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仙神诞演庆碑记》与酒仙崇拜
绍兴的酿酒业起源很早。早在春秋吴越之时，绍兴的酿酒就已经很出名了。《吕氏春秋・顺民》：“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心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123]古称“箪醪劳师”。“醪”就是带糟的浊酒。《后汉书・樊鯈传》：“又野王岁献甘醪、膏饧。”南朝梁江淹《恨赋》：“浊醪夕引，素琴晨张。”[124]陶渊明“潦倒新停浊酒杯”即是此类。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勾践为了一雪前耻，于是颁诏奖励生育，并把酒作为生育子女的奖品。据《国语・越语》：“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丈夫就是男孩。《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125]这两则是关于绍兴酒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永和五年，马臻任会稽太守。经过考察，马臻带领当地的百姓围造三百里鉴湖，把会稽山的山泉汇集于湖内，此堤长一百余里，湖周长三百里，可蓄洪拒潮，旱则泄湖溉田，使山会平原万余良田得以保收，也为绍兴地区的酿酒提供了优质充沛的水源。魏晋时期，中原战乱，北人南渡。当时名士皆好玄谈喜饮酒。随之，绍兴饮酒之风大盛。南北朝时期，绍兴所产的黄酒更是被列为皇宫之贡品。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记载：“吾小时，夏夕中下绛纱蚊绹，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126]到了唐宋，绍兴酒的酿造技艺发展得更加全面，成为当时天下闻名的“酒乡”。黄酒在当时文人墨客之间得以广泛传播，更是极大提高了绍兴酒在当时士人中的地位。宋朝北边战事不断，国库连年耗费严重。为了应付军事压力以及保证财政运转，政府需要补充国库，为增加税收，朝廷大力鼓励酿酒。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上交酒税岁额位于十万贯以上，远高于附近州府。在地方优势和中央支持的合力下，绍兴黄酒得以发展，声名远扬。
元明时期，绍兴黄酒发展迅速。明代，绍兴酒开始销往国外。明中期以后，绍兴的酿酒业发展到新的高峰，大量的酿坊集中出现。如柯桥区湖塘乡的叶万源、越城区的孝贞酒坊、田德润酒坊等，都是在此时建立的。当时的绍兴酒场作坊明亮宽敞，酿酒技术也很先进。有一些船夫往来于各地，夹带一些物产贩卖，称之为“水客”。《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四回：“才知道那汉子潘五是个水客，买他来做粉头。”[127]随着黄酒需求的增加，所需的原料也越来越多。为了供给所需的粮食，诸多酒坊通过水路从周边的安徽、江苏等地购买大量粮食。应该说，明代绍兴的酿酒业已经改变了早期小作坊的经营模式，一些作坊逐步发展为具有规模的酒场。到了清朝初期，绍兴黄酒更是遍及各地。乾隆九年（1744）建立的王宝和酒坊就是各地畅销的品牌。
清代是绍兴酒行业的兴盛时期，绍兴的酿酒规模在当时位居全国前列。绍兴酿酒业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规模最大的有沈永和、云集、王宝和等，当时有“越酒行天下”的说法。
民国以后，绍兴黄酒行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绍兴黄酒在当时是国内出口酒中比例最大的，产品销往到世界各地。1915年，绍兴酒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奖。1929年，绍兴黄酒又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获金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绍兴的酿酒业得以迅速发展，浸孕出了厚重的酒文化，还设立了“黄酒节”。
