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最初三年间，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精力，放在思考和处理经济调整问题上。他也要求各地“把经济调整工作先抓一下”[1]。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有了这样的条件，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重点，就转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一九七九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不久，陈云就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2]他倡导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主张给市场经济以一定的地位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陈云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说过：‘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对当前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3]
半年后，正在起草的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稿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不仅进一步谈到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并且提出在计划中要区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报告稿中说：为了使经济的发展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如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由于对社会的各种复杂需求和大量企业的生产能力难以作出精确计算等原因，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至于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这类小商品，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加强管理，并协助它们解决某些重要原材料的供应。
六月十四日，陈云审阅十二大政治报告稿时，对这段话显然是同意的，没有提出修改意见。报告稿接着又说：“对于以上这些原则，陈云同志在我们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早就提出过正确的主张并作过科学的论述，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陈云提出：把这句话“删去”。[4]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六五”计划报告时，赵紫阳说：陈云同志一九五六年在八大的讲话，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提到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问题。我们现在搞的这套东西没有超出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讲的。陈云接着说：“应当说超过了。”这次会上，陈丕显讲到陈云一九六一年夏在青浦小蒸调查后同他的谈话，说：“陈云同志的经济指导思想，无论在城市，无论在农村，他一贯主张搞活。在城市，三大改造以后，我记得陈云同志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要研究那些小商小贩，拿烟袋的人。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应该允许一些个体经营存在。关于陈云同志家乡养猪的事情，当时我同柯庆施有不同意见，我还只是主张集体一半，私人一半，并重，他不同意，说私人不能多搞。陈云同志意见比我进一步了，说要大胆让私人搞。所以，陈云同志思想很早就要搞活。当然，当时受到许多‘左’的思想影响，没有普遍推广。现在不同了，现在全国无论城市、无论农村都有很大发展。”[5]
对积弊日深的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酝酿已久。当陈云以主要精力抓经济调整时，对这个问题已在思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曾谈到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他指出：要放松农民这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对权力下放问题，他认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我说的是要真正的，不能有名无实。”[6]说到这里，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陈云还提出在旅游业这样的经济领域要实行“业务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实际上也涉及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几天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强调：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7]
在邓小平和陈云倡导下，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全会提出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如：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8]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掀开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序幕。
改革经济体制，中心要求是调动农民、职工、企业、地方的积极性以搞活经济。它是从农村起步的。那时，安徽等地一些农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弊端，使不少贫困的地方出现了“一年翻身”的生产队和农民。这种做法，一开始就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和肯定。一九八〇年五月，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9]这年十二月，陈云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10]邓小平和陈云的倡导和支持，对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在城市中，为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陈云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11]；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陈云主张打破“铁饭碗”，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一九八一年初，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致信陈云，提出在国家所有制的评弹团中是否也应当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陈云复信表示：“这个意见是好的。”并征询吴宗锡：“不知你对改革有何具体意见？”约他在四月前后“可以面谈”。[12]后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文艺演出团体改革时说：“文艺团体可以经过试点，逐步扩大些自主权。应该奖勤罚懒。对工作不好的，如果扣奖金不解决问题，还可以除名留薪，发给最低的生活费。”[13]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在国营企业中扩大企业自主权都绕不开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陈云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开始思考处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更把它看作需要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
一九七九年春，陈云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初步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第一条，陈云追溯了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工作规则的思想渊源：
“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条，以苏联和中国为例，剖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计划太死”、缺少“市场调节”的毛病。陈云分析说：
“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第三条，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的经验和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
“（一）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二）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把一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所以目前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该严的（必须按比例的）不严，例如：
“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
“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
“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
“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
“该宽的不宽，例如：
“计划权力太集中；
“农业的非计划部分现在还太紧、太死，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
“地方财力用于建设太热心，因此地方财力真正机动的太少。”
第四条，陈云进一步点明忽视市场调节所带来的另一后果：
“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第五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明中国计划工作的努力方向。陈云认为：
“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
“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
“‘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4]
最后，陈云指出：调整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在经济调整中将占很大的比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也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这既明示了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也明示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是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共同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像这样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是计划和市场这两个部分、“两种经济”的统一，明确肯定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以往还没有过。
1979年3月8日，陈云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的两页。
陈云撰写这份提纲前，曾同李先念等交谈过提纲的大意。李先念在这年二月二十二日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15]四月五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弊病很多，非逐步改革不可。比如，在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上，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有些权力该分散的没有分散，该集中的没有集中，该宽的不宽，该严的不严”。“在整个经济的管理体制上，总的看来是集中过多，计划搞得过死”。怎样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李先念提的第一条办法是：“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6]李先念这次讲话中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意见，有些甚至使用的就是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的原话。显然，李先念是熟知这份提纲的内容的。
这份提纲是党内最早的以文字形式论述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文献，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份提纲一方面强调要改进计划工作，实现按比例发展，同时也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要按价值规律调节。由于当时人们还普遍地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提纲突出地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一点。这份提纲阐述的意见，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在原则和方向初步确定后，如何进行，有一个方法问题。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统筹兼顾，稳步前进，反对脱离实际的急躁冒进。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他同样重视这个方法。一九七九年五月，陈云说：“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17]
陈云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过急，应该先有一个规划，而且要有探索的时间，并非无的放矢。改革全面展开后，有些地方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只强调市场调节而忽视国家计划、只强调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而忽视必要的国家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倾向。这就发生许多商品任意涨价，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以及“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等问题；还造成财力分散，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下降过多。针对这种状况，陈云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稳，并提出采取强硬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以保证调整和改革的顺利进行。措施之一，是对价格实行国家干预。考虑到人民的承受能力，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以制止乱涨价的趋势，保证在实行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下人民生活的稳定。陈云说：“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措施之二，是冻结地方财政结余。“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都要经过批准，否则刹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这股风，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陈云说：“这种做法就是集中。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18]他所讲的集中和国家干预，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宏观调控。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多次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关于改革的步子要稳、在调整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等意见。邓小平说：“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同时又指出：“当然要防止盲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在这方面，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19]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云在思考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要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用半年时间”，搞一个怎么“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把市场搞活”的设想。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碰头会上，传达了陈云这个意见。他说：“陈云同志提出，用半年时间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把市场搞活。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搞一个设想，怎么把市场搞活。”还说：机械工业方面的工作摆开来后怎么做？要请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支持。[20]
