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演绎论的问题与沿革

尽管先验演绎论是康德引以为自豪的“哥白尼革命”（Bⅹⅵ）的关键，但是其论旨并非十分明确，由此派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据说《纯粹理性批判》（1781）脱稿之后的十年间，康德将大半时间都用在了演绎论上。但他对初版（A版）中的先验演绎论并不感到满意，这不难从之后的《导论》（1783）、《自然观的形而上学的原理》（1786）、《纯粹理性批判》B版（1787）中所展开的不同的演绎论来加以推断。就连B版的演绎论都不能称为决定版，这一点可以从康德晚年的遗稿[12]中对新演绎方式进行了彻底的尝试上得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最终未能成就先验性演绎论。尽管如此，先验性演绎论终究不愧为康德理论哲学的钥匙，并且不止对于康德，它也是对近代哲学理论的存亡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的Problematik（问题式）。(https://www.daowen.com)

本节，将对从批判哲学初期开始到康德认识演绎问题的过程加以管窥，并在探讨康德建立这一理论的前提和手段的基础上，对近代哲学中必然产生的这一难题加以尝试性地解决。下面就从《纯粹理性批判》的建构史入手进行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