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府议法
越忙越容易出错。
不知什么原因，宋神宗的“甲寅诏敕”只是发给了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开封府，却没有颁布到各路。应当说，这是程序上的一个瑕疵。
于是，在下个月初一的朝会上，文德殿里又热闹起来。一些法官和御史抓住诏敕颁布这个把柄，要求重新议法。站出来的人，有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尚书刘述、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也少不了弹劾过许遵的钱顗。
对于这些吹毛求疵的御史们，宋神宗已有些应接不暇了，但他又必须面对，于是应付道：“律文甚明，不须合议。”
想不到，宰相曾公亮插了一嘴，他说：“国家的立法需要‘博尽同异，厌塞言者’，阿云案牵涉到新的司法解释是否合理得当，理应作更深入的讨论。”说到这里，他稍作停顿，抬头望了一眼高高在上的皇帝，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广泛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从而说服意见不同的人，应该无妨吧？”
那一刻，宋神宗呆若木鸡，他扫了一眼脚下的群臣，想：如果犟驴能像蜻蜓一样飞，这里一定是一个下雨前的池塘。
狠了狠心，宋神宗还是安排“二府”再议阿云之狱。他之所以安排再议，不是因为他心不够硬，也不是因为他喜欢看群臣吵架，而是由宋朝的政治氛围决定的。什么政治氛围呢？一个宋朝学者总结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1]意思是，宋朝的治理原则是，崇尚法令，尊重公议。只要朝廷出台的法令、政策，要经过充分讨论，并且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搞“一言堂”。
二府，即中书省与枢密院，也就是宰相府与副宰相府；二府议法，为宋代最高层次的司法杂议，经二府杂议达成的结论，基本上可以确立为国家法律。
但二府在杂议阿云案的过程中，还是分成了两个阵营。
首先发言的是枢密使文彦博。他比王安石大15岁，21岁进士及第，出将入相半个世纪，是一位老资格的政客。在宋神宗登基前，他曾担任过殿中侍御史、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并两次拜相。后来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大谈市易法的坏处，被贬出朝廷。
文彦博认为：“所谓杀伤者，是图谋杀死而致伤，就是说已经杀了，不可以用自首。”(https://www.daowen.com)
与文彦博观点一致的，是枢密副使吕公弼，比文彦博小一岁，今安徽凤台人，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吕夷简的二儿子，吕公著的哥哥，赐进士出身，宋英宗时期先后任给事中、枢密副使。他在地方任职时，为政宽松，世人讥讽他果断不足。一名士兵犯法该施杖刑，却耍赖说：“我宁可被杀，也不愿挨打。”吕公弼回应说：“杖打是按国法，处死是你自愿。”于是下令先施杖刑后处斩，从此再也没人批评吕公弼无能。
吕公弼的法律建议是：“杀伤罪在律文上是不适用自首的。今后已经杀伤人的罪犯请依律惩办，从犯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自首，须奏报皇帝裁决。”
与前两位官员针锋相对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宰相陈升之，比王安石大十岁，进士出身，曾任知州、监察御史，宋神宗登基后任知枢密院事兼制置三司条例司，和王安石一起筹备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就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不久，因为在变法机构名称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称病不朝。
另一个是枢密副使韩绛，是韩亿的三儿子，韩维、韩缜的哥哥，比王安石大九岁，与王安石是同榜进士，敢作敢为。宋神宗登基后，拜枢密副使。
还有一个模棱两可的人，他叫富弼，比王安石大17岁，今河南洛阳人，给人的感觉是老气横秋，形同缩头乌龟。其实也是一位经验老到的狠角色。年轻时，他曾多次出使辽国，成功瓦解了辽、夏同盟。庆历元年（1041年），宋仁宗想封刘太后的侄媳妇王氏为遂国夫人，让知制诰富弼起草制书，他拒不草诏，封还了“词头”，从而开创了“封还词头”的先例。随后，他出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共同推进“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他先后担任郓州、青州知州，救助了几十万灾民。如今又被宋神宗请出来担任宰相。当宋神宗要求他参与司法辩论时，他劝王安石说：“把谋与杀分为两件事，将破坏和割裂法律规定，您为什么不遵从大家的意见呢？”但王安石不为所动，宋神宗也态度暧昧。此后，他没再掺和这个看不清结果的辩论，进而连宰相也主动辞掉了。
双方争论了接近半年，也没有任何一方说服另一方，甚至没有拿出一个折中的结论。似乎，当时的大臣们都是一根筋，认死理，你让他们退一步，哪怕半步，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至今奇怪，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为什么不谙中庸之道？为什么宰相与皇帝一旦政见不合，就撂挑子走人？
难道这是一个思想交锋的时代？尊重科学的时代？不甘寂寞的时代？
请不要认为我在故弄玄虚，东方小岛上的一个著名学者，比我的推测大胆多了。
[1] 见〔北宋〕张端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