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人类生活的考察要求更精细的，尤其是那些因为偶然的原因或事出有因而产生的事情，也没有任何问题比认为“所有事件都来自偶然性原因”这一观点，使得一个作者更容易被错误的标题和细节所迷惑。这不仅无助于进一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还会使得该作者和人类中的其他人处于一样无知的状态。但是当一个事件来自于某些确定和稳定的原因，在表述这些原因方面他就可以展示自己的天才。任何具有这种天赋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不会失败。由此，他有机会展示他的才能，进而表现他丰富的知识，表现出不同于愚蠢和无知的人的一面。
在区分概率和原因方面，我们必须依靠每个特定的人的智慧来思考每一个特定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运用任何一般的规则来帮助我们区分，那么就是下面这个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依赖于少数人的事件往往被归因于一些神秘的和未知的原因，而那些发生于大多数人中的事件往往可以被确定的和已知的原因解释。
这一原则有两条自然的理由。首先，如果你认为一个骰子有一些偏差，不管这个偏差多么小，这个偏差可能在几次掷骰子中没有体现，但是肯定会在多次掷骰子中体现出来。类似的，如果特定的原因在某一时间的某类人中导致某些倾向和冲动，虽然其中的一些个体不会受到这一特定原因的影响，只受到自身情感的影响；但是，其中的很多人肯定会受到这一特定原因的影响。
其次，那些在大规模程度上适用的原则或原因，总是具有更确定的本性，与那些在很小数量上适用的原则或原因相比，更不容易受到偶然性和个人想象的影响。后者通常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在特定个体的健康教育或财富方面，即使发生最小的变化，也足以改变他们的进程，影响他们的操作；而且还不能把他们还原为一般的原则或者观察。某一个时间点的影响不能让我们确信他们在另外一个时间点的影响，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外部环境是一致的。
依据上述规则来判断，一个国家内部渐进式的变革比起通常由一些个体所造成的外部的以及暴力的革命，是更适合思考和观察的主题，同样这也比由异想天开的愚蠢想象所带来的问题更有影响。在英国颁布财产转让法和工商业兴起之后，英国贵族的衰落和平民的兴起，通过一般的原则就可以轻易解释。这要比查理·昆特（Charles Quint）去世之后西班牙的衰落和法国君主制度的兴起更容易解释。如果哈里四世（Harry Ⅳ）、理查德主教（Cardinal Richleu）和路易斯十四（LouisⅩ Ⅳ）是西班牙人，而菲利普（Philip）二世、三世、四世以及查理二世（Charles Ⅱ）是法国人，那么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可能就会完全相反。
基于同样的理由，解释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兴起和进展要比解释其知识的兴起和进展容易得多。一个国家至少应该全力支持其中一个，这样也会确保更大的成功。贪婪或占有的欲望是一种普遍的激情，是在所有时代、所有地域以及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的东西。但是，好奇心或对知识的热爱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影响力，它要求年轻的心态、空闲的时间、受教育和有天赋以及典范的力量。如果有读者，就不会缺少书商，但是有读者却可能没有作者。在荷兰，有大量的人进行商业贸易，但是在学习和应用方面，就基本上没有造就过任何著名的学者。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比探寻艺术和科学的历史更值得我们钩沉索隐，以免我们把莫须有的原因或纯粹偶然的东西还原为稳定和普遍的原则。在任何一个国家，开展科学研究的人总是少数，支配他们的激情是有限度的，他们的品位和判断极其敏感而易于受到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应用，可能会受到任何一个细小事件的干扰。因此，偶然的或神秘的以及未知的原因，必定会对艺术的兴起和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有一个理由使我并未把这个问题完全归于偶然的原因。虽然那些在科学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得到了很多人的羡慕，但是这些科学家在所有民族与所有时代中始终都属于极少数的那一群人。同样的精神和天赋，必然在之前就广泛存在于这些科学家身边的群体中，这样才能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培养这些著名学者的品位和判断能力。普通民众不可能是完全乏味的，因为这些艺术的精神是从他们当中提炼出来的。奥维德（Ovid）说过：我们心中有一位上帝，他吞吐神圣的火焰，由此我们获得了生命。所有时代的诗人都把这一论断当作灵感的来源。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超自然的色彩。这种火焰并不是在天堂点燃的，它只在这个世界存在，从一颗心灵传递到另外一颗心灵，只有当一个人的材质是最佳的时候，以及在那些最快乐的人那里，才能燃烧得最明亮。