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争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个是变法操作者，一个是变法质疑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如果放在今天，一定视如寇仇，不共戴天。
但翻开《宋史》就会发现，二人的言行彻底颠覆了现代人的思维惯性。
二人一直互为良师益友。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时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俩曾经一起在群牧制置使包拯手下当判官，是“同僚”。二人与吕公著、韩维，共同担任宋仁宗的文学侍从，经常勾肩搭背到僧舍、坊间喝酒，环坐畅饮时，化不开的窖香瞬间洇满了屋子，让千年之前的那个时辰分外温馨，他们因此被时人称为“嘉祐四友”。到了后期，他们的施政理念冰火不容，以至于没法在一起共事，但依然彼此欣赏，互称良师。由此看来，真正的良师益友，一定是把你看透了，还能喜欢你的人。
二人不仅才高八斗，而且为人坦荡正直。
王安石的夫人吴氏曾为他买了一个小妾。傍晚，王安石见房中进来一个娇美的小女子，忙问对方意欲何为。小女子实话实说，原来她的丈夫弄丢了一船官粮，为了偿还官债，只好把她卖掉。王安石问：“卖了多少钱？”小女子回答：“九百贯。”王安石听了，先打发小女子到别的房间休息。第二天一早，便命令手下找到她的丈夫，把小女子领回去了，而且卖她的钱也不必退回。
司马光任并州通判时，夫人张氏因为不生育，也买了一个漂亮小妾送给他，司马光对这个女子一直不理不睬。夫人以为自己在跟前不方便，于是告诉这个女子，等自己出门后，你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伺候。当晚，司马光看到出现在房中的女子，板着脸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快走！”
更为难得的是，二人一直两袖清风。
司马光有哮喘病。一个地方官员回京，送来了几两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紫团山人参，但司马光没有接受。身边人劝司马光：“你的病，只有这味药能治，你不该推辞呀。”司马光回答：“平生没有紫团参，不也活到现在嘛！”[1]
司马光下野回到洛阳后，院落非常简陋，只能另外开辟一间地下室，在那里埋头编写《资治通鉴》。夫人张氏病逝，他拿不出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买了一口棺材，才让夫人入土为安。
王安石喜欢收藏文房四宝。一天，一个地方官员送来一方宝砚，当面夸耀这块宝砚：“您喊一声，就可来水。”王安石笑着反问：“纵然得到一提水，又能值几个钱？”那人无地自容，只好收起宝砚告辞。
嘉祐八年（1063年），母亲病逝，王安石辞官回乡守孝达三年之久。他在厅堂里铺了一张破席，天天囚首诟面地睡在上面。一天，知府派差人给他送一封信，差人见到坐在破席上的他，以为是一个老仆人，便让他把信递入内宅。他拿过信来就拆，差人急了，大声叫骂道：“主人的信，你一个看院子的也敢拆吗？”家人告诉差人：“他就是主人。”差人几乎惊掉下巴。
王安石从江宁知府任上致仕后，需要搬出官邸，夫人吴氏喜欢公家的藤床，死活不肯交还。王安石穿着鞋子跳到藤床上一顿乱踩，有洁癖的吴氏这才罢手。
同样是宰相，元朝的中书平章政事（宰相）阿合马、明朝内阁首辅严嵩、清朝领班军机大臣和珅，不知是否读过宋朝两个名相的事迹？如果读过，又如何做到心安理得地敛财？
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二十三日，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翰林学士。五天后，司马光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两人再次成为同僚。熙宁元年（1069年），宋神宗向群臣征求改变朝廷财政状况的良策，司马光认为解决朝廷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藏富于民。他还特别指出：“在于择人，不在立法。”王安石给皇帝提供的方案是变风俗，立法度，想方设法“增收”。他还强调，财力必须居于军力之先，内部改革必须优于外部扩张。最终，皇帝思想的天平倒向王安石，并在熙宁二年（1070年）二月初三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十六年的变法史，就是一部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博弈史”。双方之所以如此对抗，除了变法操之过急，方法欠妥之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施政理念、思维方式、地域背景的差异。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变法派主张强化财政扩张能力和金融刺激政策，控制市场，干预物价，将政府改造成超级公司，与商人在市场上竞争，带有“凯恩斯主义”倾向，具有明显的宏观调控色彩。而保守派，主张国家不应该与商人发生角色错位，政府管好该管的事，其他的让市场去调节，带有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色彩。这两种理念，各有利弊，我们如今也很难站队，因此他们吵翻天自然在情理之中。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分析，王安石是一个想象力极为肆张、奔放、纵宕的人，是一个官僚理想主义者，对现行体制的弊端一向看不惯，打破旧体制是他坚定不移的理想；而司马光是一个极其认真、内敛、自律的人，是传统儒家的坚守者，一向奉行传统观念和既定政策，维护中华传统和现行体制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
