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一九七九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的第一年。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这时的中国，已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走出来，获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
国民经济在这时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连续遭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一九七八年仍然取得较好收成，粮食总产量突破六千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一九七七年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一九七八年又比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增长速度也比较快。由于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一九七七年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六，一九七八年又比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通过重点调整工资，特别是工作多年而工资偏低的职工的工资，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起，有百分之六十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收入，使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改善的人民生活稍稍有所改善。这种经济状况，是过去十多年中没有过的。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我国的国民经济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对这种状况却缺少分析，急于大干快上，要求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使原已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有的还有所加剧。突出表现在：第一，农业和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一九七八年粮食总产量虽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人口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二百六十五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第二，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一九七八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是百分之五十五点七，而轻工业只有百分之五点七，还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占百分之五点九的水平。第三，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过去十多年中，由于消费基金增长缓慢，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积累下来的问题本已很多。而这两年中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反而提高了，一九七六年为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七八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不但大大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分之二十四的水平，而且成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二十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使人民生活难以有大的改善。
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下决心进行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便不可能健康发展，许多问题还会继续恶化，甚至将导致新的大起大落。只是枝枝节节地应对，显然难以奏效。
陈云一直密切关注着经济大局的发展动向，对这些问题有着敏锐而清醒的认识。前面提到，他针对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物资留有缺口的问题，就先后两次尖锐地指出：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
一九七九年三月上旬，陈云考虑如何调整国民经济以及与此有关的需要在国务院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问题。九日，他准备向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建议。为了慎重起见，他先同李先念、姚依林商谈，请他们补充和修改。十四日，陈云写信给李先念，说：“昨天谈起要起草的意见，写了。如可以请付印。”李先念立即送华国锋审批，并提出：“是否先印常委一议，然后再印政治局各同志。”
这封写给中共中央的信，是陈云、李先念两人联名的。他们首先提出：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1]
信中提出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十二人组成，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2]建议陈云当主任的，是“先念、小平”[3]。
信的第二部分，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提出用两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任务。他们写道：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〇〇〇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4]
这封信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方针和运作原则，特别是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引起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当天，华国锋将这封信批给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即印政治局常委和耀邦同志”。十七日，又将此件批印政治局同志。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会议，讨论经过修改的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问题。
在三月二十一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作了系统的发言，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陈云指出：“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第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陈云指出：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压低指标的“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计划。”他强调：实践证明，“单纯突出钢”的做法是“不能持久”的。“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
陈云还说：“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第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状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1979年3月9日，陈云就调整国民经济和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问题准备向中共中央写信的初稿。
陈云毫不含糊地指出：“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当然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这里说的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在中国将会长期处于并存的局面，是个很重要的估计和思想。一是中国大，基础落后，各地发展又不平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都变成先进企业；二是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素养也很不一样，即使都能搞成先进企业，那一大批技能和素养较低的劳动者就可能失业，就会成为一个严重而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陈云坚决地表示：进行这次经济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第四，“二〇〇〇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
调整国民经济，钢的指标是一个重点。陈云说：到二〇〇〇年还有二十一年，“达到八千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二〇〇〇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因为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万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那时钢达到八千万吨的国家并不多，还不是那么几个。要看到，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数量是这个数量，要按这个数量作计划。远景规划的指标定到这里，超过了，欢迎；少一点，也满意。”
陈云又强调：“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这样做，二十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他特别指出：到二〇〇〇年，“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
说到这里，陈云提醒人们：“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他坚定地回答说：“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
他还提出：要把增加外汇收入来源“看作很重要的题目”。“外国人说我们支付能力差，的确差。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
陈云最后谈到关于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问题。他提出：“我当主任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说“有问题”呢？他解释了两条理由：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5]
接着，陈云再次表态说：要我做工作，“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量力而行”。他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上，特意在“最必要”三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在这句话前，还写道：
“为了四个现代化——尽力而为。做几年调整工作。”[6]
这可能是他对自己认为“只能做”的“最必要的工作”的一个诠释，也就是说：要“为了四个现代化”“做几年调整工作”。
那时，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是不是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二十三日，邓小平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讲话，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他说：“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邓小平同意陈云关于把钢的指标减下来的想法。他说：“陈云同志提出，二〇〇〇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八千万吨钢，不一定比两亿吨作用小。”邓小平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平均收入不可能很高。”邓小平还谈到国防建设，说：“原来批准的计划规模太大，统统作废。不作废，国民经济负担不了，谈不上进行调整。这个问题要重新议。”“财政经济委员会要管这件事。”[7]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决定在前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8]。
调整方针的确定，是当时经济工作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不提出这个问题，或者再晚一年等大批新项目上马后再来调整，损失就要大得多，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统一管理全国的财经工作，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本来，陈云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分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中央政法部门。在决定陈云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以后，他于四月六日写信给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说：“我到财经委员会后，无力再管公检法了，此事请在中央提出。”[9]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正式设立，是由七月一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的。但是，财经委员会的实际工作，从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后就开始了。这是因为一九七九年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紧迫、必须立刻开始工作的缘故。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财经委员会十二名成员中，除王震不在北京外，其余十一人全部与会。
开宗明义，陈云首先希望财经委员会的成员要“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他说：“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六十二岁，大一点的七十以上，我今年七十五岁。”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陈云说：“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在讲到国民经济调整时，陈云说：“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在讲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陈云强调“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二千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这些属于还欠账。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百分之一点五，后来不到百分之一。”他提醒大家，要十分注意粮食问题。“过去，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陈云还提出：找几个四十岁到五十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10]
