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传 教
基督宗教，或者称基督教，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总称。基督宗教早在唐代初年、元代就曾传入中国，当时一般称为景教，不过其对中国的社会影响都比较小。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天主教耶稣会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华，其影响日益扩大，甚至南明皇室也一度皈依天主教。18世纪初，中国教民祭祖祭孔等引发所谓“礼仪之争”，清政府与天主教矛盾激化，导致天主教被禁。
东正教的情况则很不同。早在1728年《恰克图条约》就有设立“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团”的规定。不过，东正教并未在中国大规模传教，仅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和东北等地有小规模传播（图7-1）。 (1) 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清政府保守的宗教政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宗教活动仅仅是传教团的表象，俄国政府赋予其最重要的使命是搜集各方面的情报，为俄国对华外交、扩张和侵略服务。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英法联军提供其非法测绘的北京详细地图，给英法联军迅速攻入北京城提供了重要参考。 (2) 第十三届传教士团领班巴拉第，在华大量搜集情报，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秘密协商，胁迫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使俄国成功地从中国与英法两国的交战中巧取豪夺大量权益和大片中国领土。 (3)
图7-1 1874年北京的东正教教堂 (4)
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也通过各种途径悄然来华，但受限于清政府闭关锁国和禁教政策，发展缓慢。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款并未涉及传教问题。但是随后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图7-2）和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签订的《广州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客观上为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教提供了便利。
图7-2 中法两国谈判代表在法舰阿基米德号上签署《黄埔条约》 (5)
《望厦条约》首次明文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图7-3）：“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黄埔条约》甚至规定中国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中国与瑞典挪威签订的《广州条约》相关条款内容与《望厦条约》一致。
此外，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第十四条规定：“俄商依俄馆之教，在自住房内礼拜天主，听其自便。”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于1858年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天津条约》，明确规定传教合法化。从此基督宗教三大分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华传教全面合法化。
图7-3 位于福州的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亚洲的第一座教堂 (6)
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图7-4）
中美《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
中俄《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
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图7-4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关于传教合法化的条款 (7)
其后，其他国家与中国订立的条约也有类似规定。例如：
1861年，德国（普鲁士）与清政府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也规定传教合法：“凡在中国者或崇奉或传习天主教暨耶稣圣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
1865年中国与比利时签订的《北京条约》（《比国通商条约税则章程》）规定传教合法，具体内容与中法《天津条约》相关条款一致。
1866年中国与意大利签订的《北京条约》（《中义通商章程》）规定：“义国民人传授天主圣教，果系安分无过，中国官员不得刻待阻难，均应保护相安，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惩治。”
1887年，中国与葡萄牙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又称中葡《北京条约》），也规定传教合法化：“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全获保护，其安分无过者，大清国官不得苛待禁阻。”此外，该条约还规定葡萄牙国民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大西洋国商民在通商各口岸地方买地、租地或租房，为建造房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均按民价公平定议照给。” (8)
在传教问题上尤其咄咄逼人的是法国。1857年，经过向罗马教廷施压，法国获得中国大陆地区的“保教权”，据此权可统理该地区所有的外国天主教传教活动，其在华天主教势力盛极一时。 (9)
法国很快就不满足于1858年《天津条约》所攫取的特权，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又规定了更为苛刻的条款：“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由于天主教在18世纪初遭到清政府禁止，历经100多年，时过境迁，很多财物归属已经非常复杂，所以此时再进行所谓“赔还”，很容易引发纠纷。另外，“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样的规定，极易引发法国传教士和地方官民的矛盾。 (10)
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传播，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宗教的宗教势力不仅享有领事裁判权，还仰仗不平等条约庇护，颐指气使，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蔑视中国法律，偏袒传教士和信教群众，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基督宗教信仰及其附加的文化习俗，与中国传统社会迥异，难免引发冲突。基督宗教的传入，打破了传入地原有的平衡，宗教势力在土地、房产等方面也难免与传入地官民发生冲突。宗教势力与当地居民不断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各地所谓“教案”不断。 (11) 这些教案，很多又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勒索、掠夺和侵略的借口。
例如：马神甫事件，或者称西林教案，1856年发生于广西西林。依据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法国人可以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即教堂，见前文所引《黄埔条约》相关条款），但是不可以擅自离开通商口岸，深入内地 (12) 。但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马神甫）违反《黄埔条约》的规定，擅自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达数年之久，触犯中国法律，于1856年被清政府广西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逮捕并处死（图7-5）。这一事件成为法国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图7-5 1856年马神甫被清政府处决 (13)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教案是1897年11月发生于山东的曹州教案。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深入山东传教，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的荫庇，向山东社会大肆扩张势力，进行大规模渗透，窥测情报，为德国侵略服务（图7-6）。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中国农民杀死，德国竟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图7-7）。1898年3月，德国胁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州湾租与德国，租期99年；德国修筑胶澳至济南铁路，并有权开采铁路沿线矿产；另外“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如德商不愿承办此项工程及售卖料物，中国可任凭自便另办”。也就是令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
图7-6 1891年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济宁新建教堂 (14)
图7-7 1898年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 (15)
另一方面，基督宗教的传入，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慈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具有一些正面作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教会在中国建立医院，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
西方列强获准在中国建立医院的条约依据为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黄埔条约》规定：“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