因此，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兴起和进展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少数人的品位、天赋或精神的问题，而是关乎所有人的品位、天赋或精神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通过一般的原因和原则来解释。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考察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诗人，诸如荷马会存在于特定的地方与特定的时间，在没有大量的虚假的前提情况下是不可能讨论这样的问题的，只会把自己完全陷入到某种妄想之中。他还不如假装给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特定的将军，诸如费边（Fabius）或西庇阿（Scipio），会在当时的时代生活在罗马，或者为什么费边在西庇阿之前出生。对于这样的问题，除了贺拉斯所给出的理由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
只有天才知道谁支配了我们的出生，我们的人性，虽然每个人终将一死，然而命运的变化是无常的。
——贺拉斯：《书简》
但是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为什么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要比周边国家更讲礼仪，更有文化，这些情形可以提出很好的理由。至少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值得人们探究的，在我们探寻它是否可以进行理性的考察，以及是否可以还原为一般的原则之前，完全放弃它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对这个问题的最初观察是，除非人们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之下享受幸福，否则，艺术和科学是不可能兴起的。
在这个世界最初的时代，当人们还是野蛮无知的时候，他们只会去寻求避免相互的暴力和非正义的安全措施，而不会寻求对统治者的选择，不管这些统治者的数量。在没有法律或政治制度保障自己免于这些统治者的暴力和不公正的举措之前，他们也不会把信任寄托在这些统治者身上。如果把权威集中在某个人身上，一般是通过征服或普通宣传的手段，而当人民的数量增加到极大的程度，这时君主就会发现，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执行每个统治的功能。他必须把自己的权力下放给低一级的政府官员，而这些地方官员在自己相应的行政区域中维护和平与秩序。在人们的经验和教育还没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君主自己的权力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他也不会想到去限制大臣的权力。他只会把自己的权威分派给那些他指派去管理一部分民众的官员。这时候，所有一般的法律运用到特定的案例中，都会有许多不便。这需要极大的关注和经验，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些不便之处比完全听命于地方官的个人判断带来的不便要少得多。同时也要求我们去辨别普遍的法律是什么。在涉及所有人的时候，具有极少数的不便利，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人类可能取得了一些进步，即使在诗歌和优雅艺术方面，天才和想象促进了它们的迅速发展。这要比国家法律的进步来得更早，虽然频繁的审判和细致的考察可以帮助国家法律的改善。因此，我并不认为一个不受限制和教育的野蛮的君主在没有限制和得不到指导的情况下会成为一个立法者，或者说会想到限制派驻外省的傲慢的官吏，甚至每个村庄的法官。据说晚年的沙皇虽具有罕见的天才，并且充满了对欧洲艺术的热爱和敬仰，然而他对土耳其这个当时是野蛮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实践表示尊重，赞赏那里的法官们没有受到任何方法、形式或者法律的限制。沙皇并没有察觉到，这样的实践和他对于改进自己民众的文明程度的一切努力是背道而驰的。在所有的情况下，独断的权力都具有压迫性和破坏性，在稍微具有指引的情况下，会导致毁灭性的和无法忍受的结果。当占有这种独断权力的人，知道他的权威的有效时间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时候，整个情况会更加糟糕。他把我们踩在脚下，就像我们是他的奴隶一样，认为我们属于别人。
这样的统治者对自己的民众具有绝对的权威，就像他们是他自己的一样；这个统治者对自己的民众充满了暴力和独裁，就像这些民众不属于自己一样。在这种被统治的方式下，民众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他们不可能获得对品位或理性提升的任何渴望，他甚至不能假装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或者生命安全带来的快乐。
因此，期望艺术和科学在君主制下兴起，就是期望一种矛盾的东西。在这些进步发生之前，君主制是无知的、没有得到指导的。君王在没有充足的知识，让他能够平衡自己的政府和一般法律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他把所有的权力下放给低一级的官员。这种野蛮的政策有害于人民，也阻碍了所有的进步。如果在科学发生之前，一个君主可能具有足够的智慧，成为一个立法者，通过法律而不是独断的意志来管理他的臣民，那么这种类型的政府就有可能孕育出艺术和科学。但是这样的假想基本上是不融贯和不理性的。