李先念在会上也讲了话。他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说：“这次调整，我估计争论的无非是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基本建设盘子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问题。有人说，放慢一点是‘机会主义’，实际上我们也不那么‘机会主义’。”[11]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陈云认为，从长远看，必须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关心这项工程的规划，提倡把种种不同意见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使这项工程避免各种片面性。一九七八年九月，当陈云得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已经确定下来后，非常高兴，给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水利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指出：“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我认为还应该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倾听一切对立面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全面看问题的主要方法。”[12]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中国科协党组向陈云并中共中央报告了有些科学家对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有不同意见后，陈云于六月十七日批送李先念、姚依林、王任重、钱正英阅读，请姚依林印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各成员，并写了一段批语：“我曾是热心于南水北调的，但必须按实际情况办事，因为这件事有关大局。我的意见由农委或水利部专门召集反对这一规划的科学家开几次会议。当然赞成原规划的同志也可参加几人，让反对的意见充分发表，并且结合他们所主张的意见（如地下水库等等）创造研究的条件。我们应该使南水北调这件事在进行之前，做到确有把握才好。是否这样做，请考虑。”[13]陈云还交代他的秘书王玉清，将这段批语在送出前抄下来，以便日后备查。这反映出他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于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财经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阐述调整的必要性，提出调整的主要任务。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这次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方针；是鼓劲的方针，不是泄气的方针。”[14]会上，对要不要下决心进行调整的争论仍在继续：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负责人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不调整不行；而一部分人仍急于要在三年内“大见成效”，对调整难以接受，对一些大项目也都舍不得下马。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中央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并通过调整后的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
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和完全积极的方针”。[15]会议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方针后，财政经济委员会议事日程上首先急需处理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问题。
宝钢是一个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平衡的全局。
这个项目的最初动议是这样的。一九七七年初，为了改变上海地区钢铁工业长期缺铁的局面，上海市和冶金工业部提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在上海沿海地区新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炼铁厂的建议。这一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进行多次讨论。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这个项目，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一座特大型钢铁企业。经过近一年的施工准备，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动工兴建，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
在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后，不少原拟兴建的大项目下马了。宝钢怎么办，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些人甚至认为宝钢建设是上了外国资本家的当，现在是骑虎难下。对宝钢是不是应该搞下去，必须由中央作出决断。
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冶金工业部、对外贸易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个部门联名向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这时，宝钢现场已集结施工队伍近五万人，建设工作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的基础桩都已打完。场地平整和厂区内的临时水、电、通信，道路和生活设施等已基本完成，并投入使用。配套项目如北仑港矿石码头、淮南运煤的铁路以及辅助原料矿等正在积极建设中。截至三月底，宝钢及其配套项目已使用外汇近六千万美元，国内投资近四亿二千万元。工程进度是好的，成绩很大。
七部门的这份报告，认为宝钢应该继续搞下去，同时也提出宝钢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请财经委员会“从速决策，以利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建设用汇和国内投资、也就是总投资额的问题。正处在调整时期，对宝钢这个特大型项目能投入多少资金是一个不能不郑重考虑的问题。报告说：“由于项目定得急，准备工作差，规划搞得粗，估价偏低，强调抢速度，本来可以国内解决的设备、材料也要进口，有的工程漏列了，加上美元贬值等因素，用汇计划就大了。”“去年年底宝钢开工典礼时，现场指挥部根据外商报价和粗略估算，总用汇计划将达到五十七亿美元。”这个数目字，同一九七八年三月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和上海市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估算的“宝钢及其配套项目共需外汇二十五亿美元”相比，需要追加用汇三十二亿美元，也就是超过原估算需用外汇的一倍以上。这自然是一件大事。报告说：今年以来经过多次研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取消了海水提镁、钢研所等项目，将三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其他项目如二号高炉和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轧板机厂房改由国内设计等。“这样初步匡算，可以把用汇压缩到四十八亿美元，比估算减少九亿美元。此外，国内还需要七十亿元投资。”这仍是一个不小的数额。
另一个问题是建设进度的安排。这也涉及每年所需的投资额，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同前一个问题是有联系的。按原定的计划，一九八一年底要建成一座高炉系统、两座转炉、初轧机和无缝钢管轧机；一九八三年底建成冷轧板机。国家计委等七个部门的报告中说：“现在看来，需要进行调整，总的进度拟推迟一年左右，争取一九八四年全部建成。”“为了早出材、出好材，特别是国家急缺、现在大量进口的石油钢管、宽的薄板要尽早投产。要以三套轧机的进度为中心来安排好各项工程的进度。”报告说：“这样的调整，时间上松动了一年，国内可以多做些设备，并可以通过合作制造，提高机械制造水平；同时国内的投资也错开一点，有利于综合平衡。”[16]
这份报告，是经国家计委改好后送有关部门会签的。财政部因时间仓促，要开党组会才能提出意见，所以没有来得及在五月九日的报告上会签。[17]五月十日，财政部给国家计委送来对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意见，认为“宝钢建设已经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们赞成要搞上去”。同时提出一些尚待进一步落实的问题。财政部的意见说：“总的看来，宝钢的总投资要超过人民币二百亿元。”“宝钢这样大的项目，所需投资应结合三年调整，统一考虑，全面安排，纳入基建投资计划，有可靠的资金，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18]
与此同时，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宝钢建设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对宝钢建设作了说明，建议以国务院名义将国家计委等七个部门的报告批转有关部门“照此办理”。李先念在会上说：“对宝钢问题有进无退。”[19]
问题尖锐地放在陈云面前，争议仍不少，需要作出决断。五月十八日，财经委员会委员金明将有关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和资料等送给陈云，请陈云阅示。[20]陈云看了这份报告后立刻态度明朗地表示：“宝钢已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已经定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复杂性：“问题是，它的规模大体等于鞍钢，而鞍钢搞了几十年，宝钢只用那么多时间，行不行？不同的是宝钢没有矿山。还是步子要走稳，时间可拖长一点。何必受十年规划的束缚？工业搞综合平衡还无经验，出问题不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注意综合平衡，如长春汽车厂选了好几个厂址，后来考虑到与小丰满联系，才定在长春。武钢一米七轧机，原想靠葛洲坝的电，结果因电不够无法开动。宝钢会出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21]因此，陈云没有对送来的报告马上作出批示，而是委托薄一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工业的一些负责人的意见。
按照陈云的委托，薄一波邀集王鹤寿、沈鸿、吕东、柴树藩、安志文、宋劭文和周建南等，在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天上午和六月四日下午，对宝钢建设问题进行座谈。姚依林也参加了座谈会。薄一波在会上首先强调：“宝钢建设是件大事，需要大家议论议论。”“谈完后，提出个意见，帮助陈云同志下决心。”“他的意见是要避免过去那种折腾”，“把钢铁生产真正搞上去”。[22]
在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国家计委等七个部门五月九日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基本上是可行的”。“宝钢是七十年代水平，是先进的，建成后可使我国钢铁工业有一个新的起点。”“建议原则上同意七部委的报告，决心把宝钢工程搞上去。”大家担心的是综合平衡问题，建议冶金部和各有关部门，“在安排投资、材料、进度等时，优先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辅助和配套工程，并且排出具体进度和保证措施”。
对宝钢建设的总投资额，与会者认为：根据报告中的计算，削减后的外汇仍要四十八亿美元，合人民币一百四十四亿元（当时三元人民币折合一美元），加上国内投资七十亿元，总共二百一十四亿元。“这是一笔巨额投资”，“比钢铁工业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三年投资总额一百九十亿元还多二十四亿元”。“投资这样大，同其他方面的比例显然不相称，引起各方面的议论，那是很自然的。”“建议对进口设备部分再进行分析研究，尽量扩大国内设备分交部分，减少买进部分，以节约投资（国内制造设备费用，相当国外设备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与会者认为：“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因为，我国机械工业现有职工八百四十九万人，机床二百六十七万台，其中有一百二十万台可承担制造许多设备的任务，并能达到应有的质量要求，是有能力做更多贡献的。
对宝钢建设的进度，与会者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把建设投产进度推迟两年”。“第一期工程已与日本签订了合同，要按合同继续搞完，但进度是否可以推迟一两年，使投资不要过于集中。”“从第二期工程开始，大部分冶金设备采用引进制造技术，邀请外国专家监督生产的办法，由国内制造，时间虽然要推迟一点，但可以节省投资，带动机械工业技术的发展，提高我们制造先进的大型设备、精密设备的水平。”
与会者在座谈会上还谈到发展钢铁工业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要制定引进工作的长期规划。他们说：“有了长期规划，才能真正做到有计划按比例。”“今后的引进工作，要把重点放在买技术上，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23]
六月五日，薄一波将宝钢建设问题座谈会纪要送给姚依林，请姚依林批印送陈云、李先念及国务院财经委各成员。
为了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陈云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同时，只要可能，总要亲自到当地去看一看，直接接触和了解实际情况，而不是只听取别人的汇报。听取汇报，亲自调查，都是为了了解实际，这是共同的。而亲自调查，可以得到对实际的直接感受和认识。间接的认识和直接的认识都有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就会比较全面了。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听汇报和亲自作调查，各有各的作用，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不可相互代替。陈云对这两个方面、这两种了解和认识实际的办法，一直是运用和结合得很好的。
当薄一波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的时候，陈云于五月三十一日从杭州来到上海，对宝钢建设进行实地考察。第二天上午，他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韩哲一、陈锦华三人来，了解宝钢建设的情况。谈话中，陈云讲了三点意见：一、“宝钢中央已经定下来了，要搞到底。”“现在已经签字了，党内党外，国际国内，大家都很注意。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宝钢搞好，上海同志要肩负起责任。这件事非常重要。”二、“我反复考虑，宝钢一、二期工程的距离，能否再拉开些。”“何必自己套紧箍咒。”“重要的是，工作要一环扣一环，建设的衔接工作搞踏实，不要东西已运到码头，我们还未准备好。”“宝钢的好处是，用进口富矿”。三、“我要中财委开个会，邀请七八个人”，“都是搞过冶金多年的，谈了两次”。“他们的意见，一方面赞成时间拉长些；另一方面设备多分交点，立足国内，进口关键设备，锻炼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把国内机械工业搞上去。”对这个问题，陈云想得很远很周到。他说：“立足国内，方向对。”“对国内机械工业能力，我还是有信心的。”“自己搞，这是个大方针”；但他也谈到事情的另一面：“我怕技术练兵，练不起”。“宝钢这一套，还是要立足国外。”“宝钢的全套技术资要买下来。”[24]
