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论公民自由
那些就政治问题进行写作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没有政党情绪或偏见，可以培育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有助于公共服务，甚至对于那些喜欢研究它的人来说，也会获得很多快乐。不过，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还太年轻，没有办法确定政治中的许多普遍真理，而这种状况将会维持很久。我们只有三千多年的经验，所以这门科学中的推理方法仍然不够完美，而且仍然需要推理所需的充足材料。对于人性在善良或者恶性方面所能进行的教化程度，我们知之甚少。同样，对于教育、习俗或者原则和重大的变革中人类所能够做的，我们知道得也不多。马基雅维利确实是个伟大的天才，但是他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古代专制政府，以及意大利一些混乱的小公国，他关于君主制政府的讨论被认为充满了局限性。他的《君主论》中的原则，几乎被后续的经验完全否定。他认为一个软弱的君主不能够获得好的建议。因为如果他咨询几个人的话，他将不能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选择，但是如果他完全听从于一个人，即使这个大臣很有能力，这个大臣也就不再是大臣了。他完全会占有王位，他把自己及他的家族置于王室之上。当然，除了这个案例，这个政治学家也还有许多其他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错误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太过久远，而不能对政治真理进行很好的判断。目前欧洲的所有君主，都受到他们的大臣的支配，而这样的情况基本上维持了两个世纪，但是这样的事件似乎从来没有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塞扬亚努斯（Sejanus）可能谋划推翻恺撒，但不管弗勒里（Fleury）多么卑鄙，也丝毫想不到自己有推翻波旁家族的可能。
直到17世纪之前，人们无法想象贸易是国家的事务，而任何古代的政治家们也没有提及。即使意大利人对这种现象也是保持沉默的，虽然这一点现在引起了很多的重视，包括国家、政府大员们，以及具有抽象思维的哲学家们的重视。两个海上帝国（荷兰、英国）所具有的财富和军事上的成就，似乎教导人们知晓广泛的商业贸易的重要性。
因此，我希望能够在公民自由和专制政府之间做一个完整的比较，进而表明前者较于后者，具有很大的优势。我开始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进行这样一项事业，而任何人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进展很可能被未来的经验所证伪，或者被后世所反对。在人类生活中，这样的变革多已发生，而很多事件都违背了古人的预期，这足以表明未来的变化更加可能发生。
古人已经见证了自由国度能够兴起艺术和科学，波斯人和埃及人虽然他们过上了闲适、富饶和奢侈的生活，但是并没有为那些更加高尚的快乐作出很大的努力。而希腊人却做到了极致，虽然他们持续进行战争，非常贫穷，生活上极度简朴。古人也见证了当希腊人失去自由，虽然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希腊人的财富得到了增加，但是从那时开始，希腊人的艺术出现了衰退，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复兴。文化的中心转移到了罗马，当时罗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正是因为罗马极为有利的环境，在近一个世纪中文化得到了兴盛，一直到自由衰落，它导致文化的衰落，进而导致整个世界陷于一种野蛮状态。这些案例具有正面和负面的结果，表明了在专制政府中文化的衰落，在民主政府中文化的兴起。朗基努斯（Longinus）认为，他有充分的证据论证，只有在自由政府中艺术和科学才能兴盛。关于这一点，我们国家中好几个著名的学者都是认同的。这些人要么把自己的观念仅仅局限在古代的事实中，要么偏向于我们已建立的政府形式。
那么，这些学者们对于现代罗马和佛罗伦萨（Florence）的情况是怎么看的？现代罗马在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方面都近乎完美，虽然它是在君主专制或者教会神职人员专制统治之下。而后者佛罗伦萨在艺术和科学中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在美第奇家族等篡夺政权失去自由之后发生的。阿里奥斯托（Ariosto）、塔索（Tasso）、伽利略（Galileo），还有拉斐尔（Raphael）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都不是在共和制政府中产生的。虽然意大利伦巴第（Lombard）画派与罗马一样出名，但是威尼斯人却不具有罗马人这样的声誉，在艺术和科学的天赋方面，却赶不上其他意大利人。鲁本斯（Rubens）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建立了自己的画派，而不是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德国的艺术中心在德累斯顿（Dresden），而不是在汉堡（Hamburg）。
