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宣传文化教育事业
陈云对宣传、文化、教育事业一向十分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就这些领域的问题也发表过许多谈话，作过不少批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陈云比较早注意的，是关系到继承和发展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古籍整理和出版。
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但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已经散失，有些已流传很少甚至成为孤本，又是用古文写成的，没有标点，现在的人很难读懂，尤其是年轻人更是望而却步。怎样使它能保存下来，并且使青年人也能够读呢？
一九七七年春，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思考得很多的一件事，就是古籍整理工作。这以后的几年中，他对这个问题始终抓住不放。
事情开始于到浙江省图书馆翻阅那里保存的一套《四库全书》。
早在青年时代，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时，对我国的图书典籍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十分热爱。一九二三年，当他听说位于杭州西湖之滨的江南著名藏书楼——文澜阁保存着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间手抄的《四库全书》时，曾去看过。[1]一九七七年五月中旬，在时隔五十四年以后，他旧地重游，又专程来到与文澜阁毗邻、孤山之巅的“青白山居”，参观保存在这里的这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的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完备的综合性丛书，编纂历时八年。全书用工整的楷书缮写而成，共三万六千多册，七亿七千万字，几乎囊括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
陈云仔细翻看这套装帧考究、字体工整的抄本，指着没有标点的文字，对随行人员说：中国的古籍很多，但都是文言文，多数人特别是许多年轻人看不懂，这会影响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因此，对古籍应当进行整理，有的要断句，有的要翻译成白话文。六月二日，在同评弹工作者谈话时，陈云感慨地说：“我看过《四库全书》，是一九二三年看到的，时隔五十多年了！据说全国只抄了七部，你们浙江有一部，沈阳有一部。我在沈阳军管会时，有人要我出个布告，保护这部书，我是出了个布告的。一九五三年，我主张集中一些老人，一些旧文学基础好的老人，对一些古典书籍做些圈圈、点点的工作。你们知道吗？古书是没有标点的，真难读哩！让这些老人做些圈圈、点点的工作，做些翻译工作，翻成白话，我觉得这项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古书的研究工作做好了一半，这样就能传下来。”[2]
六月十五日，在杭州评弹座谈会上讲话时，陈云又一次提起这件事：“《四库全书》你们看见过没有？可以去看一看，浙江就有一部。”“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那些古书进行圈点。中国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好难看懂。如果圈点，就容易看懂了。所以我提出要赶快做，如果那些老人都死了，就难办了。”[3]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和国家是重视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九五八年，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下面，国务院成立了齐燕铭任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协调全国专家学者进行这项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还创建了我国唯一的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古典文献专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全国先后整理出版古籍二千多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古籍和文物被当作“四旧”毁弃，古籍遭到严重破坏；大批知识分子被当作“革命对象”，许多造诣很深的古籍文献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横遭迫害。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也被迫停止工作，不少成员相继逝世。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度停止招生。七十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曾组织力量校点《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才使我国古籍整理工作没有中断。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整理出版的古籍只有七十三种，同我国异常丰富的典籍很不相称。
粉碎“四人帮”后，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百业待兴，重视理工科、不重视文科的现象比较严重。像古籍整理这样的冷僻工作，更得不到重视。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回忆：“一九七八年教育部在武汉开会调整文科专业设置，认为像古典文献这样的专业距离现实比较远，而且当时全国只在北大有这么一个专业，于是决定撤销该专业设置，只保留一个研究室。消息传到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老师们反应强烈，遂逐级反映情况，但校系领导执行教育部的决定，不予采纳。”[4]
陈云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为，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知识与智慧，必须加以整理，服务于当代和后代。他多次过问古籍校点工作进展如何？希望向有关方面了解一下。
一九八一年四月，陈云在杭州就古籍整理工作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
陈云首先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我国的古籍，中华书局说有八万多种，北京大学图书馆反映约有十二万种。现已整理和出版的两千多种，还差得很远。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比较多，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学文科的，应同时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知识；学理工科的，也应同时懂得一些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陈云说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其中当然有自然科学知识，但更多的是哲学、历史、文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哲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历史，则是前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内政外交等各种实践经历、知识智慧、经验教训、战略策略等等的总汇，可以为后人提供指导、启示、借鉴和警戒等作用。陈云所以十分强调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知识才行，其重要道理就在这里。
如何开展整理古籍的工作？陈云十分重视古籍的点校。他又说：“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
陈云认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他说：“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现在这个班子中，六十岁的人，再干十年是七十岁，不能坚持工作了；五十岁的人到那时可以接上去；四十岁的人，再干二十年，也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了。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5]
陈云了解到，当时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李一氓这方面很有修养，愿意做这项工作。他建议由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如何开展工作？陈云认为：“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到底。”[6]他指出：“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第一个十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古籍整理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再逐步壮大队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搞滚动计划，前十年分为两个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经过充实，搞出第二个五年规划。”
