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干部年轻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返中央领导岗位的陈云，在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进行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始终关注着两件大事：件是干部的新老交替，另一件是执政党在新时期的党风建设。
干部的新老交替，本是自然的过程。一九四九年建国时，领导干部普遍比较年轻，这一问题并不迫切。那时，毛泽东五十六岁，周恩来、刘少奇都是五十一岁，邓小平只有四十五岁，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一问题开始提上议程，却被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靠造反起家的一批干部被清除出领导岗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长期靠边站的一批老干部复出，大体上恢复了原来或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一举措，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经过十年动乱，这些老干部大都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愈来愈难以适应繁重的领导职务。由于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依然存在，等待时机，兴风作浪。他们倚仗的优势之一是比较年轻。当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王洪文跑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
能否顺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成为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能否长期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党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
陈云在这个问题上见事很早。前面说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要成立中央书记处，希望比较年轻一点的干部走上第一线。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提出，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要找几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必要。十月，他在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说：现在，如果成立新的书记处，比从前的书记处工作多就是了。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就搞不动。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也极为重视。十一月二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2]就在这次会上，他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
一九七九年十月，陈云在北京医院被确诊患结肠癌，并做了切除手术。手术进行得很成功，但毕竟年纪大了，术后恢复比较慢。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他致信邓小平，根据目前中央日益繁重的日常工作，又一次提出改变中央组织机构的问题。他说：“开国初期你和我都只有四十五岁左右，现在已过去了三十年。那时的年龄可以应付那时的工作，也可能应付像现在这样工作，但现在的身体要应付现在这样工作很勉强了，非长久之计。因此，我请你考虑应该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相应改变组织机构。”[3]二月下旬，他从医院病房前往京西宾馆，参加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班子。会上，陈云感慨地说：“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他进一步强调：“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同时指出：这次提出的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名单，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平均年龄是六十五岁，也不算年轻，再过五年就七十岁了。但是，要求更年轻一些，我看现在办不到。[4]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决定》指出：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了爱护这些老同志，使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并利用自己的经验在晚年尽可能地为党做一些工作，以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这是力图使年轻干部尽快走上工作第一线的一项过渡措施。七月三十日，陈云在审阅这份文件时曾作了批示：
1980年7月30日，陈云在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清样稿时的批语。
“退当顾问和离休制度，势在必行。但要看到这件事要长久做下去。我觉得现在的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职工中的《劳动法》是立了法，并且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才行通。希望在这一点要加以注意。”[5]
九月十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为全党作出表率。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是老干部的心愿。但当时不少老干部对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要他们退下来，思想上一时难以接受。选拔人才时，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旧观念的影响也很大，总对中青年干部感到不放心。因此，在一段时间内，这项工作的收效不大。
一九八一年初，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请求退居二线，推荐副部长李鹏接任。这个提议最初没有得到组织部门同意。刘澜波请陈云注意此事。后来，中央组织部采纳了刘澜波的建议。三月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李鹏担任电力工业部部长。陈云感叹地说：“就像这样的人，五十二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6]
三月二十九日，陈云给陆定一的一封信中说：
“老干部是重要的，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几岁的青年干部在各种级别岗位上参加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则接班问题就要成大问题。现在部长一级、省委第一书记一级都是六十开外了，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这批青年干部，第一批应该有一二千人，以后陆续再提。但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去。我正为此而呼吁。”[7]
可见，陈云这时对提拔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的心情是何等急迫。
四月十二日，陈云到杭州休养。二十日，他同前来杭州的胡耀邦谈话，说：现在我们的担子很重，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因此，重要的问题是要真正办成、办好几件事。[8]在这次谈话中，他又向胡耀邦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要求。五月八日，陈云在杭州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
陈云在文中分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年事已高的状况后，指出目前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其继续拖下去。那末，事情发展下去，在没有准备好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必然是让六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地在短时期内陆续病倒、病死，而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
“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
是不是存在大量可以提拔的中青年干部？陈云认为：
“我们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有人认为‘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过去常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的必然现象。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就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应该看到中青年干部的另一方面，他们有朝气，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们多数有专业知识，不少人有第一流的专门知识。当然，中青年干部有某些缺点，并且不成熟，这些缺点和不成熟正是中青年人常有的现象”。
要提拔培养哪些中青年干部呢？陈云说：“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陈云在文中还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具体办法，强调：“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固然要靠党的组织部门去做，但主要的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大家动手去做。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陈云指出：“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
为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陈云在文中指出：老干部应该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尽到传帮带的职责。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同时指出：老干部退居工作第二、第三线后，在政治待遇上，必须予以保证；在物质待遇上，必须予以照顾和优待。这应该是党的一项政策。[9]
五月二十日，陈云从杭州飞返北京。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他将写好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并提出：“可否在六中全会时，议论一下青年干部问题？”[10]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11]。也就是说，为了做好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必须妥善处理老干部的问题。
