有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771个增加到8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755个增加到3914个，1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

[200]牧羊人总数由12517人增加到25559人。

[201]《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6页。

[202]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3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10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449，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私人朋友，因此决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450。

[203]《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42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一个工人挣得多一些就对他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他的工资（同上）。

[204]同上，第135页。

[205]《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34页。

[206]《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42页第50号。

[207]同上，第77页。《大法官备忘录》。

[208]同上，第2卷证词。

[209]同上，第1卷附录第280页。

[210]《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卷附录第274—275页。

[211]见本卷第754—757页。——编者注

[212]《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38、249、261、262页。

[213]《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62页。

[214]同上，第17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面包量只等于。19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身体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穷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的生活费大约为五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像红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做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　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　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黏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黏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堆蓬松的湿秸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待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　卡马森郡和卡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　年轻人都跑到格拉摩根郡和蒙茅斯郡的东部矿区去了……　卡马森郡是矿工的繁殖场和他们的残疾人收容所……　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迪根郡：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1865年伦敦版第498—502页）

[215]1865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是无济于事的。

[216]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close villages（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open villages（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

[217]这种供人观赏的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庄一样。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供人观赏的村庄了。例如，在哈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占地将近500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原——莱斯特和北安普敦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到一所小屋。而现在每周付给他13先令住宿费，他必须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找住处了。

[218]“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5页）在农村中，啤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同时还必须是这个主人的顾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10先令，除每年付房租4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价格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132页）这些开放村庄实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是不折不扣的旅店，附近地区的一切流氓都在那里出出进进。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真正令人惊奇地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会彻底堕落。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在他们中间自然已是一种时髦。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供人观赏的村庄”乃是“开放村庄”的发源地，并且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中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135页）“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整个东部地区非常流行。

[219]“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他每周给这个人10先令工资，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4镑或5镑房租。这种房子在公开市场上连20镑也不值，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地主会说：‘要么住我的房子，要么滚你的蛋，没有我的证明，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如果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想到铁路上去铺轨或者到采石场去干活，同样的权力又会对他说：‘要么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要么在提出声明后过一个星期就滚蛋，有猪你也弄走，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如果地主〈或租地农场主〉觉得还是采取别的办法更有利，他有时就抬高房租，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罚。”（同上，第132页）

[220]“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弟妹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虽然不能记下实例，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血亲通奸罪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7页）有个曾在伦敦风气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风气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像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附录第77页第155号）

[221]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9—14页。

[222]“牧师和贵族好像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223]“农仆①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像国家要求士兵这样做一样。他的劳动，也像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像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像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自己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霍尔克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
①见本卷第781页。——编者注

[224]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也变坏了。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见前面引用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①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第88页及以下几页452）。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五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早在1846年，皮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道：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

[225]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

[226]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1867年3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①见本卷第709页。——编者注

[227]《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证词第37页第173号。

[228]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

[229]“拉德福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

[230]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

[231]“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大为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79页第174号）

[232]“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2镑至2镑10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17页和第14页）

[233]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太合自己的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234]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17页第14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16页第3号）

[235]“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因为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

[236]前面我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①，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惊奇的，倒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有时是教区官吏，有时是雇主们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　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决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ⅩⅩ页第82号；第ⅩⅩⅢ页第96号）
①见本卷第457—460页。——编者注

[237]爱尔兰的人口：1801年5319867人，1811年6084996人，1821年6869544人，1831年7828347人，1841年8222664人。

[238]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会更加糟糕。例如，1865年有羊3688742只，而1856年是3694294只；1865年有猪1299893头，而1858年是1409883头。

[239]本文中的数字是按《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1860年都柏林版）以及以后各年的统计和《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年都柏林版）的材料汇编的。我们知道，这些统计资料是每年向议会提出的官方统计资料。
第二版补注：官方统计表明，1872年的耕地面积比1871年减少134915英亩。芜菁、甜萝卜等菜类种植面积“增加”了；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是：小麦减少16000英亩，燕麦减少14000英亩，大麦和黑麦减少4000英亩，马铃薯减少66632英亩，亚麻减少34667英亩，草地、三叶草地、野豌豆和油菜籽减少30000英亩。小麦种植面积在最近五年中逐年减少的情况如下1868年为285000英亩，1869年为280000英亩，1870年为259000英亩，1871年为244000英亩，1872年为228000英亩。按整数计算，1872年马增加2600匹，牛增加80000头，羊增加68600只，猪减少236000头。

[240]《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241]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242]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东西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

[243]因为爱尔兰被看做“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的数目成正比，而是同人口的数目成反比。

[244]1851—1874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2325922人。

[245]第二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占有土地的94.6%，1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占有5.4%。