一九八一年六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过程中，也根据陈云的意见写上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21]
一九八一年秋至一九八二年春，陈云思考经济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一个是探讨工业、财贸系统怎样推行经济责任制，另一个是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当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工业领域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正向纵深发展。自一九八一年起，国营工业企业开始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一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九月二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他的意见。
陈云对工业、财贸系统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现在搞的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完全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有些地方，个别工人调皮捣蛋，就停止他的工作，搞他几个，不要多搞。我看这样会有好处。这种做法，是我们开国以来历史上没有做过的。”他说：企业不能开除人，这套东西是从苏联来的。邓小平插话：“我记得，我们工业七十条里头就有开除人这一条。那时候是充分议了这个问题的。”李先念补充道：那个文件上面“有开除人的权力，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
工业和财贸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都比农业体制改革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照搬农村改革的做法，那样反而会出毛病。因此，陈云提出：要分清轻重缓急，“哪些先搞，哪些后搞”，有意识、有步骤地进行。同时强调，在推行经济责任制时要抓住以下四个要点：一是，定额应该是平均先进定额；二是，质量不能下降；三是，单位成本只能降，不能加；四是，统筹全局。[22]
陈云这些意见，对工业、财贸系统的体制改革、推行经济责任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十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在通知中说：“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23]随后，国务院又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计委《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并在通知中指出：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同时必须看到，工业的情况比农业复杂得多，各省市区和各部门对可能出现和已经出现的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重视。[24]国务院批转这两份文件的通知中，充分体现了陈云的指导思想。
在工业、财贸系统推行经济责任制，自然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九八〇年后逐渐出现的只强调市场调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忽视国家统一计划和集中领导的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导致有些地方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市场秩序混乱。陈云非常担心再次出现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针对这种状况，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一月，先后四次谈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
第一次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提出：“要有点说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的关系是主要方面和从属方面的关系，计划经济起主要作用，市场调节还是从属于计划，把重点突出一下。”
随后，陈云建议删去政府工作报告稿中提出的：“现在，许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又同市场供求关系严重脱节。价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很多改革措施都难以奏效”。他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价格是背离了，应该符合起来；但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比如说，进口粮食是要赔钱的，就是按照粮食的卖价，我们市场还要贴钱。粮食赔钱换得了市场稳定，有肉吃，有菜吃，给我们时间搞体制改革。否则，没有手段搞体制改革。粮食虽然赔钱，但是我们的经济作物发展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从那里赔了，从这里拿回来。如果粮食不补贴，市场就要大波动。”陈云还联系前段时间提高烟酒价格后的情况说：“不讲别的，这一次高级香烟提高一点价格，就已经闹得风风雨雨。”如果“许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这段话发表以后，有人看了就要研究。什么意思呀？你又要“调高”价格了。李先念插话说：“会引起人心不安。”赵紫阳说：“好，不写上就是了。”说到这里，陈云十分重视就业问题，进一步解释说：“二千多万人的就业问题，资本家是不干的，对他来说人越少越好，现在发展到了用机器人。但是，我们要让二千多万人就业，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换来安定团结的社会主义。”陈云回顾一九七九年开始调整时，他在杭州打电话告诉姚依林：“西德的资本家对煤炭有补贴，……他从什么地方收回来？从别的地方收回来。”他接着说：“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他会采取什么办法？会不会采取我们这样有补贴和就业的办法？我看，马克思会赞成。这是合乎实际的。……即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陈云在强调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时，对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同样态度鲜明地要求改革。他说：“我这样说，是不是一切不合理的东西不要改革了？不是，必须改革。”[25]
五天后，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时，肯定陈云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意见，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全局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给以不同程度的决策权，同时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26]
第二次是十二月二十二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阐述他关于计划与市场、吃饭与建设、试办经济特区以及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等四点经济建设方针性的意见。陈云认为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实行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说：“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似乎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为消除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误解，陈云举出“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郊区必须种菜，不种不行”；“养猪要规定任务”；“种烟叶不能超过八百万亩”；“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等例子，说明这些都是国家计划，不能不坚持。他得出的结论是：
“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
陈云总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来考虑问题，认为吃饭与建设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应当有恰当的比例。陈云说：“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这里也体现着陈云一贯主张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
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陈云是支持的。针对许多省都想开口子搞特区的现象，他又指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搞来料加工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陈云最后强调：
“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
在这次讲话结束的时候，陈云把服从全国利益比作讲“北京话”：“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北京话’。地方的同志说北京人讲‘北京话，，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我是老北京，一开国就在中央工作，我这个‘北京话’合乎全国的利益。”[27]他要求各地领导支持与帮助中央维护全国利益：“总之一句话，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拱拱手就是了，请你们帮助。”
第三次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周太和向陈云汇报首都钢铁公司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情况，陈云谈话的重点仍是在工业和农业实行责任制以后都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首钢一九七九年实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一九八一年经国务院批准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办法，企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陈云说：“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要保证实现国家计划。按市场需要进行调节，只能作为计划的补充。要注意产品质量和品种，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果。现在奖金已成为附加工资了，奖金要能升能降。工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是一个大问题，工业和农业究竟不同，复杂得多。要做一些调查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把一些问题弄清楚，全面推行也不晚。”“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也要按国家计划，否则城市没有蔬菜吃，猪肉供应也保不住。”[28]
1982年1月25日，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左起：宋平、陈云、姚依林、柴树藩、李人俊、王玉清。
第四次是一月二十五日，陈云邀请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副主任宋平、柴树藩、李人俊、房维中，到中南海家中座谈如何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在这个日子来座谈，可见陈云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陈云的谈话开门见山：“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接着，陈云谈到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的一些意见，强调：“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陈云问：“这样提对不对？”姚依林答：“对。但是这个观点现在还很不巩固，很容易动摇。”
接着，陈云就三天前周太和汇报的首都钢铁公司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谈了如何看待首钢经验的问题。陈云说：
“首钢的经验，我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企业里头，应该是有计划的。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都计算好了，才经营得好。我们过去不讲究这一套，有没有销路不管，原料从哪里来心中没有数，一进一出都不是按计划的。就这点讲，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话，那就不行。”
陈云对首钢经验的肯定，表明他重视经济工作的计划性，不只是指要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计划，也包括企业要加强经营计划，不只是自上而下的计划，也包括企业要在仔细计算市场的销售和原料来源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好经营工作，避免盲目性，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做到“大的合理，小的也合理”。
为实现“大的合理”，陈云提出国家计委这样的经济综合部门要统筹全局，考虑战略性问题：
“计委管全国大的计划，经委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有些事情可以包给企业，哪些包，哪些不包，规定要具体、恰当。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
陈云的话使与会者感触很深。柴树藩说：“计委应该是考虑战略问题的，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差，陷在日常事务里，大问题抓不住。”宋平说：“现在分散的现象比较严重，财力分散，物资分散，外汇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办几件必办的事情，这对经济调整影响相当大。实际上，一方面是计划订得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是有些部门、地方、企业不坚决执行国家计划。”陈云接过宋平的话说：“是的，两方面都要注意。”姚依林谈到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好的一面是提高了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有盲目性，跑冒滴漏多。宋平反映，现在煤炭有调拨价格，协作价格，经济煤价格，还有出口价格，有的产煤省拼命向利多的出口煤炭方面挤，使国家煤炭供需平衡不下来，工业发展受到影响。由此，陈云向他们说明大年初一把大家找来的原因：
“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计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计委放空炮行不行？还是要脚踏实地呀！过去的经验不要忘掉了。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定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定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行呢！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计委的工作难做呀！去年十二月我讲了那四点（即前文所说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29]