六月八日，陈云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就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和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进行座谈，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中国革命经过长期斗争，党内保存了大批老干部，他们都是六十以上、七十以上高龄。目前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六十岁以上。有相当一批老干部带病工作，不能经受劳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纪要》指出：
“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当顾问或成立顾问委员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多数人只能离休退休。”
干部实行离休退休制度，是一件大事。《纪要》提出：必须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而且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使老干部人心安定。《纪要》还提议制定干部离休退休的条例，并对老干部离休退休后的待遇提出若干原则性的意见。
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会后，部分与会人员留下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休退休工作的问题。
七月二日，陈云在座谈会上讲话。他首先强调，干部问题上的青黄不接状况是客观存在，如果继续不清醒，拖下去，对党不利。我们必须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而且着重提出：“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他讲了三条理由：
“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陈云谈到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会有争论甚至会有怀疑。他说：提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提四十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提四十岁以下的人，那怀疑、争论会更多。那末，为什么要提四十岁以下的人？他说：第一条，是年富力强。第二条，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经过三年、五年、十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第三条，四十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我看到好几个材料，在跟外国人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哪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可见，我们有人才。第四条，只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人当时的表现。他还说：台阶论是必要的。越级提拔也可以，只能是少数。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基础巩固扎实，本领比较全面。
陈云在讲话中还指出：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我们党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胡乔木协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起草的，第二个决议也是由他执笔的。找胡乔木这样的人不容易。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对老干部的安排，陈云强调要使人心安定。他说：要准备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有的地方可以搞干部休养所；有的地方，干部离休退休以后，要有个文化娱乐的地方；有些老干部离休以后医药费困难，国家可以花一点钱。不管怎么样，这些钱我们花得起，一年几个亿就够了。再多花一点也可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当然，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有思想工作。有许多是可以不花钱的，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12]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13]
这次会后不久，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当年年底和下年的上半年，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及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中要选进三至五名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尽快颁布《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制定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的五年规划；抓紧筹建青年干部局。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有的离休退休，有的退居二线；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的进程，大步有序地进行。
提拔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至关重要。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14]十二月十六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些意见。他说：“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15]
德才兼备是陈云在用人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更加关注“德”的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中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他强调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但可以给他一般的工作做。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他提醒说：“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连，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16]
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下去后，引起党内外很大反响，大家表示热烈拥护。但也有些人，对陈云提出的不能提拔“文化大革命”中闹派性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采取“俱往矣”的态度。九月二十八日，陈云看到北京大学党委送来的一份反映青年人思想动态的材料后，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意见。他说：“这些有错误思想的学生，因为我们采取引导教育政策，绝大部分会与党一起走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但也要看到有些人是会与我们对着干的。”“七月二日我对中青年问题的发言稿，没有事前经中央讨论，这不对。但我对派性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确实认为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当然指重要岗位。这个意见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我们党在二三十年后那个时候也会正派人当权。但不能不想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情况，因此现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时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对老年同志比较熟悉，对林彪、‘四人帮’分子也比较知道他们的底细。但对这些人也不能采取‘俱往矣’。”陈云还说：“十年内乱沾边的人很多。当时大家不能不表态。一九七六年‘批邓反右’我也写了一个字条同意当时中央的几条决定。也参加过一次老同志学习会，以后就不去参加会了。对沾边的人，党必须根据那时环境，理解他们，采取争取政策。但对陷得很深的人，我们必须记录在案。不能‘俱往矣’。我们不是换了几个省市委第一把手和若干在职干部吗？这就不是‘俱往矣’。”“我同意事情有个发展过程的意见。重在表现。”在这封信的最后，陈云提出：“为了统一认识，我提议中央常委或政治局对这个问题讨论一次。”陈云还约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我想找你谈一次话，时间由你定后通知我。”[17]由此可见，陈云对这个问题是何等重视。
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六日，陈云两次跟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打招呼：选拔青年干部，一要成千上万，二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尤其应更多注意第二点。[18]他还说：“不能提拔使用林彪、‘四人帮’时期的骨干分子和那些写文章的人。过去我们考察干部，主要是看重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及政治历史情况。建国三十二年了，五十岁左右、特别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不发生战争年代的历史问题，现在考察干部要着重‘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表现，从‘二月逆流’开始，到‘批林批孔’、‘批邓反右’、‘两个凡是’、‘真理标准’、‘三中全会’以来的言论行动，看他是拥护，是抵制，还是反对。我们一些老干部，‘文革’前是好的，‘文革，以来，也有些老干部在对待某些问题上，‘德’的方面表现不好。考察干部要重视这些方面，总的是‘德’要注意多些。”[19]
过了两个月，到了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陈云看到中央组织部送来的《各地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的简要情况》后，再次批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20]
在陈云看来，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一场革命。一月十八日，他在中央组织部送来的材料上批示：“一、出重要，进更重要。二、进的人，必须不让‘三种人，[21]进。三、宋部长（指宋任穷——引者注）暂时不能出。因为中组部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线指挥机关。要说出，按理说我是第一个有条件的人。但还要抓几年干部问题。”[22]