古籍中最珍贵的是那些古籍孤本、善本。有些图书馆的保存条件不好。流存在民间的，稍一不慎，更容易散失。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一些专家学者发现，我国还有很多古籍善本流落海外，比如日本就相当多，这些善本在国内已经失传，必须进行复制。陈云指出：“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解决。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
陈云提出，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鉴于一些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分配不对口，陈云要求尽可能收回来，安排到古籍整理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
至于经费，陈云指出，为了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他说：花十个、八个亿完全必要。“这笔钱，用于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主要是整理费用和印刷费用，也包括解决办公室、宿舍等费用。要为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7]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已经几年没有招生了。一九八一年四五月份，该专业的教师们正在酝酿怎么办。安平秋回忆说：“大家决定继续为保留专业设置和招生权力而多方奔走。”在向有关领导反映而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准备越级上报。这时，同他们工作联系较多的中华书局传递过来一个重要信息：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陈云同志比较懂行，也在关注这件事情，他在杭州休养时发表过有关的内部谈话，并且还向中华书局了解过情况。于是，该专业全体教师决定写信给陈云，要求恢复古典文献专业，并扩大招生。[8]
陈云接到这封信后，派秘书王玉清专程到北大听取他们的意见。七月十四日上午，王玉清来到北京大学，同学校领导、中文系教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座谈。王玉清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全体教师给陈云写的信，已向陈云报告了。“今天来就是给个回音，并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9]他说：陈云对古籍整理很关心，几年前就指示古书要整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把祖国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去年又问过：古籍标点搞得怎样了？古籍不标点、断句，即使古文基础很好的人也难读。今年四五月间在杭州又谈起这件事。会上，大家反映了有关古籍整理研究的许多情况。王玉清表示，要把大家的意见如实地向陈云报告。
这以前，五月二十二日，陈云还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情况，希望他们详细整理一份材料送给他。六月十一日，陈云收到中华书局送来的情况报告。这时，他正忙于参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时难以顾及。七月七日，陈云再次同王玉清谈起古籍整理问题。九日下午，王玉清受命来到中华书局，同书局几位负责人进行座谈。
在相继听取中华书局和北大教师的意见后，经过综合归纳，陈云写成《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文。在举例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时，原来的文字是“适当扩大招生”，北大的教师认为不但要扩大生源，还应当扩大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建议改为“适当扩大规模”。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10]
九月十七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
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布后，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群情振奋，激动不已。许多专家认为，陈云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其意义不仅在于抢救濒临损毁的大批文物古籍，使历史文献研究队伍得以发展、中国历代整理研究古籍的传统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武汉大学八十一岁的黄焯教授激动地说：“我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11]
根据陈云的提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李一氓任组长，教育部周林、国家出版局王子野任副组长，办公机构设在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九月，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周林担任主任，彭珮云、白寿彝、邓广铭为副主任，办公机构设在北京大学，负责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使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
陈云对宣传工作历来十分重视。
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波兰政府宣布提高肉价。第二天，波兰部分城市开始罢工，由此引发遍及波兰全国范围的工人大罢工，时间延续达两个月之久，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陈云关注着波兰事态的发展，由此联想到中国的现状，提出：“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12]
陈云特别重视了解我国的经济现状。这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既要看到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又要看到经济形势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涉及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13]邓小平对陈云这个讲话曾有一段分量很重的评价。他说：
“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14]
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几十年来，陈云一直很关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参考要闻》和其他内部参考材料，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等。从这些媒体中了解国内外的信息、动态和知识，几乎是他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到陈云关于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意见后，有些紧张。陈云要他的办公室给人民日报社去电话说：“陈云同志讲的宣传工作，不是只讲报纸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陈云同志并不是说现在报纸宣传工作犯了什么大错误，而是说要把宣传工作搞好。”
陈云认为，报纸杂志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媒体，应当特别注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表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文章。《人民日报》第八版是副刊，刊发文艺、杂感之类的文章。陈云仔细看了一个月的该报副刊，认为消极的东西不少。他在一次会上说：“最近我看了较长一段时间，大概三十天的副刊，有二十天都有一些消极的东西。”[15]
