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学中道德情感的特征
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6》）在这里，孟子声称道德情感是人性的“端”。“端”可以被理解为：（1）开端、发端，（2）端倪、端绪。第（1）种意味着某事物尚未真正存在、完成，而只是“刚开始”出现某个苗头。如一幅画刚开始被创作时的形态是“端”，几年后完成时的形态是“成”。第（2）种是指已经存在的某事物的“最初被发现”。如已经发生的案件是“成”，侦探发现的破案线索是“端”。根据第一种解释，道德情感是性的基础，而根据第二种解释，性是道德情感的基础。大致上，前者代表了经验主义的人性论趋向，后者代表了理性主义的趋向。在注释这一段时，朱熹采纳了第二种理解。他写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之于外也。”(2)对朱熹来说，四种初始情感是已经存在的性的最初被发现的样态，而不是性本身。根据这种解释，作为用的道德情感犹如萌芽，而先验的、普遍的、具有生之理的性犹如DNA（笔者的比喻），而心犹如萌芽的种子。(3)通过遵循DNA（具生之理）的指令，种子（心）成长为萌芽（道德情感）。这种理解与经验主义的解读对立，后者将道德情感看作种子，而将性看作萌芽。
根据朱熹，性即理。他继承了程颐的说法，“‘性即理也’，在心换做性，在事换做理。”（《朱子语类》卷五）(4)理是宇宙与道德的模式或秩序，因而代表了天［的法则］——当然天还有信仰的特征。天所赋予人的被称作性。人具有两种类型的性：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5)只有后者被看作真实的人性。根据朱熹对《大学》的诠释，修身在于积累关于理的知识（致知），而积累知识的方法是凭借经验和文本的学习去研究各种事物。因此，就道德基础而言，朱熹是一个先验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而就道德实践而言，朱熹又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重视经验学习，否定顿悟之说。
朱熹将性、理与心隔离开来。前者是形而上的、稳固的，后者是经验的、动态的。对他来说，心有着认知和情感的面向。尽管心与情都只是气，心却优先于单纯的情，因为心可以通过对理的领悟与对情感的调节，以相符于理。心的涵养联结、统合了情感与理，所以朱子说“心，统性情者也。”（《朱子语类》卷五）(6)对于朱熹，作为情感的心只是心理的本能，因而是不可靠的，需要理的调节。作为认知的心尽管比作为情感的心更重要，它也并不全然可靠，因为它可能没有很好地领会理，未能调节好情感。究竟来说，道德的根基在于天理，行善依赖于对天理的正确理解。
尽管朱熹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仍面临挑战。这也是王阳明反对他的原因。第一，对朱熹来说，理只是外在于我们的。理永恒地、先在地存在，并不涉及主体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主体不是自律的，因为他遵循的道德原则不是他本人参与制定的。在政治的他律中，人们服从政治权威，而不是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同样，在道德他律中，人们服从外在的力量而不是自己的内心。根据孟子仁义内在的说法（《孟子·告子上4》《孟子·告子上5》），王阳明批评朱熹隔离理与心的做法是转向了告子。(7)
第二，理只存在而不活动，因而不能激发人们的道德行动。我们没有内在的超越根基去推动我们行动。
第三，如果我们采取以知识为道德基础的立场，将会带来一些有害的结果。（1） 世界上有太多复杂的知识，一个人不能完全掌握，而且许多理论总是有争议的，但是在完全理解究竟意义和真理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是不合适的。阳明批评了朱子的修身方法，“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8)（2） 失去了学习与外在探索之条件的人将停止修身，因为修身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阳明在边远地区的流放生活事实上有助于他认识到外在求索的不足。
第四，朱熹解释中和时，将情感未发的状态看作体，将情感已发的状态看作用。在他看来，人们应该在情感尚未生起时便涵养自我，而不是当情感已经生起了才修身。这种二元的实践工夫导致人们喜静而厌动。当静坐时，人们将隔绝于活生生的经验。
作为儒家心学最重要的人物，阳明发展了孟子关于本心和良知的思想。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21》）如同多数宋明儒者，阳明也认同性即理。根据孟子这段话，阳明进一步主张性、理内在于心。心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必须在具体的表现和当下的感应中得到肯定。孟子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告子上15》）
良知既是一个名词——内在的知识、纯粹的［道德］知识或本原的知识（knowledge），又是一个动词——知道（know）以及知道去做（know to do）之行动。(9)如这段话所示，良知包含了对父母的爱与对兄长的
