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经过两年多的徘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恢复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固然由于他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声望，也同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关头所起的砥柱中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此后，他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前，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二百一十二人。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原定三项议题：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他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1]会议要求，头两三天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以后，再讨论前面所讲的三项议题，这些讨论也都要围绕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来进行。
陈云在十一月七日由杭州返回北京，准备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按照会议的安排，陈云被分到东北组。这个组有三十三人。
十一月十日，陈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华国锋的讲话。经过认真思考后，十二日，陈云到东北组参加讨论，并事先准备了发言提纲。
1978年11月，陈云在杭州玉泉茶室打算盘。
陈云发言一开始，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但现在“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陈云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当由有关机关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2]
陈云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六个问题，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陶铸、王鹤寿等人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的严重错误。
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陈云明确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这件事，在筹备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已进行过审查。那时，陈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是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在审查后作出“这是由党决定的”、“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的王鹤寿回忆说：“关于这个问题，中组部作了调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而这批坐牢的共产党员采取这种办法出狱，是当时党的北方局决定并通知他们这样做的。因此中组部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是自首的叛变。”“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以上说的那批共产党员中，有一些是党中央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选出的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任弼时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也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出狱，是北方局决定的，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3]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康生又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说他们是“叛党行为”。康生还伙同江青等指使到处揪斗他们，制造了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案件，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恶浪。许多老干部因此遭受残酷迫害，不少人被长期监禁。这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薄一波后来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站出来，要求中央认真平反历史上的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他指出：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一九七八年底，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得到平反后，陈云同志很关心我的工作和身体。”薄一波还讲到，陈云见他工作甚为忙碌，给他写了一帧条幅，写的是“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十二个字。[4]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第二个提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被错误定为叛徒的问题。这是同上一个问题相关联的涉及许多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也是一个必须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看的十分复杂的问题。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和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两个重要决定。因此，他认为：
“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5]
关于陶铸、王鹤寿等人的问题，陈云从这年年初起就开始关注并督促对他们的平反昭雪。
一九三三年五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三七年国共再次合作时，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捏造罪名，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一九六九年陶铸含冤去世。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的问题。信中说：去年十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戴上叛徒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6]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第三天，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7]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王鹤寿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曾六次被国民党逮捕，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严重迫害。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信中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说说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过了一天，陈云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胡耀邦给他的信，并谈了自己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信中说：“王鹤寿是七七抗战、国共合作时，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王鹤寿到七七抗战出狱时为止，在他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以后，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坐牢。最后一次坐牢时，敌人已设立反省院，王鹤寿拒绝进反省院。”“审查七大代表时，就当时所有材料看，认为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为此，陈云提请中央考虑，“可否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必要时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本人调到北京当面核对。”这时王鹤寿在鞍山工作。陈云接着说：“王鹤寿年近七十，身体有病，来北京也可看看病。”[8]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李先念批示：“先到北京看病好。”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他们为例，指出：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
陈云说到这里，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中设立中央专案组的问题，要求结束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他说：
“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发言中所举的第四个问题是彭德怀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和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一九七四年含冤逝世。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
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陈云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平反的问题。快两年时间过去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要求中央对它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他指出：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这是当时一部受到热烈欢迎的歌颂天安门事件的话剧——引者注），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的问题。他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9]
陈云最后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所讲的六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他的这个重要发言，立刻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陈云问召集人王恩茂：敢不敢在简报上登我的发言？这时，许多同志说，“全文照发，单独出一期简报”。[10]
当时也在东北组参加讨论的王平回忆说：
“陈云同志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11]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纪登奎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作了说明。华国锋说：“昨天晚上，请各组召集人汇报了会议进展的情况，商定从今天下午起（用六天时间），转入讨论农业问题。”[12]