陈云在上海期间，还召集上海钢铁一厂、三厂、五厂和上海市冶金局的人员座谈，听取他们对宝钢建设的意见。在座谈会上，陈云提出宝钢建设进度能否推迟几年的问题，请与会者考虑。陈云说：“按照现在的安排，宝钢建设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到一九八四年建成，七年出钢，九年达到设计能力，是否能做到？鞍钢搞了几十年，才搞了六七百万吨钢。宝钢规模这样大，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可以考虑推迟二三年。”他很慎重，希望大家再反复地考虑一下，说：“我可能是用五十年代老眼光看问题，现在是七十年代，中间相隔二十几年。”[25]
六月六日，陈云离开上海回到北京。
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讲话提纲的第一页。
过了一个星期，六月十二日，陈云约薄一波和姚依林谈话，进一步研究宝钢建设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要以宝钢建设为例，总结经验，搞出个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搞补偿贸易的典型来，以后一些项目均可照此办理。[26]
经过近一个半月的反复调查研究，对事情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慎重的考虑，陈云主意已定，决心已下。六月十六日上午，他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除财经委员会委员外，还邀请冶金部的唐克、高扬文、叶志强，一机部的周子健、沈鸿，四机部的钱敏，六机部的柴树藩，外贸部的贾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洪，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的周太和，国家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周建南，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梅行等参加会议。
会上，陈云开宗明义地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陈云讲到，在一个半月时间里，他对宝钢如何建设，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他说：第一次看了五月九日国家计委等七个部门的报告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这时，请薄一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工业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五月三十一日到上海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意见。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六月六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接着，陈云讲了八点意见。
第一，“干到底”。他说：这是先念同志的话，我赞成这个意见。至于建设规模，按照国家计委等七个部门报告的那个方案办。“先这样定下来，举棋不定不好。”
第二，他提醒大家：“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外部的协作配套的各方面问题，都要考虑到。
第三，“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
第四，“要提前练兵”。因为宝钢这样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他举例说：“焦炭的灰分含量不能超过百分之八点五，铁矿粉的含硫量不能超过百分之零点六，否则就会影响钢的质量。”他还说：“掌握了这个技术，还可以在国内其他钢厂，如马钢、武钢、鞍钢等推广应用。”
第五，宝钢的负责人是谁？他说：“报告中说建委抓总，我同意。”“上海有的同志提出，由上海负责抓总，我看上海抓总有困难之处，因为牵涉到许多部门和省。”
第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因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
第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责任”。他说：“冶金部是重工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特别是壮大一机部的机械制造能力，是冶金部应尽的责任。”
第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同时主张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也都要参加讨论，而且不只一次，“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宝钢的技术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水平，但是我们要依靠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专家、熟练的技术工人来建设。建成以后，要依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
陈云最后提出：有关宝钢建设问题，“讨论定案以后，要拟一个财委的报告给中央政治局，请求专案批准”。同时，又明确交代：“从现在开始，对外的合同可以签了，工作可以做了，不要等待。”“总之，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陈云还说：外界舆论，我来做工作。
陈云在财经委员会这次讲话中，还引申出他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这个根本问题的考虑。他说：
“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是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27]
李先念赞同陈云的意见。在会上讲到要总结宝钢建设的经验教训时，他说：“同意陈云同志讲的，宝钢上马仓促了。这不是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如果要追究，应当是我负责，因为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陈云插话说：“搞四化没有经验，这是不可避免的。”讲到下一步宝钢的建设要集思广益时，李先念说：“陈云同志提出，找一些人谈一谈，我看有好处。讲不同意见的人，不一定心肠不好。”陈云插话说：“所谓全面看问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你这样看，他那样看，综合起来就全面了。”讲到进口方针时，李先念表示：“今后买设备一定要同时买制造技术、图纸资料和专利。”陈云插话说：“这应该是一项大的政策。”[28]
六月十六日开始的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连续开了四次，到六月二十九日才结束。
这次会议后，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大形势下，对宝钢建设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了。从中央的决策来说，也由“举棋不定”转为下定决心“干到底”。九十年代陈云回忆起这项决策时，特别提到这次财经委员会会议，他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但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29]
决心已经下了。按照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九月三日写出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协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干到底。至于建设规模，可以按五月九日国家计委等七部门的报告来办。建设期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一两年，不要操之过急。报告根据陈云的建议，提出：宝钢建设，由谷牧负总责，第二是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还有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具体工作由冶金部和上海市共同进行。陈云看了这个报告后批示：“先念同志：可以送了。我意中央可不拟批复了，即可按此报告办理。”李先念将报告连同陈云的批示送给华国锋、邓小平和胡耀邦。他们都圈阅同意。随后，这份报告正式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人民银行、财政部、进出口委员会。
决策定下后，宝钢建设并不是从此一帆风顺，以后还出现过一些不同的议论。但毕竟中央已经过充分考虑，决心已定，有关部门和地区又协力同心，这是搞好宝钢建设的根本保证。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说：“国内对宝钢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陈云也一直继续关心宝钢的建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宝钢同西德西马克公司经过一年四轮谈判，终于在北京正式签订二〇五〇钢板热连轧机成套设备的供货合同。这是我国与西欧技术合作的一项重大突破。张劲夫将反映这一情况的简报[30]送给陈云“审阅指示”。二十六日，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同意。”
经过七年多的建设，一九八五年九月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第二年五月十八日上午，陈云来到宝钢视察。他对宝钢一期工程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并欣然题词：“埋头苦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同时还为宝钢引水工程水库题名“宝山湖”。经过十多年艰苦创业后，宝钢以它的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创造出世界一流钢铁企业的业绩，实现了陈云对宝钢建设的期望。
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右二为陈国栋，右一为黎明。
陈云自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批准宝钢建设后，接着从六月十八日开始，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陈云却累垮了，在六月二十六日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和身体状况：“上半年到上海搞宝钢，后来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只忙了二十六天，最后得了肺炎。像我这样的人，身体原来很弱，今年七十五岁了，经不起几次肺炎。”[31]
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七月二十一日，陈云病愈出院。大病初愈的陈云立刻将注意力又放在指导编制正在调整中的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面。
还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陈云致信李先念和姚依林，富有远见地提醒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全国各地的水资源情况”，另一个是“工业污染问题”。这确是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够持续发展、而在当时仍为人们忽视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对水资源，陈云在信中强调：
“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
对工业污染，陈云提出了两个应对办法：
“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32]
陈云要求姚依林请有关单位收集上述两个问题的材料，在两三个月内各准备一份意见书，以便讨论。
为了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做好经济工作，陈云请财政部整理出一份关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九年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基本建设拨款的资料。这份资料分门别类地列出建国三十年来每个年度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基本建设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统计数字，并对这些数字逐项作了说明。接到这份资料后，陈云立刻批送姚依林：“这是我要财政部搞的一份材料，请印发财委各同志并发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应该多大，有参考价值。”[33]九月二日至二十四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一九八〇、一九八一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当年，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开始向协调的方向发展，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但由于调整价格、增加工资、扩大就业等方面的开支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尽管有所压缩，但减得还很不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财政赤字。据稍后的年终统计，支出大于收入一百七十亿七千万元。但是，随着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不少部门和地区又急于铺摊子，上项目。国家计委向财经委员会的汇报中提出的一九八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盘子，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外汇收支差额高达八十九亿美元，物资供应也不平衡。
九月十八日，陈云到会讲话。针对当时有些人对调整方针抱有怀疑，他一开始就强调：“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为什么说是必要的？他着重谈了压缩基本建设的问题，指出：“计委这次提出明年的基建投资是二百五十亿元，财政部提出的是一百七十亿元。不管哪个数字，都比一九七八年的四百五十一亿元和一九七九年的三百六十亿元减少了。这就在实际上证实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投资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这种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一九七〇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陈云在多年领导财经工作中，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切的感受。
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所以，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