不过，在专制政府下，文化兴盛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国，法国基本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制度上的自由，但是它与其他国家一样，发展出了近乎完美的艺术和科学。英国人可能是更好的哲学家，意大利人是更好的画家或音乐家，罗马是更好的演讲家。但除了希腊人以外，法国人同时是更好的哲学家、诗人、演讲家、历史学家、画家、建筑师、雕塑家以及音乐家。至于舞台艺术，他们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希腊人，而希腊人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近乎发展出了一门有用的、愉悦人心的艺术，也就是关于社交和谈话的艺术。
如果我们考察自己国家目前科学和艺术的状况，贺拉斯（Horace）对于罗马人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运用到英国人身上。
过去的很多年，以及目前的状况，都是我们粗野的过去的表现。(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极大地忽视了文风的优雅。我们对于自己的语言没有词典，甚至没有让人受得了的语法。我们第一部优雅的词章的作者斯威夫特博士仍然健在。而斯普拉特（Sprat）、洛克（Lock）以及坦普尔（Temple），他们对于艺术的规则知之甚少，不能被称为优雅的作家。培根（Bacon）、哈灵顿（Harrington）以及弥尔顿（Milton）的写作，是非常呆板和学究式的，虽然他们的逻辑非常清晰。我们这个国家过多地关注于宗教、政治和哲学的讨论，对于琐碎的语法和文学评论缺少兴趣。虽然这种思考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理智和推理能力，但是必须承认，即使是在以上提到的那些学科中，我们也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传递给后人的经典之作，至多拥有的只是几篇更像哲学的论文，虽然它们有传给后人的巨大潜力，但仍然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
很多人认为，商业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中才能兴盛，这一观念似乎是建立在一个更加漫长和宏大的经验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过去对艺术和科学的经验之上。如果我们考察泰尔（Type）、雅典（Athens）、锡腊库扎（Syracuse）、迦太基（Carthage）、威尼斯（Venice）、佛罗伦萨（Florence）、热那亚（Grenoa）、安特卫普、荷兰（Holland）、英格兰等地的商业进步，我们会发现自由政府的作用。目前欧洲三个商业重镇，是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汉堡，全都是自由的城市，也是新教的城市，他们享受双重自由。不过，我们需要承认，法国的商业发展似乎证明了这条原则并不比前面的原则更加确定无疑，一个绝对君主统治下的臣民也可以成为我们在商业和文化上的竞争对手。
在如此不确定的问题上，我认为虽然法国人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内在于专制政府本性中的某些东西，对商业是有破坏作用的，这种伤害无法与专制政府相分离。虽然我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寻常。在我看来，私有财产在一个文明的欧洲专制国家中，与一个共和制国家中是同等安全的。在这样的政府中，国家暴力也并非更加危险。这种危险要比我们在一些特定情形中所遇到的伤害更大，比如，雷电、地震或其他非比寻常的事物。贪婪引发人们勤劳，是一种非常顽固的冲动，它可以在如此多的危险和困难中持续，它不可能因想象的威胁而屈服，尤其当这种威胁如此小，基本不会被考虑。因此，在我看来，商业很可能在专制政府中衰败，而这并不是因为商业在专制政府中更加不安全，而是因为其更加缺乏荣誉感。服从社会等级，对于维护专制政府是绝对必要的，对出身、头衔和阶层的认同，必须超越对勤劳和财富的认同，一旦这种观念占优势，那些有实力的巨商都倾向于放弃自己的商业，去购买这些与特权和社会地位相关联的东西。
