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锤定音
耐心，是一个皇帝弥足珍贵的品质。说起来，宋神宗很有耐心，居然听任“二府”争论了半年。但耐心不是用来消费的，而是为了取得更优质的选项。时间一长，皇帝做梦都梦见结论出来了，结果醒来听到的，依旧是没完没了的争吵。这轮争论开始的时候，宫里的国槐还没有发芽，如今槐树上已经结满了槐角，树上偶尔飘来一股股苦涩，形同皇帝此时的心情。唉，事情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原点。既然“二府杂议”也无法拿出结论，那么，自己只能动用君主权威一锤定音了。
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一日（乙未日），宋神宗颁布第四道诏敕：
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
这一诏敕重申了甲寅诏敕的效力，而甲寅诏敕则重申了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三日诏敕的效力：“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换一句话来说，甲寅诏敕作为一条旨在补充刑律不足的司法解释，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律，通行天下。这也意味着，王安石、许遵倡导的“慎刑思潮”，取得了对司马光遵循的“重刑传统”的胜利，宋朝立法与司法开始了从严刑重罚到慎刑宽法的转变。还同时证明，许遵并不“迂执”，皇帝对他的重用没有问题。
此后，王安石以阿云案为基础，着手改革《嘉祐编敕》，构建了一套以案问欲举为核心的法令体系，从而确立了宋朝案问欲举自首法。在法令建设之外，王安石也借阿云案，建议宋神宗培养法律人才。宋神宗也从这次刑名之争中察觉到官员多不晓刑名，开始注重选拔专业法官、组织司法考试、培养法律人才，从而形成了“天下争诵律令”的局面。
通过阿云案，宋神宗也深深认识到，立法重要，法官素质重要，司法程序同样重要，因此在元丰改制时对司法程序做了进一步规范。在元丰改制以前，流刑以下的案件，经刑部复核就可以结案，重大案件才报审刑院详议。元丰改制以后，天下上报的案件，必须由大理寺断案，由刑部（已将审刑院合并）详议，然后上报中书，由皇帝裁决。有时皇帝还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御史、谏官“杂议”，然后决断。
到此为止，阿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两年。等待判决是一种什么滋味？一般读者肯定体会不到。我这样说吧，一个国家曾经发明了一种刑罚，就是把一个人关在一间充满阳光的空屋子里，既不提审他，也不吓唬他，给他充足的水、食物、空气，但不让他见任何人，不让他做任何事，不给他与任何矛盾和意义发生关系的机会，只是任空洞的时光天天流逝。据说，这种刑罚会使任何英雄无一例外地发疯，并在发疯之前渴望死去。
但这个山东女子没有发疯。透过950年前的那道铁窗，人们会发现：一直默默等待判决的阿云长出了一口气，眼睛像烛光一样亮了起来，蜡黄而瘦削的脸上显出几分释然。不管怎么说，依照这一司法解释，案子终于了结了。中间多少纠结、多少折腾、多少噩梦，总算熬过去了。更意外的是，她运气爆棚，判决没过多久，就遇到朝廷大赦，她不必筹措120斤铜赎罪，终于可以囫囵着回家了。阿云出狱时有没有人接她，回家以后有没有结婚生子，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也懒得去想象。因为有多少读者，就能设想出多少个结局。
甲寅诏敕下达后，一位名叫崔台符的司勋员外郎，表现得特别兴奋，他额手相庆，说：“几百年误用的刑名，如今才得到纠正。”王安石对他附和自己的观点，十分高兴，到了下一年六月，将他提拔为大理寺卿，接替了年迈的许遵，[1]许遵则被外放为寿州（今安徽寿县）知州。(https://www.daowen.com)
与这位员外郎的反应恰恰相反，甲寅诏敕下达的第四天，也就是八月五日，司马光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章，题目是《体要疏》。这份奏章的主旨是，皇帝不应过分专注各种具体的政务，而忽略了君相治国的根本。他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不乏对方兴未艾的新法的抨击，还有对主持新法的王安石的批评，但措辞最激烈的还是针对阿云案的定论。他最后说：
“阿云一案，中等才能的官员都能马上裁决，朝廷一再命两制、两府定夺，敕颁布后收回，收回了再次颁布，争论来争论去，至今未定。依据法律条例判案，是司法机构的职责；根据形势维护大义，是君王和宰相的事情。矛盾纷争与是非辨别，无不用礼来决断，礼无法约束的行为，才交给刑法去解决。阿云的犯罪行为，陛下试图用礼来看待，怎能不是困难的判决呢！‘谋杀’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是所因或不是所因，这是苛刻烦琐之论，也是文法俗吏之争，哪里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呀！如今议论一年多，然后形成了新法，最终放弃了百代之常典，背离了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这不是曲从枝叶而忘掉根本所导致的嘛！”
在司马光看来，法律是国家最高意志的体现，是司法机构的职责，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随便释法，干预司法，以礼代法，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包括皇帝和宰相。
这道奏章，史载：“不报”。也就是有关机构没有呈报给宋神宗。
行文至此，可能读者会问：对于这一敕，司马光只是上了一道表示质疑的奏章，甚至没有摆到皇帝的御案上，并不影响敕的执行，可如果再有大臣封还怎么办？再有法官和御史反对怎么办？
这一点，宋神宗和王安石也想到了。
[1] 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正中书局195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