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本章不仅在静态、本质的维度上，还透过发生、生成的视角全面地考查了信任与守信的相关问题。综上所述，由于信所具有的道德与精神意涵，汉代人将“信”列入五常之一，而不选择“圣”或其他德目，是有其道理的。全面地认识与信相关的体验，而不是仅仅发出号召，可以更好地促进道德修养与践履。信任是对他人的敞开、呈送、交付，其特征是易受伤。人格之信任不同于理性之相信，我们在知识不能充足地决定是否要去相信的时候，仍会信任他人。没有意识到风险的自发信任为“初始的信任”。在另一种情形下，我们感到了风险的存在，却仍然去信任，即是“决定的信任”。相较于对有限的人的信任，在精神领域中对无限者的信任提供了更根本的安身立命之道。
信任并不必然预设他人先前的诚信，但由于不守信是不信任的诱因，诚信亦是决定信任之恰当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儒家更重视守信这一德行。守信对于朋友与政府尤为重要。而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守信并非最高的德行，当其与仁义冲突时，不必拘泥于守信。可信的品质主要有认真与真诚两点。对普通人来说，某人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是自己是否信任他的主要动因。对权威的认真态度与艰苦探索之人格的信任，并不等同于全然相信。知识的进步往往由挑战先前的权威所推动。
为了解决人们的道德困境，还需要了解哪些力量会破坏人们的不信任，甚至造成主动的不诚信。笔者总结这些因素如下：（1） 他人辜负自己信任的过往经历造成了此人不可信任的印象；（2） 轻率的言语；（3） 对他人经历的观察与认识；（4） 谣言毁谤；（5） 对权力利益的追逐；（6） 对被害的恐惧。在儒家看来，靠欺诈取得胜利的人，恰恰在道义上是可耻的，应当被贬斥。面对他人的欺诈，儒家有两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是信任欺诈者，察觉不到被欺骗。这样，君子的信任与诚信就具有悲剧色彩。在原初的人格间情感互动中，被信任给人以鼓舞的力量，而不被信任使人感到人格的蔑视。因此舜与子产的被蒙蔽的信任，与其说是愚蠢，毋宁说是纯真。过于精明、过度猜疑则会损害真诚。此外，儒家也不反对考察与防范，亦认可运用理智去察觉他人可能的欺诈，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任务的顺利推进。
至于在防范（含签订契约字据）时，人们是否仍然在信任他人，则存在强弱的不同解读。同理，当人们提醒他人说“请不要辜负我的信任”时，若以未设防来理解，则对他人是信任的；而若以仍有担忧、仍旧提醒他人来看，则又是不信任的。这种感受乃是介于彻底的不信任与彻底的信任之间。通过综合对信任的不同理解，笔者以下表展示不同程度的信任，以化解冲突。在此表中间的三种状态，被一些人看作属于不信任，而被一些人认为是信任。在笔者看来，施坦因博克所做的便是最强的理解，即将彻底的信任看作是信任的本质。
面对他人的信任，我们当顺其原初的力量，振奋自我。而面对他人的不信任，我们则当从其自然影响中超拔出来，不沉沦，亦不怨怒。君子不仅在不被信任时不怨怒，也会考虑到将要发生的可能的对自己的猜疑。将可能的猜疑消除在萌芽状态，是为避嫌。正当避嫌是去防止可能的猜疑，而不当地消弭猜疑则是刻意呈现虚假证明，在恶事已经发生后的追溯元凶阶段，欺骗稽查者。深入去看，当自己是无辜的，却仍极力避免使自己成为被调查的目标，乃是肇因于对公权力缺乏信任。这再一次呼应了孔子的观点，政府若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国家社会便不能安立。
(1) 《新语·术事》：“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见陆贾《新语校注》，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页。
(2) 《新书·六术》：“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见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6页。
(3)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见董仲舒、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5—359页。
(4) 关于五常观念的发展，参见韩星《汉代经学与‘五常’价值观的构建》，载《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第23—28、40页。
(5)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7页。
(6) 参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8—1289页。另参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484页。
(7) 许慎：《注音版说文解字》，徐铉校定，愈若注音，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6页。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页。
(9) Anthony Steinbock， Moral Emotions： Reclaiming the Evidence of the Hear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21.