[246]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247]《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3月8日的质询》。

[248]《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9、1页。

[249]同上，第12页。

[250]《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5页。

[251]同上，第27页。

[252]同上，第26页。

[253]同上，第1页。

[254]同上，第32页。

[255]同上，第25页。

[256]《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30页。

[257]同上，第21、13页。

[258]凯尔特语：绿岛；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259]《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6页。

[260]在本书第三册论述土地所有制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减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458。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凯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　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出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被消灭了。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向牧场转化、租地农场的积聚和小农的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这种论调。只有像拉韦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

[261]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转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在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463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262]“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　至少有16万个土地所有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Freehold［自由地］〈Freehold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占总人口的以上。这些小土地占有者的平均收入估计为60—70镑。根据计算，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麦考莱《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第333—334页）——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还有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同上，第413页）——我所以引用麦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是要尽量“砍掉”这类事实的。

[263]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那里〈在西里西亚〉的农民是农奴。”但是，这些农奴占有公有地。“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诺伊马克，几乎所有村庄都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2卷第125、126页）

[264]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

[265]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吃人”（《乌托邦》，鲁宾逊译，阿伯编，1869年伦敦版第41页）。

[266]培根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和优秀的步兵之间的联系。“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证强壮的男子不致贫困，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小屋贫农（cottagers）、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富裕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却是他们的单纯的劳动者或雇农，却是小屋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决不会有一支坚忍卓绝的步兵……　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居民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和贫穷的农民组成……因此，它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1719年肯尼特《英国》1870年伦敦版第308页）

[267]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4页。——“〈旧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工人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治·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第184页）

[268]“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旧法律明文规定的。”（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第2卷第804、805页）

[269]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471节。

[270]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教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干土地所有者和富裕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拟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可用来获得租地或船舶而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教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主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担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做能使陷于贫困的人不要求救济。”（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尔顿的弗莱彻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况》第1卷第1章第60、61页上说：“农民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　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国，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

[271]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①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
①见本卷第775、781页。——编者注

[272]《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威奇版第4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敦版第139页）的作者［约·阿巴思诺特］也说：“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实行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仆从好多少。”

[273]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1695年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国王的宠爱和夫人的影响的公开证明……　奥克尼夫人的可爱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原稿第4224号，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利法克斯、牛津、秘书弗农等人给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威廉国王、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

[274]“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一部分通过出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骗。”（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29、130页）——〔关于现代英国大土地占有者如何占有土地的详细材料，见［霍·伊文思］《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1879年伦敦版。——弗·恩·〕

[275]参看埃·伯克的关于贝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471。“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

[276]“租地农场主禁止小屋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小屋贫农处于贫穷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情况是：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全部权利。”（《圈围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伦敦版第75页）

[277]伊登《贫民的状况》序言［第ⅩⅦ、ⅩⅨ页］。

[278]“Capital farms.”（《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敦版第19、20页）

[279]“Merchant-farms.”（《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11页注）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撒尼尔·福斯特。

[280]托马斯·莱特《论小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95年版第2—3页。

[281]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第37—43页。

[282]理·普赖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编，1803年伦敦版第2卷第155、156页。请读一读福斯特、阿丁顿、肯特、普赖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们同麦克库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中穷极无聊的献媚的饶舌比较一下吧。

[283]理·普赖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2卷第147、148页。

[284]同上，第159、160页。这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贫民的土地也购买下来，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部分是用暴力夺得，于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隶不服兵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和有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境到处都是奴隶。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穷、赋税和兵役的折磨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时，他们还要遭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隶而不用自由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1卷第7页）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473颁布以前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速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意志农民转化为依附农和农奴的一个主要手段。

[285]［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124、125、128、129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ⅩⅣ页）。

[286]见本卷第774—819页。——编者注

[287]即氏族。——编者注

[288]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32页。

[289]斯图亚特说：“这些土地的地租〈他错误地把这个经济范畴用于塔克斯缅476向克兰首领缴纳的贡税〉与其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把租地农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养活的人数，是最富饶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10倍。”（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章第104页）

[290]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

[291]1860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山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同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

[292]亚·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在1814年写道：“在苏格兰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日益被暴力破坏……　地主不顾世袭租佃者〈这一范畴在这里也用错了〉而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　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的〈国富论〉》1814年爱丁堡版第4卷第144页）“苏格兰的显贵像拔除野草那样剥夺农民的家庭，像印第安人对野兽巢穴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　一个人只能换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贱……　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有人曾经在会议上建议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转化为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主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建议。”（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

[293]当现在的萨瑟兰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8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智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同情奴隶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瑟兰的奴隶的状况478。（凯里在1853年费城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202、203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部分。）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该报和萨瑟兰家族的献媚者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

