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晚年岁月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充满金秋时节的欢快气氛。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陈云作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参加这一历史性盛会。
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并且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在大会召开前一个多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1]
中共中央向十三大提交的政治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文件，是十月二十日经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这是陈云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
中共十三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等文件；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卸下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重担，与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
十三大闭幕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继邓小平之后，当选为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宋任穷当选为副主任。
当日下午，陈云列席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同上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相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从七十六点六岁减为六十三点六岁，下降十三岁；政治局成员（包括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从七十点七岁减为六十四点一岁，下降六点六岁；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书记和候补书记）的平均年龄从六十二点三岁减为五十六点四岁，下降五点九岁。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年轻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后，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意义重大的一步》，其中引用的四句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前两句出自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一首七绝，后两句出自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
社论所引用的这几句诗，都是陈云所喜爱的。陈云进入八十岁后，为了锻炼身体和陶冶性情，经常站着悬腕用毛笔练大字，练到九十岁。李商隐、郑板桥的这几句诗，都是他喜欢写的。在写“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时，他在条幅上补写了这样一句：“后来居上第三梯队”。并注明：“陈云时年八十”，隐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也表达他对年轻一代领导人的殷切期望。
陈云的题词。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高度赞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说：“新的比较年轻的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改革干部制度，积极培养、选拔新干部，使一大批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年轻干部茁壮成长的结果。在这方面，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论还指出：“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以及其他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退出来，但是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确立的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依然存在。他们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今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他们仍将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这件事是怎样提出并初步确定的？
一年前，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定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北京召开十三大。六中全会刚开完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三位同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曾长期并肩战斗的战友相继去世。十月三日，韩先楚与世长辞。陈云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对韩先楚亲属表示：“先楚早逝，我深为悲痛。”十月七日和二十二日，刘伯承、叶剑英又先后逝世，陈云也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
参加叶剑英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即十月三十日上午十时，邓小平、李先念来到陈云住地，三位老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此时，邓小平八十二岁，陈云八十一岁，李先念七十七岁。邓小平和李先念落座后，陈云示意身边工作人员离开办公室。警卫员后来回忆：“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去，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正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冲我说：‘烟，拿烟。’我赶忙出来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他匆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已拆封的硬盒十支装‘熊猫’牌香烟，我接过来边走边打开烟盒盖，还拿进去两个烟灰缸和两盒火柴，我知道李主席不抽烟，但又不好意思只给邓小平一个人放。陈云说：‘李主席不用烟灰缸。’我就只放了一个烟灰缸，把烟交给邓小平就关上门出来了。谈话结束后，听到电铃声，我快速进办公室，李主席已从座位上站起来，三位老人又谈了一会儿话。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说明邓小平在八十分钟内抽完了六支香烟。”[2]中共十三大召开的前几天，陈云讲了这次谈话的中心内容：
“去年十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3]
由于中央不同意他们“全退”，因此“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三位老人只好接受中央要求他们只退出中央第一线领导岗位的决定，采取了“半退”的方式。后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年龄这么大了，为了国家更稳定，需要交班。现在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持新的领导班子，不干扰他们的工作。不仅我自己，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同志也这样。这是我们全党的广泛意志。”[4]他还说：“我、陈云、李先念，本来准备全退，就是什么职务也不担任。大家都不赞成，就改成半退。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像彭真同志、邓大姐他们，都全退。我、陈云、李先念离开政治局，当然也离开政治局常委会。我现在名义上还担任军委主席，但是过一个时期连这项工作也退下来。我们十三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作了实际的安排。”[5]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交谈。
中共十三大以后，“半退”的陈云，更加注意采取“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这种工作方式。邓小平也是这样。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八十一岁的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尼克松问他：“你的同事们告诉我，你身体很好，还下海游泳，我真羡慕你。如果你有时间，可写一本书，谈谈如何保持身体健康。”邓小平回答：“没有别的秘诀，主要是两条：一是乐观，二是少办事。无忧无虑，又少办事，身体总会好的。现在在国内我算是一个最闲的人，事情由别人做嘛。”[6]
陈云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
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第一线后，陈云一如既往，积极支持比较年轻的中央领导成员工作，并且注意提醒他们要在实践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用它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还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七月三日，陈云同薄一波谈了一次话。他说：最近看到胡启立传达赵紫阳出访东欧前的几次讲话，感到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赵紫阳讲‘计划经济是战时经济’”，“这话也对，也不完全对”。另一个是，“赵紫阳讲‘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这话也不完全对”，“我们是学了苏联之后，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陈云举例说：“那时苏联驻华大使叫库兹涅佐夫，我问他，你们对资本家怎么办？他说，扫地出门。我对他说，我们对资本家是给定息的办法。他回答说，列宁主义里没有讲这个问题。”由此，陈云想到赵紫阳在讲话中强调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他说：“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7]讲到这里，陈云强调指出：在“决不”两个字下面要加上着重号。还说：现在赵紫阳“身负重任”，“应该有这个自觉”。他建议赵紫阳要带头学点哲学，请薄一波把他这些意见转达给赵紫阳。
七月十七日上午，陈云同赵紫阳作了一次长谈。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八十四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
“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云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倡学习哲学讲起，谈到学习的方法和自己从学习哲学中得到的启示，他说：
“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我过去说过，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因此，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驳倒错误意见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
最后，陈云谈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哲学的紧迫性，他指出：“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他以自身的体会对新的中央领导成员提出希望：
“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8]
陈云这次谈话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是有明显针对性的。谈过后心情也没有轻松下来，他明显地感到有些累了。当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日记里写道：“七月十七日，上午十点开始，他与赵紫阳谈话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中午他躺了二十分钟未睡着，这已是连续一个星期午睡未睡着了，这两天晚上也都只睡五个多小时，昨晚睡五个小时十五分，起夜两次。今天下午起床后，他说感到有点累了。”[9]
