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现在想论述一下缪尔达尔遗产的另一半。这个遗产的一半是关于由种族主义和欠发达所构成的负面的社会实在；另一半是社会科学家在与上述实在的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
冈纳·缪尔达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究其一生，他认为自己是“约定的经济理论”的一个持不同意见者，因为他认为，这个理论“只是通过有限的变量的封闭模型进行运算”。（缪尔达尔，1976年，第83页）与这种约定的经济理论相对照，他提出了基于“历史方法”的“制度经济学”，这带有方法论上的强制性，因为社会系统是通过“循环因果”来运作的。
缪尔达尔显然被约定论的经济学家们所激怒了。在其最后的随笔《政治经济学是什么？》（缪尔达尔，1981年）中，他描述了形容词“政治的”逐渐从“政治经济学”这个词中去掉的历史过程，以及19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何接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功利主义——的过程。后来，新古典主义作者们又以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来为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进行铺垫。缪尔达尔写道，他们就这样做了，也就在那个时刻，专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早已放弃了这些理论。“从那个时候起，经济科学明显地隔离于其他社会科学之外，也隔离于作为相当发达的学科的哲学之外”（缪尔达尔，1981年，第42页）。
当然，缪尔达尔在其1930年第一本以瑞典文出版的书Vetenskap och Politic i nationalekonomien里面，早已处理过这一问题。尽管此书译成德文是1943年，意大利文是1943年，可直到1953年才译成英文。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此书影响的评论是令人痛苦的：
通过几乎五十年前就已展示过的这种当代福利理论（即一种由第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发展的理论）的肤浅和逻辑不相容……我想我最后要去掉这个理论。但是它就像恶性肿瘤在生长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篇文章来讨论福利经济学，用个体或社会“效用”这个术语或其他什么替代术语来进行推理。但是方法若不是毫无意义可言，那么，唯一有的意义就是使用了被遗弃的享乐主义心理学的术语，即基于这种心理学之上的一种功利主义道德理念。我总是纳闷，为什么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会撇下经济学家，让其白白折腾而不管不问。
在当代制度经济学当中，人们通过训练和阅读的确认识到了在狭隘的、已标出的领域之外的每一件事，但那种走向狭隘职业化的趋势就是不让它们受到更多关于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知识的干扰。但在大多数大学的经济科学史研究的课程里，我们会发现相当多的忽略，它们足以帮助一些人夸大某些信念，认为自己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是崭新的。特别是，它妨碍我们去把握什么会成为正规的经济理论，即便是在伪装之中，他们也不准备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81年，第43页）
在我看来，缪尔达尔对待制度经济学并不为过，但在他那斗牛般的热望之中，他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制度经济学的愚蠢仅仅是一种更为广泛疾病的荒谬的演绎（reductio ad absurdum），当时，所有的历史的社会科学自身都带着这类狭隘的眼罩。
读者也许注意到，我总是重复使用一种不常有的语言样式，如历史的社会科学（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这或许需要些解释。如我们今天所知，历史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思想的一个产物。可以肯定，编年史学有一个很长的传统，在那时之前，社会科学也有很多原型实践者，常常都是罩在哲学的条目之下。然而，法国大革命给世界系统以制度上的撞击，导致了整个系列的文化转型。其中一个产物就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出现了。具体地说，基本上是在1848年至1914年间，过去一个带有相对模糊边界、单一知识话语的领域，开始分化成为一系列所谓的学科，每一个都带有一个新的名字，常常是新词的使用。主要的名称有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我们不要忘掉）东方学等等。