当然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在其初期阶段，就像一个野蛮的君主制一样，没有多少法律，可能把权威无限制地下放给地方官员或者法官。但是在人们普遍参与选举之后，对于权威有很大的制衡，对于地方官员的限制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存自由，最终才会产生一般的法治。罗马的立法会议员，当时有一段时间决定所有的事情，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限制。直到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压迫，推选出古罗马的十大行政官，颁布了十二表法。虽然这些法令无法和英国的议会法案相提并论，但它们是唯一的成文规则，规范了财产保护和处罚，在那个著名的共和制下实行了很长时间。不过，它们与一个自由政府相结合的情况下，足以确保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让一个公民免于受到另一个公民的统治，保护人们免于其他人的暴力和独裁。在这样的际遇下，科学才能兴起和繁荣。但是在压迫和奴役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野蛮君主的统治之下，人们受到了官员权威的限制，这些官员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限制。具有这种本性的无限制专制，只要它存在，都会有效阻止一切进步，人们无法获得知识，而知识对于指导人们的进步，获得更加温和的权威是必要的。
这就是自由国家的优势。虽然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可能是野蛮的。但是通过一系列无误的操作，即使这个国家的人们在其他科学方面还没有作出任何有影响的进步，也必然会产生法律。从法律中产生安全感，从安全感中产生好奇心，从好奇心中才会产生知识。这种进步后面的过程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前面的过程肯定会发生。没有法律的共和制是不可能长存的；相反，在一个君主制政府中法律不是其必然产物。绝对的君主制，包含了对法律的排斥。只有很大的智慧和深刻的思考才能够平衡两者。但是在人类的理性具有很大的进步之前，这种智慧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些进步要求好奇心、安全感和法律，因此，艺术和科学最初的发展无法预期在一个专制政府中出现。
在专制政府中还有其他因素阻止了艺术的兴起，虽然我指出法律的缺席以及绝对权力下放到每一个地方官手上这一情况是最主要的原因。艺术很自然地在自由政府中生长开来，在自由政府中，人们也会更加致力于对每个成就的模仿和超越，天赋和能力才会有更充足的发展和成就。所有这些原因，使自由政府成为艺术和科学发展唯一的沃土。
关于这个问题，我作出的另外一个考察是：对于礼仪和知识的出现，没有什么比通过商业和政策关联起来的一系列独立而又相邻的国家这个因素更有利了。在这些相邻的国家中，所出现的竞争是发展的一个明显来源。但是我主要强调的是，这些有限的疆土限制了其权力和权威的边界。
当一个人有极大势力的时候，扩张的政府很快就变成专制政府，而那些小的国家很自然地变成了联邦。一个大的政府习惯于演变成不同程度的独裁，因为一个暴力行为在这个国家中首先总是在某个区域发生，而这又是因为它远离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得到关注或引起很大的兴趣。另外，一个大的政府虽然从整体上来说，并不让人们满意，但是可以通过一些伎俩让人们仍然臣服于它。这个国家的每个部分对于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都处于无知状态，所以他们不敢引起任何骚动或暴乱。更不用提的是，对于君主还存在某种迷信般的崇拜。这种迷信是人类非常自然就获得的，因为他们并不经常看到君主，大家与他不熟悉，所以也不会观察到他的弱点。这些庞大的国家有资源能够维持王室的浮华绚丽，这对民众具有极大的魅力，自然也有助于对民众的束缚。
在一个小的政府中，任何压迫行为都很容易传遍整个国家，随之导致的流言和不安非常容易传播。民众的愤怒也更加强烈，因为这些民众并不会因为他们和国王的距离而不能观察到他。贡德（Conde）亲王说道：“对自己的侍从来说，没有人是个英雄。”很明显，对于任何特定的人来说，敬仰和熟悉这两者是不相容的。需要睡眠和具有爱的欲望，使得亚历山大大帝也意识到他不是一个神。但是我认为，他身边那些日常服务的人可以轻易地从他身上所具有的无数弱点中看出作为人的本性。
但是小的国度有助于知识的进步，因为这样可以阻止权威和权力的泛滥。荣誉和权威一样，对人们具有极大的魅力，对于思想的自由也具有同样的摧毁作用。当周边国家在艺术和商业方面有一系列很广泛的交流，彼此嫉妒使得他们相互尊重对方在品位和理性方面的规则，也使得他们以最大程度的热情和准确性来考察每一件艺术作品。流行观点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至少某个国家会仔细考察，这就不会使流行的偏见得以传播。那么只有自然和理性，或者至少与自然和理性极度相似的东西，才能突破重重障碍。把那些相互最具有敌意的国家联合起来，进而对艺术给予尊重和仰慕。
