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不列颠的政党
如果把大不列颠政府作为一个对象来考察，我们可能会直接发现它是派系和政党的来源，而这在任何政府，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政体中的共和制和部分君主制部分之间的平衡，从其自身来说，确实是非常的复杂和不确定。这时，再加上人们的情感和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产生不同意见，即使在那些具有最好知识的人中间。那些具有温和性格的人，喜欢和平与秩序，反对动乱和内战，总是倾向于君主制。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热爱自由，认为臣服和奴役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虽然所有理性的人一般都会同意保存我们混合式政体，但是当他们讨论具体的问题时，有些人倾向于赋予王室更大的权力，给予其更大的影响，不用太严厉地监管它。另外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即使对于最小程度的独裁和专制权力他们都会觉得恐惧。涉及我们政体中最本质的那些来自原则的派系，我们可以恰当地将其称为宫廷党或者国家党。这些派系的能力与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政体。一个政体可能非常糟糕，以至于绝大多数民众对其持反对态度；一个好的政体，有可能和那些对自由最热忱的支持者们达成妥协。不管我们的民族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地波动，只要我们仍然受到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统治，这些派系本身将会一直存在。
除了在原则方面的差异外，这些派系还受到利益差异的煽动，如果没有利益差异，他们基本上不可能是危险的或暴力的派系。王室很自然会把所有的信任和权力，给予那些不管是真实地还是假装地坚持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最有利的派系。这样一种倾向很自然地使他们比自己所坚持的原则走得更远。而他们的对手们对于这些人的野心非常失望，最后导致他们加入到另外的派系中。这些派系痛恨王室的权力，很自然地也把这些情绪发展到超出了合理政治活动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宫廷党和国家党是英国政体的真实产物，也是一种复合的派系，既受到原则也受到利益的影响。这些派系的首领通常是受到后一种动机，即利益的支配。这一派系中的下级成员则更多受到前一种因素，即原则的影响。
至于教会中的派系，我们可能会看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宗教人士一直是自由的敌人。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固定的行为方式是建立在利益和野心这些复杂的原因基础之上的。思考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对于宗教权威与宗教性的欺诈都是致命的，而宗教权威通常就是建立在宗教欺诈基础上的。毫无疑问，在所有的自由类型中，人们不可能享受到宗教权威这样的特权，至少在一个自由政体中，还没有人能够享受到。因此，在诸如大不列颠这样的体制中有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即国家教会很自然地成为宫廷党的一部分。相反，持不同政见者将会成为国家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不能寄希望于获得宽容，但是通过我们的自由政体，他们确实需要宽容。所有的王子们都希望获得专制权力，他们深知拥有国家教会的重要性。而这些教会神职人员也非常成功地影响了这些王子们的观点，古斯塔夫（Gustarus Vaza）可能是唯一一个一方面压制教会；另一方面同时也压制自由的有野心的君主。但是瑞典的主教们的巨大权力在那个时候不仅超越了王室的权力，同时加上他们对海外王室家族的感情，导致了古斯塔夫采取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政治体制。
这里关于宗教人士对君主制政体的倾向的考察，不仅仅适用于某个派系。荷兰的长老会和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人士，宣称自己是奥林奇（Orange）家族的朋友。而阿米尼乌斯教派（Arminiams）被认为是异教徒，他们隶属洛夫斯坦恩党（Louvestein），狂热地拥护自由。如果一个国王可以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显而易见，他会倾向于英国主教制度，而不是长老会的政体形式。这既是因为君主制和主教制度之间有紧密的关联，也是因为他会发现在这样的政体中，通过这些主教机构中的领袖可以更好地管理这些宗教人士。
如果我们考察在大革命时期英国最初的派系的兴起，可能会发现，它是符合这种一般理论的。即通过正常而准确的操作，这一类型的政体很自然地会产生派系。在这段时期之前，英国的政治体制处于一片混乱。虽然这样，那些具有贵族特权的人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所具有的这种源远流长的特权被普遍认为是他们天生的权力。一个有野心的或者说有错误观念的国王，可能认为所有的这些特权都是他的前任做出的妥协，可以任意取缔。出于对这一原则的不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可能公开地违背自由的原则，可能会因为某种必要性而召集议会：自由精神产生并自我传播，这位国王在没有任何其他人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履行我们强加其上的义务。而他的敌人们，出于敌意和仇恨，对他们自己的主张不进行任何限制。这时，纷争就出现了，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的人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即使在今天，那些公正的人也无法就这些争议的正义性作出判断。如果我们臣服于议会的主张，就会打破这一体制的平衡，使政府可能完全变成共和制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臣服于议会，可能仍然处于绝对权力的危险之中，这一权力来自君主所确立的原则和根深蒂固的恶习。这在他对人民所作出的每个妥协中，清楚无疑地表现出来。在这个如此复杂而不确定的问题上，人们自然地倾向于最符合他们日常所接受的原则的一边。那些拥护国王支持君主制的人，以及那些站在议会一边支持自由的人，就体现了上面的原则。在双方成功的希望都是差不多的。在这场冲突中利益没有广泛的影响。圆颅党和骑士党只是就原则的差异形成的派系，双方并没有完全放弃君主制或自由。但圆颅党最倾向于我们政体中共和制的部分，骑士党则倾向于君主制的部分。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宫廷党和国家党之间的对立。这有可能是不幸的环境或时代精神的动荡，进而引发的内战。普通的平民与绝对权力的党羽们，隐藏在这两个派系之中，是这两个派系中微小的组成部分。
