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服输
“庚子诏敕”一经颁布，如同在火上泼了一桶油，激起了冲天的火焰。在中国古代，“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被看做天经地义之举，“以辟止辟，以暴制暴”被视为主流法律理念。“谋杀已死”也允许自首，无异于石破天惊，大家能轻易接受吗？
二月十五日的朝会，紫宸殿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在宋神宗面前，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展开了激烈辩论，说到激动处，唐介高声说：“这一法令，天下都认为不可推行，唯独曾公亮、王安石认为可以推行。”王安石也急了，跺着脚大喊：“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也。”[1]意思是，认为不可推行的，都是拉帮结派的“朋党”。
显然，这是一句急话，也是一句过头话。此时，变法尚未推行，还没有出现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对抗，因为一个法律问题，你王安石就给同级别的唐介扣上“朋党”的帽子，合适吗？
皇帝也感觉有些不妥，于是匆匆宣布“退朝”。
紧接着，判刑部刘述以这道诏敕“表述不清”为由，将诏敕奉还给宰相，拒不执行。连一向支持王安石的韩维也站出来，对不加节制地扩大自首减刑适用范围表示忧虑，他说：“王安石、许遵此前所提议的谋杀未死允许自首，尚且考虑宽恕罪犯自新，意义甚美。这一点，我与吕公著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如今杀人之后的罪犯也允许自首，我对此不能不表示反对啊。圣上不能因为照顾王安石、许遵的情绪，就认可‘谋杀已死’还可自首的建议。今后必须就疑难问题进行充分辩论，达成一致，然后才能拟定诏书予以裁定。”
一时间，质疑声、指责声此起彼伏，跟开了锅似的。直到这时，王安石才恍然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法官们的陷阱。尽管他有“拗相公”的绰号，但也只有后悔的份儿。况且，他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变法还在谋划过程中，不能因为口水之争影响了变法大计。于是，他赶紧上奏宋神宗说：“按大宋律法，谋杀人已死，为首之人必判死刑，不须奏裁；为从之人，自有《嘉祐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按照大宋律法，谋杀造成死亡的，首犯必须判处死刑，不需要上报皇帝敕裁；至于从犯，自有《嘉祐编敕》关于奏裁的规定，无须重新订立新的规定。
意思很明白，自己和皇帝都错了，“庚子诏敕”不该颁布。
连王安石都服软了，宋神宗又有什么理由坚持呢？就这样，宋神宗无奈地颁布了第三道诏敕：
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祐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误杀人伤与不伤，奏裁。[2](https://www.daowen.com)
意思是，谋杀已伤可以自首的规定，按照第一道诏书执行；谋杀已死的，从犯也允许自首，但凶恶的人和情节严重的应上奏裁决。
时间是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十七日，甲寅日，所以这道诏敕又称“甲寅诏敕”。算起来，距离第二道诏敕不到半月。
第三道诏书，事实上是在纠正第二道诏敕的过激状况。
与此同时，皇帝口谕：收还“庚子诏敕”。他希望以收回“庚子诏敕”的妥协，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论。按照惯常的思维，臣下应该闻弦歌而知雅意，该干吗去干吗，不要再揪住此事不放了。
可是，这件事哪里还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像一部汽车，刹车系统已经失灵，哪怕作为司机的皇帝自己打脸，也只能听任汽车在下坡路上狂奔。
[1] 见〔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