[294]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新辑》中看到。——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著中把“萨瑟兰郡采取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清扫’”（《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82页］）。

[295]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

[296]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第12—28页。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1847年盖尔人遭到的饥荒说成是由于他们人口过剩。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清扫领地”或者像德国所说的“Bauernlegen”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1790年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农民起义479。它在德国东部尤为流行。在普鲁士的大部分省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证了农民的所有权。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建农舍、仓库等等，供给农户牲畜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国库需要纳税人。但农民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下和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下，究竟过着怎样愉快的生活，这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米拉波的叙述中看出：“亚麻是德国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徭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缴纳间接税……而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不知不觉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缴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补助的来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作。但是，即使有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还是可怜极了！夏天，他们像犯人一样从事耕作和收获的劳动，9点睡觉，2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干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缴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1点才睡觉，而早晨5点或6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9点睡觉，2点起床；除了星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要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3卷第212页及以下几页）。第二版补注：1866年3月，在罗伯特·萨默斯的上述著作发表了18年以后，莱昂内·莱维教授在技艺协会281作了一个关于牧羊场转化为鹿林的报告，他叙述了苏格兰高地荒芜状态的加剧。他说：“减少人口，把土地转化为纯粹牧羊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收入的最方便的手段……　鹿林代替牧羊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野兽赶走了羊群，就像从前为了给羊群腾出地盘而把人赶走一样……　从福弗尔郡的达尔豪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特都是森林。其中〈在这些森林中〉很多已住有狐狸、野猫、黄鼠狼、白鼬、伶鼬和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计中被当做特别富饶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人在每年一个短时期内用于狩猎消遣。”
1866年6月2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一家苏格兰报纸在上周载有这样的消息：‘萨瑟兰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出价年租1200镑，然而现在已转化为鹿林！’就像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掉了36个村庄一样……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出现了……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蒂尔特的野草是珀斯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德诺赫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莱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珀斯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强制性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这种人为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

[297]S是英文“slave”（“奴隶”）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

[298]V是英文“vagabond”（“游惰者”）和“vagrant”（“流浪者”）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

[299]《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版）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鼓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都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第5页）

[300]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第41、42页］中说：“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做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72000名大小盗贼被处死”（霍林舍德《英国概述》第1卷第186页）。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斯特赖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第2卷）。这位斯特赖普还说，在萨默塞特郡，仅仅一年中就有40人被处死，35人被打上烙印，37人遭鞭打和183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是他说：“由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者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他又说：“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萨默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糟。”

[301]R是英文“rogue”（“流浪汉”）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

[302]亚·斯密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481兰盖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428

[303]见本卷第305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304]［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版第206页。他挖苦地补充说：“我们总是准备为雇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

[305]见本卷第828—829页。——编者注

[306]从詹姆斯一世一年颁布的第6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份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工人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被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独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么，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从事货币和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1章第125条）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各君主的命令不断地强烈责骂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不满法定工资的恶劣而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被禁止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但是，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100年后还要好；1652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肉，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战后的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赖塔格）

[307]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织。”第四条说：“同一职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而彼此协商或协议，那么这种协商和协议……应视为违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而，和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国事罪。（《巴黎革命》1791年巴黎版第3卷第523页）

[308]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议会史》第10卷第193—195页。

[309]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

[310]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4镑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镑、50镑、100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6—7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

[311]见本卷第640—641页。——编者注

[312]关于16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以参看《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著（1581年伦敦版）。由于这一著作采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写的，直到1751年还用他的名字出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
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们，你们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会把你们出卖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高价格出卖，以抵偿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有按旧租金租赁由自己耕种的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固定地租或薪金过活，或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

[313]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这个账单是贝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28日的地租，交给勃艮第公爵和伯爵在第戎的管账先生的。”（亚历克西斯·蒙泰伊《关于各类历史手稿的研究》第234、235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捞取营业中的最大好处；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农场，那是在对农村居民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4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fermes或terriers。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远远超过10万个。它们以货币或实物支付产品的—作为地租。terriers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fiefs，arrière-fiefs）等等，而土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阿尔潘。所有这些terriers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某种程度的裁判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压迫，是可以理解的。蒙泰伊说，当时法国有16万个法庭，而现在连治安法庭在内有4000个就足够了。

[314]见本卷第823—833页。——编者注

[315]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

[316]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487。

[317]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1760年日内瓦版第70页］）

[318]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0—109页。米拉波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经济而且生产力高，并把后者只是看做由政府人为地培养出来的温室植物。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工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319]“一个工人家庭在它从事的各种劳动的间歇，通过自己的辛劳不知不觉地把20磅羊毛转化为全家一年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它把羊毛拿到市场，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么就可以看到频繁的商业活动，所用的名义资本会是羊毛的价值的20倍……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虚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受人剥削。”（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20页）