十二月十八日，陈云又同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谈话。陈云说：赵紫阳出访东欧前，有一次你传达他的讲话，说里头没有一个字是你自己的，都是赵紫阳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赵紫阳讲“计划经济是战时经济”的问题。可不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〇年十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我们又打了三年仗。”陈云进一步解释说：“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在这期间，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冻结我国在美国银行的全部存款，幸好我们代表团事先得到消息，在银行即将关门的时候，赶去提出了全部余款。那时，我国在国外不能存外汇，人家不给户头，只能委托匈牙利以他们的名义去存。”“还有，湖广债券问题，美国经常有人提起，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还有人公然向法院起诉，要我们赔偿二亿多美元，后来经过打官司，到一九八六年美国法院以对该案‘无权管辖’为由，驳回了原告起诉，了结了这起案件。”“中英历史遗留下来的资产问题，也是到一九八七年才解决。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我国付给英国二千多万英镑，英国付给我国三百八十万美元。”另一个问题是，“说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陈云表示：“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学美国行吗，学英国、法国行吗？当然不行，只能结合中国实际向苏联学习，没有别的选择。而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也就多起来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举办了广交会。”说到这里，陈云诚恳地对胡启立说：“你传达的缺点和毛病，是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胡启立说：“感谢陈老的提醒。”陈云说：“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是战时经济，都是这个问题。”
接着，陈云谈到胡耀邦，说：你可能记得，一九八一年我发表过一个意见，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亿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一九八三年我又提出来，我们的几百吨黄金是怎么来的？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国际货币动荡很厉害，我对李先念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倒贴利息，还不如买点黄金。我们现在储备的大部分黄金就是这样来的。我还讲，中国这么大，有这么一点黄金储备，不算多，是必需的。但是，胡耀邦对这些外汇，还有黄金，“觉得烫手”，不知怎么办才好。结果，大力提倡高消费，大量进口消费品，还号召穿西装。这是他不懂经济的表现。
胡启立说：“陈老讲得很中肯，对我的教育也很深。”
陈云说：“胡耀邦没有弄通哲学，并不是说他没有读过哲学的书，但是他没有弄通。”陈云建议胡启立要学好哲学，并说：“学了哲学，脑袋会更加灵光。”[10]临别时，陈云送给胡启立两本哲学书籍，一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
这两本书，是陈云自己花钱，让身边工作人员跑遍北京的各大新华书店，最后在人民出版社买到的。他买了很多套，分别送给中央领导人。书送出去后，陈云又分别给有些领导人打电话，要求他们认真学习。给姚依林的电话，是九月四日晚上九点多钟打过去的。陈云问：“送你的哲学书和字收到了没有？”姚依林回答收到了，并表示感谢陈云的关心。陈云说的“字”，是指他写给姚依林的一张条幅，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幅字讲的也是尊重实践、求真务实的哲学道理。电话最后，陈云还不忘提醒姚依林一句：“好嘛，还要读书啊！”
陈云提倡学哲学这件事，在中央领导人脑海中留下很深印象。宋平曾回忆道：“一九八七年初，中央调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陈云同志特意送我两本哲学书，叮嘱我好好学习哲学。”“几十年来，特别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陈云同志总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对于我们党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国内任务繁重艰巨的情况下，处理好各种矛盾和问题，提高领导水平，是大有裨益的。”[11]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这天上午，李鹏和胡启立到陈云住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他祝贺春节。
李鹏向陈云汇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最近工作。这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国务院开会讨论经济形势，国家计委等几个综合部门强烈地提出当前经济生活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大幅度上涨，稳定物价成为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如果所有涨价因素全部出台，各方面都承受不了。二十五日，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批评综合部门“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提出“消费价提高，我们就给城市居民以补偿，这样做，连锁反应就不会大”。[12]二月六日，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纪要写道：“进一步稳定经济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而不是消极的方针。”“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李鹏向陈云汇报说：“这一段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讨论了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定今年的工作方针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物价问题，要靠改革和发展生产来解决好这一问题。”这时，经济局势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明朗。陈云手指双肩，对李鹏和胡启立说：“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你们重任在肩。”李鹏表示：“我们都是新兵，希望陈云同志经常给我们指点、帮助，提出批评和意见。”陈云说：“你们年轻，有希望。工作可以搞得好，应该搞得好。”[13]
这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陈云在三月十三日来到杭州休养。由于北京空气比较干燥，南方气候比较湿润，按照医疗专家的建议，到南方休养，对治疗陈云的气管炎和皮肤痒有好处。所以，晚年的陈云每年冬季都要到南方住一段时间。
这次休养期间，陈云想得较多的，是经济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和领导干部思想方法等问题。回北京前，他于五月十二日上午同前来看望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浙江省省长沈祖伦、中顾委委员铁瑛、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吴仁源、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黎靖等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时浙江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千元。在谈话中，陈云除了肯定浙江的工作外，针对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言论，着重谈了他对粮食问题的忧虑。他说：
“一九八四年粮食丰收，有些人认为粮食过关了。我们这些人在世时，粮食过不了关。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要爬两个台阶[14]不容易。中国的粮食是平平丰、平平灾、平平平，以丰补歉。一九八五年我敲了敲警钟，‘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粮食也很难过关。”
陈云又提到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学哲学，他说：“我劝你们一件事，领导干部要学点哲学。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还是要抽点时间学习。学习时不要急急忙忙联系实际。你们接触实际多，自然就会联系起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谈到工作方法，陈云要求大家：“领导干部身负重任，要善于听不同意见，不同意见里面也会有合理的部分。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当一点，可以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稳当一点的损失大。”他说：“有人在报上批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得摸着石头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我没有放弃。”[15]
五月十五日，陈云从杭州回到北京。从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陈云又相继同姚依林、李鹏、赵紫阳、田纪云、薄一波、李先念等谈话，就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其中，对价格、工资改革以及其他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陈云给予了更多关注。
我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很大负担。要轻装前进，物价关是绕不过去的，尽管有不小风险，但非解决不可。陈云不反对物价改革，但因为问题复杂，主张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他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他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上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16]在过了十年以后，陈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一九九〇年六月六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17]
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赵紫阳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四月二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赵紫阳又说：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
五月十八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一九八四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18]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五月二十八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19]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既绕不过去，也不能再拖，但有风险，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个初步方案，经八月五日至九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在这期间，八月十六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酒井新二。他对客人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今后五年，将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
这时，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一九八八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一九八七年已上涨百分之七点三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七月份已达到百分之十九点三，大大超过百分之十的设想。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面对这种物价猛涨、人心极为不安的严重局面，八月三十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说：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目前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20]
九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21]据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回忆：“赵紫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开始没有作一句自我批评，李鹏、姚依林提了意见后，加了一句：‘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22]
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种严重状况，十月八日上午，陈云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陈云首先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以往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加了“西方”两个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是行不通的。这是他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的批评。他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道路。
接着，陈云就当前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
第一，还是粮食问题。他说：
“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
“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