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其实依然是要求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有战略眼光，要统筹全局，重视综合平衡，重视从实际出发，分清轻重缓急，比较协调地稳步前进，避免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是他的一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
一月二十五日当天，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谈话要点，由新华社作为新闻稿电发国内外。第二天，在各大报纸上发表。
二月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将陈云的这次讲话印发至县、团级，并在印发意见中说：“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和他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地阐述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请认真学习、领会和掌握。”
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四日，国务院在天津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陈云同志最近对经济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再次强调：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建设必须是全国一盘棋；必须执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根本方针。同时还指出，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这些都是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方针原则问题，是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指示，同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近几年所采取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是一致的。”会议针对经济领域内存在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以及自由化的倾向，提出“必须坚持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摆正全国一盘棋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系”。会议决定：“在对外贸易上一定要坚持统一对外、联合对外”；“国家计划调拨的产品，包括农副产品，必须严格按计划执行”；“坚决纠正地区之间搞经济封锁”；“物价和税收管理制度必须集中统一”。[30]
四月三日，邓小平在北京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邓小平着重强调了陈云的以下观点：
“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这几年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有成绩的，不过也只是开始。陈云同志讲要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保证我们的体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式的，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31]
三个月后，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他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32]
这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陈云对十二大报告的起草和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陈云两次同胡乔木谈十二大报告起草等问题。六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他又两次向胡乔木谈了对十二大报告讨论稿的意见。八月六日，陈云同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华国锋一起主持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十二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三日，陈云先后出席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十二大全体会议和主席团会议、十二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十二大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中共十二大确定了从一九八一年到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主张为大会采纳，被确定为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33]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一九八二年年底，《经济日报》评出一九八二年十大经济新闻，第一项为“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第二项为“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六五’计划”；第三项即是“陈云强调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34]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认识上跨进了一步。它对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高大家对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谈到了这个认识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四大报告叙述这个“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时，首先讲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三届四中全会，一直到当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35]
中共十二大确定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指导原则后，陈云着重思考的是如何将这些原则具体化，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二年七月，陈云一九七九年三月撰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文献和研究》上发表。八月又被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据陈云当时的秘书朱佳木回忆：“一九八二年五月的一天，陈云同志叫我到他办公室，把几张写满铅笔字的便条交给我，说这是他过去写的一个提纲，原来打算把它写成一篇东西，但现在没有精力写下去了，要我拿去收起来。”“那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正在编辑《陈云文选》，我便把复印件送给他们。”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先拿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上发表。
十一月间，陈云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又写了一个提纲，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思考和看法。他写道：“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是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两者都有它的广度与深度”。“资本主义把市场调节发展到了新的深度。但是没有计划的发展。一切盲目调节。——危机，调整，再危机，再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则长期缺乏市场调节。”“现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都得向深度、广度发展。”据朱佳木回忆：在那份提纲发表后，有一天他叫我去，说他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又有了新的考虑，写出一个提纲，并把稿子拿给我看。他说：“对这个问题，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看。历史上的生产从来是盲目的、‘无政府’的，直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才有了计划。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广要广到国外，深要深到每个人的劳动。实行岗位责任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深入到每个人劳动的体现。”他说：对这个问题他还要再想想，然后找人来谈谈。[36]
在这期间，陈云提出对外开放不仅要吸引外国人来投资，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要大搞劳务出口；应该奖勤罚懒，对工作表现不好的，扣奖金不解决问题，还可以除名留用，发给最低的生活费等主张。特别是针对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摆脱国家总体计划的错误倾向，把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鸟”与“笼子”的关系，引起中外的广泛关注。
这个比喻是黄克诚首先提出来的。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请黄克诚等来谈有关中央纪委的工作问题。谈完工作后，黄克诚向陈云反映了走私、逃税以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情。他说：“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
黄克诚这个生动的比喻，引起陈云的重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陈云三次运用这个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一九八一年到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又提出为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会议过后，许多地方和部门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翻番”计划时，又出现乱上基建项目、乱铺摊子的苗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这种情况已有所显露。十一月四日，陈云在听取宋平、柴树藩关于会议情况汇报时，强调在战略步骤上要抓住两个十年的区别，前十年必须稳当，如果在这十年中乱上基本建设，经济又会出现混乱；批评不少地方利用预算外包括自筹资金乱上项目，是“对搞自己的小建设、小革命很起劲，对大建设、大革命不起劲”。针对有些人只强调搞活经济，不顾总体战略部署的倾向，陈云第一次运用黄克诚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是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是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是总要有个笼子，这就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37]
他在这里借用了黄克诚的比喻，但又加了一句“笼子大小要适当”，也就是说计划要适当，要符合实际。陈云谈话的纪要，经他亲自审阅、修改后，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随后又印发省军级干部参阅。“鸟”、“笼子”关系的论断，迅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流传开来。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将向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上，大家联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陈云一九五六年以来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给以很高评价。陈云说：这三年来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百货商店卖的东西多得很。“现在的市场是买方市场，票子拿在我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好久没有见过就是了。”“现在的责任制大大超过了我那个时候的意见。”“各方面都搞活了，内在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大家都要好好干，你干多少得多少，没有一个人可以揩公家的油。”“所以，我说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
讨论中，陈云在对报告稿的修改提出意见时，又一次运用了黄克诚的比喻：
“我在同宋平、柴树藩同志谈话中把计划经济和搞活经济的关系，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克诚同志讲的。他说，鸟拿在手里，捏着就死了，撒开手就飞了，总得有个笼子。当然，笼子大小要合适，该多大要适当。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如果没有这个笼子，我们的计划就要被冲垮。应该说，我们的笼子——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也是经常要调整的。总之，经济一定要搞活，但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38]
他这次谈“笼子”问题时，又增加了它“经常要调整”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死的框框，而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情况经常加以调整。
四天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因为身体不好，向大会请了假。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提出想同陈云座谈。陈云欣然同意。
十二月二日上午，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在团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带领下，来到陈云家里。一起来的代表，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国家机械工业部顾问沈鸿，民建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刘靖基，上海宝钢总厂党委书记朱尔沛，上海南汇县泥城公社党委书记邵荣宾，上海无线电三厂总工程师周恕，上海格致中学教师高润华，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工人蒲云开，上海第十百货商店营业员王娟华等各方面的代表。
胡立教首先对陈云说明来意：“你是上海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你很关心上海的工作，委托我们来向你介绍介绍今年的情况。”陈云笑着答道：“谢谢大家来看望，我也很想见见大家，和大家谈一谈。”他表示：这次大会审议的宪法修改草案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
在谈话中，陈云就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充分肯定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在本世纪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指出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时要稳步前进，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只要经过这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并且做好一些大的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后十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所以，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建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他从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又谈到战略重点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他说：“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联系上海的情况，他又着重讲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问题：“过去一说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上海老企业多，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接着，他又重申此前他一直强调的加强企业计划、企业管理的问题：“我们有些地方是大少爷办企业，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不过，这一套我们总是会学会的。这几年就比过去搞得好，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搞得好。搞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