可是在1850年，瑞典的大学在许多上述领域中，还没有这类系的设置，也没有这样的教职。到了1914年，相当多的大学开始有了这样的系；到1960年，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都有了这样的系。至于在1850年，在这些领域也不存在学者云集的学会，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既然没有人认为有领域来限定社会实在，那么社会实在会是什么样子呢？只是到1914年，国家级的学会才以如此的名字出现在欧洲和北美，到了1960年，世界遍地都是。国际间的学会只是20世纪的一个创造。同样的事情也可以用来谈及学术杂志。简而言之，所谓的分立的学科的建制化过程只是上个世纪才开始的，而且也只能从那时算起。
如果我们不仅问自己，为什么中世纪大学哲学科目分化成今天众多的“专业”，而且还要问为什么这种分化采取如此准确的形式，那么我们看到的最后的形式就是从19世纪世界系统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反映出来的、大不列颠风格的经典自由主义。第一个前提是现代世界的巨大成就是由三个领域的人类活动分化而来：权力实施的公共领域、生产的半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把三个领域混在一起就是“中世纪”，把它们分开就是神圣的。这就是三种知识的起源，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种竞技场，已成为我们当代认识论的基础。或者以当代大学的系和专业学会的术语称谓就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第二个前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演化的世界里。从法国大革命当中人们所学到的基本的教训就是变化是正常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扩张的影响是致命地瓦解了社会世界的旧话语，它们似乎与一个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无法相容。这个新世界，值得献身并被相信是处于进步之中。于是乎，我们就有个这样一种初看上去是值得认识的历史，对其具体的说明不是根据美德，不是根据黄金岁月，而是根据缓慢的、静态的完美成就——一句话，历史的辉格党（Whig）解释。既然过去的事情不像现在那么好，那么完美，那么，历史也就不会告诉我们关于现在更多的事情，也最好抛开或远离关于现在的研究。进一步讲，历史是一种以我们的现在为顶点才会存在的思想；历史是关于我们的事，不是关于他们的事。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时，就像特雷弗尔—罗泊尔（H.R.Trevor-Roper）这样的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都能够声言不存在可称之为非洲历史的事物。
第三个前提是人类心理学的功利主义观点，就像缪尔达尔注解的那样，来源于自然法理论，它假定一个“人类本性”（若足够好奇，就会发现赶上成功的企业家的社会习性）的存在。这个前提允许我们设定人类/社会行为的法律，一旦设立便是普遍的、可认知的。这一点就允许我们可通过更新关于社会实在较为复杂的观点来接受牛顿的科学模型。
第四个前提是西方文明优越感的自我证明。可以肯定，这个前提在19世纪之前就已长期存在，它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内在禀性，通过与其他文明圈里可比较的假设（虽然是颠倒的）并行起来，以上前提就成为公平的了。但在19世纪，这一世界观似乎要挟以“欧洲”军事和技术权力来进行经验辩护，而正是这一点，才允许这一前提真正地统治了世界。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为什么说专业的分化于1914年结束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代表对当代生活三个分立的领域的三种分立的研究，每一项研究都是来探讨主导本领域的普遍规律。在征服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过程中，异国之人文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专家来研究他们。而这些异国之人文是“远古的”，没有任何文献，他们只能在原位置（in situ）上被研究；因为他们是“远古的”，于是我们尚不知如何区分其人类活动的领域，他们只能以民族志学的方式被研究，也就是说，通过他们自己设定的、尚没有改变的、连在一起一整套图式来描述。这就是民族志学的研究，与关于欧洲现在的普遍性研究不同，与欧洲过去的历史研究也不同。最后，东方学作为所谓“高度”文明的异邦世界的研究开始出现，因为这些文明有文字：如中国的、印度的、伊斯兰的世界等等。他们不是在民族志意义上而是在哲学意义上被研究，以便弄懂每一种文明中有教养的精英特殊的记述，比如，他们的宗教（是“世界”意义上的宗教，并非狭隘的部落信仰）、他们的复杂语言、他们的艺术形式等等。但是，这里我再次强调，他们不是以一种普遍的模式（有如欧洲的存在那样）而被研究，或不是当作历史（有如欧洲的过去）被研究，而是当作先前不变的特征化事物的残余——有如名贵的、或许正在腐化中的玩具小屋——被研究。
所有这些专业分类在今天看来再显然不过，以至于我们很少注意到它们是多么地特殊。比如，各种空间关系显然是存在的，但很难通过一个令人信服的模型得到说明。这个问题可通过产生一个特殊专业——地理学——便得以解决，然后再把这一专业在知识的等级结构里降为贱民的地位。(https://www.daowen.com)