这些宗教人士认同国王的一些武断的想法，作为回报，国王允许他们迫害其敌对一方，这些宗教人士将他们的敌对方称为异教徒或教会的分裂者。得到认可的宗教人士是属于国家教会的，那些没有得到认可的属于长老会。所以自然而然的，前者会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国王的派系中，后者投身于议会的派系中。
每个人都了解这场争论的进程，开始对于国王是致命的，后来对议会是致命的。在经历许多混乱和革命之后，皇室得以复辟，古老的政体形式得以重建。查理二世（Charles Ⅱ）国王并不是因为他父亲的榜样而变得更加睿智，他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开始时更加隐秘和小心。新的派系不断崛起，他们的称谓是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他们的存在不断地干扰和分裂了我们的政府。要确定这些派系的本质，其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也许可以得到解决，就是证明历史中的问题可能像其他最抽象的科学所发现的一样，是不确定的。在过去的70年里，我们在各种环境中看到了这两个派系的行为，有时占有权力，有时丢失权力；有时和平，有时战争。那些宣称属于一派或另一派的人，我们无时无刻在公司、游乐、严肃的工作等各种不同的场合都会碰到，有时我们不得不支持某一个派系。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最大自由的国度，每个人都可以公开地宣称他的情感和观点。但是，我们仍然难以说清楚不同派系的本性、主张和原则。(https://www.daowen.com)
当我们把圆颅党和骑士党与辉格党和托利党比较时，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被动臣服原则和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原则中。这些原则在骑士党中是很少听到的，却成了托利党的普遍原则，被认为是托利党的真实特征。如果这些原则真正得到最明显的落实，这意味着对我们所有自由的放弃，进而支持一个绝对的君主制。没有什么比一个受到限制的权力这种说法更加荒诞的，因为即使当这个权力超过限定的时候，也不会受到限制。但是因为这些最理性的原则，通常无法对抗激情，毫无疑问，这些荒诞的原则显得太软弱。托利党人是极力反对压迫的，而英国人对于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极力反对的。他们对自由的热情可能低于他们的对手对自由的热情，但是当他们看到古老的政府有可能被推翻的危险时，他们的热情足以让他们忘记自己的一般原则。这些情感会导致革命，而这些可能的结果是英国自由最坚实的基础。在这个事件中及之后的托利党人的行为，将会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个政党性质的真实面貌。
首先，他们似乎具有不列颠人对自由的热情的真正情感，具有坚定的决心，不去为了任何抽象的原则而牺牲自由，或者为了想象的国王的权力而牺牲自由。在革命之前，他们品德的这个部分可能受到了质疑，因为他们所宣称的原则的明显倾向，以及从他们对法庭的服从中可以看出，使这种偶然的设计非常明显。这场革命让他们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宫廷党人，就像我们在英国政府中预期可以看到的一样，也就是热爱自由，但更热爱君主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实践中，他们实现了君主制原则，但更多的是在理论上与一个有限的政府相容。
其次，不论他们的原则还是情感都没有与革命中所达成的结论完全或真正相一致，或者与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相一致。他们品格中的这个部分，可能与前面所讨论的相反。因为在这个国家的那些情形中，任何其他的安排对自由的损害就算不是致命的，也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人的心灵天生倾向于消解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比被动的臣服或者革命中的抵抗之间的冲突要大。因此自革命之后，托利党人可以用很少的一些词来定义，君主制的热爱者并不放弃自由，也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一部分。辉格党人可以这样定义：自由的热爱者，并不放弃君主制，对新教的安排持友善态度。
对于王室的安排，这些不同观点的区别是偶然的，但是对于宫廷党和国家党原则的区分是自然的；也是英国政体中真实的区分。对于君主制真正的热爱者，很可能不愿意看到任何继承上的变化，认为变化是对王室的极大损害。而对自由真正的热爱者，很可能认为政府的每个部分都应该服务于自由。
有些人并不愿意承认，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真正区分在革命中已丧失掉了，他们倾向于认为二者的区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目前的状况已经回到了自然状态；目前来看，除了宫廷党和国家党之外，不存在其他政党。也就是通过利益或原则，人们要么选择君主制，要么选择自由。一直以来，托利党喜欢共和制，他们似乎因为自己的虚伪导致很多人放弃了他们，他们接受这种态度及他们对手的语言。不过，在英格兰，这个政党还有很多成员以及他们之前的很多偏见。至于宫廷党和国家党不是我们唯一政党的证据就是：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是支持宫廷的，至少英国国教的下层教士们是支持反对派的。这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体制中仍然存在一些偏见，一些外在的压力，这些偏见导致我们党派中的一些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