最后，陈云再次用黄克诚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39]
这是陈云继“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的界定后，更进一步地提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他还说明“笼子”是动态的——“‘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该多大就多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之，计划不是主观的僵死的框框，要符合实际，朝着适合“鸟”飞、适合搞活经济的方面调整。
陈云三次运用“笼子”与“鸟”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虽然侧重点在提醒不能脱离总体计划的指导作用，但它的出发点是要搞活经济，是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当时人们还很少认识到市场调节对搞活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称赞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效，说：“这三年来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在街上可以看到，百货商店的东西多得很，卖的东西多得很。现在的市场是买方市场，票子拿在我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我好久没见过就是了。”他高度评价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意义：“我说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吃公家‘大锅饭’，好坏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怎么得了！”[40]十天后，他再次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并再次倡导发挥市场竞争的积极作用。他说：“现在一些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另外，要有若干个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41]
在中共中央确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后，陈云在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急于求成。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内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周太和将会议纪要送给陈云，想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回信说：“会议纪要看过几遍，因为长期未摸这项工作了，所以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他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是：“第一，体制必须改革。第二，改革必须经过试点。”[42]
陈云用“笼子”与“鸟”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认识的深化。但他没有停留在这个认识上，而是进一步思考如何使这一原则具体化。一九八四年春，他在写给中国计划学会的信中说：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计划工作很重要，又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难度很大的问题。
“我们搞计划经济已经三十多年，不能说没有经验。经验应该好好总结，肯定和发扬成功的方面，否定和改正失败的方面。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总的原则，要具体化，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体制，还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探索，扎实工作。”[43]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过上好日子。陈云在思考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始终密切地关注着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在人民生活方面，陈云最关注的是吃饭问题。这是他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从来不敢放松的问题。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陈云看到新华社简报刊登的《我国商品粮基地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该文说，我国提出建设商品粮基地已经多年了，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和必要的物质支持，设想和规划至今没有落实。事实上，不但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存在问题，连原有的粮田也在日见减少。陈云十分担心粮食生产滑坡，立即批示给赵紫阳、万里，问道：“‘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现在是否后一句话在起作用，前一句话在逐步下坡？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44]他在“稳定粮田”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十一月十六日，陈云对赵紫阳说：“对粮食生产决不能放松。”“进口粮食要受到港口、铁路运输等条件的限制，一时也很难再增加多少。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哪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因此，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45]同一天，陈云又将新华社简报上刊登的《从进口粮食压船压港看外贸工作一些问题》一文批给赵紫阳：“口岸压船压港是一个很久以来的老问题，过去只是一时突击一下才好些，这决非长久之计。码头建设、铁路调度、各地仓库的建设，需要协调的机构来进行。估计协调机构即使是临时的，也要三年四年才有眉目。请考虑。”[46]
人除了需要吃饭外，还需要有一定的副食品。那时，对大城市的蔬菜供应，一直不容易解决好。陈云多次过问北京大白菜的产销与贮藏工作。十月二十五日，陈云针对北京、天津多次发生的烂菜问题，致信胡耀邦、赵紫阳，指出：“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因为菜‘烂与不烂’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47]第二年，陈云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大白菜收贮运销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贮藏有困难，但春节后吃不到便宜的大白菜又有意见。这件事要由北京市委拟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才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48]
北京市居民“烧煤难”也是一个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入冬后，北京日报社不断接到读者来信，反映民用煤供应服务质量差和产品质量下降。陈云在北京日报群众工作部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请万里向北京市打个招呼，要他们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只要领导重视，这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49]
在经济建设方面，陈云最关注的是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重点与非重点、建设与生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他谈计划的重要性，是侧重从宏观的角度来谈的，不是要限制和束缚企业的合理的自主经营。他三次用“笼子”与“鸟”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根本着眼点都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纠正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挤掉关系国计民生全局的重点项目等那些盲目的和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
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不能再吃“大锅饭”》的社论，引起陈云的关注。社论说：在工业交通企业里，人们对过去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弊端，有了越来越深切的认识。近几年来，国家给企业必要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在部分企业试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等等，就是针对这种弊端进行的一些改革。社论着重指出：“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有少数同志在改革中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作贡献，从而使企业和职工个人也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上，而是想以提高企业留成比例，减少对国家的贡献，来增加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这种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要求更多的权力与利益，不愿承担更大责任的倾向，实际上仍然是企图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另外，由于财政、税收、价格等方面的改革还未能同企业改革互相配合，致使有些对国家贡献大的企业和职工个人，还不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对国家贡献小、甚至没有贡献的企业和职工个人，也并不少得利益。根据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在‘六五’期间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任何形式的‘大锅饭’都不能再吃了，各种‘旱涝保收’、平均主义的现象，都应该逐步地加以解决。”[50]陈云把这一大段话用铅笔圈起来，旁边批了两个大字：“很好。”
十二月十八日，新华社根据国家经委基建综合局的反映，在一期简报上写道：目前在基本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征地搬迁难的问题。国家虽然颁布了《国家征用土地条例》，但有些地方无视条例，无理取闹，漫天要价，影响基本建设工程进度，妨碍投资效果的发挥。陈云将这份简报批给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指出：“征地搬迁也要有法必依，敲国家竹杠、吃基建大户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协助中央部门做好这项工作。对工作得好的，像‘引水济津，这样的事，要大大表扬。”[51]
对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企业，陈云给予很大关注。十二月十八日，他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反映的全国纺织系统危险厂房问题亟待解决的一份简报上批示：“纺织部每年给国家增加了很多收入，要逐步改善他们的条件。”[52]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力工业尽管发展较快，但仍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根据我国资源条件，提出发展我国电力工业要以煤电和水电为主、同时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而能源短缺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核电的方针。核电是一种安全、可靠、清洁的能源。我国是一个有核国家，但核电却晚至七十年代才开始起步。陈云像关心煤炭工业和水利建设那样，很关心我国的核电工业。认为在我国发展核电，应该走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道路。十二月十三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广东大亚湾建设核电站，并同法国、英国谈判，争取优惠条件。十二月十七日，陈云在国家计委国防局编写的一份材料《国内自己搞核电站的有关情况》上批示：“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不要三心二意了。”[53]
进入一九八三年以后，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仍在蔓延，一些人头脑又发热起来，有人甚至怀疑一九七九年提出调整经济，十二大提出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战略步骤是不是对？怀疑说财政上存在赤字是不是吓唬人？怀疑“一五”计划搞一百五十六项是不是走了弯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够清醒。他改革的热情很高，但对经济工作不很熟悉，多次批评经济工作前松后紧，是把麻烦留给后人，主张翻番要一个省市一个省市落实，要求全国工商企业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陈云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一月二十八日，他给周太和的信中说：“改革必须经过试点。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至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陈云强调改革要经过试点，先取得经验，再加以推广，这样比较稳妥，比较能够避免或减少损失。他再次倡导这种从群众的实践中来、再到群众的实践中去的领导方法，就是提醒大家在改革和建设中不要再犯急于求成的毛病。
三月十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对当前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时，陈云谈了十条意见，并婉转地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
陈云说：调整经济是对还是不对？“现在计委这个文件肯定了调整，没有这个调整，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在到二〇〇〇年的二十年中，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这样的分法是不是对？陈云说：现在有个说法，我们前十年打基础，是前松后紧，把后十年的困难都推给了别人！“我看这种说法不对。”如果前十年我们不谨慎一点，那才真是把后十年的困难给了别人就是了。
财政是不是存在赤字，赤字是不是吓唬人的？陈云说：“财政确实存在赤字，简单地讲，支出部分超过收入部分，这就叫财政赤字。拿别的东西补可以，银行投资也好，卖黄金也好，都可以。但是年年这样搞下去，我看不行。所以，赤字并不是吓唬人的。”
“一五”计划搞一百五十六项是不是走了弯路？陈云认为，这种怀疑“不是历史唯物论，是唯心主义”。
中国现有黄金储备是怎么来的？陈云说：绝大部分是一九七三、七四年国际货币动荡很厉害的时候买来的。我同李先念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还要倒贴利息，为什么不买点黄金？“黄金就是从这里来的。”他针对有些人急于把那点黄金储备花掉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一点黄金不算多，必需的。”
陈云赞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再集中一些资金”的意见，他说：“否则，干不成大事，什么三峡，什么搞几个核电站，都干不了。”
他担心地说：“现在乱上项目、乱用基本建设投资，我说不要多，一年以后又碰到困难还要调整。”