但实际上从陈云发言这天开始，会上的发言始终紧紧围绕着陈云提出的那些话题展开，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萧克在东北组发言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十二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重提一下。”[13]王任重在西北组发言说：“陈云同志的发言，我完全同意。要搞好安定团结，就要进一步解决好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问题。”[14]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15]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十一月十二日在东北组会上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16]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都是牵涉面广、影响很大的事件。他的基本精神，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的“有错必纠”的方针。历史的包袱必须甩开，才能轻装前进。错误不纠正，很难迈开前进的步伐。
二十二日，陈云第二次出席东北组的会议，参加讨论。在聂荣臻发言时，陈云作了几次简短有力的插话。
聂荣臻首先表示：“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他接着指出：“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解决这些问题时，注意不要把派性挑起来。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处理中，不要搞成这部分人对了，那部分人又错了，不要无休止地纠缠下去。”
聂荣臻还指出：“康生是个坏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的。他有职业病，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在他眼里，没有一个好人，不是特务，就是叛徒。”
当聂荣臻谈到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陈云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他的意思是说，一九六七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正确的；而同年一月“四人帮”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才是逆流。
聂荣臻说：“我们谈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说是什么‘逆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不同意见？陈毅同志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搞扩大化，话还没讲完，康生就把他的话打断了。”“毛主席说康生没有实践经验，要他到山东接触实际。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他一次枪声都没有听到过。他在山东，前方要人没人，要粮没粮。陈毅同志批评了他，他就称病回北京，住在北京医院对面的宿舍里，不见人，不说话，住了好几年。”陈云说：“陈毅同志要我去看他，劝他看看文件，参加一些会议，以后才出来的。”聂荣臻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假案、冤案是他搞的。”
聂荣臻一一举例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冤假错案，除赞同陈云提到的几个重大案件外，还提出彭真、杨尚昆等人的问题，也应复查清楚。陈云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聂荣臻说：“有些地区有些事情不能不搞清楚，但要向前看，不要纠缠‘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问题，以免影响团结。”陈云说：“不要搞运动，只要中央开个口。”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中央作出明确的结论就可以了，就稳定了人心，也就有了安定团结的基础，就有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前提。
在聂荣臻发言后，陈云又就会议讨论中有人提出康生是不是被捕过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了简短发言。他说：“康生是不是被捕过？被捕的表现怎么样？要慎重一些。如果照外国报刊上登的材料办，那不得了，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能轻易定，要审查。”针对会上有人提议应由中央设立专案组审查康生的问题，陈云说：“康生问题，不要组织专案组，这个名称不好，可由中央组织部组织人审查。”[17]
十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8]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各大报刊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广大干部群众反应强烈，大家都很高兴，表示热烈拥护。
这时，邓小平出国访问已回到北京。他是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应邀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话。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接着，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对所谓“二月逆流”，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问题等应予平反的决定。对康生和谢富治，华国锋说：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民愤，党内干部和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情合理的”。“有的同志提议设立专案组审查他们的问题。中央意见，不设立专案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华国锋说：“中央决定，这类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19]
中央政治局宣布的这几项重大决定，许多正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陈云也十分高兴。次日上午，他出席东北组的小组讨论，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华国锋这个讲话。他说：“维护安定团结，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我党、我国目前的大局，我们必须维护这个大局。”他还指出：“在复查干部中，被复查的干部将有充分申诉自己意见的机会。应该相信，党对于所有被复查的干部，无疑将实事求是地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全党干部团结起来，为实现安定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20]
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宣布：“请各组召集人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对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再讨论一天，即转入讨论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21]
但各组在讨论中，对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很不满意，指名道姓地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增选政治局委员或一位副主席管党的宣传、组织和监察工作。”[22]还有人提出：“希望赶快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委托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负责。”[23]
十一月二十八日，访英归来的王震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表示，听说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很高兴。他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24]
王震的建议，得到西北组和其他各组的热烈响应。李强在中南组书面发言中说：
“我赞成王震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在西北组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陈云同志是我党一位有着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同志。他有白区工作的经验和苏区工作的经验。他既有党的工作的经验，也有经济工作的经验。陈云同志过去曾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
“我建议请党中央考虑，选陈云同志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副主席。”[25]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开会，由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他针对会上一些人的情绪首先强调指出：“国内需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他说：“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个大局。”“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你们是对的。”
对于中央人事问题，邓小平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关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少了也不好。”加什么人呢？他说：“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有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他接着说：“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这样，就舒畅了，将来追认就是了。”
讲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说毛主席没有错误。‘两个凡是’是不好的。还是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还是那句话。真的损害毛主席形象，群众也不会答应。清华大学的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26]
会后，各组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经过几天酝酿，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央关于人事安排问题的建议。大家提议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还有不少人提议补选黄克诚、黄火青为中央委员。
十二月三日，韩先楚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民主空气浓，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中央根据大家的意见解决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比十一大，比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大大地进了一步。”对于中央的人事安排，韩先楚说：
“小平同志讲的，加可以，不要减，是对的。我赞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一批老同志，这也是大家的要求。在党的十一大会上，我们军队代表团曾经提议陈云、邓大姐、王震等几位同志进政治局，据说其他代表团没有不同意的，但大会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我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选陈云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并建议排在东兴同志前面。陈云同志正派，民主作风、联系群众好，善于思考问题，想得深，看得远，处事稳重，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能力。中央委员里，他是最老的一个。过去是我们党的副主席。他对我们党的历史也比较熟悉，在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影响的。对这个问题，群众也有议论，看来是人心所向。”[27]