关于时间对政治带来的变化，以及在政治上的结果，我必须指出，所有类型的政府形式，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在近代社会都获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国际和国内事务管理方面。政治中的权力平衡的秘密，只有在这个时代才变得众所周知。我还要补充说，国家警察在17世纪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塞勒斯特（Sallust）告诉我们：因为罗马出现的抢劫者，导致了喀提林（Cabiline）军队数量的增加。但是我认为，欧洲目前大量存在的这一职业的个体，还不够一个团的力量。在西塞罗为米洛所写的诉状中，我认为他的论证是为了证明被告人没有刺杀克劳狄乌斯（Clodius）。西塞罗认为，如果米洛真的想去刺杀克劳狄乌斯，他就不会在这么远的距离，而且是在大白天攻击他。他会在深夜的时候，接近郊区的地方，从路边攻击他，这样就会假装成他是被抢劫犯谋害的。这种事情的频繁发生，就会很好地掩盖这一罪行。这对于罗马当时的治安是一个惊讶的证据，对于当时抢劫的数量和影响也是一个很强的证据。即使克劳狄乌斯在那时有30个奴隶陪同，这些奴隶是全副武装的，为这种血腥和危险做足了准备。
虽然在近代各种政府形式都得到了提升，但是君主制政府似乎更接近于完美。现代君主制认为，它们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而这样的论断，之前只是用来赞誉共和制的。它们能够在令人惊讶的程度上接受秩序、管理方法以及稳固的统治，在这样的国度中，私有财产是安全的，劳动也得到鼓励，艺术得以繁荣，君主在自己的臣民中安居，就像一个父亲在他的孩子们中间安全地生活一样。在欧洲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大大小小总共有将近两百个君主，如果每个人统治20年，我们可以想象，很可能总共有两千个君主王朝，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暴君”。在这些人中，即使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也没有像罗马皇帝台比留（Tiberius）、尼禄（Nero）或者图密善（Domitian）那么恶劣，而他们只是12个罗马皇帝中的四个。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承认，君主专制政府基本上快变得像民主政府一样温和与稳固，但它们仍然是次等的。现代的教育和习俗，要比古代具有更多的人性和温和的一面，但是它还不能够完全克服君主制政府的缺陷。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这样一种假想，虽然这种假想是可能的，而这只能通过后世才能判断出来。我倾向于认为君主制政府中存在进步之源，而民主制政府中存在倒退之源。到了某种程度，这两种国家政体看起来会差不多。虽然法国是最完美的纯粹君主制的模型，在法国出现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来自税收的数量和负担，他们的税收并没有超越民主国家的要求，而是征税所采取的昂贵的、不平等的、随意的征收方法，这使得穷人们所处的行业，尤其是农民和农场主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打击，而农业近乎变成了类似于乞讨或者奴役的行业。这种弊端对谁有利呢？如果有利于贵族利益，这可能被视为君主专制政府形式的内在特征，因为贵族是君主制最忠诚的支持者，那么很自然，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政府形式中，要比穷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的照顾。但在实际生活中，贵族们恰恰是这种压迫的最大受害者，因为这种压迫损害了他们的财产，使得他们的租户变得更加贫穷。唯一的获利者是那些金融家们，他们是比贵族乃至整个王国更加丑陋的一群人。如果一个君主或者大臣，在充分了解了自己以及公众利益的情况下获得更多权力，而在心智足够强大的情况下打破古代的习俗，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权力的滥用会得到纠正。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政府和我们的自由政府之间的区别，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明显。
在自由政府中存在的堕落之源，就在于合同借款、公共收入的分期支付，到时候，税收很可能很快无法承担，整个国家的财产就会落到公众的手中。这样的做法从色诺芬（Xenophon）的记叙中可知是近代的产物。雅典人虽然是在共和制政府的管理下，但要为借款支付百分之二百的税。在任何紧急状况下，这些财富都是必要的，在现代国家中，荷兰人首先引入了以低利息来借钱的实践，但这种实践已经摧毁了他们。而专制君主们也通过合同来借款，但是作为一个绝对的君主，他可以随时宣布破产，而他的臣民们不会受到其债务的影响。而在民主政府中，民众尤其是那些有很高职位的民众，他们是公共的债权人，因而国家就很难使用破产这样的策略；虽然这种策略一直是残忍和野蛮的，但有时却是必要的。因此，这种不便利之处几乎威胁到所有民主政府，而在目前的境遇下，尤其威胁到我们自己的政府。因此，我们有很强大的理由来节制地使用公共财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征收各种税收；或者更糟的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欠缺，在国防事务方面无能，这会损害我们的自由，可能让我们沦为周边国家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