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学校监管

在谈及评价的话题时，一部分教师认为，自己好像是工厂里的操作工，学校的领导就像是工厂的老板，天天“看管”着工人，会常常监督着工人们的一言一行，并且记录下来，作为奖扣工资的依据。这是典型的带有早期企业管理色彩的评价模式，在这样一种管理主义下的教师评价，往往将教师视为低素质的工人，认为教师缺乏自我管理与约束的能力，需要由管理者进行外部的监督与奖惩。于是就出现了教师上下班考勤打卡、办公室岗位查岗、课堂教学推门听课等管理手段。种种手段的背后，都埋藏着深深的对于教师的不信任。作为专业人员的教师，感受到来自学校管理者的这种不信任，则会产生强烈的反感心理，觉得知识分子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出于对这种不信任的反抗，教师就会做出一些对抗性的斗争策略，如掐着点进校门、出校门，中午休息时间集体离校，等等。这些非常态的行为，又反过来赋予了管理主义评价的正当性，并且不断强化升级，最终形成教师与学校之间的非良性循环，丝毫不利于教师做出符合专业身份与发展的对策行为。

表1-9　访谈主题词分布

说到教师评价，我理解的就是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和监督，或者说是学校的领导对普通教师的工作表现、教学行为进行监督考评。这让我想起了我刚刚参加工作时的一件事。那是开学后的第二个周一，学校举行升旗仪式，要求所有教师统一着装校服，而我们新教师并不知道学校的这一惯例，也没有注意到学校的通知。结果，在升旗仪式的操场上就被校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在新教师会议上，又被点名批评。这让刚刚入校任职的我觉得非常难堪，感受到了学校对教师的管理非常严格，有些不适应。[A-a-1](https://www.daowen.com)

在学校，绝大部分教师，都将职称晋升作为自身专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且将职称评审的条件作为专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与路径，可以说，在教师评价实践中，职称评审就几乎等同于教师专业发展。那么，对于职称评审的体验，不同时期，随着职称评审制度的变革，教师的态度与体验也随之发生变化^[1]。在早期，大部分教师对于职称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会把自己主要的发展目标都定为职称晋升，一方面关系到个人的收入待遇，另一方面也与同事面前的面子有关。虽然重视程度高，付出的精力多，但是职称评审并没有给当时的老师带来非常大的心理负担与焦虑感，主要是因为职称评审的名额相对宽裕，评审的条件要求相对宽松，今年评不上，就等下一年，基本上熬到年龄了都能评上高级职称。

我觉得我们当年在学校工作，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评上职称，可以说，这件事是绝大部分教师的共同目标。当然，我们对于评职称的理解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深刻，只是把它（评职称）看作努力工作的重要表现。很多老师都抱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工作，那么，就应该可以评上职称，评上职称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工资收入可以上一个档次。事实上，学校里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教师人数不多，评职称并不是非常难，只要教龄到了，大多数教师都能够评上。[C-d-1]

在这段时期，中职教师对于参加教师专业荣誉评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主要是部分潜质较好以及个人发展意愿强烈的优秀教师，以个人努力的形式参加荣誉评选。但对于大部分的中职教师而言，荣誉评选是一件“离自己很远”的事，很多教师表示自己“想都没有想过”。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尽管这一时期，市级层面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师荣誉评价体系，但是这一评价体系主要还是面向普通教育中小学的教师，在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方面都带有明显的普通教育色彩，分配给中职学校的名额也较少。这就使中职教师对荣誉评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感，让中职教师感到在评选活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教师参与其中，未能在学校中形成浓厚的参评氛围。其次，对于大部分教师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职称评审，而当时的职称评审条件相对宽松，教师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大部分教师只要符合教学业绩以及工作年限等条件，基本上都能够评上职称，因此，教师也缺乏通过参评专业荣誉来给自己职称评审加分的动机。最后，中职教师觉得学校层面并没有发出非常强烈的引导信号，也没有给予教师明显的参评压力，于是就产生了“何必多此一举”的念头。

我觉得，那个时候中职教师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中职教师本身的存在感也就很低，一般都不太会去参加学校之外的荣誉评选。一方面，自己就没有这个动机去做这个事，不需要去额外做一些工作之外的事，也不对自己的评职称产生多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感觉学校对于这一块也不是很重视，没有对我们提出很明确、强制的要求。所以，很多身边的老师，都有了一种“何必多此一举”的想法。当然，这是当时整个的氛围，并不是说我们的老师不求上进。其实，也有少部分优秀的年轻教师，非常积极地参加各类荣誉评选。而且事实证明，到现在，这些教师都已经成为名师、特级教师了。[D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