同一天的西北组会上，姚依林发言说：“邓、李副主席提出要大家酝酿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参加政治局，我完全拥护。还有七位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我也完全同意。我完全赞同王震同志提出的陈云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参加常委，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安定团结。十一届一中全会陈云同志未能进政治局，干部、党员和群众是有广泛议论的。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党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八大副主席，现在八大第一次会议（应是八届一中全会——引者注）的副主席，也只剩下陈云同志一个人了。”
姚依林接着说：
“我是一九四九年才认识陈云同志的，我觉得他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他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重大问题，往往是十来个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来驳。他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
姚依林还说：
“我不赞成那种‘陈云同志一贯右倾’的说法。全国解放以来，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任弼时同志逝世后参加书记处，主持财经工作。在全国财经统一、稳定物价、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等方面，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于反冒进问题，陈云同志究竟有多少错误？究竟有没有错误？当时批评他的那些论点，究竟是否站得住脚？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计划中讲的许多问题，还是采用了多年以前陈云同志讲过的观点。例如，陈云同志说过，搞建设要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他曾对我解释这个观点，说明只能提有吃有穿，不能提吃饱穿暖，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没吃没穿是搞不了建设的。他还讲过，我们的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不能不平衡。我认为这些道理至今仍然是适用的，现在我们的计划，还是紧张的平衡。我认为，陈云同志当时不同意那种不顾人民生活、只热衷于搞工业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对扭转当时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有错误的地方。陈云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直言不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28]
十二月七日，谷牧在中南组讨论时的发言中说：
“陈云同志长期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给陈云同志戴这样一顶帽子。陈云同志的特点是慎重，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类事情都能冷静周密地思考，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他工作抓得很细，许多事都是亲自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妥善处理。例如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他亲自找专家调查，每天一个人至少需要多少大卡热量和多少蛋白质，才可以避免浮肿。经过计算，就毅然下决心给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两斤黄豆、一斤糖，还有一些别的措施。这种关心干部、深入细致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所谓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让他讲话他没讲，后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一次会上讲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建议采取的措施。这究竟算不算错误？我的看法，那时说大话、唱高调的人太多了，能像他那样讲话的人太少了。把国民经济形势告诉大家，提出解决办法，即使有些情况讲得有些重了，敲敲警钟引起大家注意，有什么不好？这件事不能算个问题，应当恢复陈云同志的名誉。”[29]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十二月十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人事问题作出如下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样，中央的人事安排基本上确定了下来，准备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十二月十日，陈云来到京西宾馆第十一会议室，第四次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准备提交他早已考虑成熟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五点建议。这是他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形成的真知灼见，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中国经济问题潜心研究的成果。
这天上午，陈云早早地来到会场。会议一开始，在征得召集人王恩茂同意后，陈云率先发言。他深有感触地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好就好在真正恢复了党的民主作风，对同志的批评，指名道姓，畅所欲言。”“要保持这种民主作风，这是会风，也是党风。”接着，陈云就政治问题谈了两点建议：
“一、汪东兴同志在抓‘四人帮’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对这一点我当时就请叶副主席转达我对汪东兴同志的敬意。但是我当时声明，我不说什么汪东兴同志立了一大功，我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必要的时刻，做了必须做的工作。对汪东兴同志在这件事情上出了力，党是应该记录在案的，但是汪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是有错误的，也是欠了账的。”“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政治局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党内要出事，就怕邓小平同志再被打下去。”“这是党内许多干部都担心的问题。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对现在出现的一些不正常事情应该有所检讨和说明，对汪东兴同志这些问题也应该记录在案。”
“二、有人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赞成。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这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也可以使汪东兴同志所管的工作大大减少。”[30]
陈云的上述两点建议，在会议简报上全文刊登后，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汪东兴作了书面发言。考虑到大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保留他当中央副主席。根据不少人提出的，中央书记处一下子搞不起来，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的建议[31]，在三中全会闭幕后，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分别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同时，免去汪东兴兼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职务。一年多后，一九八〇年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下午，陈云继续参加东北组讨论，着重就经济问题发表了意见。
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程中，要求讨论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这年九十月间，国务院曾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经济计划。在当时组织新的跃进、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这种思想指导下，会议拟定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都存在着过高过急的倾向。计划要求：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到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到十二；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三百亿斤，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三百万吨，并为一九八五年生产八千亿斤粮食、六千万吨钢创造必要的条件。一九七九年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为一千二百六十亿元，比一九七八年计划增加三百亿元。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四百五十七亿元，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一九七八年又计划增加一百二十五亿元。[32]由于生产建设任务安排过大，在一九七九年计划中，物资、财政和外汇都留下相当大的缺口。其中，燃料短缺一千五百万吨，钢材、水泥、木材的供应满足不了四百五十七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财政收入有五十多亿元落实不下去，打算借用的外债高达一百亿美元。
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首先谈了观察、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他讲述了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养病时仔细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文电的情况，认为“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那末，怎样才能弄清事实呢？他说：“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接着，他具体解释说：“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
接着，陈云阐述了他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他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二千万吨。（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33]