另外，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约定英国人可以建造医院，但是根据1843年签订的《虎门条约》，英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也获得在华建造医院的权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中英、中法和中美《天津条约》等一系列条约进一步规定缔约各国有权在新开通商口岸建立医院。此后，1861年中德（普鲁士）《通商条约》、1865年中比《通商条约》等也规定缔约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https://www.daowen.com)
17世纪末以来，清政府对基督教实行日趋严厉的禁教政策，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等逐渐认识到，医药能够赢得中国人信任，是很有效的传教方式。
基督教新教尤其注重医药传教，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大多是由新教教会建立。 (16) 经过100多年演变，其中很多医院至今还是中国非常著名的高水平医院。
新教教会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1834年，美国国外行道会理事会（通称美部会）传教士伯驾抵达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成为来华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医药传教士。 (17) 伯驾于1835年组建了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医医院——广州眼科医局，两次鸦片战争后，广州眼科医局逐渐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图7-8、图7-9、图7-10）。
图7-8 美国国外行道会理事会传教士伯驾 (18)
图7-9 1839年传教士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行医 (19)
图7-10 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前身为广州眼科医局 (20)
1844年，仁济医院（原名中国医院，Chinese Hospital）成立，由基督教新教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雒魏林所建，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所西医医院。 (21) （图7-11、图7-12）
在另一通商口岸宁波，教会医院也随着开埠迅速建立起来。1843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华美医院（初名浸礼老医局）。 (22)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基督宗教传教的合法化，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医院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通商口岸和其他地区建立起来。 (23)
近代中外条约关于外国人有权在中国建立医院的条款，是这些条约中极少数对中国有利的条款之一。这些医院主观上虽然带有医药传教和文化渗透的目的，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拯救了无数的中国人，对中国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事业具有正面的作用。
图7-11 雒魏林，基督教新教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中国医院创立者 (24)
图7-12 中国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5)
(1) 郑永旺：《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繁荣与衰落》，《学术交流》2015年第12期，第27—30页；谭天宇：《试析中俄〈恰克图条约〉对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团的影响》，《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第36—39页。
(2) 牛汝辰：《西方列强侵华前的非法测绘》，《中国测绘》2016年第1期，第38—43页。
(3) 欧阳哲生：《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第124—133页。
(4) Adolf Erazmovich Boiarskii.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Northeast Beijing，1874. The Mission was Destroyed in 1900 during the Boxer Uprising. The photo is archiv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Brazil.
(5) 南无哀：《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6) Geil W.E.，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Constable & Co.，Ltd，1911.
(7) Treaty of Tientsin，1858. In：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Ⅲ Miscellaneous Series，No.30. Treaties，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Vol.2.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8.
(8) Treaty of Peking，1887. In：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Ⅲ Miscellaneous Series，No.30. Treaties，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Vol.2.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8.
(9) 刘正祥：《晚清时期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述评》，《中国天主教》2003年第3期，第43—46页。
(10) 温瑞：《1860—1874年直隶教案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颜小华：《近代广西民教冲突及原因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22—28页。
(11) 常润华：《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述评》，《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59—67页；苏全有、张超：《对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42—51页。
(12) 条约规定：“凡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来经游，听凭在附近处所散步，其日中动作一如内地民人无异，但不得越领事官与地方官议定界址。”
(13) Tortures subies pae le R. P. Chapedelaine，missionnaire en Chine，martyrisé dans la province de Quang⁃si. Le Monde illustré，27 février 1858.
(14) Anonymous，1891. Die Katholische Kirche von Tsining. In Ernst von Hesse⁃Wartegg，Schantung und Deutsch⁃China，1898.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烟雨楼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籍中的建筑图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 曾讲来主编：《崩溃的帝国——明信片中的晚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 高洁、陈丽云：《近代中国教会医院发展概述》，《中医文献杂志》2015年第1期，第60—64页。
(17) 谭树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医疗事业影响述论》，《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第33—37页。
(18) Stevens，George Barker，The Life，Letters，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M.D.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1896.
(19) ［美］李士风著、译：《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 Canton Hospital，Canton，China. Trinity College Library，Moore Collection relating to the Far East，c1920. Trinity College Digital Repository. http：//digitalrepository.trincoll.edu/moore/30/.
(21) Zhai H.L.，Chen S.M.，Lu Y.L.，“William Lockhart of Liverpool：the First British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The Bulletin of the Liverpool Medical History Society，Number 26，2014-2015 Session，33-39.
(22) 吴元章：《宁波医院史话》，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版。
(23) 高洁、陈丽云：《近代中国教会医院发展概述》，《中医文献杂志》2015年第1期，第60—64页。
(24) Zhai H.L.，Chen S.M.，Lu Y.L.，“William Lockhart of Liverpool：the First British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The Bulletin of the Liverpool Medical History Society，Number 26，2014-2015 Session，33-39.
(2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