古希腊是一系列小城邦的结合体，它们很快演变成了共和国。正是因为他们彼此的临近关系，所以被同样的语言和利益的纽带联合在一起了。他们形成了关于商业和知识最密切的相互交流。在那里出现了一种愉悦的气氛，富饶的土壤，以及最和谐的完整的语言，以至于其中任何一个环境都似乎有助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每一个城邦都诞生了一些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拒绝臣服于临近城邦中艺术家和哲学家们的品位。他们之间的争论提升了人们的智慧，一系列的对象成为讨论的主题，每一种品位都挑战其他的品位。在这个时候科学并没有受到权威的压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即使在当代也仍然是我们羡慕的对象。罗马基督教或天主教在文明世界传播，独占当时的全部崇拜之后，天主教教会在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中打上了烙印。罗马天主教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王国，在一人的统治下，各种派系很快都消失了。只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入到所有学校传播，剔除了所有其他的知识。但是人类在摆脱这种压迫之后，基本上回归到之前的情形中。欧洲目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古希腊的模仿。我们在好几种情形下看到这种状况的优点。整个法国在17世纪末显示出对笛卡尔哲学的极大倾向，但是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对。这些人很快也发现了此种哲学的弱点。牛顿的理论所经历的最严格的考察并不是来自他自己的同胞，而是来自外国人。如果他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这些障碍目前存在于欧洲的各个部分，他很可能带来最新的繁荣。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从法国人的高雅和道德榜样中学到了舞台表演中令人厌恶的放荡。而法国人也认识到他们的舞台艺术变得很女性化，因为具有太多的爱情和对女人的殷勤。法国人也开始欣赏临近国家舞台艺术中的男子气概。
在中国似乎有很多礼节和科学，这么多世纪以来，我们自然地认为它会发展成更完美的形式，而这并没有出现。但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王国，使用同一种语言，采用一部法律，人们以相同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教师的权威，诸如孔子非常容易从这个王国的一个角落传播到另外一个角落。没有人有勇气阻止流行观点的传播，后代的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挑战前代的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里，科学的进步是如此的缓慢。
如果我们考察世界的四个主要部分之一——欧洲的版图，我们会发现，欧洲被海洋、河流和山川所分割，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里，希腊更是如此。这些地域非常自然地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政府。因此，科学在希腊兴起，而欧洲一直以来是科学传播的地方。
我有时候倾向于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古代典籍的摧毁而导致文明时代的断裂，那么历史就会显示出它更有助于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一面，这是通过打破权威的延续以及推翻暴君对人类理性的统治。在这一方面，它们与对政府和社会的破坏具有同样的影响。考虑到古代哲学家对某个学派几个大师的盲目推崇，你会认识到这样的哲学在数百年之后，也不会有太大的用处。即使是在奥古斯都时代兴起的折中学派，虽然他们宣称从各个不同的学派中自由地选择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在主要方面，他们仍然臣服和依靠他们的同胞们；因为他们并不是在自然中寻找真理，而是在这几个学派中寻找真理。他们认为真理不是在一个整体中被发现，而是分散在各个部分中。在学术复兴的时候，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派，这些派别再也不会获得任何声誉或者权威了。同时，正是把这些学派的衰落作为活生生的例子，使得人们不会盲目追随这些新的学派。虽然这些新的学派尝试战胜旧的学派。
关于这个问题，我对艺术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的第三个观察就是：虽然对这些宝贵的知识分支最恰当的培养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它们可以被移植到任何政府中。一个共和制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最有利的，一个文明的君主制对于艺术的发展是最有利的。(https://www.daowen.com)