能不能更多地用向国外贷款的办法，将借来的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以弥补基本建设投资的赤字？陈云不赞成。他说：“我们现在借到的四十四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经有三十一亿美元，明年不可能再借到五十亿美元自由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作基建投资。”
这时，利用外资的条件比过去已有很大改善。陈云说：“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他分析说：外债基本上只有两种。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就是外国卖机器设备给我们，可以几年或允许更长时间偿还”。这种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国内配套投资部分力量如果不大，那末，买方贷款就不可能用得多。如果国内没有投资力量，硬要进口设备，只能把机器存起来。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这一种自由外汇可以由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但是，这一种贷款数量很少，现在只借到四十四亿美元，是一种数目不大的周转性质的外汇。在调整时期和今后建设中只能用于小项目，或迅速见效的项目，就是速借速还的项目。陈云指出：“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34]
利用外资是一件新的事情，过去没有经验，陈云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这次讲话后第二天，陈云将与日本松下公司合资办厂的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这件事他同姚依林分别找四机部部长钱敏谈过话，“只要争取到产品能出口百分之二十，就没有危险”。陈云提出：“以后对利用外资应该逐项研究，以积累经验。”[35]邓小平圈阅后，将此信批给李先念和谷牧。邓小平赞成陈云对利用外资的意见。他在十月四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议大家要“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36]
可不可以用发票子的办法来弥补基本建设投资赤字？陈云说：“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将无以为继。”他强调说：“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
陈云主张“明年就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如果明年不削减基建投资中的赤字，后两年必然要大削减，那时局面将会更坏。”他说：“既然基建投资决定于当年的财政拨款有多少，明年基建规模就应该按照财政拨款多少来安排，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有赤字，就要多发票子。这条路我们不应该走，也不可能年年走。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看是对的，那末，基建的项目，应该由计委这样的权威机关来确定。哪个项目该上就必须上，哪个项目没有财力上就必须下。要核定该上该下的项目，不能推平头，不能来一个大家打七折，因为其结果将不能改变基建战线太长的现状。不下决心这样做，我们说要缩短基建战线就是一句空话。”
他肯定，那些对国民经济能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项目仍必须上，但决不能多。陈云问道：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个五年计划中能建成几个（这里说的是建成几个，不是说上马几个）？他说：“依我看来，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二百亿元人民币上下，五年平均，每年四十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但是，如果五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考虑到当时国力的实际状况，陈云进一步提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因为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对于农业方面的投资，陈云说：“也要用得适当”，“要用在刀刃上”。“像西北这样干旱低产地区，必须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但是，这只能经过持久的努力才能达到，不可能一下赶上江南。”
陈云最后提醒大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也经受不起以往那种有过痛苦教训的折腾了。他说：
“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37]
经过这次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讨论后，中共中央于十月三日至十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一九八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和调整。邓小平、李先念先后在会上讲话，强调明后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座谈会将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的讲话，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尽管身体不好，十月三日和四日，陈云又连续两个上午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当时，中央政府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央能直接掌握的资金太少，难以保证调整国民经济全局中一些必不可少的重点需要。在这次座谈会前几天，九月二十六日，陈云同李先念、姚依林谈话。他们告诉陈云：“‘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把所有大企业下放给地方，鞍山、大庆等都属于地方所有，中央只有对这些企业分成。”中央直接掌握的，只有外贸、财政、银行、铁路、交通、电网、商业的一二级批发站等，因为这些不能分成，所以才没有分。陈云问了现在中央财力的情况。他们反映：中央每年只掌握一百三十亿元，加上地方分成给中央的大概每年有三百七十亿元，这样中央一共只有五百亿元。但是，像粮食部等作为有计划亏损的部门却还属于中央，需要由中央财政贴补。陈云了解这些情况后，深感问题严重。第二天，他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我看这种情况照此下去，四个现代化中央哪有什么资金？如果大企业不收回（当然要给地方一些好处），我们四个现代化的资金就不能集中使用于最必要的引进先进技术或办几个大企业。”“这件事是很值得研究的事。”[38]
在座谈会上，陈云谈到这个问题。他坦率地说：现在中央手里直接掌握的只有一百三十亿，其他靠各地上缴，一共合起来只有五百亿。搞现代化是要钱的。开这次会的时候，我才知道鞍山、大庆这些大企业统统下放了，中央管的只剩下一些不能放的东西。说着，陈云拱手道：“我对地方的同志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他还说：由于经济工作的复杂性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分歧的意见。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一定都了解财贸方面的情况，还有中央的同志并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的同志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他强调：“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意见不统一，经过讨论，可以解决。”[39]
针对有人提出有一点赤字和通货膨胀“也不可怕”的看法，陈云说：“如果说，今年搞生产，下半年、明年就见效，这不可怕。问题是基本建设的投资是长期的投资，大量的投资搞赤字，我是有点怕就是了。”至于通货膨胀，我们历史上就有过痛苦的教训。“由于生产量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增加，这样增加的货币，是正常的增加，否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数量不大，我不怕；数量很大了，我害怕。”[40]
在这次座谈会上，陈云还对中共中央组织机构提出一项重要建议：鉴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多已年老体弱，主张设立中央书记处。他说：
“我有个具体的建议，就是成立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靠我是没有饭吃的。我去年十二月二十四号当常委，搞了十五天，天天打圈看文件。我跟小平同志说，不行了，顶不住了。”“现在，如果成立新的书记处，比从前的书记处工作多就是了。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就搞不动。华国锋同志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究竟是七十六岁了，不能持久。我这是为了党的利益。”[41]
连续两天参加座谈会，陈云感觉身体不适。十月五日，他再次住进北京医院。经检查和化验，被确诊患了结肠癌。癌症来得如此突然，是陈云事前没有料到的。他担心的是手头众多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尤其在经济工作方面，正处于整理思路阶段，而现在还“整理不出头绪来”[42]。当医生谨慎地向他汇报病情和治疗方案时，他果断地表示：“需要做手术就做。你们要想办法保证我再活三年时间。”陈云对自己生命的这个“三年”预算期，正好是中央确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限。作为这次经济调整的重要首倡者，在他思想上分量最重的是要看到国民经济在这三年内走出困境。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医院在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大夫主持下，对陈云施行结肠癌切除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在医院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陈云挺了过来。住院期间，邓小平等人到医院探望。
四个月后的一九八〇年二月下旬，尽管陈云还在住院期间，但他仍离开病房，前往京西宾馆，出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会议作出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等七项决定。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充实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会议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画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十一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由一批六十多岁、精力比较充沛而又熟悉实际工作的人进入中央领导层，陈云已谈过多次。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上发言时就说过：“有人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赞成。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这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这次住院前，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郑重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表示：“书记处今后的重点是放在经济工作，管四个现代化。”[43]
二月二十四日，陈云在五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成立中央书记处再次谈了他的意见。他说：
“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方法，陈云的话在严肃中透着风趣：“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就是叶剑英同志所讲的集体领导的方式。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那就要身体相当好，年纪轻一点的。像基辛格那样，在中东搞穿梭外交，我是一次也穿不了。集体办公，碰到问题就解决。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圈的办法，要误事的，误四化的大事。”
陈云接着强调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民主集中制。他说：
“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
陈云语重心长地说：“全党应该允许书记处或者书记处的某个同志犯错误，准备他们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
这次中央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陈云在会上说：“我同意他们提出辞职。”针对会上有些人对他们的检讨不满意，陈云说：“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陈云还特别强调说：“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44]
1980年2月24日，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等问题的发言提纲。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陈云提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与国家计委工作重复、“财委还要不要”的问题不在这个会上议了。他认为：国家计委的主要缺点是只管工业，只要加强了计委的工作，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可以取消。[45]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三月十七日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小组成员；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撤销后，陈云肩上的担子轻了一些，但他仍以很大的精力指导并支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研究财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陈云病情基本稳定，离开住了近半年的医院回到家中。
在住院期间，陈云仍一直在思考国民经济的调整和长期规划。他将自己的想法同邓小平谈过，并提出：应该研究一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划在什么杠杠上比较合适。根据陈云提出的这一题目，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专门进行了研究，并整理出一份题为“从历史经验中探讨我国合理的积累率”的材料，提出积累率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比较合适。
三月十九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谈话时，表示：“今年要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件是搞好长期规划。要争取在十二大以前把规划搞好。这件事关系很大。”[46]在讲到长期规划时，邓小平提到陈云的一些想法。针对过去积累率过高，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八，总以为积累率越高、建设速度就越快等情况，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这次搞长期规划，积累率就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杠杠上。”