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十一届七中全会作准备，而七中全会将决定召开中共十二大。陈云在会上又就干部交接班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进一步实现干部方面的交接班问题。一大批年老的干部将退出中央委员会或者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同时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到中央委员会或者参加到各种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一件大事。在干部交接班问题上，中国党内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来做这件事，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伟大的党。”
1982年7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第一页。
为什么一大批老干部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或者现在的领导岗位？陈云解释道：“这是因为：一、这些老同志现在比以前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年龄增大了，体力变弱了。对许多繁重的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二、党必须建立一套承前启后的干部制度，使精力旺盛、德才兼备的干部站在第一线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必须做的大事。”“老同志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或现在的领导岗位，但是每个同志的革命精神决不能衰退。而且要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工作。只有把传帮带的工作做好了，才算我们老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委员会或各方面领导岗位上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陈云指出：老同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年老体弱，“必须要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不自量力地多做，实行的结果，必定很快见马克思。因此，就这点来说，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必然是少做。”
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他对提拔中青年干部的两点意见：一、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所谓成千上万，就是要几十万、上百万地提拔。这就需要由组织部门以及各级党和国家机关，都来担任这个挑选中青年干部的责任。当然对这件事党应该有一个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计划。”二、“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派性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了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23]
九月一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六日，陈云在大会上发言，主题依然是干部队伍交接班的问题。他除了重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过的，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外，还补充说：“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最后，他强调：“总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24]
德才兼备，是党选拔和任用干部的基本原则。没有才，工作做不好，必会影响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局面的开拓，影响难题的解决，影响艰险的排除。但是，有了才，还要有德来统率。才是能力标准，德是思想政治标准。德是管立场和方向、管思想和道德、管纪律和作风的，德不好，一旦出了问题，就是方向性、全面性的。陈云在阐述德才问题时，特别强调德的重要性，认为“德才相比，更要注重于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除了出于对理论上的深刻认识外，也是鉴于对历史经验尤其是“文革”中现实反面教训的总结。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25]。陈云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九月十二日，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次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主任。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组织上实现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三百四十八名成员中，有二百一十一人，即百分之六十多，是第一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在这二百一十一人中，有一百四十多人，即三分之二以上，年龄在六十岁以下，最小的三十八岁。新的中央委员会保留了十多位七十岁以上德高望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一辈革命家。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老干部，许多被选进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6]
九月十三日下午四点半，陈云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新当选的三十九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他们中最年轻的，是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只有三十九岁。
陈云同他们一一握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的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27]
中共十二大在新老干部的交替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这仅仅是开始。陈云还继续思考着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中共十二大以后，他提出：“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28]陈云认为：“党校还是要有党校的特点，不能代替正规大学，不能一期搞好几年，设很多专业课。”[29]他指出：“一个中组部，一个党校，一个中纪委，这三家是管干部的。只要这三个地方把好关，‘三种人’、‘五种人’就上不来。党校要轮训干部，也要负责考察干部，了解干部，包括干部的历史。”[30]
十二月八日，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常委写信，反映该校教员阮铭等的问题。指出：经过查实，阮铭是造反起家的。一九七七年阮铭到中央党校工作后，写过不少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而且还是一个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人。然而，至今他对自己的问题毫无认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王震说，对阮铭的处理，党校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开除党籍；一种认为留党察看两年；还有极少数同志为其说好话。”究竟如何处理？请中央决定。[31]十二月十六日，陈云在信上批示：“耀邦同志：应该开除阮铭党籍，调出党校，并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报，不让阮铭再在报上发表文章。”[32]
陈云对有些地区和部门仍在重用“三种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二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送来的《关于一些领导班子中仍有“三种人”的三个调查材料》的简报上批示：“我赞成发出。”[33]
陈云关于不能提拔、重用“三种人”的意见，在中共十二大上取得共识，并写进政治报告。十二大后，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能不能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连续性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伯惠、研究员黄开武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写信，反映干部地方化倾向严重，建议实行干部交流制度。十一月五日，中央组织部将这一建议在简报上刊出后，引起陈云的注意。他批示：“交流制度很好。一个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并不好，容易形成帮派。县级以上也应该轮换。”[34]中央组织部十分重视陈云这一批示，准备在《组工通讯》上印发。同时提出，可否将“容易形成帮派”这句话，改为“容易形成团团伙伙”，以别于“四人帮”的帮派。陈云答复：“还是用帮派好。不仅‘四人帮’是帮派，其他地方、其他人也会有帮派情况的。”[35]
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是中共十二大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二大指出，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政机构改革准备在一九八二年下半年或一九八三年展开。十一月二十五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稿上批示：“必须防止‘变相增编’。顾问就是顾问，退休就是退休。当然，顾问和退休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帮助同级同志的工作。”[36]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三十日，陈云在会上讲话，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后，话题又转到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提出建立第三梯队的设想：
“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们这些七十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五十岁上下、特别是四十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37]
邓小平接着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38]
这次会议正式作出建立第三梯队的决策。七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并建立正规的后备干部制度。会议要求到一九八四年上半年，挑选出一大批后备干部，作为正副部长、正副省长和省市区党委正副书记、常委的选拔对象。各级党委都应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定必要数量的后备干部，并尽快制定到一九九〇年的八年的改革领导班子结构的规划。