要平衡一个巨大的政府或社会与一般的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中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没有任何人类的天才，不管是多么完备的天才，能够仅仅通过理性和反思来实现。在这份工作中，众人的判断需要联合起来工作。我们需要经验的指导，需要时间来完善它。而我们对困难的感知可以用来克服容易出错的地方，这在最初的尝试中肯定会出现。因此，在任何君主制中进行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政府形式不管是多么的文明，众所周知，会把无限的权力给予每一个州长或者地方官，把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类似奴隶制的秩序。在这种情形下，科学是不可能进步的，人文艺术、法律和手工艺术以及制造业也是不会进步的。这种野蛮和无知作为这种政府形式的结果，会延续到后世，这些不快乐的奴隶们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所改变。
但是，法律作为所有安全感和快乐的来源在任何政府中稍后都会出现，它作为自由和秩序的缓慢结果，继续发展比刚出现时所面临的困难要小得多。一旦它生根发芽，就是一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植物，它不会轻易在人类败坏的风俗或严酷的环境中衰变。而那种奢侈的艺术，尤其是人文艺术极大地取决于高尚的品位或情感，是很容易消失的。因为它们只是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喜爱，这一小部分人的闲暇、财富、天赋，使得它们能够享受这种娱乐。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有益的东西一旦被发现，将很难被遗忘，只有通过社会的颠覆或野蛮入侵者的镇压，才能抹去对之前的艺术和文明的记忆。模仿也很容易把这些粗糙的但是更有用的记忆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进而使他们超越了高雅艺术的进步。虽然它们要晚于其最初的兴起和发展。这些促成了文明的君主制的出现。在这里，政府管理的艺术最早是在自由国度中出现的，最终被保留下来，用于满足君主和臣民相互的利益与安全感的实现。
因此，不管君主制形式对于一些政治家们是如何的完美，它的优点都是来自共和制。一个纯粹的专制政体由一群野蛮的人建立，也不可能通过其天然的力量和人员来提升自己。它必须从自由政府中借用法律策略和体制来建立它的稳定秩序，而这些优点是共和制成长的原因。在一个野蛮的君主制下，广泛的专制在进行政府管理的细节时，以及在进行政府治理的主要方面，都会阻止这样的进步。
在一个文明的君主制中，君王在行使自己的权威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他独自占有权力，除了习俗、典范以及他自己的利益以外，不受任何束缚。每个大臣或地方官，不管他多么出名，都必须臣服于一般的法律。一般的法律管理整个社会，这些大臣和地方官们必须按照法律要求的方式，行使分配给他们的权威。人民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君王，来保证他们自己财产的安全。但是君王离臣民非常遥远，这也避免了臣民对他的嫉妒和利益的羡慕。人民对这种依赖关系基本上感觉不到。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政府形式，用一种高调的政治术语来说，可以称作专政。只要在一个正义和谨慎的政府管理下，也可以为民众提供能接受的安全感，甚至可以实现政治社会的绝大多数目的。
即使在一个文明的君主制中，也和在一个共和制中一样，人们需要享受自己财产的安全，但是这两种政府形式中，那些具有极大权威的人可以支配很多荣誉和资源，这就激起了人们的野心和欲望。而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在共和制中，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必须朝下看，获得选民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中，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上方，获得君主的认同和喜爱。在前一种政府形式中获得成功，这个人必须运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在后一种政府形式中要发展，他必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礼仪，让别人感到惬意。一个真正的天才会在共和制中获得最大的成功，而具有优雅品味的人则会在君主制中获得成功。那么很自然，科学就会在共和制中发展出来，优雅的艺术会在君主制中发展出来。
无需指出的是，从宗教神职人员和君主的盲目崇拜中获得政治上的稳固，这样的君主制通常剥夺了对于宗教、政治以及形而上学和道德进行推理的自由。而这些是科学最重要的分支。剩下来的数学和自然哲学，其价值还不到上述学科的一半。
在谈话艺术中，没有什么比得上相互尊重更让人开心的。这让我们限制我们的欲望，掩盖我们的虚伪和傲慢，这种虚伪和傲慢对于人类的心灵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让一个天性善良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无需思考也会很好地实现这种文明的行为。但是为了让任何人都具有这种有价值的品格，我们有必要给予这一自然的倾向一些普遍的动机。在共和制中权力由民众上升到统治者手中，这种礼仪的提升基本上不会实现，因为整个国家中的公民都处于类似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每个成员都是彼此独立的。在投票的权威下，人民占有极大的优势，领袖的优越性完全来自他们的职位。但是在一个文明的君主制中，从农民到君主之间有一系列的依赖性，虽然这种依赖性还不足以动摇财产的安全性，或者压制民众的心灵，但是它足以在人们中产生取悦他的上级的倾向和对于那些典范的学习，这些典范具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教育程度。因此，行为方式上的文明很自然地是在君主制中产生。一旦文明礼节发展出来，人文艺术就不会受到忽视或者贬低。