(10) 参见Bernd Lahno， “O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 of Trust，”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 No.1， 1994， p.185。
(11) Anthony Steinbock， Moral Emotions， pp.207-208.
(12) Anthony Steinbock， Moral Emotions， p.205.
(13) Annette Baier， “Trust and Antitrust，” Ethics， 96， January， 1986， p.235.
(14) Anthony Steinbock， Moral Emotions， p.221.
(15) 关于人格间之道德情感的总体论说，参见施坦因博克《道德情感的独特性》，卢盈华译，《思想与文化》第21辑，2018，第1—28页。关于总体人格与个体人格，参见Max Scheler，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A New Attempt toward the Foundation of an Ethical Personalism， trans. Manfred S. Frings and Roger L. Funk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519-560。
(16) 之所以说是“类似”，乃是由于在胡塞尔那里，被动和主动综合都是发生在客体化行为的领域（感知给我明证性以对意义作出判断），而非情感的领域。参见Edmund Husserl， 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 Lecture on Transcendental Logic， trans. Anthony J. Steinbock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https://www.daowen.com)
(17) 孔子这句话的后面是：“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孔子并没有交代贤者如何一方面不预先怀疑他人，一方面又能够预先察觉到他人的欺诈。后文还将论述此点。
(18) Annette Baier， “Trust and Antitrust，” p.253.
(19)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7页。
(20) Annette Baier， “Trust and Antitrust，” pp.231-232.
(21) 参见Anthony Steinbock， Moral Emotions， pp.212-213。
(22) 参见第七章。
(23) Wang Yangming，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trans. Wing⁃tsit Chan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第115条、167条、266条、311条、312条。
(24) “诚”看起来接近信任与守信，读者可能会问为何笔者未在此章中讨论诚。主要原因在于，严格来说，诚并不是一个情感。我将诚理解为（人与宇宙的）“本然状态”，将其英译为“genuineness”。作为动词，诚意味着保持本然状态。诚的形而上的创造性并不能脱离其原初的活动。然而，其活动并不只包括情感，还包括认知、意志与其他的精神与宗教趋向。此外，“诚意”在修身中意义重大。不过，诚意不是一个自发的情感，而是人为的修炼工夫。在现代汉语中，“诚信”确实意味着不欺骗他人，因而与信任和守信相关，不过在古代汉语中，作为哲学术语的“诚”是指向自我的意念的。因此，我在探讨信任与守信时不拟阐述诚的意涵。关于立足《中庸》对诚的含义的澄清，参见卢盈华《诚体是如何活动的？——立足于〈中庸〉对诚之现象的阐明》，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1期。
(2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6页。
(26)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p.211-214.
(27) 参见《四十二章》卷一，CBETA电子佛典， T17， No.784， p.722， b6-10. CBReader V5.3，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台北），2016.
(28) 孙武撰，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杨丙安校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页。
(29)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谋杀自己的亲兄弟及其家眷。由于其治国有方，在历史上反得到许多人的好评。
(30) 刘邦可谓是以失信来取得军事胜利的典型。攻打秦军把守的函谷关时，与守军达成了约定，对方同意投降，刘邦却突然发起进攻。与项羽约定好彼此的地盘边界，对方撤兵时，又在其麻痹大意的情形下发动袭击。
(31) 董仲舒、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62页。
(32) 叶适：《叶适集》，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6—727页。
(33) 参见《朱子语类》之122卷《吕伯恭》、123卷《陈君举》、136卷《历代三》；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3—3854页、3867—3868页、4223页、4225页。
(3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8页。
(3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84页。
(36) 该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