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虚君实相
众所周知，古代皇帝，尤其是中央集权制王朝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最高的精神象征、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拥有国家最高裁决权，哪有主动分权给宰相的例子？
其实，早在唐代就有一种宰相副署制度。皇帝的诏书，须由宰相副署——也就是见到皇帝的诏书后，宰相同意，然后加盖中书门下大印，这道诏书才能送尚书省执行。如果宰相对诏书有意见，可以拒绝副署。皇帝不经宰相副署直接发布命令，是违制的，不会被各级机构承认。唐中宗就曾越过宰相直接任命官员，但他毕竟心虚，所以装诏书的封袋，不敢按照平常的式样封发，而改用斜封。所写的“敕”字，也不敢用朱（红）笔，而改用墨（黑）笔，时称“斜封墨敕”。这种私下授予的官，被称为“斜封官”，一般人看不起。也就是说，唐朝就有了君权、相权“分权制衡”的苗头，可惜它只发芽，没长大。
宋朝开国后，士大夫们认为，天下为公，君主是国家的主权代表，但天下却非一人私有。台谏官方廷实曾经在上疏中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1]士大夫们解释说，皇帝是神圣的象征，代表国家的尊严，在法理上是不能有过错的。但皇帝也是人，不可能不犯错。而且，皇帝是不能问责的，即便皇帝有过错，担责也只能是象征性的，譬如下罪己诏。因此，要建立一种制度减少皇帝犯错的机会，这种制度就是把政务交由外廷——宰相们去处理，因为宰相可以追责，可以去为某些诏命的错误背黑锅。如果宰相不称职或有过失，皇帝可以追究他的责任，包括将他罢免、治罪。这就是儒家观念中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2]
为此，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有一个对话。
赵匡胤问赵普：“天下什么最大？”赵普想了半天，没有回答。过了几天，赵匡胤又问同样的问题，赵普回答：“道理最大。”赵匡胤屡屡称好。这也就意味着，皇帝承认皇权不是最大的，在皇权之上还有“道理”。
问题是，这一“道理”怎么才能让皇帝接受呢？于是，开国大臣对皇帝建议，天子虽然得了“天子之位”，但对于“圣人之学”却是门外汉，最好建立经筵制度，聘请饱学之士，为皇帝讲解史书、经义。
就这样，在君臣共同推动下，讲筵变成了雷打不动的日常制度。每年二月到端午节，八月到冬至为经筵官讲课时间，隔一天讲一次。一批满腹经纶的士大夫走上讲台，被皇帝聘为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他们统称“经筵官”，也就是皇帝的老师——帝师。
依照常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关系形同父子，但帝师与皇帝的关系不同于常理，因为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君臣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如何把握，取决于帝师的修为与档次。
这里有一个例子。说的是孔子的孙子，名叫子思，他既是孟子的老师，也是鲁穆公的老师。一次，鲁穆公问子思：“国君如何与老师交往呀？”子思一板一眼地回答：“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不敢与你交往。但论道德，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不配与我交往。”鲁穆公大吃一惊，捂住嘴巴不敢说话。
程朱理学奠基人程颐，就是这样一位兼具道德和学问的大家，他长期担任崇政殿说书，是宋哲宗小时候的老师，“道统与治统并立”“君主统而不治”“虚君实相”等理念，就是他灌输给皇帝的。
制度化的经筵，如水银泻地，如微风入户，如春风化雨，不仅使皇帝形成了系统、完备、具有儒学特色的世界观和道德观，有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识，而且从施政理念上接受了“虚君实相”的制度设计。
所谓“虚君”，就是皇帝“统而不治”“垂拱而治”“不亲细故”。皇帝的权力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权力是治理天下。从宋真宗开始，就出现了君权象征化的趋势。宋仁宗时代，制度与政体已经对皇权构成了硬性约束，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这种体制尽管还不是君主立宪制，但距离近代的责任内阁制只有一步之遥。
