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辩论
在宋神宗唉声叹气的时候，御史中丞滕甫来了，他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解决问题的。不过，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点儿新意也没有，他说：“既然王安石和司马光无法达成共识，那就让别的两制官定议吧。”意思是，继续辩。
“只能这样了。”宋神宗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他这次多了一个心眼，委派参加讨论的，由此前的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两个人往往形成“对垒”，三个人只能围在一起“讨论”。
这三个人是：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韩维、钱公辅。
吕公著，今安徽寿县人，好学上进，淡泊名利。宋神宗继位后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因为封还宋神宗罢免司马光的诏命，进而反对新法，成为保守派人士。宋哲宗登基后，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成为一代良相。
韩维，今河南杞县人，是参知政事韩亿的五儿子。父亲辅佐朝政时，他自动回避未能参加科举考试，只能凭借父亲的恩荫进入官场。他和王安石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政见近似，因此在为亲王赵顼讲学期间，多次推荐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他被宋神宗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属于变法派。
钱公辅，今江苏常州人，进士及第，曾任知制诰。宋神宗继位后，再次就任知制诰、知谏院。他与王安石同岁，也是老朋友。
从三人的履历看出，一人是司马光的旧交，二人是王安石的朋友，但此时变法尚未开始，还没有新党、旧党之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抛开公事去照顾谁的情面。
坐在棋盘前，第一件事一定是清理棋盘。三个人吸取了第一次两制议法的教训，没有在具体问题上纠缠，而是从立法这个根子上入手：
“我们几个人探寻圣人[1]创制法律的本意，大体有三点：一是‘量情而取当’，因为致人损伤的程度不同，所以用刀伤人的判徒刑，用物和拳伤人的判杖刑，能够抵偿所犯的罪就可以了，这就是根据犯罪轻重做到量刑适当的意思；二是‘重禁以绝恶’，对于早有预谋置人于死地的，不用重刑就无法禁止相互仇杀，所以谋杀致伤要判绞刑，这就是加重刑罚禁止人们作恶的意思；三是‘原首以开善’，如果杀人没有造成死亡，于物可以补偿，于事还能回旋，都允许自首，这就是宽恕自首的人从而打开向善之门的意思。这三点虽然涉法不同，但在让人远离罪恶、走向善途上，是一致的。先帝立法，往往从人之常情出发，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变化，这就是古人设立原则性规范的缘由。先帝的法意是永恒的，但具体的法条是需要根据变化的形势逐步完善的。然而，参加讨论的人，却各自援引特殊情况去解读看似矛盾的法条，这样一来，恐怕猴年马月也达不成一致。特别是有些人，见到‘损伤不许自首、谋杀已伤从绞’的律条，便解释为谋杀不允许自首，是没有悟透先帝制法的本意，致使法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立法比较注重情、理、法三者的平衡。所谓情，就是人之常情，其中包含了“习惯法”的精髓；所谓理，就是天理，类似“自然法”的概念；所谓法，就是具体法条，等同于如今的“成文法”。国内法律权威江必新教授解释说，古人讲求天理、人情、国法的融会贯通。其中，天理是指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人情是指人的本性和需求，国法是指国家的法律规定。将天理、人情融入到法律适用中，应当成为司法审判不懈追求的境界。由于法律本身是基于天理、人情制定的，在多数情况下三者是一致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三者也会产生冲突。三者产生冲突时，就需要裁判者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内，考虑天理和人情因素，把天理、人情融入到自由裁量权之中做出裁决。法官在考量非法律因素时，要考虑天理和人情，将天理、人情和法律的精神三者融通起来，既要满足合法的要求，又不仅仅限于合法的范畴，还要考虑多层次的价值判断，做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主观正义与客观正义的统一，力戒法律教条主义和机械执法的做法，不能僵硬、机械地套用法条，变成“法律的自动售货机”。[2]