关于进口粮食问题，陈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断言：“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陈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陈云向来把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看得很重很重。他认为，经济工作的基础是粮食。如果经济工作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建设是不稳固的。当时我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总的看来，发展的速度不快。据中央工作会议所发材料统计：“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人口增长了三亿，其中非农业人口四千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一亿六千万亩。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有了增长，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还略少于一九五七年[34]，全国农村还有一亿几千万人口粮不足。一九七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六十多元，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四十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许多地方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35]
陈云对国情和经济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解释为什么要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二千万吨粮食时，他是从整个大局来考虑的：
“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这以前，陈云在一份内参上看到一条消息：“延安还有不少群众靠讨饭过活”。他在发言中有针对性地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粮食不够、又要稳定农村这一矛盾的情况下，为了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陈云主张进口粮食。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完全纠正的情况下，提出这种主张，尤其是要从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购买粮食，很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甚至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陈云不为所动。他解释说：“‘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期间，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粮食。”
对进口粮食的数量和时间，陈云指出：“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关于工业引进项目，陈云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他说：“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在分析了我国工业基本情况以后，针对前一两年出现的急于组织新的“全面跃进”的弊端，陈云指出：“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关于财力下放的问题，陈云明确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他还加重语气说：“我说的是真正的，不能有名无实。”说到这里，博得与会者一阵热烈的掌声。陈云接着说：“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关于计划不留缺口，陈云针对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留有很大的缺口的情况指出：“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现在采购员东奔西跑，就是由此而来的。”因此，陈云强调：“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36]
陈云在会上指出这个问题后，大约过了二十天，即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他又在李先念批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务院关于传达《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五日，陈云又在新华社反映一些工业部门和地区的同志对国家计委安排一九七九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表示不满的简报上批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也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六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谈话，指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37]此后，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原已准备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传达《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通知没有发出。
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的第五个问题，是提出“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他说：“我看了旅游局的一个材料，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接待三百万人次，可以收入三十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他进一步强调说：“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五十四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接着，他又提出，反过来想一想，发展旅游事业，有无害处？他的回答是：有，但问题不大。“例如：其一，外国会派特务来侦察，现在就有嘛，只是小开口、大开口的问题。其二，可能有意志薄弱的人被收买。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其三，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落后情况。这也不要紧，我们本来并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38]
发展旅游事业这个问题，被陈云如此着重地提出，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也是长期封闭半封闭的中国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
陈云发言一结束，再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有人在书面发言中，表示拥护陈云这五点意见，并说：“我认为这些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将对我国经济战线的形势产生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现在有一亿多农民口粮在三百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的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的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的局面。”[39]
陈云的发言全文登上简报后，立即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其他各组的高度重视。许多人表示完全赞同。有人说：“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当前突出的矛盾，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我赞成在今后几年内，每年进口粮食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缓和与农民的关系，使农民喘一口气。逐步改善全国粮食紧张的状况，才能逐步改善棉、油、猪、糖的紧张状况。以后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逐步减少粮、棉、油、糖的进口数量。这是大局，这是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个大局不稳住，会拖建设的后腿，也可能出点乱子。”[40]
在完成会议议程后，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先后讲话。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开篇之作。邓小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说：“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41]接着，他深刻论述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这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邓小平谈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道，积极倡导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一些重要问题，纠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了三点意见：“领导班子问题”；“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勤奋学习，解放思想”。[42]
华国锋在讲话中总结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并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随后，他宣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任务是：一、讨论通过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二、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43]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十一月十日开始，到十二月十三日闭幕。闭幕会后又讨论了两天。一共开了三十六天，胜利地结束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陈云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由于这以前历时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这次全会只开五天。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另有九人因工作需要列席会议，共计二百九十人。全会按地区分六个组讨论。
会议印发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以及增补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选名单等文件。会议的议程是：十二月十八日晚举行全会开幕会，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看文件和小组讨论，二十二日晚举行全会闭幕会，选举增补的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通过有关文件和全会公报。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陈云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图为全会主席台一角。右起：邓小平、陈云、王震。