陈云提出中央书记处要多听听国家计委、财政部等经济综合部门的意见。他说：在中央书记处看来，哪些部是信得过的，哪些部是信不过的。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北京空气不好，到外地去，空气很好就是了。“空气不好是什么地方？就是综合部门。我看也要听听信不过的部的话。”
陈云还说：“我同意国务院跟书记处在财政经济方面都要管，但要有所分工，有所侧重。经济问题书记处都要讨论，但重点在国务院、财经小组”。
最后，陈云说：“我还是主张耀邦同志研究一些经济问题，但方法要变一下子。变什么呢？现在是听各部的意见比较少，你自己讲的话比较多，百分之七八十是你讲话。一个部、一个地方的问题要好好听几天，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多很多就是了，绝不那么简单就是了。”
胡耀邦在会上表态说：“陈云同志刚才很婉转地向我提了批评或者是希望，我觉得对我是很好的。我对经济工作是不熟悉的，也说过一些不适当的话。陈云同志特别希望我好好地研究经济问题，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今后要很好地注意。”
邓小平也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没有前几年的调整，“就没有今天的形势”。并且指出：“现在我们又要避免出现头脑发热。”邓小平还说：“政出多门，下面难办，而且对中央的威信有损害。所以，以后财经工作，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书记处当然要领导经济，现在党的领导中心任务是搞这个嘛！但是领导的方法要明确，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所谓发号施令，所谓对问题的解释，都由这个口子，避免多头，避免语言龃龉，因为对下面都是所谓决策。”[54]
这次会议后，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三十日，陈云在会上讲话，除了谈接班人培养问题外，在经济建设方面重申了“一是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重申了从“六五”计划开始到二〇〇〇年的二十年间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说：“这二十年时间必须分两步走，前十年只能是打基础，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否则，就会翻乱。”同时，突出地阐述了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建设的意见，并且指出前十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他说：
“建设要有重点。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
“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
“重点确定之后，就要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这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打乱仗，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分散了。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的经常费用，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什么几个核电站，什么三峡工程，什么增加港口、铁路，通通办不成就是了。所以，这次有劳在座的‘各路诸侯’跑一趟，把口袋里的钱再拿一些出来，并说服企业、部门的干部和工人、农民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看问题，大家一齐来支援重点建设，支援骨干项目。否则，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55]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宣传提纲。在关于发布宣传提纲的通知中指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建设的主要环节。一个多月后，陈云又在给赵紫阳的信中指出：“中央的财政收入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才能做些大事。”[56]邓小平也同意陈云的意见，在半年后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点。”还说：“我作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要把地方的钱收一些上来。”[57]到这年九月底，全国为确保重点建设工程顺利进行，停建缓建五千三百六十一个基建项目，共减少投资十八亿五千万元，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建设规模压缩到国家计划指标之内。
十一月中旬，陈云看到全国计划会议送来的简报，其中有一份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就一九八四年信贷计划所作的说明。吕培俭说：目前银行信贷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贷差额扩大，货币发行过多。全年预计要增发货币一百亿元，比计划多发四十亿元，比上年增发的四十二亿八千万元多增发五十七亿二千万元。今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大大高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预计增加百分之十点一的幅度。吕培俭说：市场货币过多，已经引起部分物价上涨。如果继续过多地增发货币，势必影响物价的基本稳定和人心的安定。陈云立即将这份简报连同其他四份简报一起批给赵紫阳看，并指出：“三位数的钞票发行情况，决不能继续了。地方、企业、农民的所得不能再多了。涨价问题，最后还得落在政府肩上（包括工资收入者和退休职工实际收入的下降，他们最后还是要向政府要钱）。这件事请你斟酌一下。”[58]
一九八六年一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七五”计划草案和当年的计划草案。二十一日，陈云在会议简报上批注：“要多搞是爱国，但是，实事求是地搞才是真爱国。同志们！头脑清醒些。”[59]
改革和开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60]开放也是改革。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倡导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支持对外开放，并在如何进行对外开放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和指导作用。他说：“对改革开放、搞活这件事，我不是不注意，我是注意了的，或者说我是很注意的。”[61]
前面已经说过，陈云率先研究了怎样利用外资、引进设备、引进技术的问题，并在建设宝钢的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利用外资中，借外债是要还本付息的。因此，陈云仔细研究如何增加外汇收入的办法，提出“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62]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63]后来，他又指出：“‘劳务出口’这件事很重要。中国人口多，不仅可以进木材、出家具，由此启发，其他方面也应大搞。外贸部历来就有‘以进养出’的办法，叶季壮同志在世时，很早就做了这件事。”[64]为了节省外汇，他批评：“现在出国考察团太多，有不少是游山玩水团。必须少、小、精。”[65]
陈云认为，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是，“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66]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简报刊登了《国产药材在香港售价普遍下降》一文。陈云看后，立即批给邓小平看，并指出：“各省市自己出口商品竞相削价谋求外汇，这必然使国家外汇损失不少。必须引起注意，而且要有具体办法，避免外汇损失。”[67]过了半个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需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68]一九八二年三月中旬，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抽纱处潘彤等给陈云写信，反映抽纱产区不断扩大，盲目发展生产，已出现产大于销、库存大量积压的状况。陈云将这封信批转赵紫阳，并指出：“抽纱这个外销商品已有几亿美元的金额，如他们来信所说确实，则不宜口岸开得过多。要一致对外，否则肥水外流，于我不利。而且，大量积压，也对经济上不利。”[69]后来，陈云看到上海《解放日报》反映“外贸口岸竞争，肥水外流局面还在继续”的情况简报，再次批示：“出口贸易，为了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们必须统一对外。外商‘客户’也希望我们统一价格。这个问题必须注意。”[70]
在对外贸易中，包括出口和进口，做到“统一对外，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搞对外贸易，外商当然是要从中赚钱，不赚钱的生意，他是不会做的。但只能让他赚取该赚的那部分，不该让他赚的一点也不能让与，这就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陈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如果“肥水流入外人田”，甚至老是“流入外人田”，那就是做了“亏本生意”，就会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之“本”。为什么会发生“肥水流入外人田”的现象呢？一是缺乏外贸的知识和经验，因而上了人家的当；二是站在企业或局部利益的立场上，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丢了大算盘”、“大道理”；三是宏观指导和管理上出了问题，多头对外，自己内部盲目竞争，让人家钻了空子。这些都是外贸工作中的大忌。
创设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对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大作用。陈云十分重视并支持这项措施。由于健康原因，他没有南下到过经济特区，但一直密切关注经济特区的建设，认为，必须不断总结经验，把经济特区办好。
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陈云在寻求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时就提出：“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71]四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表示赞同，并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2]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四个出口特区。九月，陈云把“广东、福建特殊区增加上缴的外汇”，同“增加石油、煤炭出口的外汇”，“旅游业的纯上缴外汇”，“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收汇能增加上缴的部分”一起，列为增加可靠外汇收入的四大来源。[73]
一九八〇年三月，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会议形成的《纪要》指出：“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主要是吸收侨资、外资进行建设”。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示同意《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批示中说：“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中央认为：“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央的批示和《纪要》发出后，经济特区建设受到各方面更广泛的重视，许多地区也纷纷要求设立经济特区或采取一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当试办的四个经济特区还没有取得足够经验时，在全国立刻一哄而起地到处办特区显然是不适当的。为此，陈云在一九八一年冬和一九八二年春，提出认真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经验的要求。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
“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搞来料加工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
“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
对许多省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提出搞经济特区的要求，陈云毫不犹豫地加以阻止，说：“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他还提醒人们：
“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例如：
“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
在这次会上，他明确要求：“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74]
一九八二年春节，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时，又针对当时情况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75]
根据陈云的指示，广东和福建两省对试办经济特区以来的经验作了认真总结。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交了《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这份报告提到：“自从陈云同志作了关于‘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的重要指示以后，省委和特区党委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和贯彻落实。为了总结试办特区的经验，省委常委多次进行了讨论。现在这份总结报告，仍然是初步的，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深，今后需要进一步实践和总结。”报告在总结一九七九年七月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以来的经验后说：“我国试办经济特区，在国外的反应是好的，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华侨也寄予很大期望。人们把兴办特区看成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标志之一。”[76]陈云阅后，作了明确肯定的批示：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77]
同一天，陈云看到新华社简报反映“广东沿海走私活动重新抬头，省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打击”的报道。文中提到：“对现有的案件要进行排队，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要追究，不能‘以罚代刑’。”陈云当即将这份简报批给赵紫阳，说：“看了广东十月二十二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方法。此件上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既有罚，又用刑。”[78]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广东省委、省政府提交的《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二天，陈云在听取书记处讨论情况的汇报后，又告诉赵紫阳：“上次批语中说，‘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的意思是：走私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以及各种经济犯罪分子会针对我们工作的不断改善而不断变换手法，因此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79]
1982年10月30日，陈云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上的批语。
经过初步的经验总结并得到中央基本肯定以后，经济特区建设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中向前发展。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又视察了上海。在视察当中，邓小平表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80]回京后，二月二十四日，他约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宋平等人谈话，强调要“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并再次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81]谈话结束时，邓小平请姚依林和宋平将他的谈话内容，“向陈云同志汇报一下”。陈云先看了邓小平在视察中和回京后的谈话记录，又在三月十四日专门听取姚依林、宋平等的汇报，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有关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