为了进一步恢复健康，经中央同意，陈云在出院后六天，于三月二十四日离京到杭州休养。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十四日，国务院用二十多天时间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参加会议的除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主管计划的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有关成员外，还吸收了四十多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参加。
陈云虽人在杭州，心却始终关注着长期计划座谈会的情况。会议期间，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制定长期计划的一些想法。
四月四日，他从杭州给刚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打电话，谈了他对制定长期计划的意见。其中提出：“人口问题要有个规划。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事情不好办。”“长期规划中要考虑如何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时，许多外国友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议。陈云在电话里说：“在大的方面，许多意见是对的。但是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怎么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47]
姚依林是陈云在五十年代领导经济工作时的重要助手。姚依林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后，邓小平要陈云“经常给姚依林同志打打电话”。陈云原来想多约姚依林谈谈，但由于身体原因，“只找了姚依林同志谈了一次话”[48]。一年后的一九八一年春天，对姚依林领导的国家计委的工作，陈云这样评价：“姚依林同志任计委主任后事情好办一些了。”“像植树造林、治理江河、水力资源、治理污染、人口计划等等都必须有百年或几十年的计划，这已经大家看到了，也同意了。”[49]
四月十九日，李先念到杭州陈云的住所探望，两人就制订长期计划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同意邓小平提出的积累率定在百分之二十五的意见。在谈到增长速度时，两人都主张：“主要是要求今后二十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根据当时情况，“速度不要求太快，百分之七到八如果有困难，百分之五到六也可以”。[50]他们还就优先发展能源、交通，适当调整文教、科技、机关等没有奖金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实际上已初步涉及此后二十年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的问题。
在国务院召开的这次长期计划座谈会上，薄一波谈到在陈云领导下编制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计划的经验。他说：“我翻了翻去年的记录，认为去年搞的几个数字是接近实际的。首先是考虑到了消费和积累要有个适当的比例，这是调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51]
国家计委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在座谈会前和会议期间对拟订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所讲的重要意见整理出来，主要有：“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五百亿元左右；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七八或者百分之五六；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要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等等。”[52]
会后，根据上述意见和会议的讨论，国家计委用三个月的时间，初步拟出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
五月十六日，陈云结束在杭州近两个月的休养，回到北京。二十日至二十九日，陈云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全面复查身体。
陈云养病期间，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这时中国人口已达到九亿多，而且增长势头仍很迅猛。“人口爆炸”的问题，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否控制人口增长，成为能否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许多人提出，国家要制订长期国策，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是，对如何控制，严格到什么程度，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
陈云一直在考虑这个重大问题。早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八日，他在杭州休养期间，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到对经济工作的意见时，就明确提出：“中国人口多，有困难，要想办法发挥它的优点。”但是，“人口要控制”。[53]十几天后，他在同上海市的负责人谈宝钢建设问题时，又提到“人口是爆炸性的问题”。陈云郑重地指出：“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为此，他想了五条措施：（一）大造舆论，要造三五年的舆论；（二）制定法令；（三）加强避孕药物、医疗工作；（四）实行优待政策，如招工就业首先安排独生子女等；（五）实行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的问题。在谈到“制定法令”这条措施时，陈云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54]
由于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风俗习惯，中国许多家庭尤其农村家庭很难接受“只准一个”的提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最多只能接受“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两个”的提法，不好作出“只准一个”的硬性规定。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在北京召开的家庭、婚姻和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的提法仍是：“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到六月，随着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启动，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显得更为紧迫。
六月十三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将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汇报提纲等材料报送陈云，并在附信中提出，汇报提纲中所引用的陈云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与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讲的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五条措施的话，是否准确。
六月十四日夜，陈云回信陈慕华，语气坚定地证实：“你引的我去年讲的话没有错。”“我认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55]
陈云为什么要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区分为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因为，当时许多人担心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等等。但是，相对于整个国家由于“人口爆炸”所带来的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的极大困难，相对于中国人口在二十年到四十年间将达到十三亿至十五亿、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而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倡只生一个孩子”当然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来，到一九八二年，陈云看到中央法制委员会的一份简报，反映群众来信说，在农村，只有解决无儿老人的养老问题，使他们晚年生活有保障，才能有力地促进计划生育工作。他作了这样的批示：“现在对独生子女照顾很多，我看照顾不起。应该照顾的是老人。”他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权衡一下如何办好”。“总之，计划生育这件事必须办，照顾的钱应该用在哪里，要研究。”[56]
陈云给陈慕华回信后，心情并未平静，仍在继续思考这件事。第二天清晨，他再次给陈慕华写了一封信，说：
“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已与姚依林同志谈过，他是很同意这个意见的。”[57]
在信封上，陈云专门注明“此件十五日送到”。
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久，为了争取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58]。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以少有的方式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强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实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事。”为此，中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一定要关心国家前途，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对子孙后代的幸福负责，透彻了解这件大事的意义和必要性，以身作则。”
自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在领导国家经济工作方面，陈云和邓小平等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尽管国家建设仍是在边计划、边调整中艰难地摸索行进，但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基本成为共识，而且许多事情逐渐上了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废除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尽快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问题，成为陈云和邓小平等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其中说到：“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59]会议讨论了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华国锋提出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提出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由年龄较轻、身体较好、精力充沛的同志担任。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
不再担任政府副总理的陈云，仍然是党内在经济工作方面的重要决策人。
一九八〇年的经济调整工作，面对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在年初提出制订十年规划后，一些人中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抬头。按照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控制数字，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五百五十亿元。这个规模仍然过大：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的个数虽然减少了，但停缓建的大中型项目投资压缩幅度仍然很小，许多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而新上马的小型项目中，有相当部分又属于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财政收支很不平衡。由于有巨额财政赤字，积累和消费的总需求又超过总供给，导致货币量发行过大，物价上涨过多。有人预测：“搞不好明年要发生通货膨胀，潜伏着的危机就会爆发，明年不爆发，也可能后年爆发。”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由此“经济长期徘徊不前，或者说一蹶不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和避免“经济长期徘徊不前”，成为中央领导工作的当务之急。
十一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汇报有关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设想。陈云出席了会议。会上，姚依林提出：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长期徘徊不前”这两大经济难题“不能兼顾”，“先渡过第一个危险，适当考虑第二个危险”。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请陈云同志讲几句收场。问题摆得清清楚楚了，反而就不复杂了。”陈云接着谈了自己的意见。他针对前几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说：
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三百二十亿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就是一毛不拔，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60]
陈云还极而言之地说：“我的方案比这还坏，坏到什么都不搞。上，讲理由，有的是。最后不搞，不搞就是了。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起推迟三年。”谈到这些年经济工作犯错误的原因，陈云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
邓小平表示“赞同陈云同志意见”。他说：“要退”，“退得够一点，也许前进的时间来得快一点”。“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于退得够不够”。“真正大调整是从明年开始。”“趁这次调整的时机，把生产搞得扎扎实实的，质量搞得好一点。”在谈到发展速度时，邓小平说：“速度能不能保持百分之五？保持不住，百分之四也行。”陈云说：“百分之四并不丢脸，并不简单。”邓小平强调：这次调整很不容易，事情大得很，因此“权力要集中”。“历来克服困难都不是讲分散，而是讲集中，最后落到中央集中统一。”“既然讲集中，定了以后就要一切听指挥，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没有统一行动搞不成。”为此，邓小平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时间短一点，到会的人可以多一点，把道理讲清楚。在讲到中共十二大以前如何制定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时，邓小平说：“赞成只搞五年计划，不搞长远规划。”“但是十二大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要有一个东西，或者请陈云同志作一篇发言。”陈云说：“念不动了。”邓小平说：“你写，在大会上念头、尾。要带有纲领性的、总结经验性的东西。”[61]
