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神”吗？
当朝皇帝名叫赵顼，是宋英宗赵曙的长子，治平四年（1067年）继帝位，年仅19岁；元丰八年（1085年）驾崩，时年38岁。庙号神宗，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史称宋神宗。
谥号与庙号，都有劝善戒恶的功能。
庙号起源于商朝，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位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如刘邦、赵匡胤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李世民、赵匡义是有治国才能的第二任君主，庙号为太宗。
谥号确立于周朝，是后人对君主和三品以上大臣给予的盖棺论定的评价。美谥，是颂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有经纬天地之才、勤学好问之德，“武”表示有威有德，“平”表示治国有方。恶谥，是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高骛远，“厉”表示杀戮无辜，“幽”表示受到蒙蔽，“灵”表示不走正路。中谥，是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遭遇大难，“怀”表示软弱短寿。
赵顼的庙号被定为“神”，是令人玩味的。大家来看，“神”字由表示祭台的“示”和表示雷电的“申”构成，本义是天神，泛指人的精神和虚无缥缈的神灵，后来引申为不同寻常、不可思议。但庙号里的“神”，却是指“民无能名”，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赵顼驾崩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全面执掌了朝政，废除了所有新法，否定了前朝的变革。尽管变法派大臣说他有功，但保守派却认定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保守派的总后台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骂他，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道如何评价”，上庙号“神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有一个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十分荒唐，他的庙号也是神宗。
说实话，宋神宗和明神宗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宋神宗的品质几乎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尊重宰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好学，常常因此废寝忘食。
他登基后，下决心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多方寻找“富国强兵”之策。他还披上全副盔甲去见祖母，问：“娘娘，我穿着这副盔甲好吗？”不久，他就把王安石推到变法的前台。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建立了国家财政计划委员会——制置三司条例司，由参知政事王安石、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负责筹划国家财政，制定和颁布新法，下决心向冗费、冗官、冗兵开刀，一场从富国、强兵到取士的全面变法拉开大幕：
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推行。朝廷拨出500万贯[1]钱和300万石[2]米，作为采购经费，变地方供奉为中央采购。初衷在于限制地方官员腐败。
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推行。又叫常平新法，就是把常平仓、广惠仓的政府储备粮1500万石拿出来作本钱，在农户稻麦刚生出青苗，尚未变黄，存粮往往已经吃完，“青黄不接”时，以20%的利息借贷给农户，半年后——稻麦收获后加20%利息偿还。青苗法固然是朝廷的生财之道，但对于饱受青黄不接之苦的农民来说，也算是一个福音。以放高利贷为业的地主、豪强对此痛恨，是很容易理解的。至于上级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吏强行摊派，就超出变法设计者的预料了。
农田水利法（农田利害条约），于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推行。规定各州县需要兴修水利的，小者自行解决，大者奏报朝廷实施。凡提出合理化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官府给予奖励。
免役法（募役法、雇役法）[3]，于熙宁二年（1069年）十二月公布条目，熙宁三年（1070年）冬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在全国推行，是一种将民众服役货币化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出钱，就不必“出差”了。此前，官户是免差役的，而民户按照贫富程度被分为九等，上四等户服差役，下五等户免役。实行免疫法后，官户也需要出钱，因此十分抵触。
科举新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推行。取消明经各科，只以进士科取士。在科举考试中，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只考经义、论、策，并把“三经新义”[4]作为必读书目和标准答案，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有用之才上。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员，如何治国理政？
保甲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推行，与商鞅的连坐法一脉相承。
胥吏改革，于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推行。对没有官阶的胥吏实行俸禄制，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为幕职州县官。
三舍法，于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推行。在太学中设立外舍、内舍、上舍“三舍”，每年各舍进行一次总考，决定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分等次。上舍生考取上等的，等于进士及第，获得授官资格；考取中等的，免礼部考试；考取下等的，免解试。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设置了武学——军事专科学校，律学——法律专科学校，太医局——医学专科学校。[5]
市易法，于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朝廷设立市易司，拨出100万贯作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再按统一定价出售。目的在于平抑物价。
保马法，于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推行。变官府养马为民间养马，对养马户减赋税、给补贴。
方田均税法，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生效。清查耕地，堵住了地主隐瞒田亩、逃避税收的漏洞。对全国耕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田赋税多征，贫地赋税减征。
军器监法，于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推行。建设兵工厂，录用能工巧匠改良和制造武器。
免行法，于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布。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肉行向官府定期交纳“免行役钱”后，就不再向官府低价供应物资，目的是解决官员盘剥肉行问题。
将兵法，于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推行。要求将领常驻军中，履行训练和征战义务，以期改变长期以来“兵不认识将，将不认识兵”的局面。
对于这次变法的优与劣，史上一直毁誉参半。我不想加入这个见仁见智的讨论，只想公布几组数字。