“对乡镇企业要做些调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第二，陈云指出目前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谈到农业，陈云认为：“种田必须养地”。但是，“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谈到工交企业，他提醒道：
“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第三，陈云再次强调他历来的主张：中央必须有权威。他说：
“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说起各行其是的现象，陈云举例说：“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去盖楼堂馆所，真是怪事。”
第四，陈云又再次强调财政平衡，重申“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他说：
“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
“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第五，陈云指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过的办法。他说：
“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他举例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赶上蒋介石统治的二十二年。从“一五”计划开始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
陈云接着说：
“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
“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说过，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第六，陈云重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第七，金融问题。陈云认为：为保证市场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不然不得人心。他提醒说：
“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他还提出：“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第八，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问题。陈云指出：“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23]
这是陈云晚年对经济工作一次比较全面的谈话，其内容是他晚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一直关注的几个问题。为了准备这次谈话，他作了较长时间的考虑，并写好讲话提纲。在谈的时候，他一边念稿子，一边讲解。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可见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焦虑和对这次谈话的极端重视。
赵紫阳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议一下。十月十二日，他在印发这个谈话时写道：“陈云同志在十月八日就经济工作向我作了一些重要谈话。现印发政治局常委会议各同志。”这次谈话，在中央领导层引起很大的反响。
对人民群众“吃”的问题，陈云一向看得很重。
一九八三年七月实施食品卫生法后，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得到加强，但存在的问题仍不少，主要表现为法制观念薄弱，有的食品污染严重，食品中掺假掺杂、以劣充好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陈云接见几位食品工作者，听取我国食品生产和研究情况的汇报，并应他们的请求题词：“民以食为天，向人民提供营养、卫生、方便、实惠的食品，有利四化建设。”[24]八月十七日，在全国贯彻食品卫生法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传达了陈云这个意见，并把它作为“食品卫生工作的方针”。一九八八年，陈云又为《吃的选择》一书题词：“民以食为天，人民吃的如何是关系国运昌盛的大事。”[25]
由于陈云多次强调“民以食为天”并关心食品卫生，有的记者便询问于若木：“您是陈云同志的夫人，给我们介绍一下陈云同志的饮食习惯好吗？”于若木说：“能不能自己控制饮食，是需要毅力的。陈云同志从来不吃零食，三顿饭定时定量。他很注意总的热量平衡，各种食物之间合适的比例，主食与副食、多种副食之间的合理搭配。他做到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对老年人的保健是极为重要的。”[26]
人们的生活环境，也是陈云十分关心的问题。
八月二十五日，陈云为纪念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创十五周年题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题词写完刚过两天，陈云便看到两份内部材料，反映我国某些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一份材料是新华社简报上登载的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报告《“卫星看不见的城市”》；另一份材料是人民日报社简报上登载的《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
新华社那份材料里写道：本溪地处群山环抱之中，是一个生产钢铁、煤炭、水泥为主的重工业城市，在面积狭小的四十三点二平方公里的城区内，分布着四百二十家工厂，烟尘污染成为主要危害。全市经常处于烟雾弥漫、灰尘扑面、毒气熏人的情形之中，每年约有一半的时间大气能见度只有三十至五十米。由于大气污染，本溪成为世界上很少几个“卫星看不见的城市”。人们呼吁：救救本溪！
看完这两份材料，陈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当即给赵紫阳、李鹏、姚依林写了一封信，说：
“这两份材料你们那里也有，现送去请再看看。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27]
陈云要求：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在一次讲话中传达了陈云的这三点意见，并表示：“陈云同志的意见，言简意深，符合国情，切中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要害。”还说：“要认真落实陈云同志的指示，就必须正视我国目前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28]
根据陈云的指示，宋健于九月下旬在本溪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督促检查本溪市污染治理方案的实施。随后，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宋健又相继批示，决定拨给本溪市七千四百万元污染治理资金和部分政策资金，并将本溪作为全国治理污染试点城市。年底，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关于治理本溪市环境污染的决定》。本溪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逐步有效地开展起来。
一九八九年的春节，陈云是在水光潋滟、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度过的。他是上年十月十日来到这里的。二月三日，他参加浙江省和杭州市举办的春节联欢会，欣赏了评弹节目。这是陈云晚年第一次在外地过春节。
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却很不平静。国际上，东欧和苏联相继发生政治动荡。在国内，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街头制造骚乱。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三月八日起在拉萨实行戒严。接着，首都北京开始出现政治动乱。在西安、长沙等地也发生严重打、砸、抢、烧的事件。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五月四日，刚刚出访朝鲜回国的赵紫阳却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反对动乱的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公开暴露了中央内部的分歧。本来已趋平稳的局势骤然逆转，动乱转向激化。
北京局势的发展，使陈云再也无心在杭州休养了。五月七日，他返回北京。
五月十六日晚，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听取几天来北京事态发展的汇报，研究需要采取的措施。会上，多数常委不同意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十七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止动乱问题。邓小平出席会议，支持多数常委的意见。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会后，赵紫阳要求辞职，受到严厉批评。
五月十九日上午，李先念、杨尚昆受邓小平委托来到陈云住地，向陈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以及戒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云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说：“北京定，天下定。”[29]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五月十九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赵紫阳称病拒绝出席大会。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指出：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了全国许多城市。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第二天，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当天上午，陈云前往邓小平住地，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问题的根子出在党中央，是在中央内部。党内有两个司令部。中央处理这个问题，发表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让不让步？不能再让步了。如果再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陈云在会上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央必须采取的措施。会后，陈云在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和二十四日上午，连续找一些老干部和老将军谈话。在二十三日上午谈完话后，陈云改变晚年因体弱一般不在下午谈话的习惯，又同薄一波谈话，提议召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陈云说：“这个局面不能再退，没有余地了。要拥护邓小平，拥护中央常委。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要肯定。如果说这个社论少了一点，就是少讲了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老同志不出来讲话不行了。事情就是这样简单。”[30]薄一波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五月二十六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指示精神，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了两点意见：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31]
出席会议的中顾委常委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果断措施。第二天，全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
五月二十七日，李先念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也就制止动乱问题发表了讲话。
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变本加厉地组织各种非法活动，在某些地区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局势还有继续蔓延的危险。六月四日，中央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秩序，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胜利前进。
在平息这场政治风波的过程中，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老干部当时感叹地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陈云同志讲话本身，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想，我们党的历史上会写这一笔。”[32]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认为：“在这场斗争中，小平、陈云、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中央常委多数同志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3]不久，邓小平讲到自己和陈云等老同志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中的作用时表示：“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好在有我和一些老同志在，处理不难。”[34]邓小平后来还说：“迅速解决动乱，取得安定的环境，这个决心我们下对了。不然，总在示威，每个角落天天在闹，死的人不知会有多少，十年发展的成果就不见了，局面没有人能收拾。我们能收拾这个局面的，我是其中一个，还有一批老的革命家。”[35]