李先念在发言中赞同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并强调说：同意国务院的这个本本，“能搞多少就搞多少，搞不到就拉倒，还是陈云同志讲的三大平衡[62]”。
就在这段时间内，国务院分别召开了全国省长、直辖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根据陈云、邓小平等的讲话精神，对一九八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又作了调整，其中：工农业总产值指标由原来预定的六千九百五十五亿元，减为六千八百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百分之三点七。财政收入预算由原来的一千一百五十四亿五千万元，减为一千零五十六亿六千万元，比上年减少百分之零点六；财政支出预算由原来的一千二百零四亿六千万元，减为一千零五十六亿六千万元，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五百五十亿元减为三百亿元，比上年预计减少百分之四十。
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加深人们对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改变调整工作进展迟缓的局面，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工作。
在十六日的开幕会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陈云以《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为题发表了讲话。这就是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十四条意见”。
第一条意见，陈云敏锐地察觉到：“‘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他说：“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陈云认为，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借一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是必要的。“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时他也提醒大家：对外债要进行分析，所谓借外债，绝大多数不是借给我们现金；对可能借到的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陈云强调，“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对他们要“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纲的第一页。
第二条意见是讲如何看待国内经济形势。陈云认为，“经济形势很好”，“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他提醒人们：“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指出：“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第三条至第十四条意见中，陈云谈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绩和缺点、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引进项目必须集体商量、要节省外汇、在保证粮食逐步增产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作物、清醒认识中国八亿农民这一国情、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不要害怕清醒的健康的调整等问题。
在这十四条意见中，陈云结合多年来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谈了许多想法：
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目前对国营和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要在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的结论。
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否则煞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这股风，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冻结几年，要看情况。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事实也证明必须这样做。因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的比例变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中央财力占百分之七八十，地方财力所占比例很小。现在中央财力的比例大大缩小，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定案时宁慢勿急。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的。
要真正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中进行建设，要看到这种困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欧美日本各国，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预言。实现四个现代化，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
在谈到经验教训时，陈云强调说：
“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陈云最后表示：同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并强调：“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63]
会前，有人建议陈云在会上“谈谈能源的设想”。因此事关系重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陈云表示：“我没有精力来研究这个大问题，还是由中央财经小组好好研究提出方案。”还有人建议陈云“讲一下蔬菜供应的问题”。陈云原本也没有将这方面的内容写入发言稿中，但他即兴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他说：“现在，蔬菜的情况怎么样呢？叫货缺价高。商业部的同志解决不了，要靠各地党委、各地政府部门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小看了，吃菜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为此，他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四点要求：第一，查原因。蔬菜为什么不够，查查原因看。第二，定办法。找到蔬菜少的原因后，规定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宁多不少。为群众提供的蔬菜，宁肯多些，不要少了。第四，各省委、市委要经常开会研究一下蔬菜问题，至少一年四次。陈云解释说：本来我跟姚依林讲，蔬菜问题搞不好，商业部长，农业厅长，每人扣工资一个月。但后来我想，这个办法不好，所以改为一年至少讨论四次，不罚款。陈云还强调：“蔬菜问题是物价问题中很突出的问题。”[64]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对它作出很高的评价，说：“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这次调整，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多次提到陈云的意见，说：
“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
“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65]
李先念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他强调：“陈云同志说，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这是非常深刻的。要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就要认认真真总结经验，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编计划，作预算，搞平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我们过去往往在这方面吃了亏。”[66]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新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工作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理，使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对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明确了今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也对切实贯彻调整方针、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后来这样评价这次会议：“经济工作，应该说，我们真正的转折是一九八〇年那次调整会议，在那次前，客观地说，我们还是那种‘左’的东西，那次会议真正是一个拨乱反正。”“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67]
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观点和主张，有如邓小平所说，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因此，大家渴望能见到陈云系统阐述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
这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把整理、编辑陈云在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这段时间内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文稿，提上了日程。前面说过，早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刘少奇已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十三篇讲话和文章，分十五个问题摘编成册，题目叫做《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有五万多字，共印三十份，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以及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阅读，没有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印发。此时，在这份文稿选编的基础上，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并征得陈云同意，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一九八〇年十月编出一本《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收入陈云二十三篇著作，约十二万字。先在党内发行，后扩大为内部发行，受到广大干部热烈欢迎，印数达九百二十万册。[68]
这本文稿选编的内容，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一九六二年全面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经历了由成功到严重挫折、再到取得成功的反复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总的说是成功的，但后期有步子过急、工作粗糙的毛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我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随着八字方针的提出和执行，到一九六三年经济又得到基本恢复。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已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选编的陈云文稿正反映出这个历史阶段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教训。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为这部文稿选编所写的前言中说：“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稿中学到很多东西，而最需要我们学习的，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用陈云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任何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在方法上，要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对各种意见、设想和方案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并且一定要经过反复考虑而后才作出决定。简言之，就是‘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69]这是首次较为完整地公开发表陈云在实践中总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前言还说：“陈云同志在主持财经工作期间，一贯坚持和具体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身体力行，正确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陈云同志都提出了他的看法和意见，所有这些，有的在那时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了，有的则没有被采纳，有的甚至受到误解和批评。然而历史却证明，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但是，陈云同志的这些基本观点，应该继续受到尊重。”
此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又编辑出陈云的另一部文稿选编，选稿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六年七月。这一部文稿，在时间上同一九八〇年所编的那一部正相衔接。