欧洲的共和制在目前需要礼节。一个瑞士人的礼貌行为方式是在荷兰得到了提升，这样一种风格的表达在法国人中非常流行。虽然英国人在学识和天才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同样的批评。如果威尼斯人是一个特例的话，也许这要归功于他们与意大利人之间的交流。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政府都提倡依附上级，这足以让他们的行为举止更加文明。
关于这一点，对于任何古代共和制中的文明进行判断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他们中谈话的艺术不如写作的艺术那样完美。古代演说家的下流语言在很多案例中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让人难以置信。浮华在那些时代的作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行为中充满了放荡和傲慢。塞勒斯特（Sallust）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最严肃、最具道德的篇章中写道：那些放荡的、贪吃的、或者赌徒们把自己的财产都荒废在戏剧、享乐和淫乱中……贺拉斯在探讨道德的善恶起源时，有如下的表述：在海伦时代之前，一个少妇可能是一场战争最可怕的导火索。奥维德（Ovid）和卢克莱修（Luckretius），几乎和罗切斯特伯爵（Lord Rochester）一样行为放荡。虽然前者是优雅的绅士和才华横溢的作家，而后者来自腐败的宫廷，他所生活的宫廷似乎完全把羞耻和端庄抛之门外。尤维那利斯（Juvenal）极其推崇谦逊，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粗鲁的表述语言，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
我也要勇敢地指出，古人没有太多的教养，或者礼貌的谦逊和尊敬。文明要求我们与交谈的对象显示出这种尊重和尊敬。西塞罗肯定是他那个时代最优雅的绅士之一，但是我必须承认，在他的那些对话录中，我经常会震惊于他代表他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时的糟糕的表现。在这些对话录中，他把自己介绍成一个演说者。这样一位具有学识和品德的罗马人，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绅士，他并不比任何罗马人的地位低下。但是在这里，却表现得还不如我们现代对话录中菲勒利希斯（Philalethes）的朋友，他对于演讲者表现出谦和的崇拜，经常赞美他，获得他的指导，就像一个学者对于自己的老师表现出的尊敬一样。即使在西塞罗关于善恶目的的对话录中，甚至加图（Cato）同样受到了傲慢的对待。
我们在古代典籍中遇到的最具有特定细节的一个真正对话是来自波利比乌斯。当马其顿的国王腓利普，作为一个智慧的君主，遇到我们从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那里获知的罗马最有礼貌的人提图斯的时候，腓利普带领着所有来自古希腊城邦的使者，来自希腊埃托利亚（Etolian）的使者突然告诉这位国王，他的说话方式就像一个傻子或疯子。而这位国王回复道：即使对一个瞎子来说，这也是很明显的。这是国王对自己的愚蠢的一种嘲弄。但是这并没有引起通常的反应，会见并没有因此中断。在风趣的大笑中转移了弗拉米努斯（Flamininus）的注意力。最终当腓利普挪出一点时间，和他那些当时不在场的朋友们商谈的时候，其中一位罗马将军如这位历史学家所记载的，想要展示自己的智慧，告诉腓利普国王，他之所以当时没有朋友在场，可能是因为国王把所有朋友都杀了。而事实上确实如此。这一朴实的对话并没有受到这位历史学家的谴责，也没有引起腓利普国王的怨恨。当时并没有引起一阵冷笑，也没有阻止他第二天继续会谈。普鲁塔克也在弗拉米努斯充满智慧和令人愉悦的论断中，提到了这个嘲讽。
沃尔西（Wolse）主教为他出了名的傲慢的作品道歉时，说他的作品《我和我的国王》，这种表达形式是符合拉丁文的习语的。因为罗马人总是把自己放在谈论对象的前面，而这也是人们缺少礼仪的一种表现。古人作出了这样一种规定：最受到尊敬的人，应该在谈话中最先被提到。因此，我们发现，罗马人和埃托尼亚人之间的争论和嫉妒来自一个诗人把埃托利亚放在罗马人的名字之前，以此来庆祝他们的联合军事力量战胜了马其顿人。里维亚（Livia）用来羞辱罗马皇帝提比略的方式，就是在一段碑文中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提比略之前。
这个世界的进步不是纯粹的好。类似的现代礼节，很自然地是出于一种装饰，经常与情感和愚蠢交织在一起掩饰虚伪。因此，古代那种质朴的方式，很自然地会显示出令人亲近又往往堕落成粗俗、鄙陋和下流的倾向。
如果礼节方面的优越性能够带入到现代，那么，现代关于礼貌的观念作为宫廷和君主制的自然产物，很可能促成了这种发展。没有人能否定现代社会有这种发明。有些对古代充满热情的人认为，这是浮华可笑的，对于现代是一种缺陷而不是一种成就。在这里我们需要考察这个问题。