敬，(10)并自发地知道［去行］仁义。严格来说，对他人的敬是礼而非义的初始表现。(11)同样地，是非之心也被包含进了良知。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288条）阳明还声称，由于良知的运行，盗贼在被喊作盗贼时，也会感到羞耻（《传习录》207条）。可见，良知包含了所有的四端之心。(https://www.daowen.com)
朱熹认为，只有理才能作为道德的根基，四端之心只是单纯经验的情感。与此不同，阳明认为情感本身即理与性。对他来说，因为道德情感与性、理是相交融、相关联的，它们共同在道德上占据了基础位置。如果我们采纳孟子的“端”之比喻，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宣称。道德情感是认识性的基础，因而是种子，性是萌芽。同时，作为性的表现与趋向，道德情感同样预设了普遍之性。在此意义上，道德情感是普遍之性的萌芽，性是基础，因而是种子。可见，道德情感与普遍之性同时是种子和萌芽。将“端”看作“刚开始”和“刚被发现”都是正确的。进一步看，独特之性的实现（人格之养成）是道德情感与普遍之性的结果。继续这个比喻，此种实现可被看作成熟的大树。
良知是超越的、普遍的，同时又是可经验的、主观的。牟宗三就良知的特征写道：
良知是即活动即存有的……良知是天理之自然而明觉处，则天理虽客观而亦主观；天理是良知之必然而不可移处，则良知虽主观而亦客观。此是“心即理”、“心外无理”、“良知之天理”诸语之实义。(12)
回顾上文可知，阳明解决了朱熹道德学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难题。理内在于人们自己先天的道德情感中。因此，在依循理时，人们并没有服从外在的权威。此外，因为良知是行善去恶的超越根据，人们不再有借口行恶去善。当人们选择不去行善，这不是因为他没有此能力：良知动态的力量就像泉水涌出（《孟子·公孙丑上6》）。作为道德行为者的个人必须为他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他的道德自律是由先天的道德情感所展示出的。
阳明并不认为学习文本与观察自然对于道德是关键性的。虽然他并不忽视经验与文本学习，但他认为这些不是首要的，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尽管朱熹认同智者不同于君子或仁者，但他仍然相信学习对正心与修身至关重要。一个原因是，学习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之性。而对阳明来说，朱熹混淆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在注解《论语·八佾15》时，朱熹将孔子的“入太庙，每事问”解释为孔子在展示敬意，尽管他已经知礼。而阳明则认为，“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传习录》227条）
阳明挑战了朱熹对“致知”和“格物”的理解。对于朱熹，致知是积累知识，格物意味着研究事物。王阳明将知理解为良知，将物看作“事”。对他来说，致知意味着致良知，类似于孟子所说的推恩（《孟子·梁惠王上7》）。阳明常常以“事”来理解“物”，因而格物表示“正事”，“事”乃是意所在。阳明认为意与事、物之间，并没有隔离。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
物。”（《传习录》6条）
良知并不是科学知识或对外在伦理规则的了解，而是每个人对道德的清晰觉知。阳明说：“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大学问》）(13)良知是至善之发见，而至善要透过爱（亲）表现，“至善，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大学问》）(14)良知之觉知不能脱离情感而孤立存在。
如牟宗三所示，致良知有两种含义。首先，它表示将良知从意向落实为行动。其次，它表示将道德行动扩展到人的整个生活与整个世界。对阳明来说，行是知的实现处，知是行的开始处。(15)知中必然已经包含了行，行中也必然包含了知。二者是同一个事情的不同方面，而不是不同的两件事。因此，人们不需要设置一个抽象和静态的理，将其看作体，并将情看作用；不需要在情发用以前冥想理之体。当然，阳明并不反对静坐的工夫，但是对他来说静之状态不应被当作体，而且即便在静中良知也在活动。现在，阳明也解决了朱熹伦理学面临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难题。
总之，儒家心学所倡导的道德情感是可体验的，但不是感性的。道德情感是先天的精神体验，我们通过它们直观到理。不过，仍然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心如何在其活动中揭示理？理当然不是在康德式的法则之构成的意义上被给予，即便我们承认对儒家的康德式诠释进路有一定的意义和可信度。(16)良知究竟如何可以既形而上又可经验，既客观又主观，既超越又内在，既存在又活动？我们如何区分心理的情感与精神及道德的情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受益于对马克斯·舍勒的现象学思考。李明辉已经初步地讨论了舍勒与儒家对情感和价值的评判，但他不确切地透过康德的框架去解释儒家和舍勒。(17)本章打算进一步比较舍勒和王阳明的框架。我将论证，在阳明伦理学中，理性不再能作为道德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和舍勒思想之间有着更大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