绍兴黄酒深受历代文人的喜爱，“杯中物”常常见于诗人墨客的文词歌赋。陶渊明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128]孟浩然诗：“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129]袁枚极喜绍兴酒，常譬喻赞之，评价极其高妙。袁枚《茶酒单》曰：“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七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故绍兴酒不过五年者不可饮，参水者亦不能过五年者。余常称绍兴为名士，烧酒为光棍。”[130]文中把烧酒称之为光棍，以此表现酒烈，实在妙不可言。绍兴黄酒之所以醇美，与酿酒所用的水关系很大。绍兴地区酿造黄酒的水来自鉴湖。鉴湖水富含各种微量矿物质，有利于水中微生物的生长，特别适合用来酿酒。再加上绍兴酿酒师傅的高超技艺，使得黄酒甘美如饴。绍兴黄酒度数不高，色泽橙黄、香气馥郁、滋味鲜醇。
关于绍兴黄酒的节会活动在元代就已经产生。据史料记载，元代绍兴路总管泰不华就曾在东浦镇薛渎村饮酒、赛舟。清代每年的七月初六至初八，东浦都要举行长达三天的酒业会市，除了祀神、社戏、赛龙舟等传统节目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活动。
在绍兴城东浦镇东浦酒厂保存有一块题为《酒仙神诞演庆碑记》的石碑，并建有石亭保护。此碑选用青石，高2.3米，宽91厘米，厚15.5厘米。额高42.5厘米，有二龙戏珠的浮雕。碑文为楷书，阴刻，共有19竖行，行40字，字径4厘米。碑身还饰以几何纹。碑文不仅记录了当时绍兴酒的酿造和经营情况，还详细地记载了清咸丰七年（1857）七月初七当地祀酒神的盛况。（图3.14）此碑释文如下：
酒仙神诞演庆碑记
吾乡多造酒为生，而于酒仙尊神诞辰，典礼阙如，殊不足以仰答神庥，以昭诚敬。缘自咸丰二年起，至六年止。谆劝本节同业捐集钱五百零九千文。每年神诞演戏、灯筵、酒席，共用去钱叁百肆拾叁千文。其余钱本属无多，幸捐集之日，村刘墨香即将各捐钱文为尊神作酒醴，权子母五年之间，上邀神贶。又得赢余钱叁百捌拾八千文，每年需用外，净存钱五百五十四千文。遂置得丽字号中田十三亩八分，另又置得霜字号荡五亩。另，时因产价不敷，复纠同业二十四人，每股捐钱拾千文，弥补产价轮值司会。余钱按本生息，统计每年租花钱息，差敷神诞演祝之用。爰
诸石，以垂久远云。
其田坐落龙横港，士名东十亩，廿七都六图，赏酒仙会户承粮。
上洋刘宝裕店捐钱壹百千文
刘宝裕禹记捐钱廿五千文
刘宝裕锦记捐钱四十五千文
刘宝裕文记捐钱念一千文
刘宝裕圣记捐钱三十一千文
刘宝裕南佐店捐钱二十千文
朱源典孔记捐钱廿五千文
沈源祥宰记捐钱拾千文
徐思云连记捐钱叁十千文
徐思云信记捐钱贰十千文
徐思云龙记捐钱十八千文
徐思云培记捐钱十一千文(https://www.daowen.com)
张惠泰凤记捐钱十七千文
张慧泰龙记捐钱十五千文
陈三美有记捐钱七千四百文
刘英茂崧记捐钱肆千文
刘宝兴贤记捐钱壹千文
林益懋号捐钱贰十千文
沈全由号捐钱四十三千文
胡大有号捐钱弍千五百文
叶文茂号捐钱五千六百文
叶宗盛号捐钱壹千文
魏茂兴号捐钱弍千五百文
竹辈王绍贾东捐钱贰千文
云魏洪秀胡和伟捐钱弍千文
业林大茂成荣捐钱贰千文
咸丰七年八月日酒仙会公立