这场政治风波平息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起草出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于六月八日分送中央领导人审阅和修改。当天，陈云审阅了这份报告，并作了以下批示：“同意。对于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赵紫阳同志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赵紫阳同志长期重用一批有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倡导改革开放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不是赵紫阳同志。以上意见，请考虑。”[36]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召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月二十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薄一波和其他与会的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并对赵紫阳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他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免去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赞同和支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各项决定，表示要全力支持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
这场政治风波平息以后，在党员重新登记问题上，陈云主张对在动乱期间犯错误并作了检讨的中顾委的几位委员从宽处理。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同薄一波、宋任穷谈话时说：“我反复考虑，在这次党员重新登记时，应该允许他们登记。”为什么要这样做？陈云讲了三条理由。
一是：“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二是：“一九八九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三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李立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们撤销了赵紫阳同志的党内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对于胡启立同志，仍然保留中央委员。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现在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37]
薄一波、宋任穷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薄一波说：“在七大时，对几位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博古，也没有给什么处理。”陈云说：“对，还是中委。”[38]
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陈云写信给薄一波、宋任穷并中顾委各常委，说：“如果大家同意上述意见，请以中顾委名义，报请中央常委审定。”陈云的意见，得到中顾委常委“一致同意”和中央常委“完全同意”。中顾委常委认为：陈云“站得高、看得远”，“所谈意见深刻体现了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地慎重处理党内政治问题的优良传统”。“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大局的稳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9]
这场政治风波平息后，陈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今后还会不会再发生动乱，如何避免发生这样的动乱。他认为：从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十年多。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以及在这之后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正确的。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在执行中走了样”，“党及时揭露他们的严重错误，是完全必要的”。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当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陈云认为：在经济工作方面，赵紫阳在所谓“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口号下，中央下放的权力过多，削弱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并说：“现在的中央财政是要饭财政，这个局面不改变，迟早要出问题。”[40]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陈云同姚依林谈话。他对姚依林是很信任的，谈话一开始就坦率地说：“我要对你作点批评，同意物价连涨五年。”“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影响面大，不仅在城市，而且波及农村。”姚依林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说：物价实际上是经济的综合反映。前几年中央财政亏空很大，有相当部分是靠吃老本，靠打赤字和大量发票子来支持的。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中央掌握的外汇只占全国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省市自治区一级支配外汇的比重也在下降。为了克服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存在的过于分散的现象，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姚依林提出以下设想：第一，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为“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制度；第二，将财政包干体制改为分税制；第三，中央和地方、企业的外汇收入分成，由现在的倒四六开改为正四六开；第四，中央银行要垂直领导，现在各省实际上都在支钱，因为党票在那里。陈云同意这个设想，强调应该更彻底一点，因为“中央可以救地方，地方救不了中央”。[41]
八月十四日，陈云看到新华社简报上刊登的香港《经济日报》一篇述评。这篇述评说：“大陆业已形成‘诸侯经济’格局颇令人们担忧。”“频频告急的‘财贸大战’，诸如‘黄麻大战’、‘茶叶大战’、‘蚕茧大战’，偏偏发源于行政区域交界地带。”述评还说：“中央各项宏观控制措施每每半途而废，令行不止，并非皆出自决策者的失误。”当天，陈云将这份简报批送江泽民、李鹏、姚依林参阅。
八月十六日，陈云同江泽民谈话。江泽民向陈云通报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抓的几项工作，包括近期要做的群众关心的七件事情[42]。陈云表示：“我都赞成。”接着，陈云又谈到他所关心的经济生活中分散过多的问题。他强调说：“现在是‘四十四路诸侯，千百万藩王’，太分散了。这种局面只能是：皆大小欢喜（既小又暂时的）。”陈云说：“一九八八年八九月间，我们曾经计划在五年内物价和工资每年都提高百分之十。我们是物资缺乏的国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发生抢购、提款风潮。这是这次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反革命分子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煽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反对我们的党和政府。现在物价上升幅度减慢，是靠财政补贴来取得的。物价猛涨的危险，并没有过去。”[43]江泽民表示，陈云所谈的意见很重要，准备先在中央常委里做些酝酿，然后研究如何贯彻。
交谈中，江泽民还谈到陈云向他提出的电视剧《陈云出川》的问题。这年夏天，陈云听说电视台正在放映一部《陈云出川》的片子，描写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泸定会议决定派陈云前往上海重建白区党组织的沿途情景。陈云要来剧本读了一遍，然后给江泽民并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说：“这部片子的编制，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我的这一段经历是很平常的，不值得作这样的宣传。而且，当时分路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的，除我以外，还有潘汉年、朱阿根、罗明等人。剧中很多内容是虚构的，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流传开来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为此，请中央把我的这封信批转有关部门，今后不要再放映《陈云出川》这部片子了。”[44]江泽民说陈云给中央政治局的信已经看到了，他已批印政治局各同志传阅，电视剧也已停止播出。江泽民说：我还准备在下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一下：“今后涉及反映中央领导的影视等文学作品，要事先报送中央及领导同志本人审阅。”[45]
邓小平赞成陈云指出的经济生活中存在分散过多的问题。九月四日，他在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46]
对当时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陈云也极为关注。九月八日，他同新当选的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看待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陈云说：“今天同你讲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接着，陈云问李瑞环：列宁论帝国主义中讲的有哪五大特点？不等到回答，陈云就说：“概括地讲，就是从自由经济到垄断经济，从工业垄断到金融垄断，形成财政寡头，然后是资本输出，分割殖民地，最后就要打仗。”陈云说：列宁写这篇著作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战争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却引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陈云在分析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中外历史进程后，要求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
“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47]
他最后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九月十四日，陈云同薄一波、宋任穷谈话，提出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讲到他同李瑞环的谈话。随后，陈云给中顾委常委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要在中顾委提倡学哲学。他说，目的有两个：“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48]随信送去他同中央领导人的两次谈话记录。九月二十七日，中顾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落实陈云关于组织中顾委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并作出具体的安排。
这年十月一日，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这天晚上，陈云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群众庆祝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见到中外各界许多老朋友，尤其令他兴奋的是，又见到几年不见的苏中友协副主席、苏联前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都对这年五月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宣布的，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表示由衷高兴。
国庆节后，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针对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问题，尖锐地指出：当前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现有国力和社会生产能力已支撑不了庞大的建设规模和严重膨胀的社会消费需求。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是正确的。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如果经济长期陷于困境，政治就稳定不住，社会也安定不了。因此，全会决定，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努力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逐步减少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基本转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全会还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由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以前，八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委托杨尚昆、王震到陈云住地，就他退下来的问题征求陈云意见。陈云表示赞成，并说：“退下来可以多活几年。只要人在，随时可以讲话。”[49]在这次有中顾委委员列席的中央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九月四日同江泽民等的谈话记录，其中谈到邓小平同陈云商议过的意见：“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50]