在此基础上，经中共中央批准，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先后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四月、一九八六年一月正式出版《陈云文选》第一、二、三卷，共约七十五万字。一九九五年又出版了第二版。这三卷文选，收入陈云从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九四年二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反映出陈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七十年的奋斗历程中，凡是他所负责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总是力求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并集中大家的智慧，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切实、正确、有效的方针政策。这对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文选》的编辑过程，都是在陈云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选稿很严格。一九七九年六月，新华社内参部给陈云办公室打电话，说：“现在各地认为，陈云同志一九五七年关于财政经济的讲话[70]很好，要求重温、学习这个讲话。”陈云在电话记录稿上批示，告诉新华社社长曾涛：在内部资料上“不要登载”。原本还想说一句：“以后看情况再定。”后又把它划去，改为：“因为现在比那时有了有利条件，登后反为束缚思想。”[71]编辑《陈云文选》时陈云在审稿中，不但认真审阅送去的清样稿，还调阅部分原稿，以便对照审读。他要求收入他的文选的，都应该是他自己撰写的，或者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而这些讲话他也大多事先写有提纲。只是到了晚年，有少数几篇文稿是他口授要点委托别人整理，再经他审定的。凡被他在选稿时删掉的文稿，他都写上“不用”两个字。
陈云在校阅《陈云文稿选编》。
陈云审定《文选》时的认真态度，从他对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六年即《文选》第二卷提出的一些意见中，可以窥见一斑。
他在一九八二年春节一次谈话中说：“我那个关于经济问题的第一本书的时间，是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书记处研究室最近又编了一本，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还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大‘战役，：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式到最后完成。”[72]陈云这个讲话，为编好这卷《文选》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1983年6月1日，陈云为他在1956年提出的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应当对部分商品实行选购这个设想所写的说明。
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准备出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合订本，仍在内部发行。其中，有一期刊登了陈云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第二次发言的摘要，题目是《在计划经济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前面说过，这篇发言针对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中产生的问题，提出一种设想：商业部门和公私合营工厂之间，特别是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货关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请示陈云，可否同意将该文收入合订本。六月一日，陈云除批示“同意刊登”外，还写了一个条子说明：“选购这个设想，当时实际上没有做到。因为那时可供商品少，不像目前市场上许多商品供应充裕，出现了‘买方市场’。只有出现了‘买方市场’，才说得上真正的‘选购’。”[73]陈云还在“设想”两个字的下面加了着重号。他请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斟酌后在该文按语中“加上这一段”。这不仅反映出陈云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也反映出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九八四年四月，公开出版《陈云文选》第二卷，即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卷的时候，经陈云审阅同意，全文收入了这篇讲话，题目改为《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同时加了一条注释：“这里所说的选购办法，在当时由于可供的商品较少，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商品供应比较充裕，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时，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选购就有了可能。”[74]
国务院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决定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原在市面上流通的旧人民币。前面说过，在采取这一措施中，吸取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兑换货币的成功经验，还考虑到苏联多次货币改革中某些不尽妥当的做法，统一规定新币和旧币的比值，容许旧币和新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样在市面流通，任何个人和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都可以自由将旧币换成新币，旧币收回后不再发出。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财政金融工作的一次成功举措。陈云在审阅这卷文选时提出，应该收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稿。编辑小组一时收集不到，只好在后记中记述了五十年代新币换旧币这件事。这是“陈云同志提议写上的”[75]。
这卷文选的后记中还写道：“陈云同志在审阅这卷文稿以后，特别叮嘱我们，在后记中要说明：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他强调指出，同志们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76]
一九八一年四五月间，陈云再度到上海、杭州休养。休养期间，他仍始终在考虑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事情。回京后不久，陈云在六月下旬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这次会议不仅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且也为更好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起了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六中全会以后，“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77]
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九月二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陈云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陈云曾经提出放宽农村政策、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搞活经济的主张，受到错误的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等地的一些农村率先搞起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那一天，大会休息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跟陈云商量，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好？陈云坚定地回答：“我双手赞成。”万里又同邓小平谈这个问题，邓小平也表示赞成，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78]此后，在近三年时间里，农村广泛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中央又几次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九月二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说：照我看来，现在整个农业、工业的形势，都是很好的。但是“应该说，农村的形势更好”。当然，还有些问题，我们也要注意。什么问题呢？陈云说：“我那个警卫员回家以后，他告诉我，地是种好了，粮食多打了，公粮也交了，但是现在小偷小摸多，人变成‘自由人’了，队长也不大管事。”
陈云说：“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现在搞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工商业的改造。”他又审慎地提醒工业、财贸和农业有不同：“但是要看到，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复杂。内部的相互关系，外部的关系，都比农业复杂。”因此，要有意识地分一分，“哪些先搞，哪些后搞”，这是我们可以计划的。
陈云接着说，在工业、财贸系统进行体制改革、推进经济责任制里头要抓住四个要点：第一，“定额”。这个“定额应该是平均先进定额，应该是经过努力以后才能够达到的”。否则，定额定得低了，统统超过，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二，“质量不能下降”。否则，“要害民、害国”。第三，“单位成本只能降低，不能提高”。你叫他提高质量，坏的东西不能出，他给你搞得很好，多花很多成本，结果，国家还是吃亏。第四，“统筹全局”。我们是十亿人口，一年一共多少钱，每年能给工人、农民多少，国家建设多少，要有一个通盘的筹划、合理的分配。
说到这里，陈云强调指出，从全局来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一是吃饭问题。吃饭，当然可以吃得好一点，特别是现在吃得差一点的，总要慢慢让他们吃得好一点。但是，吃得太好了也办不到。二是总得还要有钱拿来搞建设。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不建设，经济搞不上去，日子就这样过去了，那就会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在台上的人都要下台。”[79]
陈云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赞成经济增长率定在百分之四。姚依林说：现在定的百分之四，不是低指标，是要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陈云说：“现在定这个数目字好。”“假使第一年搞了之后还有余力，我们还可以高一点嘛。”“如果我们工作做得不足，数目字低了，要补上去，还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头脑是清醒的。”
在会上，陈云提醒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要注意全面的调查研究。他说：现在书记处的同志，都很注意调查研究，到各省去跑跑，这很好。我现在是跑不动了，没有办法，只能到杭州。“但是，我看，更重要的，是要问一问综合部门的意见。综合部门是哪些部门呢？一个是计委，一个是财政部。”
他告诉与会者，自己每天都要看货币日报表。他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在报送的时候，“最好加一个黄金的市价”。他说：“我们有一些黄金，什么时候卖出，什么时候买进，应该看准时机。”
说到这里，李先念问：我们的黄金是怎么来的呢？陈云说：“那个时候，我们拿了外汇存瑞士银行，要倒贴利息，所以买下了黄金。”“一九七一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从那以后，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上得很快。”李先念说：“我们第一批黄金只有七百万两或者多一点，在三年困难时期都卖掉了，所剩无几。”“以后，形势好了，为了后备，就买黄金。”
作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者，陈云非常关心市场的货币流通量。他在会上说：我看，现在市场的货币必需流通量增加了三十多亿。“去年回笼，今年六月底回到三百零几。”谷牧说：“今年六月底三百刚出头，不到三百一。”陈云说：“过去我们是在三百亿以内，现在到三百三，大概增加了三十多亿，这就是增加了的市场的必需流通量。”货币流通量所以会增加，陈云分析它的原因是，需要货币的机构增加了，还有安置了二千万待业青年。他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人有了钱不见得都存银行，他自己手里头也要有一点现款，要买东西。如果每人十块钱，就是两亿。如果每人二十块钱，就是四亿。”陈云所以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我们对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应该“心中有数”，“只要不用发票子搞基建投资，没有危险”。
在会上，陈云还提出，对一些涉及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必须考虑长期的计划”。他举例说，像水的问题，“已经摆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现在，强调发展农业跟轻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来考虑，没有重工业的支持，轻工业也搞不下去。”“解决城市中污染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他特别提到，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有一位同志讲，要根治苏州河。陈云说：“苏州河的污染，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留下来的，我当学徒的时候看见的就是黑黑的水。现在，马上就要改变过来，可不容易”，“这件事情要摆到我们日程上面，逐步解决”。
陈云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利用外资这件新事，强调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利用外资。他认为：“外资的利用，怎么利用法，利用多少？我们脑子里头要有个框框。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利，可以很快滚动，就先利用起来。哪些东西必须利用，就是利息高一点，如果我们转动得快，对我们有利，我们还是要搞。”
陈云再次提到如何正确对待财经工作中存在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财经问题上面不同的意见是经常有的，肯定不会没有。”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是正常的。他提议，除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外，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能够至少花三年时间钻进去”。他提出钻研经济问题的方法：“钻一件事情，要调查，要看材料，这是一种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外，还要专门研究一个问题，花上十几二十天。”他举例说，搞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时候，从加工订货开始，搞到定息，搞几年呢？搞了五六年。我下决心搞粮食统购统销，钻了多少时间呢？钻了两个礼拜，专门开会，上下午全开会。那个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陈伯达说，统购统销搞臭了。我说，你说搞臭了，孔祥熙搞过统购统销，伪“满洲国”也搞过统购统销，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搞过统购统销。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陈云要求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有时间的话，身体好的话，能够钻两年到三年，一个部一个部轮流开会。人数不要多，有的时候五六个人，有的时候七八个人，把问题讨论清楚。搞清楚了之后，再从全局来看一看。”[80]
