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从缪尔达尔的遗产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耗费缪尔达尔整个知识生涯的这个两难之境要比其思想更加弥漫、也更让人纠缠不清。他似乎相信：比如像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把社会比作病人，一旦他揭示出社会价值和社会实在之间存在的矛盾的内在机制，以及隐藏着的理性，那么他就能再次调节其功能模式。然而，种族主义和欠发达之间的两难之境是不能驯服的。这个两难之境已构成我们当前历史系统的经络，是不可痊愈之症，但却可以定义社会的特征。它们的表现形式会变化，但它们的存在是永恒的。

第二，如缪尔达尔所相信的那样，价值问题在社会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这方面他担心被忽略，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被忽略。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在今天道德和理智危险的关头我们却忽视了这一点。我所谈及的上述潮变已经释放了一些力量，这些人都明白，正因为把价值排除于社会研究之外，因而19世纪的研究是地地道道的矫揉造作。缪尔达尔的立场现在需要来自自然科学家的巨大支持，正是自然科学家指出了“时间之箭”和研究者对研究之客体有逃脱不了的影响，这些现象不仅对历史的社会科学是真实的，对于物理学和数学也同样是真实的。普里高津称这种发展是“世界之再赋魅”。

第三，缪尔达尔能平和地对待其方法论的评价。我们知道，他精心组织的、核心的隐喻就是“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又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社会系统中不存在……趋于自律的自我稳定（automatic self-stabilization）的倾向”（缪尔达尔，1957年，第13页）。但是，这里所要分析的是，在远离平衡态、分叉发展的情形下，这些分叉发展又是随机的过程，其结果是无法预测的，一个小小波动就会产生十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结果。

第四，有如在过去二十年里知识界的“无序”中所看到的证据那样，缪尔达尔立场的逻辑其蕴意在于迫切需要重建世界大学的体制。我们需要这种重建，以便允许我们经受住这种潮变、修正我们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我们可以对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社会和理智的分叉发展。因此，我呼吁去除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系的建制，将其合成单一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系。我做这种呼吁当然是象征意义的。因为所谓的专业也不能再似是而非地作为分离的专业对其知识上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那样只会强化彼此间沟壑连连的结构。毫无疑问这种呼吁受到了重视，下一个五十年定会产生好多新的亚专业，都带有特定知识界定，对初学的学者提供特定的训练项目。但是这种重建其本质的先决条件是创造一个单一的知识竞技场，它只基于关于适合的、启发性的理论化的单一的争论，是对单一的理智现象，即历史社会系统的运作机制的整体研究。这个历史社会系统就是我们生存的系统、在先前的历史时刻中曾存在过的系统，也是一个可能的系统。

第五，如果某些事物被隔离起来，不管是从知识界的剩余部分隔开来，还是从它既是一种反思又是一种整体动力方面隔离开来，那么，这个历史社会系统的重建是不可想象的。在19世纪中叶，社会科学是在与社会运动配套和张力中浮现出来的。它们是相互地决定了对方，现在也是如此。当缪尔达尔被问及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才能消除他的两难之境时，他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当那些怀有不平不满之人聚集起来形成权力，那么也就到了理想和社会良知变得能起作用的时候。”（缪尔达尔，1957年，第70页）社会运动产生了社会问题，进而由历史的社会科学寻找答案。这历史的社会科学还会将其问题理论化，对其解答既会产生工具，也会产生障碍。

我将以冈纳·缪尔达尔的思想来结束我的论述。他说：“所有科学之逻辑的核心”乃是：(https://www.daowen.com)

尽其所有力量设定一个前提，但又尽其所有干劲来不断地为这一前提寻找一个经验基础。

于是，我们不断地尝试那些完美可能的答案，但除了获得一些权宜的代用物之外没获得什么别的：然而这些代用物可以变得很好，也可以变得很糟。从我们目前的情形上看，有时如我们所设定的那样，其主要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工作，即用关于实在的经验知识内容来填满理论的“空箱子”。我们的理论之箱之所以是空的，基本原因在于它们不是以能够支持实在的方式构建的。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尽管新的理论是抽象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是更实在的，新的理论可以在更高的程度上适应事实。

同时，我还相信，在我们消失的努力中，它还可以成为一种控制力量……亦即理念中一个清晰的概念会不断地保持在心灵之中，并在我们的研究中给出一个指定方向的角色。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对于在学术传统中我们已不堪重负的那些带有倾向性的偏见、不适当的预言和不真实的、不相关的理论方法，我们可以从中解脱出来。（缪尔达尔，1957年，第163—164页）

让我们都加入到冈纳·缪尔达尔“反主流”（缪尔达尔，1972年）的呼吁之中。我们大家都要记着，如其在诺贝尔获奖的演讲词所言，“当政治家和专家们在对道德承诺赋予相应的重要意义方面谨小慎微时，实在论者也就不存在了”（缪尔达尔，1975年，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