八十年代初，随着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许多地方都发现有外来的淫秽书画物品在青少年中流传，情况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提出对黄色书刊要严查严办的意见。他指出：“黄色书刊、图片等要和非法刊物一样处理，要严查严办。但先要有一个教育过程（因涉及人太多），经过教育，交出黄色书，也可不予追究。对为首的和教唆犯要严惩。”[16]遵照陈云的指示，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并找了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淫秽书刊在学生中流传的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经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于十二月十四日向各地区、各部门转发教育部党组、公安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淫秽书刊在中学生中流传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陈云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现在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告诉中宣部，要特别严格地掌握这个问题。”二月六日，胡耀邦就此事批示：“请中宣部要大家严格遵守。”[17]到了一九八三年九月，社会上淫秽书画依然流行。陈云又在一份简报上批示：“对社会上特别是学校中流行的淫秽性手抄本，必须干净、彻底、全部收缴。今后凡是制造者要处重罚，传抄的也要处罚。”[18]
对报纸的编排，陈云也很重视。他认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好文章，但是有些太长，很多人没有看，很可惜。如果加一个提要，标一些小标题，文内分一二三，人家忙了也可以看一个要点。所以，“报纸要改进，要争取他们看，要争取更多的人看，这很重要”。[19]
陈云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的编排为例：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的是大灾之年获得大丰收的消息，标题为《今年是我国三十年来第二个粮食高产年》。陈云认为：“标题很好，但没有提要，如果把主要内容提出来，一看提要就知道主要内容，就好了。”该报第四版在《为四化献计献策》的栏目下，发表了郭绍礼、杨辅勋的《尽快明确农牧交错带农业的发展方向》一文。文章对这个问题概括为四点：一、要调整好农牧界限；二、要调整好牧农林用地；三、要调整家畜种类和畜种结构；四、要调整农作物构成。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总之，对于农牧交错带的农业发展问题，要在充分认识生态规律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经过一些必要的调整，重建新的生态平衡，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陈云很赞赏这样精心的编排，说：“一、二、三、四把要点概括得很好。工作忙的人可以看要点就行。文章最后有个总概括‘总之’也很好，有原因，有分析，又有四点具体建议，文章不长，简明扼要。”[20]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驱除盐碱，还我良田》的文章，引起陈云的兴趣。但是，他看了两遍，还没有看明白到底是用哪些办法解决了土地的盐碱化问题。为此，他于十一日向人民日报社提出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的意见。他说：
“《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通讯、评论每篇都从头看到尾，那要花很多时间，我现在看报的时间算是比较多的，尚且做不到，那些工作忙的同志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我前年就主张报上的长文章以及重要的评论、通讯等，前面都应当有提要，中间还可以加小标题或标明段落（如一二三），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读者的时间，又在实际上提高了报纸的作用。总之，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人民日报》为人民嘛。”[21]
长期仔细读报，使陈云养成十分敏锐、细致的阅读习惯，报纸的每一点变化都引起他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短小精悍的文章、信息量大的专栏尤为注意。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新辟了一个专栏《在今日首都报纸上》，用一两句话点出首都各大报纸所刊发的重点文章，增加了报纸的信息量。二十四日，在一版左下位置，又开辟了一个同样文字短小、信息量较大的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这两个小栏目的出现，受到陈云的赞赏。他历来主张文章要短，尤其是报纸，应多发些“豆腐块”文章，这样读者才爱读、好读、有时间读。他说：“文章越长，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应当多写点‘豆腐块，文章。”所以，他表扬：“《人民日报》新辟的《在今日首都报纸上》和《在地方报纸上》这两个专栏，办得不错。”[22]
后来，《人民日报》将这两个栏目合并成《今日报纸要目》，继续不定期刊登，并且在继续办好《今日谈》、《市场随笔》、《漫谈》等短小精悍的栏目的同时，增加了《言论摘编》等用三言两语介绍文章观点的栏目，深受读者欢迎。
陈云在阅读《人民日报》。
强调报纸要多发短文章，报纸要为读者着想，这是陈云始终如一的观点，对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民日报》在长文章的前面搞一个“内容提要”，将文章的主要观点用醒目的字体编排，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九八八年二月，《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陈云应约于二十三日为该报题词：“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教师的地位一落千丈，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遭到严重破坏。
陈云历来认为，教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提出：在科学和教育部分，应增加加强常规教育、提高整个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技术基础和在科学技术上组织攻关的内容。他解释说：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以恢复、发展很快，重要条件是知识分子多，技术水平高。我们已到了攻关的时机，只要集中力量，许多关可能突破，应该有自信心，不应说我们什么都不行。[23]
一九八三年一月，陈云收到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千家驹的一封来信和他发表在《教育研究》上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来信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以便保证一九九〇年前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来信提出：“将全国民办小学教师因改为公办需要增加的工资和实施义务教育后因修建校舍、添置设备需增加的经费，加上原有教育经费，仍不到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五，与世界各国相比并不算高。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教育是一种智力投资，收效虽缓慢，但一旦发生作用，其经济效益比任何其他投资都高。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实现义务教育，将来会像五十年代处理人口问题一样，追悔莫及。”陈云看信后，十分同意这个意见，当即把信批给胡耀邦、赵紫阳，并指出：
“千家驹同志的来信和他写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我都看了。我认为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希望指令计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24]
由于种种原因，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突出的问题，是师范院校招生困难，很少高中毕业生填报高考志愿时把师范类院校当作第一志愿。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教师的地位没有得到社会重视，住房困难，工资待遇偏低。
两天后，陈云要求转告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工作的邓力群：“据报上讲，目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第一志愿。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数量和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的各方面，影响都很大。同时，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25]中央宣传部随即召集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陈云的意见。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负责人通过新华社记者披露了陈云的意见，并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为全国数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