自然在所有生物中植入了两性之间的吸引，即使在那些最凶猛和最贪婪的野兽中也是一样。这种吸引力不仅局限于身体上欲望的满足，而且会产生友情和相互的关爱，这会贯穿于他们的整个生活。即使在这些物种中，自然把这种欲望局限在某个季节和某个对象中，以及在一个雄性和雌性之间以婚姻或某种联合的形式出现。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满足和关爱可以拓展得更远，也会相互提升异性之间的感情。那么这种情感在人身上有多少，而其中有多少欲望不是自然的？要么是源于偶然的强烈吸引力导致的爱，要么是来自责任和利益的反思所产生的情感。因此，没有什么比源于骑士般的勇敢具有更多的冲动，这在自然中是最强烈的。与其他更值得赞美的情感相比，即使在最优雅的地方，艺术和教育也不会给它带来更多的变化。他们只会让我们更关注它、提升它、修饰它，给予它更恰当的地位和表达。
不过，骑士般的勇敢既是慷慨的，也是自然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对他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么，纠正这些缺点，既是道德的一部分，也是最日常的教育对象。如果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无法持久地存在。但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的谈话更加容易和愉快，我们发明了礼节，并且进一步发展了礼节。不管自然是否给予心灵任何作恶的冲动，或与他人产生争端的冲动，但是教育教会了人们把偏见抛掷一边，并且在他们所有的行为中，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与其自然倾向不同的情感。因此，正如我们通常非常傲慢和自私一样，我们通常预设比别人更好的品位。一个礼貌的人，学会以尊重他的同伴的方式来行动，并且在所有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学会尊重他人的优先性。同样地，当这个人的处境在他内心产生不满的时候，正是他身上有教养的部分阻止了这种情绪，而表现出与他身上天然产生的不满情感相冲突的优美的情感。因此，上了年纪的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很自然地担心来自年轻人的轻视。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就会加倍地尊重和敬爱他们的长辈。正因为陌生人是没有得到庇护的，在所有讲究礼节的国度中，这些人受到最高的礼遇。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会被放在首要的位置。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家庭中是主人，那么，他的客人在某种意义上就要臣服于他的权威。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恰恰是位置最低的人，要照顾到每个人的需求，让自己面对所有的困难，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所有人。这样做不会违背对自己的客人过于明显的情感，或者给客人带来过多的要求。骑士般的勇敢实际上就是类似的这种慷慨的情感。自然让男性优越于女性，在心灵和身体上具有更强的力量。这要求男性去减少这种优越性，尽可能通过他的行为的慷慨，实现对女性情感和观念的尊重。野蛮的民族却是表现这种优越性，他们把自己的女性降低到附属的奴隶的地位。他们会禁锢、殴打、贩卖甚至杀害女性。但是那些文明的男性们，以一种更加友爱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权威，这种方式同样明显。他们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尊重和赞美，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通过骑士般的勇敢，在一个愉快的聚会中你不需要去问谁是这场宴会的主人。那个坐在最不起眼位置的人，他总是非常殷勤地帮助每一个人，那肯定就是主人。我们要么谴责所有这些慷慨的例子，认为它是一种矫饰的行为，或者认为它确实具有骑士般的勇敢。古代的莫斯科人在结婚的时候，送给自己的妻子一条皮鞭，而不是一个戒指。同样是在这个部落，在他们自己家中，总是把自己置于外国人之上，即使对方是外国的大使。这是说明他们慷慨和礼节两个例子，显然是一回事。
骑士般的勇敢与智慧和谨慎的品格是相容的，就像它与自然和慷慨是相容的一样。当它在恰当的规则指引下，会对两性中的年轻人的快乐和发展作出超出其他任何发明的贡献。在所有的动物物种中，自然在两性之间植入了最甜美和愉悦的爱。但是身体欲望的满足并不能让心灵满足，即使在最凶猛的物种中，我们会发现他们进行玩耍、嬉戏以及其他情感的表达，这是构成快乐最重要的部分。而在有理性的动物中，我们必须承认心灵占有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剥夺了这个动物所有的理性沟通、同情、友情和快乐，那么剩下的东西基本上不值得去享受了。
对于行为进行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和有品德的女性在一起。在那里相互取悦对方的努力肯定会提升心灵，女性的温柔和谦逊的典范必然会影响到她的仰慕者们。而女性的精细的地方会让每一个人特别注意自己的谈吐举止，根本不会作出任何不庄重的行为。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培养优雅的礼仪呢？