全会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要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重申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围绕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全会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全会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一九七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44]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决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予以追认。
陈云的当选是众望所归，得到中央全会一致热烈拥护。在西北组会议上，萧华代表韩先楚、霍士廉、谭启龙、宋平、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李学智联合发言，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是全党公认的，他多谋善断、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一定会使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更好地领导全党去实现四个现代化。”[45]
全会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一项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地方的纪律检查机构被取消，饱尝民主法制被践踏的严重后果，成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党的共识。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为了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防止和纠正各种危害党与群众关系的现象，党章修改草案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它的任务是：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受理党员的申诉和控诉，并受理党外群众对党员的控诉。
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并责成中央组织部提出候选人名单。中央组织部认为：“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同志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所以，这次挑选的中央纪委候选人，“注意了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46]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中央纪委候选人初步名单。十一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中央纪委的组成问题作了指示，中央组织部又听取了陈云的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于十二月二日上报中央。十二月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将这份候选人名单批交中央工作会议征求意见。在这以前，十二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召集中央工作会议部分与会者谈话的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由陈云兼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建议。十二月十六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说：“经工作会议各小组认真讨论，基本同意十二月二日上报的名单，同时提出了增补和调换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对候选人名单又作了调整后，才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和选举。
全会除选举陈云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外，还选举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闭幕会。
选举结束后，陈云和其他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一起走上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会议宣布选举结果后，陈云讲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陈云在讲话中回顾了延安整风时的情景和所收到的巨大成效。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他说：“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要求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党章中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陈云最后说：
“现在三中全会选举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我感谢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的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就是说量力而行。”[47]
在陈云讲话后，华国锋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经过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陈云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道，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集中力量进行十分繁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使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很好的形势。
新中国的历史又揭开新的一页。
【注释】
[1]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10日。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3]王鹤寿的证明材料，1978年9月。
[4]薄波《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见199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6]曾志给陈云的信，1978年4月21日。
[7]陈云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的信，手稿，1978年4月24日。
[8]陈云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的信，手稿，1978年1月2日。
[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234页。
[10]中央工作会议简报，情况反映（二），1978年11月12日。
[11]《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14-615页。
[12]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综合第2期，1978年11月13日。
[13]萧克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13日。
[14]王任重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15日。
[15]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16日。
[16]康克清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2日。
[17]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东北组第17期，1979年11月22日。
[18]《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见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19]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25日。
[20]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6日。
[21]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综合第3期，1978年11月25日。
[22]李昌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6日。
[23]张劲夫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6日。
[24]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8日。
[25]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第34期，1978年12月3日。
[26]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8年12月1日。
[27]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西北组第38期，1978年12月3日。
[28]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西北组第37期，1978年12月3日。
[29]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第45期，1978年12月7日。
[30]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东北组第57期，1978年12月10日。
[31]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8年12月11日。
[32]《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稿），中央工作会议文件，1978年11月26日。
[3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
[34]1977年我国粮食产量为5655亿斤，因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比上年减产71亿斤；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比上年增加440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1977年为598斤，1957年为603斤。
[35]《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央工作会议文件，1978年12月12日。
[3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
[37]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的谈话记录，1979年1月6日。
[3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238页。
[39]蒋南翔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书面发言，1978年12月14日。
[40]陈国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2月11日。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
[42]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43]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4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
[45]萧华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2月21日。
[46]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1978年12月16日。
[47]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8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