国庆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后，陈云再度到杭州休养。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杭州。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农历春节即将来临。这天上午，李泽民等浙江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以及在杭州的中顾委委员铁瑛、李丰平，来到陈云住处——西子宾馆二号楼，向陈云拜年。陈云很高兴，同大家合影后，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谈话一开始，陈云拿出事先写好的十五字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送给李泽民。他对李泽民说：“这十五个字我是不轻易送人的。”李泽民说：“陈云同志的这十五个字，不光是送给我的，也是送给我们省委全体常委的。这是陈云同志对我们的期望。”接着，陈云对这十五个字作了详细解释。他说：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的题词。
解释完后，陈云又对这十五个字作了概括，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接着，陈云问李泽民：“你们开始学哲学没有？”李泽民回答：“从一月份开始学。中顾委发的陈云同志的三个讲话，我们常委都学了。”
越到晚年，陈云越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这也是他自己的一生领导经验的重要传授。他提出的并反复阐释、反复向高级干部宣传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字箴言，是自己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思想的最深切的体会。可以说，学会并善于运用这十五个字，也就掌握住了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要言妙道”。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还谈到调查研究的方法，他说：我还有一个意见，请你们考虑，就是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李丰平说：“要下去蹲点，交知心朋友。现在有些人下去搞调查，走马观花，一天走好几个县。”
陈云建议：“后一种调查研究，你们浙江可以试一试。你们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军队也可以这样做。”
谈话结束，当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向陈云告别时，陈云握着他们的手，强调说：
陈云在杭州云栖。
“军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一定要坚决执行。去年解决北京天安门的事，没有军队不行。一定要把军队建设好。”[51]
四月初，陈云看到新华社反映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材料，深感不安。他从杭州写信给江泽民，指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52]
江泽民收到陈云的信后，将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杨尚昆、万里、薄一波传阅，还在批示中说：“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确实需要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和警觉，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否则会酿成严重后果。”[53]
四月二十八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这以后，陈云的休养地点，改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上海。
陈云回北京后，看到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光斗给他的一封信，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告知，您十分关心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嘱送呈拙文《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请指正。并说，该文是他与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陈志恺合写的。
张光斗在信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也是人民生活和工业的命脉。我国水资源紧缺，华北、西北、东北都缺水，农业时遇干旱，北京、天津、太原、大同、青岛、大连等几十个城市缺水，工农业争水现象已很突出，形成水源危机。南方水量较多，但城市和工业也缺水，农业也遇干旱。此外，水源污染也十分严重。必须抓紧水源建设。宁未雨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在谈到我国水利经济政策问题时，张光斗说：现在水源建设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投资，低偿或无偿供水，既难于筹集资金进行水源建设，促进节约用水，也不利于水源工程的管理。他呼吁：一、把水利列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与能源、交通等并列。二、调整水利经济政策，把水源建设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办理，谁用水谁负担费用。此项改革关系重大，必须有妥善办法，但势在必行。信的最后说：“您老对我国经济建设，运筹帷幄，恳请大力支持。”[54]
看完张光斗的信和他与陈志恺合写的文章，陈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早在五十年代，陈云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时，就十分关心我国的水资源建设，提出过不少重要意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写信给李先念、姚依林，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水资源问题和工业污染问题，要求有关经济研究机构或有关单位收集材料，准备意见，以便讨论。现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他将张光斗的信和文章批给江泽民、李鹏、宋健传阅，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55]
陈云同时又复信张光斗，说：“你一月八日的信及《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我已仔细读过，复信迟了，请见谅。你和陈志恺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我已转请中央领导同志考虑。”[56]
江泽民看完陈云的批语和送来的材料后，十分赞同，立即批给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说：“在考虑‘八五’计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应该未雨绸缪。”[57]根据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制订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时，将水资源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六月六日，也就是陈云批送张光斗信的同一天，江泽民来看望陈云。交谈中，陈云谈到三个问题：一是，从国内外发展的情况来看，要从根本上取消国家财政补贴是不可能的。“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现在中央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关键是要抓落实”。三是，“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你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紧急事情要处理。但是，如果对来访者都要安排你们去会见，恐怕谁也受不了；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58]
九月十日，李鹏来看望陈云。李鹏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经济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省长参加。主要内容是，讨论实行分税制，既要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又要集中一点财力。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多，我们想搞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陈云说：我那个时候搞到百分之七十。交谈中，陈云谈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他说：前几年，权力下放过多，这是目前经济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例如，人参出口价已跌到每斤三美元，低于香港某些蔬菜价格。又如，宣布上海浦东为经济开发区之后，全国各地也都纷纷办起开发区来，大家争着宣布各种优惠政策。要克服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中央要集中必要的权力”。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央。他对李鹏说：“你在财政会议上讲，基金会批准权、集资权、彩票发行权，都要收到中央。这句话讲得很对，也非常重要。”陈云还说：“现在财政赤字在不断扩大，应该严重注意。消灭赤字要有一个过程，但总得朝着这个方向走。”“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得失利弊。兴利除弊也是改革。”[59]
这一年，陈云度过了八十五岁生日。从杭州回北京的近半年内，陈云的身体状况继续下降。夏末，他出现明显的心衰迹象，稍微活动后便心率较快，有时连每天坚持的散步也难以保证。经过认真考虑，陈云决定十月以后改到上海休养。
为了确保陈云的身体状况能允许他前往上海，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有关方面的医疗专家对他进行会诊。参加会诊的，有吴阶平、顾英奇、吴蔚然、钱贻简、王新德、沈瑾、蒋景文等。经过检查和会商，多数专家认为：目前陈云宜静不宜动，这个冬天最好不要出去，如果要出去，最好晚几天，等病情稳定一点再走，在这以前要尽量减少活动。陈云本人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在仔细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后，说：“一定要去上海。北京冬天干燥，在北京过冬，身上发痒，睡不好觉，容易感冒，事情会更多。别的都要以去上海为前提。”
专家们只得尊重陈云的决定，研究如何去上海的方案。最终方案中有两点建议：来去上海上下飞机时必须坐轮椅，以节省体力；为外出远行作好准备，近日每天吸两次氧气，以改善心功能状况。专家的建议陈云基本上都接受了。只是对坐轮椅，心里还有些不服。因为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坐过轮椅。用他的话来说：“坐上去就下不来了。”身边工作人员找了一个类似飞机舷梯的地方——地下室的楼梯，进行抬轮椅练习。临去上海前一天，陈云坚持要到地下室的楼梯上走一走，看看自己是否可以不用坐轮椅。大家劝他不要走了，多休息，保持体力。他坚持说：“不，我得亲自去试试，看到底行不行。”试走的结果，陈云上楼梯后心率较快。回到房间，他觉得很累，只好服从安排，同意次日坐轮椅上下飞机。
一九九〇年十月七日，陈云由北京飞赴上海休养，下榻在西郊虹桥迎宾馆一号楼。这里环境幽静，树木常青。他在上海住了七个多月，翌年五月十七日才回北京。这以后，他每年“十一”前后到上海，来年的四五月间返回北京，一直到一九九四年五月。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的时候，陈云准备返回北京，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来看望他。
吴邦国在汇报中说：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势头很好，全市人民正在学习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决心使经济建设上新台阶，浦东开发迈出新步子，深化改革有新思路。目前，浦东开发等各项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陈云听后高兴地说：“上海大有希望。”他还鼓励他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善于总结，按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狠抓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各项工作的落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
交谈中，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黄菊说：“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小平同志、您和先念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和支持，开发开放浦东一定能成功。目前，浦东开发进展很快。许多海外商人、大企业家纷纷前来投资。”陈云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吴邦国接着说：“上海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打的是‘中华牌’，欢迎全国各地前来上海投资。”陈云很有信心地说：“是啊！应该这样。上海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快。”陈云十分关心地问到上海市民的生活情况。吴邦国、黄菊作了详细汇报，包括上海粮食、煤炭、副食品储量充足，市场购销两旺的景象；上海交通道路建设、棚户改造和苏州河治理等工程的进展情况，等等。陈云满意地说：“好！”
谈话间，陈云将自己书写的李商隐的两句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赠送给吴邦国和黄菊。吴邦国、黄菊表示：我们一定不辜负您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勉励和期望，努力把上海工作做好。陈云亲切地说：“就是要雏凤清于老凤声嘛！”[60]