所谓“实相”，就是由宰相执政。在宋朝，宰相并不是一个官名，而是一个群体。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中书门下、枢密院合称“二府”，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负责国家行政事务和上级文官的任免，以同平章事为长官，就是宰相，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为分散宰相的事权，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负责军事和上级武官的任免，长官为枢密使，是负责军事的副宰相，又叫枢相。“三司”负责管理国家财政，长官为三司使，是主管财政的副宰相，又叫计相。二府三司各自独立，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分别对皇帝负责。宋神宗元丰改制，撤销了“二府三司”，把中书门下的职权划入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改制后的宰相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了枢密使，拥有了民政、财政、军政大权。就这样，宋朝有了“天下治乱靠宰相”的说法。
这一体制刚开始实践时，皇帝感觉有些不适应。赵普担任宰相时，赵匡胤吩咐后宫采购一批用于熏香和熏衣服的熏笼，几天过去了，熏笼还没送来，赵匡胤有些不高兴，就把办事人员叫来责问。
办事人员回答：“按照规定，内宫采办日常用具，需要先给尚书省打报告，尚书省把报告下发本部，本部下发本曹，本曹下发本局，我们做好预算，再层层上报，最后经宰相批准，才可以拨款采购，送到宫中使用。这些程序走完，最少也要几天。”
听完，赵匡胤大怒：“谁定了这套规矩来约束朕？”他的质问也有依据，因为《周礼》上有一项宫廷财政制度，叫“唯王不会”，也就是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天子私库有多少财富，都归天子挥霍。
身边人说：“可问问宰相。”
赵匡胤便没好气地说：“把那个赵学究给朕喊来！”
赵普比赵匡胤年长五岁，识字不多，当了宰相才在赵匡胤的劝说下苦读《论语》，赵匡胤称他“学究”，是故意讽刺他。但这个人很懂谋略，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他和赵匡义是主谋。开国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是幕后策划。可以说，他是宋朝不可或缺的政治智囊，头脑中装着国家官僚体系中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皇帝一天也离不开他。同时，他还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既刚毅果断，又能屈能伸。一次，他向皇帝上书推荐一个能人，皇帝没答应。第二天，他继续推荐，皇帝还是不答应。第三天，他又推荐，皇帝大怒，把奏章撕碎，扔在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在地上把碎纸片拾起来带了回去。下一天，他把碎纸片缝补好，再次像当初一样上奏，直到皇帝觉得他的推荐有道理，任命了那个能人。[3]
赵普赶来后，赵匡胤指着他的鼻子说：“朕在民间时，用几十文钱就可以买一个熏笼。如今贵为天子，却几天得不到熏笼，为什么？”
赵普回答：“没办法，规定如此。”原来，宋朝修正了传统的“唯王不会”制度，明确规定，内宫添置日常用品，增加生活预算，须经相府和台谏审核、批准。
赵匡胤急了：“这是什么狗屁规定？”
赵普不紧不慢地说：“这条规定，不光是为陛下设的，更是为陛下的子孙设的。百姓需要多少个熏笼，马上就可以掏钱购买，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只要他有钱。但皇室不行，因为皇帝无私财，皇帝的财产都来自国家税收，皇帝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没有一套程序和制度来约束其预算和花销，又如何防止败家的皇室子孙大操大办，奢侈浪费呢？这才是这条规定的深意啊。”
听完赵普的解释，赵匡胤笑了，说：“此规定甚妙！”
赵匡胤乃行伍出身，本是乱世枭雄，一向风风火火，率性而为。他发火，应该是豪迈性格的自然流露。但最后，他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一国之君身份，自觉收敛了不拘小节的性情，转而接受了制度、先例、礼法的安排。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赵匡胤已经从豪放不羁的一介武夫，蜕变为尊重礼制的一代明君。
这种政治体制，经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的创制，宋真宗一朝的确认，到宋仁宗时期已经日臻完善。