从出生地域的角度分析，司马光出生在北方的山西，那里商品经济不发达，百姓手中没有现钱，以钱代役无法实行，加上以他为首的保守派的家族，与政府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更适应既有的官僚行为模式，因此对这种激进的变法分外抵触。而王安石出生在南方的江西，长期在经济发达的淮南、江浙、江东为官，又有“贷谷与民，出息以偿”的成功经验，加上以他为首的变法派多是进士出身的新兴官僚，对传统官僚占据政治舞台看不惯，因此有着通过改革一展才华的强烈冲动。
在变法之前，两人还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吵。当时，汴京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赏赐，要省下钱来救灾。王安石表示反对，他认为赏赐大臣花不了几个钱，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何况，财政困难也不是当务之急。
那么，当务之急是什么？
王安石说：“当务之急是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2]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无疑是对的。因为增加财政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或提高税率，而靠出台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把蛋糕做大。可惜，这在当时是很难的。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如兴修水利、鼓励垦田等，但能否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也就是说，两人都看到了大宋这套房子存在的问题，只是一个决定推倒重建，一个决定修修补补，策略和手段不同而已。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三日，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全力推进变法。这时，青苗法的弊病已经暴露无遗，司马光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这才公开发难，成为保守派领袖。(https://www.daowen.com)
此时，变法推行接近一年了，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司马光也上书质疑变法，但皇帝置之不理。二月九日，他向皇帝递交了辞呈，请求外放。宋神宗没有同意。三月二日，因为韩琦上书抨击青苗法，王安石称病不朝。
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被他一口回绝：“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采取的办法，是给王安石写信。
从三月三日开始，他连续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后来被加了一个题目，叫《与王介甫书》[3]。这是一封长达三千字的书信，读一遍要花15分钟。司马光一边研墨，一边用毛笔书写，思维不停顿，也需要大半天时间。可见，司马光对收信人寄予多大的期待。信从头至尾，引经据典，层次分明，没有一句废话，也看不到任何攻击之词，有的只是一个老朋友的叮咛和告诫。他伏在案上写这封长信时，一定皱着眉头，表情凝重。
第二天，王安石就回了信，它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
鄙人王安石请启：
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议论政事却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施政方法有太多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勉强劝说您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理解，所以简单地给您回信，不再逐一替自己辩护。后来又考虑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我，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具体讲讲我这样做的原因，期望您看后能谅解我吧。
大概读书人所争辩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就解决了。现在您来指教我，是认为我的做法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纳谏，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我却认为，我受命于皇帝，议定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修改，把它交给相关机构去执行，不属于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用来兴利除弊，不是惹是生非；替天下理财，不是搜刮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奸佞小人，不是拒绝纳谏。