一九八四年秋，为解决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没有提高部分职工工资的“欠账”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报送中央审批。十月九日，陈云联想到教师待遇亟待改变，在这份意见上批示：“对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工龄工资，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26]
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天上午十时，陈云邀请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陶西平等九位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代表来到住所，举行座谈会。在热烈的气氛中，陈云向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在听取大家汇报后，陈云讲话，强调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要继续倡导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陈云指出：“办好中小学教育是关系到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项根本大计，是与祖国繁荣富强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中小学教育办得怎样，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面貌。”“我们的学校是传授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而中小学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则是基础教育，一定要办好。”“中小学生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将来能否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同中小学教育有密切联系。”
陈云对中小学教师和幼教老师寄以厚望，说：“中小学和幼教的老师是教育战线上辛勤的‘园丁，。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你们的贡献，同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感谢你们，党和国家感谢你们！”“中小学和幼教老师的责任是艰巨的，从事的职业是崇高的，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中小学和幼教老师们，进一步发扬不为名、不为利的艰苦奋斗精神，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学生，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为人师表，一身正气，脚踏实地，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他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都要关心教师，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27]
在陈云等的关怀下，教师这一职业逐渐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很多师范院校被列为重点院校，优先招生；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改善和提高。
陈云的次女陈伟华就是一位教师。关于父亲对教育事业的关怀，陈伟华回忆说：
“一九七八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这使我有了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难得机会，眼界更开阔了。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我‘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恰巧我也难舍三尺讲台，留恋师生情谊，还想回到教学第一线。这样，我于一九八五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当时已改名为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我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我叫到身边，详细问我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我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28]
对教师职业的关怀、对教育重要性的强调，贯穿陈云的一生。一九九三年五月，八十八岁高龄的陈云在上海会见家乡青浦县及练塘镇党政负责人时，在要求他们重视农业的同时，还特别叮嘱：“一定要把教育抓好，今后社会发展要靠教育。”[29]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教育工作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陈云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关注儿童教育工作，没有忘记关怀祖国的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一九八一年二月五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首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春节座谈会。他在座谈时特别指出：“教育界的同志们工作很重要，也很辛苦。要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关心下一代、关心少年儿童，就是关心我们祖国的伟大前程，就是关心全世界的伟大前程。”[30]一九八一年四月，在陈云的过问下，中南海怀仁堂首次向儿童开放。
这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茅盾、夏衍、阳翰笙、曹禺、赵寻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写的《想想孩子们吧！》一文。文章提出儿童剧演出缺乏场地的问题。第二天，陈云致信胡耀邦，指出：“解决儿童剧演出场地问题很重要，也可能办到。”他建议：“可否由中央书记处指定有关部门专门议一下？开放单位内部礼堂可先在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民学机关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这样就解决了教育儿童的一件大事。”[31]
这年三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陈云的这一意见，引起大家的共鸣。四月十三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在这里演出了话剧《岳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陈云从《人民日报》的一篇短文中了解到，当时新的儿童剧场尚未落成、首都儿童看戏难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他立即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建议采纳茅盾等人文章的意见：“在今年六月一日儿童节时，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均应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如同意，请考虑可否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就此事作出紧急决定。”[32]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向全国下发《关于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六一”向少年儿童开放的紧急通知》。全国的少年儿童度过了一个充满欢乐和笑声的节日。