在陈云和邓小平等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二大以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从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有一百二十六万八千名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办理了离休手续。同时，全国已有四十六万九千名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实现了陈云所说的“成千上万”。看到不断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陈云备感欣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喜欢把郑板桥的这首诗抄赠别人：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相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龙孙绕凤池。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干部年轻化进程的推进，党的肌体大大增强了活力。但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也随之突出起来。“文化大革命”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下降了。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干部大多没有受过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训练，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知之不多，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对党的作风建设带来新的冲击和考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长达九年。在这期间，他不仅开创了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崭新局面，同时也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向中共中央建议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稿。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陈云此时强调党风问题的核心是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39]。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陈云关注的党风问题也有了新的内涵。
一九八〇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九八〇年的中心任务，工作重点有了变化。会议指出：一年来主要处理了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腾出应有的时间，组织应有的力量，认真地去讨论、研究、检查、处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要案与大案。而这些要案与大案，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关心的，也是经常议论较多的。今后纪律检查工作将进一步围绕四化建设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同当前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进行斗争。要把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由根据党的三中全会方针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和重建党规党法，进一步转移到保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实现四化建设上来。[40]这就把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同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进行斗争，面对的环境十分复杂，又缺乏解决新出现问题的经验，无疑会遇到很大阻力和更多困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会议认为：自一九八〇年二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准则》以后，许多地方和部门为纠正不正之风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总的说来，与建国初期相比，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在不少地区和部门中，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还有部分同志，对搞好党风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以为这个工作可有可无，甚至把抓党风与安定团结、四化建设对立起来，对不正之风放任不管乃至纵容包庇。针对这种状况，陈云在会议期间严肃地提出三条意见：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41]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著名论断一经提出，很快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并在全党形成共识，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警示作用。十一月二十六日，胡耀邦在座谈会上传达陈云的意见后，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将陈云这个意见写进座谈会纪要。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42]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纪要，并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是当前全党一项重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去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陈云同志在这次纪委会议期间提出的重要意见，是我们搞好党风的基本指导思想。各级党委一定要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和贯彻。”[43]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四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进一步讨论了搞好党风、严肃党纪的问题。会议指出：“去年十一月，陈云同志根据历史经验和党的现状，严肃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向全党敲了警钟。这样提出问题，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加重了各级纪委维护党纪、搞好党风的责任。应当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造成社会舆论，把陈云同志的意见化为搞好党风的强大物质力量。”[44]会议提出：各级纪委应当把保证全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作为当前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把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保证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列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特别要抓紧检查和严肃处理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案件。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当时突出表现为走私贩私活动。特别是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城市实行特殊政策后，走私活动十分猖獗。在暴利引诱下，东南沿海等地的走私贩私分子无视国法，铤而走险，与港澳和台湾等地的走私分子进行巨额交易。成批工业消费品非法涌入，大量黄金、银元、文物、贵重药材等被偷运出境。不少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部队的一些人，参与此类违法活动，大发其横财。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内外勾结的大规模走私贩私活动，不仅破坏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和一些地区的工农渔业生产，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我国的社会治安和市场管理，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败坏道德风气。
一九八一年一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采取了一些反走私措施，取得一定成绩，但总的来看，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仍然十分严重。三月二十七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坚决打击走私活动的指示》，要求在走私严重的地区，各级领导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反走私斗争的重要意义，正确执行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把这个斗争领导好、组织好。同时提出，今年上半年，要在东南沿海进行两三次突击的联合查私行动，在海上查缉走私船只，在陆上取缔走私物品的市场，整垮一批走私集团和惯犯，坚决把走私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但是，党内有些人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反走私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政策不明”，“人多面广”，“这类问题不好处理”；“来路不正，用途正当”，“为了集体，没装腰包”，因而放松甚至反对查处违法乱纪的行为。[45]有的人自己的手脚也不干净。中央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贩私活动没有被制止，还在不断蔓延。
这些情况引起陈云的高度重视。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陈云将中央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一份简报批给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并指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陈云的批示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还在陈云批语中“并且登报”前面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46]
一月十一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通知说：“中央常委看到了中纪委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的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中央常委同时考虑到，其他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甚至一些负责干部，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有鉴于此，中央常委提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有的特大案件的处理结果还要登报。”