[320]见本卷第425—426页。——编者注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把犁和织机、锤和耙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隶贸易》第125页）。在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曾在土耳其为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凯里（附带说一下，他是俄国的大奴仆）竟想利用保护关税制度①来阻止这个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
①见本卷第649、867页。——编者注

[321]克伦威尔时期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间，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从他们在都铎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

[322]塔克特知道，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村工业或家庭工业的毁灭中产生出来了。（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2—143页）“犁和轭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轭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和济贫院、信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商业国民。”（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2页）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责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转化为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488。他认为，土耳其就

[323]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戈尔德温·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像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一样489，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

[324]这里所用的“工业”是和“农业”相对而言。就“范畴”的含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

[325]《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98、99页。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

[326]甚至在1794年，利兹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任何商人成为工厂主。（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

[327]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9页。关于对奴隶的待遇，沙尔·孔德在其《立法论》（1837年布鲁塞尔第3版）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工人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

[328]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2卷第CⅩC、CⅩCⅠ页］。

[329]1866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

[330]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

[331]“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第4卷第33页）

[332]见本卷第649页。——编者注

[333]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6卷第101页。

[334]见本卷第836页。——编者注

[335]伊登《贫民的状况》第2卷第1章第420—422页。

[336]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第5、6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见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219页，以及吉斯伯恩《论大不列颠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人们的义务》1795年版第2卷。——由于蒸汽机使工厂从农村有瀑布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喜欢禁欲”的谋利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工，而不必强行从贫民习艺所索取奴隶了。——当罗·皮尔爵士（“诡辩大臣”的父亲）于1815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金条委员会498的杰出人物，李嘉图的密友）在下院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1813年〉王座法院499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这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作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知道另一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兰开夏郡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337]1790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10∶1，在法属西印度是14∶1，在荷属西印度是23∶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74页）

[338]“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乔·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埃德蒙·伯克在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言辞”时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像在美洲动乱①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32页）。无怪乎他这位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的人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塔克尔牧师——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埃德蒙·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评述。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
①指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编者注

[339]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

[340]《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341]“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434页）

[342]“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372）

[343]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废除了奴隶制而完全改变了关系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344]韦克菲尔德关于殖民地本质的少许卓见，全都由老米拉波、重农主义者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提出过了。

[345]后来，这种制度在国际竞争斗争中成了一种暂时的必要。但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后果都是一样的。

[346]“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号）

[347]澳大利亚的旧称。——编者注

[348]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33页。

[349]见本卷第820—822页。——编者注

[350]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7页。

[351]同上，第18页。

[352]同上，第42、43、44页。

[353]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354]见本卷第820—842页。——编者注

[355]“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转化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同上，第125页）

[356]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7页。

[357]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1—22页。

[358]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16页。

[359]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31页。

[360]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361]散见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第2卷第235—237、314页。甚至温和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庸俗经济学家莫利纳里也说：“在奴隶制已经消灭，但没有相应数量的自由劳动来代替强制劳动的殖民地，我们看到了和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相反的现象。我们看到，普通的工人剥削工业企业主，他们要求企业主给的工资大大超过产品中应归他们所有的合法部分。因为种植园主出售砂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工资的提高，所以对这一超额部分，最初不得不用他的利润来弥补，后来不得不用他的资本本身来弥补。许多种植园主就是这样破产的，另一些种植园主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而关闭了自己的企业……　毫无疑问，与其看着整代的人毁灭，还不如看着资本积累毁灭〈莫利纳里先生多么慷慨！〉；但如果二者都不毁灭，岂不更好吗？”（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第51、52页）莫利纳里先生啊，莫利纳里先生！如果在欧洲“企业主”可以减少工人的合法部分，而在西印度工人可以减少企业主的合法部分，那么，十诫，摩西和先知们416，以及供求规律又都成了什么呢！请问你所承认的欧洲资本家每天没有支付的这个“合法部分”，又是什么呢？在对面，在殖民地那里工人竟“头脑简单”到“剥削”起资本家来了，因此，莫利纳里先生很想在那里用警察手段来把在其他场合会自动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纳入正轨。

[362]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2页。

[363]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1—192页。

[364]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47、246页。

[365]“你们还说，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找到工作，为自己弄到收入，是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占有……恰恰相反，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　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　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散见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267—271页）

[366]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2页。

[367]同上，第45页。

[368]澳大利亚一成为它自己的立法者，当然就要制定有利于移民的法律，但英国过去滥送土地的做法，成了一种障碍。“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移民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公共土地大臣加·达菲《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年伦敦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