第一组，财政收入。变法前，朝廷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宋史·食货志》记载，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财政内外收入11613万单位（金、币、丝、绵、柴草），折成钱为6000多万贯（缗、石）[6]，其中赤字1570万单位。变法16年后，也就是宋神宗驾崩的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财政年收入达到8249万贯（缗、石），[7]仅货币收入就超过6200万贯，其中青苗法利息收入突破300万贯。朝廷内外的府库都已装满，小县的结余也不下20万贯。建成才两年的元丰库，就存储了800万贯。据毕仲游估计，单是把各路青苗、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的收入，全部划归朝廷作为经费，可以开支20年。[8]
第二组，军费开支。大宋开国时有军队22万人，百年时间增加了6倍，治平元年（1064年）有禁军（朝廷直属军队）69.3万人，厢军（地方军队）48.8万人，军队总人数为118.1万，当年军费支出4800万贯（石），占财政总收入的80%。变法后，按照合并法压缩了军队。熙宁八年（1075年），禁军压缩到56.87万人，厢军压缩到22.76万人，军队总人数为79.6万人，年军费开支比治平年间减少810万贯。
第三组，农田面积。宋真宗时期，有户数867万户，有垦田5.2亿亩；变法后查出了大量隐田，又开垦了许多新田。元丰六年（1083年）有户数1721万户，全国登记的垦田达到7.2亿亩，垦田面积不仅超过了地域广阔的唐朝，即使后来的元、明也没有超过这一数额。[9]
第四组，粮食产量。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通过农田水利法，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万项，受益农田3636万亩。南方稻田平均亩产近300斤，是唐朝的三倍。每个劳力年产粮食4000斤左右，与1984年大致相当。
第五组，募役收入。变法前，从事政府差役的53.6万人。实行免役法后，所用差役为42.9万人，减少10.7万人。以熙宁九年（1076年）为例，通过募役获得役钱1041.5万贯，雇佣差役花费648.8万贯，尚且结余392.7万贯。[10](https://www.daowen.com)
第六组，官吏俸禄。变法前，有官员24000人，朝廷每年支付俸禄1200万贯；而吏和衙役没有一贯钱的俸禄，全靠挖空心思地寻租、讹诈甚至敲诈混日子。变法后，官员数量下降到21900人，朝廷每年少支付俸禄105万贯；而朝廷从熙宁六年（1073年）开始，给所有的吏和衙役发放了俸禄，每年支付吏及衙役俸禄110万贯，[11]实现了“民不加税而利禄以给焉”。
看到这六组数字，如果哪个皇帝还不动心，恐怕就是傻瓜了。当然，站在商人、地主和百姓的角度看这些数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这次变法既没有舆论铺垫，又没做到循序渐进，况且变法的名目如此之多，涉及的群体如此之广，推行的日期如此之急，施行的方式如此彻底，与商人分利的意图如此明显，又打破了“法先王”的儒家传统，因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倡导（变法派、新党）和反对（保守派、旧党）两大阵营。
王安石和宋神宗没有办法把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赶出政府，只能把他们贬出朝廷，外放到地方担任首长。问题来了，因为所有的新法全靠地方政府去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戏剧性场景，就是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这些人用种种方法阻碍新法，故意使民众痛恨新法，从而证实新法的罪恶。
熙宁七年（1074年）春，北方发生了一连串旱灾，汴京看门官郑侠[12]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流民图》，呈送皇帝和太后，并在奏折中说：“图中所画的，都是臣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就是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了，为政府敛财了。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依照臣的意见来做，十天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
看完图与上奏，宋神宗深受触动，潸然泪下。就因为这次旱灾，加上保守派的推波助澜，作为变法派后盾的宋神宗，竟然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让保守派人士——学士承旨韩维拟定诏书，不仅在诏书中责备自己，还暂时停止了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进而让王安石离开了宰相之位。
也许是天不助王安石，诏书下达的第三天，居然天降大雨。
其实，宋神宗对保守派的打击一直不够得力，特别是对保守派中的元老一味迁就，甚至把反对新法的冯京提拔为参知政事，从而造成了变法派不香、保守派不臭的政治格局。尽管这场变法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从严格意义上应被称为“熙宁变法”，但因为王安石是变法的直接操作者，一直处在舆论风暴的中央，不得不喊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像堂•吉诃德一样挑战风车，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所以这场变法多被称为“王安石变法”。
一位旅美学者评价王安石说：
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3]
无论是在变法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后人对变法人物的评价，允许和推动变法的宋神宗，似乎都成了一个陪衬人，个别时候还是一个隐身人，有时甚至游移不定、动摇彷徨。为此，王安石屡次埋怨宋神宗“刚健不足”“忧畏太过”，还形象地揶揄他“天下事如同煮羹，添一把火，又加一瓢水，羹怎么有熟的时候呀？”一位学者甚至评价宋神宗“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14]
要我说，我们不能怨宋神宗，而是应该分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更应该分析他这样的表现对国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宋神宗之所以看似不够宏大、深刻、刚毅，避不开“虚君实相”制度。
[1] 宋代的一贯钱，相当于汉代的一缗、清代的一吊，等于1000文钱。
[2] 古代把石块凿成凹型，用于粮食计量。一石是10斗，共60公斤。北宋一石米的价值是1000文，正好是一贯。
[3] 这里的役，不是指力役和徭役，而是职役，指相对富裕的家庭，被地方官府征调，轮流无偿服差役，充任衙前、弓手、典吏、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等。
[4] 由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判国子监吕惠卿、王安石分别撰写《诗经义》《尚书义》《周礼义》，统称“三经新义”。
[5] 见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 这种折算法，出自〔北宋〕陈襄《古灵集》卷8，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 见李寻《追问王安石变法》，原载《天下》2011年第1辑。
[8] 见〔北宋〕毕仲游《西台集（外三种）》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9] 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0] 见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 见徐怀谦《拗相公王安石》，原载《博识宋元》，京华出版社2010年版。
[12] 今福建福清市人，考中进士后经王安石举荐任州司法参军。后来在拜见王安石时，直言新法的弊端，被贬为汴京安上门的监门官。旱灾发生后，他于熙宁七年(1074)三月绘制了《流民图》，连同《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一起呈报朝廷，请求朝廷罢除新法。之后，他屡次被贬。
[13] 见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14] 见王才忠《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一文，原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