通知还要求：立即分别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军队系统负责人会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常委的批示；派习仲勋、余秋里、彭冲、王鹤寿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走私贩私最为严重的省，传达中央常委的批示，并采取紧急措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要重视这方面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通知还特别指出：要首先把那些负责干部中的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认真查处；同时对近两年来某些因为处理不下去而没有严肃处理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加以处理。只要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处理十几件、几十件这样的案件，并且大张旗鼓地在干部和人民中间加以公布，人民就会兴高采烈，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很大扭转，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如果哪一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中央就将考虑追究责任。[47]
中央紧急通知下达后，中央纪委派人分别到对外经济贸易部、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机关，了解学习贯彻中央紧急通知的情况。在讨论中，大家除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外，还提出：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问题比建国初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所面临的形势要严重得多。“中央现在才采取果断措施，从时间上来说似乎抓得晚了一些。”二月十一日，陈云看到中央纪委反映这一情况的简报后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一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48]
一月十六日，中共第七机械工业部党组将讨论中央紧急通知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大家认为，中央紧急通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系我党生死存亡和我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否则，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对犯罪分子的处理失之过宽。”“陈云同志提出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我们听了真是欢欣鼓舞。”报告还反映，现在有些同志“还有忧虑”，“怕涉及有权有势的大干部又处理不下去了”。一月十九日，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这份报告批送胡耀邦、赵紫阳、宋任穷并报陈云。一月三十日，陈云作了这样的批示：“张爱萍同志：该办的不要讲情面。”[49]
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负责人，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负责人，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两省省委常委，共六十八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精神，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如何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三月八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此前，四月十日，在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50]
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措施也是有力的。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在党内生活和社会风气中，严重存在是非不分的现象。一些人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往往受到孤立。六月二十四日，在审阅十二大报告讨论稿时，陈云就这个问题指出：
“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51]
七月一日，新华社在简报上刊载了香港《快报》一篇题为《反贪污斗争停滞不前》的文章。文章说：“中共自年初发动反贪污斗争以来，只打了几只苍蝇，不过都是县委级或以下的干部，一只老虎也没有打着。正是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半年来，斗争的进展是令人失望的。近一两个月来，竟然沉寂下来，似有搞不下去之势，可见内部反抗之烈与阻力之大。”还说：“中共近年不断宣扬法制，强调有法必依，法既已立，为何不依？何不坚决执法，以取信天下？”这篇文章引起陈云的关注，他在一些尖锐的意见下面画了线，并将这份材料批给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52]
三天后，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对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作了进一步部署。此后，中央纪委先后派出一百五十四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
对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陈云始终密切关注。化工部原副部长杨义邦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违反纪律，并有变相索贿受贿行为，给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二月一日，曾决定给予杨义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二月二十二日，中央统战部顾问刘澜涛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写信，反映党内不少同志对这个处分不满意，认为太轻了，会对全国整顿党风党纪起消极作用。二月二十四日，陈云态度坚决地在刘澜涛信上批了一大段话：
“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我是退无可退，才由纪委作出决定的。一部分参加书记处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53]
根据陈云的批示，七月二十二日，中央纪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核实和处理杨义邦同志所犯错误的决定》，决定给予杨义邦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在党外的各种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八月十一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杨义邦担任的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在这之前，三月二日，陈云同胡耀邦谈话，就杨义邦错误的处理，交换了意见。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改革开放初这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截至一九八三年四月底，全国已揭露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计十九万二千多件，其中非法牟利十万元以上的一百七十人，个人非法所得万元以上的七千多人，案件中涉及党员七万一千多人。在已结案的十三万一千多件中，依法判刑的近三万人，所涉及的党员中被开除党籍的八千五百多人，追缴赃款赃物合计四亿一千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力地打击了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54]
在纠正新形势下的不正之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过程中，陈云对中央纪委的建设也非常重视。一批在党内德高望重、坚持原则的干部被调到中央纪委工作。陈云还经常将一些党内外、国内外的重要信息批给中央纪委干部研究参阅，帮助他们随时掌握动向。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继续当选为第一书记。为了准备在这届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他在九月九日写了一份讲话提纲，就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出三条意见：一、“过去三年多，纪检工作有些成绩，但执政党的纪检部门，任务还非常重。”二、“必须把各级纪检部门的建立和加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三、“纪委的干部必须有坚强的党性，必须有一股正气。不是要那些过去‘四人帮’提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那样的人。不是的，我们决不要这种人。但是必须是正派人，坚持党性与一切违反党纪的人和事敢于斗争的人。”[55]
1982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右一为黄克诚，右三为王鹤寿。
这届中央纪委成立后，陈云在继续关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同时，对于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又有新的思考和探索。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党执政前后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分析：“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
正是因为看到了党在执政后面对的这种危险，陈云提醒全党：
“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特别提醒全党：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在讲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陈云强调说：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56]陈云在中央全会上，用“两个万岁”结束他的讲话，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必然会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问题。有些问题人们一时难以看清，甚至还在党内产生不小的争论。陈云密切关注着社会实际的发展，不时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引起全党的重视。比如，农村实行责任制后，有的地方农村党员集训，除了伙食补贴以外，集训期间要给党员每天一两元的误工费，数目虽然不大，但身为共产党员，集训时间只有几天，而且是接受教育，却要拿误工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费，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费能说合理吗？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57]
