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税比例上升
北宋工商税收入最高的年份，商税2200万贯，盐专卖[21]2000万贯，酒专卖1700万贯，茶专卖240万贯，香专卖70多万贯，矾专卖30多万贯，加上矿坑收入，总数远超农业税——田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年货币收入从宋仁宗时期的3600万贯增加到6200万贯，田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则由37%下降到25%。南宋时期，田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6%，这是前后朝代做不到的。19世纪末，清朝田赋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才降到50%以下。从财政角度分析，任何国家进入近代，财税结构必然发生四大变化，一是完成从公粮、徭役向货币税的转型，二是完成从人头税向财产税的转型，三是完成从农业税为主向工商税为主的转型，四是完成从低税率向中高税率的转型，形成扩张型财政体制。中国近代以前符合这四点的时段，唯有两宋和晚清。晚清是在外国列强压力下的被动近代化，而两宋是文化复兴动力下的自发性演进。
城市化、货币化、商业化、契约化、平等化，无不是近、现代社会的标志。因此，美国史学家费正清说，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美国学者黄仁宇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说，宋朝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法国学者谢和耐评价更高：“十三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都是‘化外之邦’。”日本学者薮内清也颂扬有加：“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连一向尖刻的柏杨也说：“整个宋帝国时代的物质文明，不但超过中国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并超过同时代的西方世界。”国学大师陈寅恪一再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史学家邓广铭认定：“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史学家钱穆也掷地有声地说：“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朝的功劳。”宋史专家吴钩则不无遗憾地说：“宋朝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时代。”诸如此类的溢美之词，还能找出很多。但也有人诘问：如此文明、如此先进、如此富裕的朝代，为什么屡战屡败？
其实这种说法是有些短视的。暂且不说宋将狄青、宗泽、岳飞、韩世忠、李宝、虞允文、孟珙、杜杲、余玠、王坚等都打过胜仗，只说宋朝一改汉唐穷兵黩武的做派，三百年只发动过两次大的军事进攻，其他时段基本都在防守，采取的是以守为主的军事战略，孜孜追求山河静美，盛世长宁。宋朝与辽国的战争的确失败了，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须向对方支付10万两银、20万匹绢的岁币[22]；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也没赢，签订了宋夏和约，每年也需要支付7万两银，15万匹绢，3万斤茶的岁币。但给两国的岁币，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也才相当于宋朝年度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而且很快就在宋朝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中抵消了。历史事实证明，军事实力固然是谈判桌上最有力的筹码，但和平谈判却能够创造出战争无法完成的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这两个和约，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铺平了道路。相信每一个抛弃单边主义并站在千百万祈求和平的农牧民立场上的人，都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近代各国谋求的国际条约关系，不也如此吗？
可能有人会进一步逼问：两宋为什么最终匍匐在了草原牧马人金国和蒙古脚下呢？
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两宋的倒下，与片面接受“藩镇割据”的教训，实行“重内轻外”“重文抑武”的策略有关，也不排除“秀才遇到兵”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在人，在于北宋后来摊上了一个艺术家皇帝老子和一个糊涂蛋皇帝儿子，本来第一次“汴京保卫战”获胜了，但这对奇葩皇帝父子把能战之将赶走，听信什么法术可以退兵的鬼话，让一伙搞杂耍的市井无赖开门退敌，京城焉能不丢？在于南宋遇到了一个奸相贾似道，他长期嫉贤妒能，排斥异己，迫使优秀将领或者下野隐退，或者投向敌人，而当朝皇帝才五岁，除了抱着奶奶哭，还能干什么？
而直面阿云案的宋神宗，绝非泛泛之辈。
[1] 见柏杨《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2] 见许纪霖《脉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
[3] 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 见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5] 朝廷外贸管理机构，相当于今日的海关，根据进出口货物的价值、船舶载重量、经营者身份，“抽解”（抽税）7%至20%不等；还有权把专营的进口商品如象牙、乳香、珊瑚、玛瑙、玳瑁等“和买”（全部买下），或直送京师，或由市舶司出售。
[6] 见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 见易中天《风流南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8] 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https://www.daowen.com)
[9] 见伊沛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0] 见〔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见〔南宋〕 岳珂、王铚《桯史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2] 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13] 见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4] 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15] 主户又称税户，是指有田产、税钱或者家业钱的民户，主要指地主和自耕农。客户一种是指没有土地，为人佣耕的佃农；一种是逃离家乡，寄居他乡的农户。
[16] 九品以上的官员算官户。荫补官，无论有无品级，都算官户。宋仁宗时期官户有6万户左右，占总户数的一百八十分之一。
[17] 见〔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
[18] 见〔北宋〕晁补之《鸡肋集》卷66，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19] 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66，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20] 见张晋藩《中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1] 专卖，在宋代叫禁榷，是国家对某些商品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宋代专卖商品有盐、茶、酒、香、铁、煤、醋、矾等。私自煎盐3斤、酿酒3斗、造酒曲15斤、炼矾10斤、贩食盐10斤，均判死刑。
[22] 岁币，本来是地方每年向朝廷缴纳的钱物，这里是指宋朝每年送给邻国的钱物，类似于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