每一项政令出台前，先由皇帝和宰相们当面议定，商议后形成的旨意，叫“词头”。词头本身不是诏命，而是起草诏命的依据。然后，“词头”送到翰林院或舍人院，重大、机密的诏命由翰林学士起草，一般性诏命由舍人院的知制诰（后来叫中书舍人）起草。他们认为“词头”不当可以“封还词头”。假如没有异议，便根据“词头”起草诏命，进呈皇帝御览。若皇帝和宰相对诏草没有意见，便形成“录黄”。“录黄”发到中书省，由知制诰在“录黄”上签名，这叫“书行”。如果知制诰认为诏命不当，有权“封还录黄”；如果没有异议，则送门下省，由给事中审读。给事中如果没有异议，也在“录黄”上签名，这叫“书读”。当然，给事中认为诏命不妥，也可以拒绝“书读”，缴还“录黄”。完成以上程序后，才可以留门下省存档，另誊副本送尚书省执行。综上所述，皇帝只是负责下诏的人，诏书的内容他说了不算。皇帝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能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宰相如果不同意，可以拒绝副署，这种做法叫“执奏”。在此过程中，皇帝虽然名义上掌握着最高裁决权，但理当服从公议，尊重宰相的执政权。[4]
后来的皇帝，大都能支持宰相放胆、放手、放心地执掌政务，做到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其中最典型的，是宋仁宗。
无论事情大小，宋仁宗都交给外廷讨论。有的近臣向他跑官要官，他性子好，抹不开面子，不好当面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予以破格提拔。但他又事先给宰相打了招呼：凡我下发的手诏，臣等不必遵行，退回来就是。
宋仁宗的后宫有上千人，仅留下姓名的嫔妃就有17人。她们是有等级的，按阶拿月钱，光贵妃以下就有25阶。按照规制，“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5]。几个嫔妃好长时间没进阶了，一再请求皇帝给升一阶，因为升一阶可以增加月钱。皇帝答复：“不按规制执行，朝廷不会办。”一个嫔妃说：“圣人出口为敕，一句顶一万句，官家[6]的批示谁敢违背？”皇帝笑着说：“你不信，那就试着降敕吧。”于是，皇帝拿来彩笺，一笔一画地写下升阶的手诏。拿到手诏，嫔妃们就像填饱肚子的小鸡一样，拍打着翅膀各自散去了。到了发俸的日子，她们拿出皇帝的手诏，请求增加俸禄，结果被相关机构拒绝。嫔妃们很委屈，一起找到皇帝，当面撕掉了手中的御笔，说：“原来使不得！”皇帝只能摊开手，笑着送走她们。[7](https://www.daowen.com)
当时，台谏官上了一道章疏，说宫女太多，应适当裁减。一个为宋仁宗梳头的宫女，仗着皇帝偏爱自己，发牢骚说：“两府两制，家里各有歌舞伎，官职稍稍如意，往往不停地增加人数。官家身边只有寥寥几人，却要求您裁减，难道只允许他们快乐吗？”宋仁宗听了，默默不语。梳头宫女又问：“台谏说的话必须办吗？”宋仁宗答：“台谏之言，岂敢不行？”不久，宋仁宗果然遣散了30名宫女，第一个被送出宫的，就是那名梳头宫女。皇后问他：“负责梳头的，是官家喜欢的人，为什么第一个遣散？”宋仁宗说：“这个人劝我拒谏，怎么适合放在身边？”[8]
对于宋仁宗的克制，有些大臣看不惯，提醒他要揽权，一个近臣甚至发牢骚：“万事只由中书，陛下哪里自由办过一件事？”宋仁宗回答：“收揽权柄固然好，但如果天下事都由朕来处置，如果都对还好，如果有错误，将难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议，让宰相去处置。”
宋代能形成不支持君权独揽的制度，来源于开国皇帝的大格局、大视野、大胸襟，也是和后几任皇帝的明智、谦逊、克制分不开的。所以南宋文人施德操评价宋仁宗：“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明代学者朱国桢则认为，三代以下，能称得上贤明君主的，是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
宋徽宗则不然，他自认为聪明无比，热衷于御笔指挥，群臣稍有意见，就被扣上“不恭”的帽子，“分权制衡”制度变得支离破碎，最终招来亡国被俘的大祸。因此，《宋史》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会，唯独不会做皇帝。
看似软弱的宋仁宗，与看似聪明的宋徽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是胡来皇帝的代名词，前者则是仁圣之君的坐标。
有人说，两宋有一个奇特的政治景观：除了开国者宋太祖和宋太宗，三百年没出过一个强势、独断的帝王，但却权相迭出，北宋有王安石、蔡京，南宋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政治表象，我们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所谓的“权相”在世人眼里的强势，无非是依照制度设计替皇帝背黑锅而已。譬如，王安石的强势，是建立在与宋神宗政治理念高度契合的基础之上的，宋神宗想甩锅时，一样可以让他两次下野。至于小人蔡京，不惜降低人格去逢迎宋徽宗，才换来了对方没有底线的信任。秦桧心甘情愿地替宋高宗背了两个黑锅——“宋金和议”和杀害岳飞，才换来宰相之位，他之所以终生为相，不是宋高宗不敢动他，而是“宋金和议”约定不能更换他。[9]史弥远是通过扶立宋理宗成为权相的，但没有宋理宗这杆大旗，他很难跋扈。至于韩侂胄和贾似道，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他们有外戚的身份，韩侂胄的母亲是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贾似道的妹妹是宋理宗的贵妃。南宋衰败与亡国，这两个外戚难辞其咎。但他们的罪过，应该归罪于“外戚弄权”，不能把罪名记到“虚君实相”头上。