农村雇工，特别是党员雇工，在八十年代初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会上，陈云说，在农村雇工问题上，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气氛的表现，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他说：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58]
过了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将经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先后讨论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稿以及他在会上的讲话，送给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陈云审阅了这两份文件，认为“都很好，同意发出”。同时，对农村雇工问题提了两点意见：“一、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二、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先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59]当天，他就这一问题致信邓小平，说：“我在明年一号文件的清样上提了一点意见，请你先看看，然后再送书记处。”看了陈云的意见后，邓小平批示：“请书记处再议，文件晚几天发也可以。”[60]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一通知。通知指出：对农村雇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登记发证工作，加强管理。“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61]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也更为复杂。一九八四年夏天，当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出现一种“让党政机关干部也尽快富起来”的说法。部分党员干部、党政机关在这种说法影响下，从在个别地方同农民搞“搭台唱戏”开始，发展到在不少地方直接参与经商活动，搞“权钱交易”，这股歪风蔓延很快。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错误思想也陆续反映出来，比如：“不吃不喝，经济不活”，“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有的甚至认为纪检部门是改革的“顶门杠”。
十月下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集中解决端正党风同搞好改革的关系。十月十七日，陈云在中央纪委常委会提请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稿上，针对“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之类的说法，批示：
“此件已阅，同意。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62]
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并指出：陈云最近的批示，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
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陈云在会上作书面发言，在阐述了系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必将大大解放生产力后，他提醒全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他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说“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这句话在文件里提一下很必要。什么是消极现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贵重的礼品，以及其他种种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这些就是消极现象。对这些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63]
这年十二月五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指出：“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必须坚决纠正，严肃查处。陈云同志明确指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各级纪委要配合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利用改革中的某些空子和薄弱环节，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给改革增加和制造困难的各种案件，对案件涉及的有关人员，根据情节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制裁，绝不能纵容姑息。”[64]此前两天，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84年10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委常委提请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报告稿上的批语。
尽管陈云苦口婆心，中央三令五申，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以权谋私，钻改革、搞活经济的空子，“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不少地方、不少人中还是不断滋长起来。从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开始，各种不正之风连锁反应，愈演愈烈。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在歪风面前也未能站稳脚跟，而被卷了进去。以权经商，乱涨物价，乱发钱物，乱放贷款，随意摊派，以及其他违反人事纪律、财经纪律、外事纪律、宣传纪律的事件不断发生。这些不正之风，严重腐蚀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干扰了经济体制改革健康有序地进行。
新形势下严重不正之风的迅速蔓延，使陈云十分忧虑，也引起他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他在听取中央纪委第二书记王鹤寿、常务书记韩光关于即将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时，着重谈了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甚至多年的老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自己顶不住，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跟着跑，跟着干，这是什么原因？这些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这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发展下去，不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吗！这个情况，反映了我们一部分党员的党性有问题。”“由此想到，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点要有清楚的认识，要认真地抓紧抓好。”[65]
干部子弟，陈云对他们一向关怀备至，严格要求。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他邀请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烈士的子女到家中举行春节座谈会，勉励烈士子女们要像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三月十八日，王鹤寿给陈云写信，谈到有些领导干部子女利用特殊身份经商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他说：近来，在清理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过程中，发现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的数量很大。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权力和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倒买倒卖等活动，败坏领导干部的声誉，损害党在人民中的形象。为此，中央纪委常委经过研究，建议明确规定，凡地师、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已经参加的必须全部退出。四月三日，陈云作了这样的批示：
“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应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再扩大一点。”[66]
陈云将此件批送中央常委审阅。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四月十八日，新华社的一份简报反映，上海纺织系统几位精明的厂长，心里装着国家利益，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讲原则、守纪律，顶住了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冲击。四月十九日，陈云看到这份简报后，十分高兴，立即作出批示：“此件核实后应公开发表。我们的宣传机器应当大力宣扬这样的人，大力扶持正气。”[67]
六月下旬，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纠正不正之风，中央纪委召开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介绍端正党风搞得好、因而改革也搞得好的经验。陈云在闭幕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提醒共产党员决不能忘记自己进行的是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失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他的话说得很重：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
在这个书面发言中，他特别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68]