三月十八日，陈云又去杭州休养。
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会议根据邓小平二月二十四日谈话的精神，讨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四化建设全局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和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观点，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82]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优惠待遇方面，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
对会后形成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稿，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四月十八日进行了讨论。会议委托国务院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专程到杭州向陈云汇报，听听陈云对《纪要》的意见。当时正拟议发行经济特区货币，陈云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在谷牧四月二十二日离京前往杭州的当天，陈云请谷牧带一些有关经济特区货币问题的材料来。
四月二十四日，陈云拿到《纪要》稿和特区货币研究小组写的报告稿后，全神贯注地阅读，“连散步都取消了，把《纪要》看了两遍，把有关特区货币的材料看了三遍”。他说他“是很用心看的”。看完材料，陈云于四月二十五日听取谷牧汇报。谷牧简要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和《纪要》的主要内容，重点讲了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对外商投资给以优惠；二是扩大这些地方的自主权。陈云已胸有成竹，明确表示：“我同意这个《纪要》。”[83]
谈到《纪要》的具体内容，陈云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经济特区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陈云指出：
“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深圳也没有。但是，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这样管理，发展得很快呀！有关深圳的报道，每一篇我都看了。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它的拳头不是产品，而是管理办法。”
第二，经济特区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陈云指出：
“国内市场不能不让出一些，否则对外资没有吸引力。问题是让多少，‘一定比例’可大可小。《纪要》里提到，由计委掌握，研究个办法，我已经看到了。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是，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该提倡的。沈鸿同志讲，国内试制新轧钢机，往往第一次不行，第二次好一些，第三次更好，第四次就差不多了。发电机组，解放初期我们连一万千瓦的也不会造，只能搞几千千瓦的，以后搞成了一万二的、二万五的、五万的，现在是二十万的，听说三十万的也有了。这就是一步一步地进步。从几千的到二十万、三十万的，这就很好嘛。总之，保护落后是不应该的，但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发电机组，开始是几千千瓦，现在搞到三十万千瓦，像这样的东西就要保护。”[84]
在谈话中，陈云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担心：“我考虑比较多的是特区货币问题。”
发行经济特区货币，深圳早已在酝酿。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在市面上实际流通的是三种货币：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和港币。由此发生了外汇兑换券排挤以至驱逐人民币的现象，影响了人民币的信誉。有些人主张发行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是否发行特区货币、特区货币对人民币有多大冲击以及特区货币发行的种类、发行权等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陈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开始就很明确。早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千家驹写信给胡耀邦、陈云、薄一波，谈他对经济特区货币问题的意见。十月十五日，胡耀邦批示：“陈云同志是行家，建议请陈云同志考虑定。”十月二十三日，陈云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85]
但是，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纪要》中也没有提。陈云主动对前来汇报的谷牧谈了这个问题，说他不赞成有些人所讲，解放初期就是两种货币并存。陈云说：“那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嘛。当时饶漱石、曾山在华东，主张保留华东的货币。我说，你们要多少机动财力就提嘛，我尽量支持你们，但发行权要收到中央。”
谷牧说：关于经济特区货币问题，我们商量过，还要拿出两个月时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再向中央提出方案。陈云提醒说：“货币问题不简单。姚依林同志说还有个印刷问题，他说得对，印刷问题确实很重要，印得不好，人家就很容易伪造，假票子就进来了。”接着，陈云问：“特区货币究竟怎么办？是一个特区发，还是每个特区都发？你们没有讲。”在谷牧汇报了主张发行特区货币的理由和正在研究中的一些想法后，陈云说：“如果特区货币只在特区内发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那末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陈云同意：“你们要再研究两个月，那好嘛。有时间可以再仔细考虑考虑。”同时仍强调如果大家坚持要搞，经济特区货币的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他对谷牧说：“我看了人民银行的方案，规定了发行权在中央。准许发行特区货币，这是灵活性；发行权在中央，不在地方，又有统一的控制。”[86]
五月十八日，陈云回到北京。二十六日，他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反映经济特区货币发行问题的一封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87]他还从中国人民银行那里要来特区货币的设计图样看。
发行经济特区货币这一拟议最后没有实行。陈云回忆这件事情时说：
“我虽然没有到过特区，但我很注意特区问题。一九八四年我专门把谷牧和刘鸿儒找来谈特区货币问题。我讲，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条是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另一条是封关以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那时，特区货币都印好了。后来，特区同志自己感到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就搁置起来了。”[88]
谷牧回京后，召集有关人员根据陈云等的意见，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修改定稿。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纪要》。批转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自主权，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89]
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使开放的浪潮涌向中国整个沿海地区，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向新台阶迈进。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提出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开辟为经济开发区，利用开放和改革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优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陈云在国务院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这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
陈云和邓小平都极其重视香港、澳门、台湾的工作。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把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同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列为三大任务。
十二大闭幕后不到半个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强调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此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在廖承志主持下，对原来拟定的十二条对港基本方针政策进行仔细的推敲和修改，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报中共中央。经过修改的十二条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二、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三、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四、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五、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六、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七、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八、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九、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十、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十一、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十二、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五十年不变。
四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作为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会议决定，由廖承志去广州和杭州，向正在那里休养的叶剑英和陈云汇报。
廖承志先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然后于五月十四日来到杭州向陈云汇报。陈云同意中央确定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并说：“我看五十年政策不变，这条很好，人心就定了。”“从一八四二年到一九九七年，共一百五十五年，收回香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子孙后代有交代了。国民党什么也没有收回。”还说：邓小平提出的凡是赞成收回香港的都是爱国分子，这一条“很重要”，“宽之又宽就是了”。还有“尽量用本地人，包括英国人和其他国的人”。在交谈中，廖承志说：在广州，有人提议，应允许一部分香港工业品销往内地，不会构成什么危害。陈云同意，说：“可以起竞争作用，使国内产品有改进，不能老一套。”同时提出：“不要各省市都去香港发洋财，会搞乱的。”廖承志说：现在已经去得不少了，相当乱，姚依林想抓一下，但感到有点烫手。陈云说：“要管一下。”“香港还是中国人的地方，不管是要搞乱的，影响我各方面的政策，这不好。”[90]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阐述了收回香港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香港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帝国用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从中国领土上割让出去的。现在，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确认我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当然，十三年后，我们还只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至于香港的社会制度，我们说了，至少五十年不变。这样做，有利于继续发挥香港对我们四化建设的作用。事实说明，中央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步骤是完全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这个任务。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91]
一个多月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访华。十二月十九日下午，经过中英双方两年多谈判而达成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它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在陈云心中同邓小平、叶剑英一样占有特别重要的分量。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九条方针，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92]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明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93]
十二月二十五日，陈云会见一位同台湾国民党高层人士联系密切的香港商人，请他捎话给台湾的几位老朋友。说：“人老了容易怀旧。”他们都是从大陆出去的，出去三十多年，总会想念大陆，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他们回来看看，来时愿意和我们谈谈就谈谈，不愿意谈也可以；来一次可以，常来常往也可以。总之，随他们方便，我们这方面没有问题。”
关于祖国统一、两党谈判，陈云说：我们方面的意见，叶剑英、邓小平都已经说清楚了。“这些意见，既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的，也是为蒋经国先生所代表的国民党利益着想的。现在我们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而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得住，这些就很难说。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即使他们身后有人要搞台湾独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话是语重心长的。
关于统一的方式，陈云说：“说到统一，有一个用什么‘统’的问题。照我们的意见，就是用一个国名、一个首都来‘统’。”讲到这里，陈云幽默地说：“首都设在台北总不好！”双方都笑起来。陈云接着说：“除此之外，其余都可以维持现状不变。就是说，既不要用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去‘统’，也不要用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我们认为这是最现实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办法。”
陈云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大陆人均收入比台湾低得多，但是台湾没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问题。不仅台湾没有，新加坡、南朝鲜、香港也没有，美国、欧洲、日本都没有。有人说，台湾生活水平比大陆高，统一不行。我说，大陆解决了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能生产钢铁、汽车、飞机。台湾主要是靠国外来料加工出口。所以，国家统一以后，大陆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台湾的现行制度也可以继续搞下去，我们不反对。
陈云还特别提醒国民党高层领导：“要注意，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有人死抓住台湾不放，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他们是一定要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和破坏的，到时候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尽可能采取一些防范措施。”[94]