陈云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继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后，有关经济工作的又一次重要讲话。他所提出的意见，都是提在点子上的。这反映出他对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所寄予的厚望。
十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四次扩大会议，讨论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姚依林在会上作了汇报。他说：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把经济效率、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他又说，今后二十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后十年，要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争取在本世纪末达到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人民过上小康的生活。他还谈了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设想。邓小平最后表示：六五计划，按照计委汇报的本子定下来，速度定为百分之四，争取百分之五。[81]陈云没有参加这几天的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国务院准备提交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报告的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话。他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有必要作一个经济方针政策的讲话”。同时对报告稿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主张有两个方面要“加一点”，有一个方面要“减一点”。
所谓两个方面“加一点”，都是很有远见又很及时的：一是指把技术改造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一起“统统列入国家计划”。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如果不这样做，各部、各省会向技术改造、技术措施方面争投资。”二是指“今后二十年我们要大大加强教育和科学的事业”，因此可以加一条，搞好“常规教育”和组织“科学技术的攻关”。陈云解释说：“要想一想，为什么日本一九二九年不到三百万吨钢当帝国主义，而且被打败了以后，恢复得很快，技术很先进？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明治维新以后，搞了很多知识分子。人的脑筋是打不掉的，是原子弹炸不掉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攻关的时机了。”“我们可不可以攻关？有没有已经过了关的例子？有。原子弹、火箭、卫星回收到地面上来，技术水平都是很高的。这说明，只要我们在这一方面集中力量攻一下关，那一方面集中力量攻一下关，那末，许多关都可能突破。攻关跟正常的教育统一起来，一方面提高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科学攻关。攻关到了时候，这就有可能，应该有自信心，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行。”
所谓在一个方面“减一点”，是指政府工作报告稿中有一段话，陈云主张去掉，否则会引起“人家猜测”。[82]这句话是：“现在，许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又同市场供求关系严重脱节。价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很多改革措施都难以奏效。”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三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自中共中央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召开工作会议，作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后，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九八一年工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以上。财政赤字从一九七九年的一百七十亿元、一九八〇年的一百二十七亿元，降低到一九八一年的二十七亿元，实现了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报告说：“整个经济形势比预想的好”，“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83]
【注释】
[1]李先念、陈云给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9年3月14日。
[2]1979年7月1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设立时，其成员又增加了方毅，共13人。
[3]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79年3月21日。
[4]李先念、陈云给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9年3月14日。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5页。
[6]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79年3月21日。
[7]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9年3月23日。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9]陈云给胡耀邦的信，手稿，1979年4月6日。
[1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8页。
[11]李先念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9年3月25日。
[12]陈云给钱正英的信，1978年9月16日。
[13]陈云对中国科协党组1979年6月5日报告的批语，1979年6月17日。
[14]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4月5日。见《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15]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1979年7月1日。
[16]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冶金工业部、对外贸易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1979年5月9日。
[17]顾明给谷牧的信，1979年5月9日。
[18]王丙乾批发的财政部对宝钢报告的意见，1979年5月10日。
[19]金明给张劲夫的信，1979年5月10日。
[20]金明给陈云的信，1979年5月18日。
[21]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谈话记录，1979年5月18日。
[22]薄一波秘书贺光辉所作的会议记录，1979年6月24日。
[23]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座谈会纪要，1979年5月24日、25日和6月4日。
[24]陈云同严佑民、韩哲一、陈锦华的谈话记录，1979年6月1日。
[2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26]薄一波秘书贺光辉笔记，1979年6月12日。
[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262页。
[28]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宝钢问题的会议记录，1979年6月16日。
[29]陈云同江泽民的谈话记录，1990年6月6日。
[30]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简报，第12期，1984年12月22日。
[31]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9年10月3日。
[32]陈云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1979年6月17日。
[33]陈云给姚依林的信，1979年9月2日。
[3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5页。
[35]陈云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9年9月19日。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3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8页。
[38]陈云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9年9月27日。
[39]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9年10月3日。
[40]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9年10月4日。
[41]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9年10月3日。
[42]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9年10月3日。
[43]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讲话记录，1980年2月26日。
[4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2页。
[4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讲话记录，1980年2月25、26日。
[46]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记录，1980年3月19日。
[47]姚依林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80年4月22日。
[48]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9月2日。
[49]陈云给陆定一的信，手稿，1981年3月29日。
[50]陈云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80年4月19日。
[51]《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
[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房维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51页。
[53]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谈话记录，1979年5月18日。
[54]陈云同严佑民、韩哲一、陈锦华的谈话记录，1979年6月1日。
[55]陈云给陈慕华的复信，手稿，1980年6月14日。
[56]陈云在中央法制委员会办公室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3年1月4日。
[57]陈云给陈慕华的信，1980年6月15日。
[58]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形成并坚持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生育政策。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明文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
[5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60]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1981年调整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1980年11月28日。
[6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1981年调整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1980年11月28日。
[62]三大平衡，即陈云在1957年初提出的“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增加了“外汇收支平衡”。实践证明，这四大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问题。
[6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82页。
[64]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0年12月16日。
[6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362、363页。
[66]《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420页。
[67]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中几个问题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83年3月17日。
[68]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简报，第33期，1990年8月11日。
[69]这里，编者作了一些文字修饰，把陈云原话“只唯实”改成“要唯实”，“交换”改成“全面”。后来，陈云说还是不要改动为好。
[70]指陈云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收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时，题目改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71]陈云在电话记录稿上的批语，1979年6月14日。
[7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73]陈云手稿，1983年6月1日。
[74]《陈云文选》第2卷，注释第229条，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75]《陈云文选》编辑小组《有关＜陈云文选＞第2卷的若干情况》，见《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7期。
[76]《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77]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7月18日。
[78]《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79]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9月2日。
[80]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9月2日。
[81]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10月13日。
[82]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11月25日。
[8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