一九八三年八月四日上午十时，在盛夏的北京，七十八岁高龄的陈云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等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国少年报社组织的全国“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活动开营式，会见来自全国的一百六十六名优秀少先队代表和辅导员代表。在热烈的掌声中，孩子们给满面笑容的陈云系上红领巾，戴上夏令营营徽和营帽。陈云还听取营员代表对“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情况的汇报，愉快地接受孩子们的邀请，当了夏令营的荣誉营员。然后，陈云发表讲话。他满怀深情地指出：“你们都是少先队活动中先进集体的代表，是少先队的积极分子。什么是少先队？少先队就是接班人，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现在我们已经老了，今后你们的父母也会老的，到那时，你们就要接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就要靠你们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你们积极开展少先队活动，助人为乐，发明创造，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希望大家能带动更多的小朋友来开展这个活动，为长大后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做好准备。”他还指出：夏令营有利于锻炼孩子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性，有利于增强体魄、开阔眼界、丰富课外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值得提倡；不同民族的朋友能互助友爱，亲如手足，并把这种团结精神带回各自学校。在讲话中，他语重心长地对辅导员代表说：“现在，教师的地位，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地位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大大提高了，今后还要再提高。但是，我也希望教师同志们都能自己看重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使自己无愧于人民教师的荣誉。”[33]讲话后，陈云接受少先队代表敬献的礼物，和孩子们一起合影留念，并为孩子们点燃了夏令营的火炬。
1983年8月4日，陈云在北京会见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少先队员。左一为胡锦涛。
当天，他还应《中国教育报》邀请，为全国的少年题词：“为祖国好好学习。”一九八四年九月，陈云还提请教育部注意：“小学生要重视练习毛笔字。”[34]
对少年儿童事业的关怀，体现了陈云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下一代的殷殷期望。
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陈云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认识比较早和比较明确的。早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就曾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35]
建国后，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尊重知识分子。他说：搞工业化，必须有人才。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36]陈云强调：一切重大的决策，有关重要的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提出意见，必须由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决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正确实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但是，在知识分子入党、提干问题上，在一些地方、一些负责人头脑中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陈云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写的一篇文稿中，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他说：
“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作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37]
在陈云的推动下，全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教育和检查。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各级党委要在上半年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切实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力争在短期内做出成绩。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市科协召开干部座谈会，贯彻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精神，了解科技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北京航空学院教师刘成功在会上发言，反映了中年知识分子工资太低，工作、生活负担很重，居住条件很差，许多人健康水平下降，部分教师英年早逝的情况，引起会议主持人、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的重视。会后，他要求刘成功写出一份更为充实的材料，报送原本想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于若木参阅。六月六日，刘成功将信发出，同时还寄去一份北京航空学院反映教师生活状况的《汇报提要》。信中，刘成功指出：在住房问题上，北航百分之三十的副教授、百分之六十五的讲师仍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自己一家六口只住十五平方米的房间；在工资问题上，北航一九六〇年大学毕业的教师二百四十九人，有一半的人仍然拿六十二元的工资，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调整。他说：“就我来说，我要求基本的生活条件和一般的生活水平，我要求我的工资能够花到月底。现在我的工资花不到月底呵！每个月总要缺三至五天的钱花。这几个月差得更多（物价上涨）。”[38]刘成功在信中列举了八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令人痛惜的情况，他们逝世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六点五岁，其中最小的一位逝世时只有四十一岁。
于若木收到这封信后，立刻把它送给陈云。陈云对信中所提情况十分重视，要求在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简报上刊登出来。这时，由萨空了牵头的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正就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同样引起陈云高度重视。
陈云历来的作风，当看到他认为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后，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总是要求下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决不停留在一般地发发议论，也决不听任事情按部就班地长期拖下去。七月一日，他将刊登刘成功来信的简报和全国政协的调查报告批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并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是：
“这两份材料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的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
“据中组部了解，三十五岁至五十岁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有四百八十万人，如果分两年提高他们的工资，今年大约需要拿出七八亿元，今后一段时间每年也就是十二三亿元。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五百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是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要靠他们做。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此事建议责成书记处来抓。”[39]