谈话结束时，陈云委托这位商人给台湾的几位老朋友带去西湖龙井茶、杭州都锦生的云栖织锦等几样土特产品，还特意请人录了《秋思》、《宫怨》两段评弹开篇，请他们听听“乡音”。
诚恳的话语，细心的安排，体现了这位老一辈革命家对完成祖国统一的殷殷期盼。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同当时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至关重要。随着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建交及其后中英达成中国收回香港的协议，中国同西方大国关系得到调整。但是，中苏之间自六十年代中期关系恶化以来，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由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越南问题、出兵阿富汗，这三个障碍使两国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陈云非常关心中苏关系正常化。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五十年代阿尔希波夫担任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时，同陈云在工作上有过密切交往，建立了深厚友谊。访华前，阿尔希波夫特别提出希望能见到陈云。陈云同意会见，并为此作了认真准备。十二月十四日，他听取从苏联访问回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阎明复关于苏联近况的介绍。二十日、二十三日，他又先后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陈楚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进行商谈。二十四日，陈云在中南海热情接待阿尔希波夫。陈云说：“听说你这次来中国很想见到我，我也很想见见你。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在座的薄一波同志、姚依林同志都和你很熟悉。在五十年代制定和实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我们彼此合作得很好。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
对中苏关系，陈云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他说：“中苏两国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分析了现在中苏关系为什么不能正常化的三个障碍，并希望苏方能够排除这三个障碍，“如果三个障碍不能一下都排除，也可以先排除一两个”。因为“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坚持”。不过，这不等于说在这以前中苏两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改善和发展关系。
接着，陈云说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着重谈谈有关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搞财经工作的，中国有句老语，叫做“三句话不离本行”。陈云首先表示赞成年初苏方提出的希望加快发展两国贸易并制定长期贸易协定的意见。他说：你们重点建设项目要东移，要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需要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而我们为了对一批老的重点项目进行改造，并上一批新的重点项目，为今后发展打好基础，也需要你们的机械设备、电子仪器和木材、水泥、玻璃等大宗原材料。你们的东部和我们之间运输距离短，甚至短于你们国内东西部之间的距离，很可以节省一笔运费。所以，我们之间进一步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规模，的确是潜力很大，的确是彼此互利的。同时，陈云指出：“中苏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感到高兴的。有人手里拿着先进的东西，自己不肯卖给我们，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因此，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希望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95]
陈云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的好形势，并说，再过五年左右，你们来中国访问，将会看到比现在更好的形势。
此后，陈云又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两次会见来访的阿尔希波夫，为中苏、中俄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一九八三年秋，陈云提出：“城市工商业改革已有几年，似应总结经验，以便继续前进。”[96]一九八四年，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随着对外开放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扩大，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到中央的决策日程上。
一九八四年五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形成和下发一系列有关工商业体制改革的文件。比如：五月十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七月十四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九月十五日，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九月十八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等。
在具体落实上述各项改革措施时，国务院越来越感到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对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三方面的改革。九月十三日，陈云明确表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
对计划体制的改革，陈云在给赵紫阳的信中说：
“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们采取的是分步骤进行，即从‘加工订货’直至‘定息’的做法；资本家、小店主、小摊贩，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并不是这样做的。”
对价格体系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职能的改革，陈云在信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
“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
最后，陈云强调指出：
“这几年，农村的改革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城市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97]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在起草中。陈云的这些意见，对《决定》的起草有着重要影响。十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决定》的第七次修改稿。陈云出席会议并发言。他认为，这个稿子“对经济体制改革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有了比较周到的考虑”。“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我完全拥护。”“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已经有了几年时间的酝酿、试点和实践。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去办，再用几年时间，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我们国家的生产力一定会得到一次大解放。”
陈云考虑到，改革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必然会经过长期而曲折的探索，因此他在会上提出：“这次改革涉及范围很广，在进行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我们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应当像对待农村改革那样，边实践，边总结经验，以便使改革不断完善。”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陈云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到这些现象，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一起抓，那末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加以限制的”。[98]
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文件起草小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文件再次作了修改，印出送审稿。陈云看了送审稿后，于十月十九日批示同意。他对文件的第五部分“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中所写的工资和物价挂钩的话，写了一段批语：
“工资和物价挂钩这句话不要写上。农副产品价格是浮动的，有升有降；工业品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有些也会降价；而工资一般说来，只能升不能降。因此，工资和物价不可能挂钩。文件上只要说明将采取切实办法保证人民实际收入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就行了，至于采取哪些办法，需要另外研究解决，这里不要写。”[99]
文件的改定稿采纳了陈云的意见。
十月二十日，陈云出席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他重申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对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
他再次肯定计划体制改革、政企职责分开的必要性。对价格体系的改革，他既认为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又要求“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他认为“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就《决定》中提到的“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陈云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100]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它对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件从起草到定稿，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称这个文件“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101]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城市改革从打破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入手，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企业内部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各级政府机构逐渐简政放权；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进一步发展；在计划、商业、建筑业、科技、金融、劳动人事管理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搞活企业和流通。改革使城市经济初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但正如陈云所预料的，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会出现一些原来难以预见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以后，由于各地区急于翻番和放权让利，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猛，导致银行信贷和工资奖金发放严重失控，货币发行过量，商品价格上涨。一九八四年货币流动量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点四；银行贷款总额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其中十二月一个月的增长额就占全年增加额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一九八四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第四季度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奖金发放数额的增长更快。全国发生了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拥经商的浪潮。仅据十几个省市调查，一下子办起两万多个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农村也出现了一部分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对养猪、种菜也看不上眼，只想做工、经商多赚钱的问题。
陈云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积极筹谋解决办法。一九八五年二月中旬，中央召开全国省长会议讨论这些问题，但没有采取重大的措施。陈云多次询问会议情况。二月十八日，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姚依林对全国省长会议情况的汇报。他在发言中批评政府对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处置不力。他认为“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批评赵紫阳“不宜笼统紧缩银根”的提法，说：“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对赵紫阳主张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陈云批评说：“我看国库券贴现现在不能搞。如果今年的允许贴现，去年的、前年的允许不允许贴现，如果都能贴现，等于把收回来的票子又放出去，增加货币流通量。”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钞票发行失控”，并提出：“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
外汇收支状况是影响金融物价稳定的因素之一。针对前一个时期，中国有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外汇、几百吨黄金的储备，有些领导人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提倡高消费，能挣会花，大量进口消费品等情况，陈云批评道：“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外汇储备，“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因此，要组织好出口货源，保证出口换汇。各单位赚了外汇，应该说对国家是一种贡献，必须存到中国银行。
陈云还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我看现在也有点乱。主要是报纸、电台、电视台宣传有点乱。”他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提出的全面地系统地改革，这是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讲的，不是说马上就要全面地系统地改革。但报纸上经常出现这种宣传，这样讲不合乎实际。今年物价改革，只动猪肉价格和短途运输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也还没有最后确定，怎么能说是全面地系统地改革？”[102]
对干部经商问题，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已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一九八五年春，中央纪委又建议不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陈云在这个建议上批示：“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应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可以再大一点。”[103]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意见。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但是，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起出现的经济关系全面紧张、经济秩序严重混乱的状况，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