古人认为女性的特征仅仅是家事的一部分，没有被认为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或美好聚会的好伴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优秀的令人愉快的对话录的真正原因（除非你认为色诺芬（Xenophon）的《饮宴》或者卢西思（Lucianus）的《对话录》是特例）。虽然他们中很多严肃的作品是无法模仿的，贺拉斯曾经谴责过普劳图斯（Plautus）粗俗的讽刺和冷笑话。虽然贺拉斯是世界上最轻松愉快和明智的作家，他嘲讽的才能非常突出。这些优雅的艺术，从骑士精神与骑士精神所产生的宫廷中，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不过，从这种追溯中回到主题，我将进入到对这个问题的第四个考察，继续讨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当艺术和科学在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完善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它们必然开始衰退，绝不会在它们之前兴盛的国家中再度复兴。
必须承认的是，这个原则虽然符合经验，但最初看来可能会被认为与理性相冲突。如果人类的自然禀赋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中几乎都一样（这似乎是真的），那么肯定再继续提高和发展这种禀赋，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规范品位，确定模仿的对象。古人留给我们的模式在两百年前孕育了所有的艺术，进而导致了欧洲所有国家中艺术的进步。为什么在罗马皇帝图拉真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没有出现？尤其当那个时候，这些艺术仍然非常完整，受到整个世界的喜爱和研究。一直到后来，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时期，希腊人所理解的诗人就是荷马，罗马人所理解的诗人是维吉尔（Virgil）。对于这些神一般的天才，人们仍然在仰慕，而在这么多世纪过去后，没有一位诗人可以宣称自己和他们一样。
一个人的天才在他生命开始的时候，其他人包括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在许多次尝试带来很多成功，他才敢于承认他自己有能力应得这些成就，这些成就赢得了人们的仰慕。如果他自己的民族已经具有很多优雅的典范，那么很自然地把自己稚嫩的作品和它们进行比较。如果他意识到有很大的差距，就会打击他进一步的尝试，再也不会与这些他所仰慕的伟大作家抗衡。一种高尚的竞争是所有优越成就的源泉。而仰慕和谦逊很自然地会抵消这种竞争。没有人能够抵制这种过度的仰慕和谦逊，即使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天才也一样。
除了竞争，高贵艺术最大的推动力是赞美和荣耀。当一个作家听到世人对他之前作品的赞美，他就会充满新的力量。正是受到这种动力的鼓舞，他会达到一个新的完美的顶点，这使他的读者包括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当所有荣耀的地位都被别人占有，而他最初的尝试受到公众的冷遇，这是因为人们会把他的作品与那些已经受到认可的更加优秀的作品比较。如果莫里哀（Moliere）和高乃依（Comeille）把他们的早期作品搬上现代舞台，并且大受欢迎，年轻的诗人们会因为公众的冷淡回应而受到打击。正是因为时代的无知，才迎来了《泰尔亲王》（Prince of Tyre），这也要归功于《摩尔人》（Thealloor）；如果《人各有癖》（Every man in his humor）被拒绝，我们也不会看过《沃尔庞》（Volpone）了。
也许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把太高成就的艺术从自己的邻国引进来不是一件好事。这会取消竞争，打击年轻人的热情。因此，当意大利绘画的典范引入到英国的时候，这并没有激发我们的艺术家，反而导致他们在这种高贵艺术上基本没有什么进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罗马，就是因为他们从希腊引进了艺术。而法语中许多优雅的作品在整个德国和北欧中传播，阻碍了这些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导致他们现在仍然依靠自己的邻国来进行这些优雅的艺术活动。
古人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各种写作的典范，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高度敬仰的。但是，他们写作的语言只有那些很有学识的人才懂。同时我认为，把现代的艺术家和远古时代的艺术家进行比较也是不公允的。如果沃勒（Waller）出生在罗马提比略统治时期，当与贺拉斯的作品比较，他的早期作品肯定会受到鄙视。但是在英国这个岛上，罗马诗人的优越性无损英国诗人的声誉，我们自认为是非常快乐的。我们的气候和语言可以诞生卓越的原创作品的复本。
简而言之，艺术和科学就像植物一样需要新鲜的土壤；不管土地多么肥沃，不管你用何种方法或者具有多强的关注，只要它达到了顶点，就不会再诞生任何完美或成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