五月二十一日，陈云回到北京后，住在北京医院的李先念病情危重。陈云立刻派身边工作人员前去看望。一个月后，李先念不幸逝世，陈云十分悲痛。邓小平希望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立即应允。
这篇文章是在李先念逝世一个月后发表的。文章首先回忆了他们相识时的情景。接着说：李先念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一九五四年他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陈云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
文章还谈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努力学习和探索新的问题。他说：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为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61]
这是陈云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一九九二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九月下旬，陈云准备动身前往上海休养。二十五日上午，他由于健康原因向江泽民请假，不参加十四大了。当天下午，江泽民回话说：十四大的事情，请陈云同志放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江泽民还谈到，今年他到山东、甘肃考察，在讲话中强调，建设要降点温，就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江泽民很关心陈云的健康，说他已经给上海打了招呼，希望陈云同志在上海安心养病。[62]
中共十四大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顾委是否继续存在，也需要由十四大决定。
前面说到，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谈到他同陈云商量过的意见：到十四大的时候，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一九九二年开春时，离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二月二十三日，陈云在上海同中顾委常委陈丕显谈话。他请陈丕显给薄一波、宋任穷带口信，说：十四大以后“我退下来”。至于薄一波、宋任穷，“他们自己考虑”。“中顾委要不要，也请他们考虑。”[63]陈丕显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穷转达了陈云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薄一波又专门打电话征询陈云的意见，得到的明确回答是：“陈云同志的意见是撤销中顾委。”[64]十月八日，薄一波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确定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考虑。我和任穷都表示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顾委。”[65]
经中顾委常委会决定并报陈云同意以后，薄一波、宋任穷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报告稿说：“十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先后主持下，中顾委根据党章规定的任务，并且按照‘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方针，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报告稿在概述中顾委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发挥的作用后说：“顾问委员会是从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性组织，设立顾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一项创举。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们的党情和国情的。”报告提出：“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在全国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预期的进展；鉴于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十月九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薄一波、宋任穷受陈云委托主持这次会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工作报告》，提请中共十四大审议。
十月十一日，在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外记者就人们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陈云是否参加十四大的问题，向新闻发言人刘忠德提问。新华社记者问：邓小平是否参加党的十四大？刘忠德答：邓小平德高望重，他是这次大会的特邀代表。意大利记者问：邓小平是否接受了作为大会特邀代表的邀请？刘忠德答：邓小平已经接受了邀请。英国记者问：邓小平是不是大会的唯一的特邀代表？刘忠德答：这次大会的特邀代表共有四十六位，他们都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香港记者接着问：陈云是不是特邀代表？刘忠德回答说：陈云是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66]
第二天，新华社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人们从三十一人的名单中看到了邓小平、陈云等的名字。
十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等文件，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在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说：“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十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大会对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1992年11月16日，陈云在上海同江泽民、吴邦国、黄菊、杨德中在一起交谈。
中共十四大以后，陈云过着离休生活。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陈云仍时刻关注着新形势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注意维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
十一月十六日，江泽民、吴邦国、黄菊、杨德中到上海虹桥迎宾馆看望陈云。江泽民谈到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对陈云说：“你是最熟悉市场的。建国初期稳定物价，六十年代回笼货币。”陈云说：“那时发钞票，要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江泽民说：“发钞票是要严格起来，这个权中央要收得高一点。”陈云说：“你讲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讲得对。”接着，陈云问吴邦国：“现在上海商品外销占多少比例？”吴邦国回答说：“外销商品占百分之四十。上海商品出口国家的次序是：日本、美国、欧洲和东南亚。”陈云说：“假冒伪劣商品，缺斤短两的事，干不得。”吴邦国说：“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严格把好关。”陈云又问：“现在上海存煤几个月？”吴邦国答：“三个月。过去最紧张的时候，只有四个小时。”陈云满意地点点头。江泽民说：“前段时间，对军队领导班子作了重大调整，我在军委会议上强调，军队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要坚决反对和克服山头主义。”陈云说：“军队还有地方都不能有山头主义，要搞五湖四海。小平同志健在时，军队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件好事。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不少基层，主要是县以下的，干群关系紧张，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江泽民说：“是的，我们准备专门抓一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陈云说：“看到一些材料反映，现在有些基层上报的数字是虚假的，因为不这样上报，他们就过不了关。这个问题也要注意。”江泽民说：“我们已经吃够了‘大跃进’浮夸风的亏。”[67]
一九九三年春节，陈云是在上海度过的。
五月下旬，在他准备返回北京时，会见了青浦县及练塘镇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他们介绍家乡的情况。当他听到现在练塘喝自来水了，用液化气烧饭，马桶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均收入达到二千零四十五元时，连声说好，还高兴得笑起来。在交谈中，陈云嘱咐他们：“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抓好。有粮吃与要粮吃味道不一样，有粮吃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并且强调：“一定要讲实话，办实事，扎扎实实地把每一项工作做好。”[68]
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鼓舞下，一九九三年全国经济进一步形成蓬勃发展的势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八，财政总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但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也出现某些过热现象，主要表现在：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加快。针对这种状况，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意见。其中包括：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等等。
陈云的题词，时年88岁。
七月十三日，江泽民看望陈云，并向陈云通报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意见下达后的情况。江泽民说：“中央采取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以后，听到的反映是好的。改革开放同宏观调控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宏观调控是错误的，这个观点要扭过来。”这正是陈云一贯的主张。他兴奋地说：“我双手赞成十六条。”还请你们考虑的意见是，“快刀斩乱麻，重病要用重药医”，“应该把中央的财力收回来”，“要防止外国把中国‘苏联化’”。[69]
九月二十九日，陈云赴上海休养。
当一九九四年新春即将来临的时候，二月九日，上海党政负责人吴邦国、黄菊、陈至立、王力平、陈良宇，以及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老同志一起，前往陈云住所向他拜年。
交谈中，吴邦国将上海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向陈云作了汇报，并对以后的工作谈了一些设想。陈云听后满意地说：“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困难，陈云着重强调：必须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他说：
“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陈云还说：
“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交谈中，还谈到中央决定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从当年起实行分税制的问题。实行分税制的目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分税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部分。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发的。陈云很关注这份文件下发后的反应。他对吴邦国、黄菊等说：
“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陈云还提醒说：“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70]
四月六日，陈云从新闻联播中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报道。“希望工程”是一九八九年十月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实施的一项救助工程，通过设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使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机会。陈云立即交代身边工作人员，从他的存款中取出五千元人民币，作为给“希望工程”的捐款，送到基金会。四月八日，这笔捐款送达位于北京后圆恩寺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送去的工作人员转达了陈云的意见：这笔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71]不久，这笔捐款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朱阳关乡、官坡乡和五里川乡十六名因贫困而失学和即将失学的儿童身上。当年十一月，中办国办信访局转来这些儿童写给陈云的感谢信。陈云感叹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72]