至于怨恨和诽谤那么多，那是本来就预料到会出现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非一天的事了，士大夫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公众当做好事，因而皇帝才要改变这种风气，那么我不去考虑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身力量帮助皇帝抵制这股势力，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时，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非只是朝廷士大夫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这是认准了就不后悔的缘故啊。如果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久，没能帮助皇帝干一番事业，使民众得到好处，那么我是知罪的；如果说，现在应当一切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不胜仰慕之至！[4]
这封回信短多了，语气很客气，但态度很坚定，没有什么回旋余地。
看完回信，司马光自感无法说服王安石，皇帝也坚决支持变法，便继续请求离开京城，并于熙宁四年(1071年)辞去职务，隐居洛阳写书，以示不问政事。
背后看人的是小人，看人背后的是贤者。以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其中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把墓志铭拓下来报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将拓本裱好，挂在墙上，对身边人说：“君实（司马光）之文，西汉之文也。”宋人写文章，讲究对偶工整、声律优美，但修辞过多，好比在菜里放了太多的肉，不免油腻；而西汉的文章，流淌着山溪的清冽和流云的洁净，是一种自然、朴实的文风。
宋神宗驾崩后，年幼的宋哲宗赵煦继位，由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同权处分军国事”，也就是暂时代理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临朝听政。高太后一临朝，就把司马光召回京城，赶走了变法派大臣。司马光执政后，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栖居在金陵小屋“半山园”，看云卷云舒、月盈月亏，任地老天荒，流水无情，过起了“生一盆火，燃一炷香，烤几枚干果，读几页书”的隐居生活。
二人下野之后，都选择了避让，选择了隐居，因为他们放得下，输得起。从心理学上来讲，一个人输不起，必是人格太过渺小，心理能量不足，自信心不足，就必须获得外界的肯定性能量输入，得到别人承认。如果别人不承认，就会感到受伤，一旦受伤的程度逼近心理承受底线，就会陷入崩溃，丧失理性，恼羞成怒。对于这些尚未感悟人生的人来说，似乎出发就是为了抵达，付出就要有结果，于是必经的过程被视为漫无边际的等待、命运多舛的煎熬和世事无常的无奈。我要问，抵达真的那么重要吗？终点真的那么精彩吗？花朵的终点是凋谢，道路的终点是绝境，生命的终点是死亡，美人会化为骷髅，皇帝将沦为白骨。要知道，生命也不完全是为了抵达，光彩并不只是在彼岸，绝大多数风景总是在途中。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一个杏花春雨的季节，已将“半山园”捐做佛寺的王安石，走完了63年的人生旅程，在秦淮河边租赁的寒舍中病逝。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他不仅悲戚不已，还为王安石身后可能遭受世俗小人的攻击而担心，抱病给宰相吕公著写信说：“王安石的文章与节义，过人处甚多……如今刚刚矫正其过失，革除其弊病，他却不幸谢世，那些反复无常的人必然对他百般诋毁，我恳请朝廷优待他，以改变落井下石的恶俗。”
已被封为荆国公的王安石，又被朝廷追赠为太傅，谥号“文”。
同年九月初一，司马光也撒手人寰，死后被追赠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写到这里，我的心在下坠，只能来到窗前，久久凝视着天边那片应该有雨的乌云。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仿佛仍能感受到元祐元年春天和秋天，那两场滂沱的泪雨。
一个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个是司马迁之后最伟大的史学家。曾经的文学密友，因变法而决裂，一生中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冰炭相激，像顽石一样互相碰撞，火花飞溅，最终又在一年内匆匆相会于九泉之下，不能不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巧合。
大凡君子，不是没有小心眼，而是不被小心眼左右罢了。两人之间，尽管政见不同，但出发点一致，都是为了强国富民；尽管针锋相对，但没有人身攻击，始终彬彬有礼；尽管势不两立，但私谊犹在，仍旧惺惺相惜。他们的变法之争，纯属君子之争。
说到这里，可能读者已经把阿云案忘了。
但司马光没忘。
[1] 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2] 见〔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66，中华书局1999年版。
[3] 原文见本书附录五：《与王介甫书》。
[4] 原文见本书附录六：《答司马谏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