九月二十三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提醒大家必须十分重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粮食生产一定要抓紧抓好。他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他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他十分担心当时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问题，说：“小平同志八月二日接见外宾，谈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时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我赞成他的意见。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对于改革的性质，陈云强调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陈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作出的明确定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中一直坚持这样的提法，或者更简要地把这场改革称为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说，改革的宗旨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更加巩固、完善和发展起来，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更加充分和更加全面的发挥。这就指明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如果偏离这种性质和方向，不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发展，而是动摇、损害甚至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那样的“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邓小平提出要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完全支持邓小平的主张。他们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排除企图改变这种性质和方向的各种错误倾向。陈云一再强调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这个话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方向。
对于改革的目的和方法，陈云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为解决经济过热、钞票发行失控、投资失控等问题，他说：“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讲的计划，主要是指宏观控制：“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104]
十月三十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并讨论姚依林所作的关于经济情况汇报提纲的说明。陈云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汇报提纲在谈到粮食生产存在的问题时说：一种是沿海地区，种经济作物更有利，不愿意多种粮食；另一种是有些地方，适合种树种草，需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这两方面的调整都是必要的，对整个经济是有利的。但是，有些地方今年可能做得“过头了一点”。陈云提出：“讲种树种草，要看什么地方。有些地方粮食运不进去，那些地方如果不种粮食不得了。我看到田纪云同志的意见，说沿海地区挖了很多鱼池，养鱼，他很不赞成。我赞成他的意见。”陈云问姚依林：“你讲的有些地方过分，是什么样的过分？”姚依林答：“过分就是讲这些东西。”陈云说：“没有粮食吃这个问题是重大问题，不能看小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并不是很富裕，现在一年挖一点库存，总不能搞到三百二十亿斤那个时候，调粮食调不动。粮食高产地区挖鱼塘不能太多了，要种粮食。种树种草很重要，但是要粮食能调进去，调不进去也是个问题。”会上，陈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蔬菜生产，说：“蔬菜的价格上涨，老百姓意见很多。”“请国务院考虑考虑，种菜还是要计划经济为主啊。放开了，结果他不种菜了。”陈云问：“从全国各地运二亿五千万斤菜支援北京，靠得住靠不住？”姚依林答：“可以调来。”陈云接着提出他的第三个问题：汇报提纲上讲“防止出现去年年底突击放款的情况”，能防得住吗？姚依林答：“能防得住。”陈云又问：“今年增加的货币流通量二百亿打得住打不住？”姚依林答：“打得住。”陈云还问：“可以防止去年突击放款的情况？”姚依林答：“可以。”陈云说：“能防止就好，拜托拜托。”他还提醒说：“外汇问题，过去讲，有了一点外汇，就像烫手的样子，没有地方用的样子，现在一下子没有了。去年七八月份还讲外汇多，到了年底就不行了。”汇报提纲上讲要“限制高级消费品的进口”，陈云说：“这一条很必要。”[105]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后，陈云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退出了中央最高决策层。这时，他已是八十二岁高龄，加上体弱多病，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问题已难以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但他仍继续关注着这方面的问题，反复强调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经过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的过程才能够提出来的。
【注释】
[1]陈云在一封信上的批语，1981年1月6日。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9页。
[4]陈云对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意见，1982年6月14日。
[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82年11月22日。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7]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152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1]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5月18日。
[12]陈云给吴宗锡的信，手稿，1981年1月10日。
[13]陈云关于评弹工作和文艺演出团体改革问题的谈话要点，1984年4月1日。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7页。
[15]李先念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22日。
[16]《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372页。
[17]陈云对经济工作几点意见的谈话记录，1979年5月18日。
[1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27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20]薄一波秘书贺光辉所作的会议笔记，1980年12月27日。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1页。
[22]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9月2日。
[23]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1981年10月29日。
[24]1981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25]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11月25日。
[26]《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8页。
[28]陈云同周太和的谈话记录，1982年1月22日。
[29]陈云同国家计委姚依林、宋平、柴树藩、李人俊、房维中的座谈记录，1982年1月25日。
[3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0-1196页。
[31]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记录，1982年4月3日。
[32]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82年7月26日。
[3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4]1983年1月1日《经济日报》。
[3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19页。
[36]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37]陈云听取宋平、柴树藩汇报全国计划会议等情况时的谈话记录，1982年11月4日。
[38]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2年11月22日。
[3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320页。
[40]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2年11月22日。
[41]陈云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2年12月2日。
[42]陈云给周太和的信，1983年1月28日。
[43]陈云给宋平并中国计划学会的信，1984年3月16日。
[44]陈云在新华社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0月26日。
[45]陈云办公室电话记录，1982年11月16日。
[46]陈云在新华社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1月16日。
[47]陈云给赵紫阳并胡耀邦的信，1982年10月25日。
[48]陈云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大白菜收贮运销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83年11月22日。
[49]陈云在北京日报群众工作部张顺芝、乔建华反映的北京市居民“烧煤难”的一份材料上的批语，1983年1月16日。
[50]1982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51]陈云在新华社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2月22日。
[52]陈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2月18日。
[53]陈云在国家计委国防局一份报告上的批语，1982年12月17日。
[5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中几个问题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83年3月17日。
[5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24页。
[56]陈云给赵紫阳的信，1983年9月13日。
[57]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84年2月14日。
[58]陈云给赵紫阳的信，1983年11月22日。
[59]陈云在全国计划会议简报所载《对“七五”基本建设规模按五千亿元安排的反应》一文上的批注，1986年1月21日。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61]陈云同薄一波的谈话记录，1987年7月3日。
[6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6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64]陈云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反映钱伟长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评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报告没有劳务出口的意见的批语，1982年12月6日。
[6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66]陈云给郑拓彬的信，手稿，1984年8月29日。
[67]陈云在新华社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0年12月1日。
[6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69]陈云给赵紫阳的信，1982年3月13日。
[70]陈云给赵紫阳的信，1982年11月3日。
[7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72]《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7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7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
[7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76]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1982年10月22日。
[77]陈云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的批语，1982年10月30日。
[78]陈云在新华社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0月30日。
[79]陈云办公室电话记录，1982年11月16日。
[80]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84年2月14日。
[8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8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页。
[83]陈云在听取谷牧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4月25日。
[84]陈云在听取谷牧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4月25日。
[85]陈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3年10月23日。
[86]陈云在听取谷牧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4月25日。
[87]陈云对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给邓小平等来信的批语，1984年5月26日。
[88]陈云同胡启立的谈话记录，1987年12月18日。
[89]《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0页。
[90]陈云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问题时的谈话记录，1983年5月14日。
[9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92]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的谈话记录，1982年1月11日。
[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94]陈云同香港一位商人的谈话要点，1983年12月25日。
[95]陈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的谈话要点，1984年12月24日。
[96]陈云给赵紫阳的信，手稿，1983年9月13日。
[97]陈云给赵紫阳的信，手稿，1984年9月13日。
[98]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4年10月8日。
[99]陈云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送审稿）的批语，1984年10月19日。
[10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8页。
[101]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1页。
[10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345页。
[103]陈云对《中纪委关于不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的批语，1985年4月3日。
[10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351页。
[105]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会议（扩大）记录要点，198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