除了基础教育，陈云也十分关心革命传统教育。一九九四年一月中旬，陈云收到林彪女儿林晓霖的来信，得知因为林彪问题，四野战史还没有写好，平津战役纪念馆也没有建起来。为此事，陈云专门请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到上海来，对他说：“四野干部开始很神气，林彪出了问题，就抬不起头来。林彪是林彪，要把林彪问题同四野分开。四野战史要抓紧组织撰写，一定要写好。”洪学智提出：“写四野战史，请首长当总顾问，具体事情我们做。”陈云立刻表示同意，并建议由洪学智负责撰写四野战史的工作。还说：“平津战役纪念馆一定要建，地点可以放在天津。”[73]陈云交代洪学智：这两件事，请你向中央军委报告一下。
陈云在北京中南海住所的办公室。
洪学智回京后，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同意陈云的意见，确定由军事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六月三日，江泽民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请示报告，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由陈云、彭真担任总顾问，在四野工作过的老干部当顾问，洪学智担任组长，军事科学院、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承担编写任务，力争三年完成。[74]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天津建立平津战役纪念馆。后来，洪学智回忆说：“陈老住院后，我到医院看望时，他还关切地问起撰写四野战史的进展情况。他老人家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日子里，仍然惦念着撰写战史的工作，我感动得流泪了。”[75]
五月十三日，陈云结束了在上海的休养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时，他还开玩笑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没想到十二天以后，医务人员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时，发现他左肺有轻度炎症，建议住院治疗。陈云对医生提出，能不能在家里治疗。医疗专家告诉他，还是住院治疗好。他只好服从医生的决定。当天吃过晚饭后，他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二二〇病房。
入院以后，陈云的病情始终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总的趋势是呈波浪式地逐渐衰竭。在治疗过程中，当身体恢复得稍好一点时，他曾几次向医疗专家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专家总是回答说，等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才可以回家，但现在不行，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他也只好听从。
这场病，使原本体弱多病的陈云再没能彻底缓过来。他生命的最后三百二十一天，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在住院治疗期间，陈云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他始终信赖医务人员，只要把必须采取某种医疗措施的道理同他讲清楚，他都会高兴地接受，并密切配合治疗。当病情严重的时候，医生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总是说：“还可以。”
住院期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陈云同往常一样，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各半个小时的新闻报道和十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后来由于听力跟不上广播员播音的速度，改成要身边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十一月的一天，陈云与往常一样，在病床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听到中央号召为贫困地区捐赠衣被的消息，便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于若木，要为贫困地区捐赠衣物，并马上去办。陈云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陈云个人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丝棉被和一条床单。过后，陈云听说他捐的被子和床单已经送到贵州省遵义地区一位前志愿军老战士家，高兴地将于若木叫到病床前，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
也是在十一月份，中央文献研究室向陈云办公室提出，明年六月十三日是陈云九十寿辰，是否请示一下陈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画册都已经出版，《陈云》画册是否也可以定稿出版。《陈云》画册在七八年前已经编好，送陈云审阅时，由于他不同意出版，一直压在他的办公室里。身边工作人员向陈云报告了这件事。陈云还是犹豫，说：“不急嘛，等等再说。”过了几天，再去请示，他才勉强表示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定。得到陈云同意后，画册的编辑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陈云在病床上还亲自审阅了画册封面。
不久，中央文献研究室又提出准备在陈云九十寿辰的时候再版《陈云文选》。因为《陈云文选》第一版已经出版了十年，这以后，陈云陆续有新的文稿问世，有关部门也陆续发现一些没有收入《陈云文选》的重要文稿。鉴于这些情况，陈云同意再版他的文选。十二月十七日，他圈阅了再版工作方案。为了方便读者，再版时将三卷文选分别改称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而不是现在的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写报告，提出拟立即着手进行《陈云文选》的增订再版工作，于明年适当时机出版发行。三十一日，胡锦涛批示：“拟同意着手进行增订。报常委各同志审批。”
陈云很看重这三卷文选。在他病重期间，要身边工作人员把文选带去，留在病房里，他还想再看看。拟新增补的三十三篇文稿送来后，陈云在病床上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要身边工作人员将这些文稿读给他听。当听到一九三五年他所写的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准备保持文字原貌收入文选时，他说：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我化名叫“廉臣”，并把红军写为“赤军”。当谈到准备将一九九四年春节期间他同上海市党政负责人的谈话，以《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为题，作为三卷文选最后一篇文稿时，他表示同意，并回忆起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和情景。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九日，陈云在《陈云文选》再版补充文稿送审本上用铅笔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成为他最后一次签名，离他逝世不到三个月。签完字后，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文稿一定要送请中央常委审阅。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分别审阅了补充文稿，都表示完全同意，并相信这三卷文选再版之后，对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思想、理论、政治水平将起重要作用。
就在陈云最后一次签下自己名字的两个星期后，他在病房里迎来了自己的第九十个春天。
一九九五年春节，陈云的病情比较稳定，精神也相对好一些。江泽民和李鹏分别到医院看望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陈云问候。见到陈云精神状态比较好，江泽民简要地谈起当前的形势与工作。陈云听得很认真，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当江泽民等告别时，陈云双手伸出大拇指，说：“谢谢你们。”
其他中央领导人和不少老同志得知陈云精神不错，也都想来看望。陈云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说：大家工作都很忙，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来看过了，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就不要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76]
每当陈云病情稍稍好转一点，他都坚持要下床活动活动，并听听他喜爱的评弹录音。
到了四月初，他已卧床多日，但还想尽可能下床走走。因为不便说话，他给身边工作人员写字条说：“下床散步。”工作人员只好扶着他下床，艰难地走动几步。他还提出，想再听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评弹《闯王进京》。当时北京没有这盘带子，身边工作人员马上给上海有关方面打电话，请他们尽快把这盘带子送来。遗憾的是，没等这盘带子送到，陈云已经离开了人世。
四月九日，陈云听完早新闻后，身边工作人员按照他的意愿又给他播放了评弹录音带，名为《五鼠闹东京》。他静静地听着，神态很安详。
四月十日，清晨五点多钟，北京医院的值班医务人员发现陈云的血压突然下降，并出现混乱性房性心律。他们立即采取了措施。不久，陈云的血压和心律稍有稳定，但仍处于危险阶段。
当天上午，得知陈云病危的宋任穷前来探望。中午，薄一波来到陈云病房，秘书向陈云报告说：一波同志来看望您。陈云抬起头，眼光四处寻找，见到薄一波后，便挥手示意薄一波到他的病床左侧来好说话。因为陈云好几年前右耳几乎失去听力，只有左耳听力还好一些。薄一波来到陈云左侧，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当说到“大家都很想念陈云同志”的时候，陈云微笑着表示谢谢大家。考虑到陈云需要休息，薄一波只停留了一会儿。陈云目送薄一波离开病房。
薄一波走后，陈云安静地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接近下午两点钟，陈云的病情急剧恶化。监视器上的荧光屏显示，血压、脉律急剧下降，随即出现自搏心律，血压曲线迅速地变成一条起伏不大的直线。
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得知陈云病危的消息，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尽管医务人员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抢救，但由于陈云年事已高，又患多种疾病，脏器功能已彻底衰竭。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下午二时零四分，在搏击了九十个春秋以后，陈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对自己的后事，陈云生前曾交代过：“我是赞成火葬的”，“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77]关于丧事从简的意愿，陈云生前也多次向中央作了表达。
遵照陈云的遗愿，他去世的第二天，北京医院的专家们含着悲痛对遗体进行了解剖。他的内脏器官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沉痛宣告陈云逝世的消息，并向国内外发表长篇讣告。讣告说：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78]
讣告对陈云一生的经历作了概述，高度评价了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所建立的永不磨灭的功勋。
四月十七日，陈云遗体在北京火化。为悼念陈云，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所在地、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处，当天下半旗致哀。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医院送别陈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陪同陈云亲属，护送陈云遗体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数千干部群众前往八宝山向陈云遗体告别。
按照陈云家属的愿望，陈云的骨灰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株茂盛的雪松下。
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一万多字的陈云生平的通稿：《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陈云逝世的消息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海内外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评价陈云的历史作用。许多国家、政党和国际组织的首脑给中国领导人发电，对陈云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他们称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开创者之一”[79]，“卓越的经济战略家和社会活动家”[80]，“他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特殊贡献使他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81]。陈云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划时代的领导人”[82]。
陈云去世两个月后，陈云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来临。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陈云文选》（一至三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主持。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出席。
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再一次郑重评价陈云的一生和他所作出的贡献。江泽民说：