弄清立法本意后，他们找出了产生争论的原因。他们认为：
“正如王安石、司马光所说，敕、律已经明确完备。案件争议的焦点，仅仅在于‘预谋’是不是‘受伤’的‘因’而已。臣等认为，律文规定不能自首的犯罪行为有六种，而造成他人损伤的行为不在自首的范围。法律解释则说，犯杀伤罪而自首的，应当免除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大概意思是，自首的人，虽然免去了所因之罪，仍旧按照故杀伤法惩处。也就是说，虽然所因的‘预谋’罪可以免除，导致受伤的依然应当定伤害的罪名，导致死亡的依然应当定杀害的罪名啊。虽然法律有‘器物不可补偿就不适用自首’的条文，如今阿云造成对方受伤仍有可以判处的适当刑罚，但是非要让她以死来补偿罪责，这不是太过了吗？古人最初立法，杀人者偿命，伤人者以相应的刑罚抵罪。后来又规定，因为劫杀造成受伤的，加重到斩刑；因为谋杀造成受伤的，加重到绞刑。倘若不是因为事先的“预谋”，那么不过就是判处徒刑、杖刑三等之类的刑罚而已，怎么可能加重到绞刑、斩刑呢？如果自首的是事先的‘预谋’，那么造成‘受伤’的罪行仍在。造成‘受伤’的行为不能自首，而‘因’罪可以自首，事先‘预谋’的行为是‘受伤’的‘因’，这样就很明白了。法律之所以设立自首可以减免罪责的规定，不单单是为民众广开改恶从善之路，也是为了避免伤人者自知不能免除死刑，而产生更加凶恶的念头，去造成置人于死地的严重后果。现在如果照此定论发布执行，就会阻塞以后的自首之路，那么今后自首者不论罪行轻重，相关司法机构一律照条文处决，朝廷虽然想给予宽恕，还能有机会吗？如果认为谋杀性质恶劣，法律不准其自首，那么在六种不能自首的行为中，就应当标明‘谋杀已伤’不在自首范围内呀。按照《编敕》上的记载，如果预谋杀人，已经致人伤害和未致人伤害，其性质和凶恶还不至于论死罪的人，准许上奏裁决。如今让罪犯所‘因’的‘预谋’，援引旧律而得到豁免，‘已伤’的罪行，再用后来的敕去奏决，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啊！”
最后，三人联名奏报宋神宗：“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他们认为，应该采纳王安石的意见。(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次议法居然一边倒，大大出乎众臣意料。我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北宋法制体系源于五代乱世。乱世用重典，北宋初年不仅立法从重，而且司法从严。但承平日久，有识之士逐渐产生了向宽的期望。凭啥杀人见血，就不允许自首？否则，天下会有多少伤人见血的逃犯？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已经说明士大夫在司法理念上有了从轻、从宽的趋向。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三位两制大臣才会集体赞成王安石的意见。
见到三人的上奏，宋神宗笑了，说“可”。从心理学上说，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征求意见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
此时，宋神宗也了解到《宋刑统》中的“自首”和“已伤”法条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了弥补这一法律漏洞，宋神宗于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三日（癸酉日）下达了一条诏敕：
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意思是，今后谋杀造成受伤的，案问欲举，算自首，按谋杀罪减二等处理。依照这一诏敕，谋杀自首后，不必再按“故杀伤法”判刑，改为根据“谋杀法”判刑，这一规定明了直接，易于操作，少了很多麻烦。
这也意味着，宋神宗既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也证明许遵不存在“所见迂执”的问题，仍旧可以当他的大理寺卿。
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
被弹劾的没事了，涉及阿云案的法律也以诏敕的形式规范了。这下，大家无话可说了吧？
史书告诉我们：非也！
[1] 这里的圣人，指皇帝，是臣下对皇帝的尊称。圣人还有两重含义，一个是指品德至美、智慧至高的人，如孔子、孟子、老子；一个指宗教的创立者和得道的人。
[2] 见江必新《司法审判中非法律因素的考量》，原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