会后，中央纪委根据陈云的指示精神，通过报纸向全国公布了一批好的典型、好的经验，以教育党员，扶植正气，以正压邪。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就郑重叮嘱过：“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69]，把经济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之所以不断滋长蔓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放松了宣传思想工作，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陈云对这一点深深感到痛心。因此，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力抓党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陈云在闭幕会上讲话，谈了六条意见，其中三条是关于党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陈云在这次讲话中强调：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为此，他提出：“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陈云还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陈云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他说：“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他愤慨地提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如报上多次公布的，那些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他提醒共产党员不要忘了自己入党是为什么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陈云还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他说：“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他希望新进入各级党的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损失，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70]
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精神。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进一步阐述他对如何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他首先指出：现在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也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他再一次把话说得很重，叮嘱道：“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会造成直接的危害。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没有警惕。”他列举大量事实，提出尖锐的批评：“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二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他大声疾呼：“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他提出：
“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71]
这段时间里，在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中，乘坐进口轿车之风越刮越盛，车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十分不满。陈云听到这些反映。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四日午睡前，他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明天开三辆轿车过来，一辆是德国“奔驰”，一辆是日本“皇冠”，一辆是“上海”，他要看看。当时陈云身边的警卫员赵天元回忆：第二天上午近十一点钟，我将当天的报纸和新华社《参考要闻》送到陈云办公室。这时，他放下文件，把摘下的老花镜放在眼镜盒里，习惯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按摩鼻梁两侧被镜框压出的印子，做了一下眼睛保健操，以缓解因看文件时间长而带来的眼睛疲劳。我告诉他：“那三辆车都在门口停着呢，现在要不要看啊？”他回答说：“看，现在就看！”来到停车的地方，他扫视了一下三辆轿车，脸色有点严肃，径直向“皇冠”车走去。我连忙开车门，扶他坐在后排座位上。他用拳头捶了两下座位，试试弹性如何，说：“我看这车不能坐，再好也不能坐！”他下了“皇冠”车，来到国产“上海”牌轿车前，我随手拉开车门，问“坐一坐吗？”他很干脆地答：“上去坐一下子。”在后排座位上，他靠了一会儿，这才下车，就准备回房间去，我们指着“奔驰”车说：“还有这一辆呢，坐不坐？”他扭头看了一眼，说：“我懒得坐！”回到办公室，他说：“买进口车是需要外汇的，国家外汇是有限的，买汽车花那么多外汇，别的大事就干不成了。老汉不坐外国车，坐着心里也不安，不踏实呀。还是坐我们国产车心里踏实。老汉就坐红旗车。”他还风趣地说：“瘌痢头儿子——还是自己的好！”[72]自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出“红旗”轿车后，陈云就认定“红旗”作为自己的用车，即使到外地，也是坐“红旗”轿车。直到他逝世后，迎送他骨灰的依然是他生前乘坐过的“红旗”轿车。
不久，中央纪委办公厅一份简报送到陈云手里，反映的是中国科学院花一百六十余万元购买高级小轿车的事。陈云当即将这份简报批给胡耀邦、胡启立，并指出：“自己有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车，这样的事，在高级干部中，可能不仅这几位同志。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如同意，请将我这个意见批发给在京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和党政军各部委，以便监督执行。”[73]胡耀邦将陈云的批示，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
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推动下，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专门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陈云出席会议。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针对有人提出在《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74]全会还决定，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二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十月四日，陈云就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开好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同中央纪委常委谈话。强调：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加上目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纪律检查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必须重视执政条件下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谈话结束后，他笑着把大家送到门口，握着中央纪委当时唯一的女常委刘丽英的手，风趣地说：“你是我们中纪委常委中唯一的穆桂英。”[75]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央领导人里面，对推进干部年轻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陈云是讲得比较多的，而且提出许多尖锐的富有远见的指导性意见。但这时，身体原来就很弱的陈云，已进入八十高龄，只能在一些大事上提醒大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具体地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这些只能靠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抓。七年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时，就一再诚恳地表示，自己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只能做自己认为最必要的事，更多的事情要靠年轻一些的同志来做。在中共十二大上，他又说：“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有些老同志暂时还要留在第一线。但是，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主要的精力也不应该再用来处理日常的繁重工作，而应该用来搞好传帮带，在重大问题上出出主意，把把关。”[76]陈云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几乎都出了主意，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77]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的失误，请求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78]
陈云出席了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一九八〇年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他说：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小平同志在内，我也在内，都是很拥护的，认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后来，在一九八三年三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提过九条意见，是好意，是对胡耀邦善意的帮助，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是希望他改正。对于书记处，我们要爱护，我们都老了，需要年轻人来干。“我看耀邦同志可能没有注意、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第二点，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陈云说：在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我都讲过一些意见。后来，我觉得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不一定好，又提醒过耀邦。“我说，你要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都拿本子在书记处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你讲一讲就通过了。这个工作方法太简单了。”我建议书记处要改变工作方法，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要准备好方案，而且要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方案。陈云还联系他在六十年代做调查研究的经验，指出：调查研究很需要。胡耀邦注意调查研究工作，但我觉得他调查研究的方法不妥当。调查研究方法，我看不是什么一个部一个部、一百多个部那样搞法。胡耀邦经常到外面去调查研究，一个礼拜跑二十二个县，这是报纸上登的。“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坐汽车呜呜走一圈就是了。”