必须承认，宋朝历史上绝大多数名声好的皇帝，都是制度的遵守者，他们都在克制，而不是软弱。
同理，宋神宗并不是没有格局，也不软弱，而是克制与智慧。
接到两个司法机构关于要求对阿云案敕裁的上疏，宋神宗既生气，又受用。气的是，司法机构又在踢皮球；受用的是，又到了自己使用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法外开恩的时候了。他尽管只有20岁，但已经是“和稀泥”的高手，这种让疑犯感恩戴德的事情也办得不少了。接下来，他仔细琢磨了许遵的判决意见和两个司法机构的复核意见，然后做出了敕裁：
以“谋杀已伤”罪论处，判绞刑。姑念阿云有自首情节，特法外开恩，敕贷其死，贷命编管。
“敕贷其死”，是皇帝的特权，意思是皇帝法外开恩，允许阿云以铜赎罪[10]。“贷命编管”，就是流放远方的州郡，编入当地户籍监视居住。
宋神宗的敕裁，并非随意做出的，他一定读过《尚书·吕刑》，接受了西周“明德慎刑”“疑罪从赦”的司法理念，对“刑疑有赦，赦从罚也；罚疑有赦，赦从免也”把握得很到位；也一定研究了《宋刑统•断狱律》中“疑狱”条的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意思是，对于各种疑案，允许以铜赎罪。皇帝的每一次敕裁，都是对天理、人情和国法综合考量的结果，也可以看做一次司法审判的自由裁量。
按说，这是个“一石三鸟”的敕裁。一方面，皇帝在法理上认可了两个司法机构的复核意见，体现了对司法机关的尊重；另一方面，考虑到阿云有自首情节，法外开恩，在客观上推翻了绞刑判决，在量刑上照顾了许遵的判决意见；另外，这个旨意对于在大牢里望眼欲穿的阿云来说，似乎不算是一个坏消息，起码不用被绞死了，她应该高呼“万岁”吧。
在局外人看来，这个稀泥“和”得很有水平，宋神宗是比较“神”的。
但作为局内人，如果阿云听到这一敕裁，虽然不至于眼前一黑，立刻昏过去，但仍然会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因为允许她以铜赎罪的数额，我查了一下《宋刑统•名例律》中的“死刑二”条，上面规定：“绞、斩，赎铜各120斤。”这对于家徒四壁、举目无亲的阿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其情形，和汉朝允许司马迁用黄金赎买宫刑差不多。当年司马迁的家人凑不够一斤四两黄金，亲戚朋友又没人救济，司马迁只得接受宫刑。如今阿云拿不出铜，依旧难免一死。
在古代，皇帝的敕裁是最高的和最终的判决。到这里，故事应该结束了。
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恐怕只有阿云能不能拿出那么多铜了。
史载，官府并没有立刻通知阿云筹铜。
一准是某个环节出岔子了。
[1] 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72，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见〔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 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4] 见吴钩《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5] 见〔宋〕确庵、耐庵《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中华书局2010年版。这句话的意思是，宫女第一次被皇帝临幸，会被赐予名号；以后每临幸一次，晋升一阶。每次临幸，由太监记录在案。
[6] 臣下对皇帝的尊称。古代认为，“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应该至公无私，所以从南北朝开始称皇帝为官家。
[7] 见〔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别志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8] 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9] 见夏坚勇《绍兴十二年》，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
[10] 对于未经核实，或者有疑问，不能用五刑定罪的案件，一般可以用罚铜赎罪。罚铜在宋代有18个等级，从1斤到120斤不等。政府通过“罚铜”，可以直接收回高质量的红铜资源，用来铸造高面值的铜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