酒仙会，是绍兴旧时一种以迎奉酒仙菩萨为宗旨的社团。东浦镇为绍兴酒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举行酒神会的主要集聚地。据《酒仙神诞演庆碑记》载，东浦镇早在清咸丰二年（1852），就已形成在“酒仙尊神”诞辰（农历七月初七）的前后，“以仰答神庥，以昭诚敬”，举行演戏、灯筵、龙舟等迎神活动。迎神活动前期主要依靠乡民捐资，耗费巨大，每年约需“三百四十三千文”。后来为了合理应对这些开支，酒仙会会首或社首一类的人物就组织社会中各成员捐资购买田产，以维持每年活动的支出。碑文中“遂置得丽字号中田十三亩八分。另又置得霜字号荡五亩”，就是利用固定田产这种可持续的资源来保证每年的活动费用。如果田产的收益仍然不足，则还需要当地各酒坊自愿捐助。对此，碑文中有详尽记载，“每股捐钱拾千文，弥补产价”。《酒仙神涎演庆碑记》明确记载了28家酒坊的具体捐资数量，如舜豪村的“胡大有号”“叶文茂号”“薛宗盛号”都排列其中。这些捐资数额多寡不一，罗列清晰，着实为了扬善。可见当时酿酒业之盛，酒坊林立。
图3.14 《酒仙神诞演庆碑记》
东浦酿酒坊，除年代较早的“孝贞”和创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越明”“贤良”“诚实”“汤元元”等数家载入史册外，从碑文中尚可找到刘宝裕禹记、朱源兴孔记、沈源祥宰记、徐思云连记等28家之多。这一史料，不仅弥补了史书之不足，更进一步表明，清代正是绍兴酿酒业的昌盛时期。
酒神会活动所祀奉的酒仙菩萨，供奉在戒定寺内的第四进菩萨殿中。酒仙菩萨为女性塑像，她头挽发髻，身穿唐代大襟衣衫，衣饰简朴，慈祥端坐，身侧分别侍立两位手执酒器的童子，一持酒耙，一捧酒坛。每年的农历七月初六至初八，酒神会都会奉迎“酒仙菩萨”。第一天时，各个酒坊的坊主、司务及各地商贾到戒定寺酒仙殿内举行祭祀仪式，祈福许愿。初七、初八举行迎神赛会，将酒仙菩萨神像抬上神舟，并且分水陆两路进行巡行。所到之处，各村都设供奉迎神。神舟每过一酒坊，坊主都要献上酒酿一坛，作为致祭。迎神会时，还有仪仗、龙舟、舞狮等各种节目。
女性酒仙的奉立，应该是和古代的酿酒女工有关。《周礼・天官・叙官》记载：“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郑玄注：“女酒，女奴晓酒者。”先秦时期的宫廷酿酒大多出自女性，而且她们酿的酒都是官酒佳酿。随着历史的变迁，其酿制方法逐渐传到民间，成为农家妇女家务劳作的一项内容。这很可能就是村民们对酿酒生产的最初溯源。酒仙会设定后，寺内又多了一位不知姓名的男性酒仙尊神，或说是李白，或说是陆游。塑像红脸黑须，穿着金衣，酒仙两侧侍立两个童子，左边的男童手持酒耙，右边的女童手捧内装酒药的酒坛。这尊男性菩萨是酒仙外出巡游的代表。不过，从地缘关系来看，此神很有可能就是陆游。“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一曲《钗头凤》，既怨而哀，千古绝唱，后人奉之为酒仙也是正常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酒仙崇拜与西方的酒神崇拜名近实异。古希腊的酒神节，也称狄奥尼索斯节。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古希腊就有了“大酒神节”。每年三月为表示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敬意，都要在雅典举行这项活动。人们在筵席上为祭祝酒神狄奥尼索斯所唱的助兴歌，称为“酒神赞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人类从愚昧无知走向开化文明的过程。理性就意味着人类对自我欲望的抑制。强调理性，即强调自我意志，强调责任与使命。古希腊人渴望这些肉体和精神层面的满足，而且古代希腊人的民族性格中对这些欲求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追求方式。精神把思想引向宗教。在希腊，这种引导的归宿在一方面就表现为对于酒神的崇拜。然而，绍兴的酒神节更多则是理性的聚会。虽然以崇神为名目，实则是以庆祝为目的的团会，进而祈望获得更多的收益。我们从其所拜之神的由来就可窥见，来源模糊，目的清晰。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更加强调社会集体利益。从上揭碑文来看，绍兴地区崇拜酒仙重视的是当地酒业的持续发展利益，而西方的酒神崇拜则更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