陈云这封信，后来被印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在全党产生极大反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使他们健康水平下降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写完这封信后，陈云还督促有关方面采取一些有力的具体措施。七月二十二日，在谈对劳动人事部《关于一九八二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的报告》的意见时，他特别讲了如何界定中年知识分子、解决问题应分轻重缓急等问题。他说：赞成今年给非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普遍升一级工资，并使工资偏低的中年知识分子在升一级的基础上再升一级。他认为，要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首先应把中年知识分子的概念搞明确。如果把建国以后到一九六〇年参加工作作为一条杠杠，那末，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进入大学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而这部分人，现在年龄大致在三十六岁到四十岁之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他们应该算在中年知识分子里。另外，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能只看有没有学术职称。以职称作为评定工资的依据，这是解决工资问题的方向。但要看到，现在有学术职称的人，只占搞业务的人中的一小部分，要使多数人评上职称，短时间内恐怕办不到；而且还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在机关、院校、科研和生产部门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他们并没有学术职称，如果把这些人划在知识分子之外，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他指出：“无论从年龄看，从学历看，还是从眼下在各方面工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把中年知识分子的概念定为由建国以后到一九七〇年这二十年来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大概比较合适。”
陈云还提出：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今后几年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中，也有“轻重缓急”之分。每一年要解决的重点也应有所不同。今年的重点，应该是那些一九六六年以前进入大专院校，现在年龄在三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之间，工作在非企业部门，工资在五六十元左右的人。“所谓工作任务多、家庭负担重，工资收入低，需要‘抢救’的，指的主要就是这批人。”如果给他们升两级，使收入达到七八十元上下，估计可以起到抢救作用。至于工资现在虽在一百元左右，但仍不到职称最低等级线的人，也应该继续升级，不过比较起来，他们的问题没那么急，如果国家今年拿不出那么多钱，可以放在明后两年解决。“对于他们来说，长工资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是要雪中送炭。”[40]
在陈云推动下，国务院决定，从一九八二年十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给中年知识分子增加两级工资。此后一段时间里，报刊上通过大力宣传英年早逝的中年科学家蒋筑英、罗健夫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一种关心、尊重和爱护中年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六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党和国家当前的重点工作时，又提到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也是重点”。他说：“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41]
陈云如此关怀知识分子，强调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重视教育、关心古籍整理一样，都是从国家的大计和长远利益出发的。他对这些方面的主张和要求，同邓小平提出的“在党内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的要求一起，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1984年2月2日，陈云邀请曲艺界著名人士侯宝林、骆玉笙等到中南海欢度春节。右三为邓力群。
【注释】
[1]陈云在杭州评弹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6月15日。
[2]陈云对评弹工作的指示，1977年6月2日，浙江省文化厅整理。
[3]《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4]访问安平秋的谈话记录，2003年1月28、29日。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290页。
[6]王玉清传达陈云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指示，中华书局整理，1981年7月9日。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291页。
[8]访问安平秋的谈话记录，2003年1月28、29日。
[9]《发扬民族灿烂文化，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10]访问安平秋的谈话记录，2003年1月28、29日。
[11]周林在教育部召开的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2月25日。周林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12]转引自胡耀邦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11月23日。
[1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4]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0年12月25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15]《陈云同志最近对人民日报的一些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1981年1月26日。
[16]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党组、公安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淫秽书刊在中学生中流传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1981年12月14日。
[17]《陈云同志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编，1984年5月30日。
[18]陈云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3年9月11日。
[19]陈云对《人民日报》的意见，1980年12月29日。见1984年《中国新闻年鉴》，第7页。
[20]《陈云同志最近对人民日报的一些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1981年1月26日。
[21]陈云对《人民日报》的意见，1982年5月11日。见1984年《中国新闻年鉴》，第10页。
[22]陈云对《人民日报》的意见，1982年11月18日。见1984年《中国新闻年鉴》，第11页。
[23]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1年11月25日。
[24]陈云给胡耀邦、赵紫阳的信，手稿，1983年1月24日。
[25]陈云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1984年9月4日。
[26]陈云在《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送审稿上的批语，1984年10月9日。
[27]《陈云向北京市中小学和幼教老师代表祝贺新春》，见198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28]陈伟华《记父亲给我的两封信》，见《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
[29]1993年5月26日《解放日报》。
[30]1981年2月6日《人民日报》。
[31]陈云给胡耀邦的信，1981年1月27日。
[32]陈云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的信，1982年5月25日。
[33]1983年8月5日《人民日报》。
[34]陈云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1984年9月4日。
[35]《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36]《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3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38]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第530期，1982年6月30日。
[3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313页。
[40]陈云关于解决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谈话记录，1982年7月22日。
[4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