“陈云同志是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特别是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新中国建立以后，他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建国初期，他在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金融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和促进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实行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等各项开创性工作中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并为有效地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作出过突出贡献。从五十年代起，陈云同志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过许多重要观点和主张。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根据历史发展的新情况，主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应占的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指出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些观点，当时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的观点，关于‘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观点，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观点，关于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的观点，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观点，关于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一起抓的观点，等等，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
江泽民在谈到陈云对党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时说：
“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等著名的论断，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的座右铭。”
江泽民指出：
“陈云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杰出才能，来自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自实践和群众。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踏实细致地开展工作，并下大的决心一干到底、干出成果，这是陈云同志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他一生注重调查研究，认为领导机关讨论决定重要问题要事先拿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搞调查研究，准备几个方案，反复权衡，慎重决策，同时要求领导干部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认真倾听不同意见。他多次回忆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学习哲学的情形，认为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上才能真正提高，工作上才能不犯大的错误。他从实践的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陈云生前没能看到增补和修订的《陈云文选》一至三卷的再版，也没有看到大型画册《陈云》的出版。但正如江泽民所说：
“新版《陈云文选》三卷本，集中了他的思想和观点，是他长期从事领导工作丰富经验的理论概括，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陈云》画册生动地再现了他的经历、工作和生活。这两部书同时出版发行，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对陈云同志最好的纪念。”
“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83]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终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的传播、生根和发展，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实践，造就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们的名字、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陈云纪念馆序厅里的陈云塑像。
【注释】
[1]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一行时的谈话记录，1987年9月5日。
[2]访问赵天元的谈话记录，2003年9月9日。
[3]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1987年10月19日。
[4]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时的谈话记录，1988年5月15日。
[5]邓小平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时的谈话记录，1988年5月19日。
[6]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记录，1985年9月6日。
[7]陈云同薄一波的谈话记录，1987年7月3日。
[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2页。
[9]访问赵天元的谈话记录，2003年9月9日。
[10]陈云同胡启立的谈话记录，1987年12月18日。
[11]宋平《缅怀陈云同志》，见199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12]房维中《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2004年11月稿。
[13]新华社关于李鹏、胡启立代表中央、国务院向陈云祝贺春节的报道，见198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14]指全国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增长到4000亿公斤，再从4000亿公斤增长到5000亿公斤。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24亿公斤。1988年3月，国务院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粮食生产必须争取达到5000亿公斤，平均每年增产80亿公斤。”
[15]陈云同浙江省负责人薛驹、沈祖伦等的谈话记录，1988年5月12日。
[1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18]陈云同姚依林的谈话记录，1988年5月18日。
[19]陈云同李鹏的谈话记录，1988年5月28日。
[20]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1988年8月30日。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88年9月30日。
[22]房维中《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提要》，2004年3月稿。
[2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367页。
[24]1985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25]陈云这幅题词写于1988年2月28日。12月18日，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举办期间，《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陈云的这幅题词。
[26]《切莫花钱伤身体——关于年节饮食的对话》，见1987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28]198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29]陈云同李先念、杨尚昆的谈话记录，1989年5月19日。
[30]陈云同薄一波的谈话记录，1989年5月23日。
[3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32]刘澜涛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十一次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9年5月26日。
[33]宋任穷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9年6月24日。
[34]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夫妇时的谈话记录，1989年9月16日。
[35]邓小平会见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时的谈话记录，1990年1月18日。
[36]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这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中所犯错误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的批语，1989年6月8日。
[37]陈云给薄一波、宋任穷并中顾委常委各同志的信，1990年5月25日。
[38]陈云同薄一波、宋任穷的谈话记录，1990年5月24日。
[39]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二十次常委会议纪要，1990年6月2日。
[40]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1989年9月8日。
[41]陈云同姚依林的谈话记录，1989年7月23日。
[42]指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
[43]陈云同江泽民的谈话记录，1989年8月16日。
[44]陈云给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89年8月7日。
[45]江泽民在陈云关于电视剧《陈云出川》问题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上的批语，1989年8月9日。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4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
[48]陈云给薄一波、宋任穷并中顾委常委各同志的信，1989年9月16日。
[49]陈云同杨尚昆、王震的谈话记录，1989年8月24日。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5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3页。
[52]陈云给江泽民的信，1990年4月4日。
[53]江泽民对陈云来信的批语，1990年4月24日。
[54]张光斗给陈云的信，1990年1月8日。
[55]陈云对张光斗来信的批语，1990年6月6日。
[56]陈云给张光斗的复信，1990年6月6日。
[57]江泽民对陈云来信的批语，1990年6月10日。
[58]陈云同江泽民的谈话记录，1990年6月6日。
[59]陈云同李鹏的谈话记录，1990年9月10日。
[60]1992年5月2日《人民日报》。
[61]陈云《悼念李先念》，1992年7月21日。见1992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62]陈云办公室电话记录，1992年9月25日。
[63]陈云同陈丕显的谈话记录，1992年2月23日。
[64]陈丕显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92年10月8日上午。
[65]薄一波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92年10月8日下午。
[66]1992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67]陈云同江泽民、吴邦国、黄菊、杨德中的谈话记录，1992年11月16日。
[68]陈云同青浦县及练塘镇党政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93年5月25日。
[69]陈云同江泽民的谈话记录，1993年7月13日。
[7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71]1994年6月8日《人民日报》。
[72]牟信之、陈群等《陈云同志最后的321天》，见1995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73]陈云同洪学智的谈话记录，1994年1月30日。
[74]洪学智在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7月13日。
[75]洪学智《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思念》，见1995年9月8日《人民日报》。
[76]牟信之、陈群等《陈云同志最后的321天》，见1995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77]陈云给杨尚昆的信，1959年2月10日。
[78]1995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79]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给江泽民的电报，1995年4月12日。
[80]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95年4月13日。
[81]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给江泽民的电报，1995年4月13日。
[82]古巴共产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95年4月13日。
[83]199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