第三点，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陈云说：“政治局常委里面，你是总书记啊，第一把手啊，名字排在剑英和小平同志前面，你工作不努力？不好这样说。我跟薄一波讲过，常委不常开会。”杨尚昆插话说：“党章上规定常委会是由总书记来召集的。”陈云说：以后要立个规矩，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第四点，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陈云说：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79]
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胡耀邦提出的这些批评，是严肃认真的，也是语重心长的。
按照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举行。这一年，陈云八十二岁，邓小平八十三岁，李先念七十八岁。在这以前的一九八六年十月，陈云已同邓小平、李先念共同商定，在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这件事提出来以后，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宋任穷回忆：“后来，经过反复酝酿，才议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80]
【注释】
[1]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邓小平的插话记录，1981年7月2日。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3]陈云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80年1月8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
[5]陈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稿上的批语，1980年7月30日。
[6]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2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300页。
[7]陈云给陆定一的信，手稿，1981年3月29日。
[8]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81年6月29日。
[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7页。
[10]陈云给邓小平的信，1981年5月25日。
[11]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2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1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85、38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1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
[17]陈云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81年9月28日。
[18]陈云办公室给曾志的信，1981年10月28日。
[19]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电话记录，1981年11月23日。
[20]陈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月13日。
[21]“三种人”是陈云当时概括的，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派性骨干分子（后改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22]陈云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1982年1月18日。
[23]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82年7月30日。
[2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25]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7月30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页。
[26]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新的中央委员会体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见198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27]曾建徽《新老交替，继往开来》，见198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28]陈云给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副校长蒋南翔的信，1983年2月25日。
[29]陈云同王震的谈话记录，1982年6月26日。
[30]陈云同王震的谈话记录，1982年9月23日。
[31]王震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常委的信，1982年12月8日。
[32]陈云在王震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常委信上的批语，1982年12月18日。
[33]陈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2月12日。
[34]陈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1月25日。
[35]陈云的一个批语，1983年1月3日。
[36]陈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份会议文件上的批语，1982年11月25日。
[3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38]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3年6月30日。
[39]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1979年1月4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40]《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七九年的主要工作和一九八〇年的中心任务》，1980年1月25日。见《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3页。
[4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359页。
[43]《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4]《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45]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1982年2月11日—13日。
[46]陈云在中央纪委信访室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1月5日。1986年，经陈云同意，在出版《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时，将这一批语的文字修改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4页。
[4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2-1093页。
[48]陈云在中央纪委办公厅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2月11日。
[49]陈云在中共七机部党组关于讨论“中央紧急通知”报告上的批语，1982年1月30日。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
[5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52]陈云在新华社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2年7月5日。
[53]陈云对刘澜涛1982年2月22日信的批示，1982年2月24日。
[54]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工作的报告》，1983年7月25日。见1983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55]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82年9月9日。
[5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3页。
[5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58]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2年12月31日。
[59]陈云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上的批语，1983年12月29日。
[60]陈云给邓小平的信及邓小平的批语，1983年12月29日。
[6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6页。
[62]陈云在中央纪委《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稿上的批语，1984年10月17日。
[6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339页。
[64]《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
[65]《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66]陈云在《中央纪委关于不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上的批语，1985年4月3日。
[67]陈云在新华社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85年4月19日。
[6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348页。
[69]《陈云同志最近对人民日报的一些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1981年1月26日。
[7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352、353页。
[7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356页。
[72]访问赵天元的谈话记录，2003年9月9日。
[73]陈云对中央纪委办公厅一份简报的批语，1986年1月22日。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75]1986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7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7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195页。
[78]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1987年1月16日。见198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79]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7年1月16日。
[80]《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