所有变通的（知识）综合汇集（发展的方式）都被挤碎了。其中一个主要的变通是从19世纪晚期的德国发展起来的，一个被称之为Staatswissenschaft（政治科学/理论）被创造出来，这一结构可以看作是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元分化模型，以及普遍的现在和历史的过去二元关系的挑战。到了20世纪20年代，Staatswissenschaft或多或少从建制上消失了，但这个故事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得到陈述。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把同样源自德语世界的Methodenstreit（方法之争执）视为Staatswissenschaft在建制化解构中的主要因素。我相信方法之争执完成这一消失的方式是通过自身构成而成为对真正问题的一个反常的转向。
方法之争执的核心就是将一个特殊的二律背反申述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即在规则知识和具体知识之间，并被展示成为只是两种可能的（和/或可预求的）但又相互排斥的认知方式。通过对争执双方的刻画，我们不难看到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研究（进而是社会科学）之对象的普遍法则的存在与其由每一种具体的个性或社会现象的唯一性来解释的非存在（nonexistence）之间的矛盾。将所谓的新专业引入这种整体编排（matrix）之中是很容易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渐渐成为规则性的专业，并通过研究早已物化的欧洲现世取得的普遍成就可以习得有关知识。那么，具体的专业就是历史（单一的只涉及欧洲过去）、再就是人类学加东方学（每一个都是在描述唯一的、不变的非欧洲的过去/现在）。于是也就再没有任何空间进行知识分类，如对于Staatswissenschaft这种学科或专业，它对规则的陈述和具体的陈述都能投以怀疑的目光。
方法之争执其虚假的凶悍不仅消除了一些诸如Staatswissenschaft的变通选择，而且强化了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分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其一是规则性的（和科学的）知识集合；另一个集合是具体性的（进而用现在的学术行话来说是人文的）。结果，我们不仅有了“专业”知识上的分野，而且这些“专业”的群体化也分成两个分离的“教学阵营”（faculties）——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并且附加的建制化已经有所成就，这种建制化虽然有些美中不足，但随处可见。
对于我们的群体性研究而言，这种分野的建制化有一层深远的涵义。学者的数量在稳定、大量地扩展，培训项目不断被提出，对研究中精确法则日益增加的价值业已成为自然而然的推论。但是，人们如何在规则性的知识和具体性的知识中变得精确起来？
一个普遍化科学的精确之路就是量化，这是寻找与定理相联系的公式的一个必然步骤。这一点对实际的经验研究提出一个明显的约束。从初始要求上讲，研究要尽可能量化，但我们远不能得到这样的要求，即由于量化数据的存在，并且数据越艰难（也就是说越精心设计、越细心收集）越好，那么经验研究就应该在原位置上行事。既然有最量化的数据存在于世，并且是由政府收集——术语统计学（statistics）就是从术语政府（state）这个词衍生而来，那么，我们无需太多的想象力就可看清这一点：越是“先进的”政府，就越是需要更多的关于当前事实的数据，越是有关于现象更窄的定义，越是有“更艰难的”数据。于是，我们被一步步地推向了直接的现场，特别是一些确定国家的现场；由于学者数量的增加，其结果是带来研究的自然分化，这反过来加强了我们被推进越来越小的视界里的力量。斯托克霍姆（Stochnolm）在1988年说过一句被普遍接受的断言，如果人的本性被认为是普遍的，既然只有通过追随人类技艺中量化的急迫需要，我们才能学到关于事务其运作的学问，那么，对于这种研究的实践者而言，狭窄的经验聚焦绝少能提出有意义的认识问题。
具体性知识的量化之路当然有所不同。当兰克（Ranke）力诫我们：所有的历史研究原来即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其目的在于以英雄神话学的方式来处理编史学。但是，我们如何得知真正发生的事情？兰克和其他学者都提出一个机敏的回答：确定什么人记下了事件的时间。“档案”这个概念并不是很少的知识突破，但是谁保存档案？从根本上讲，答案当然是保存档案之人就是保存统计（资料）之人：首先是政府的官方人士，然而，他们不论保存档案还是保存统计只是保存那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资料。那么，由于档案的使用，就使我们首先来研究本国历史，其次才研究普遍的政治史，这一点就绝非偶然。当然使用档案也是一项耗时的工作。另外，后期的学者也像先前的学者那样使用档案，就会被推着产生越来越多的细节。于是，其研究所需要的精确和时间，连带研究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就会让学者们定义越来越窄的研究主题。
于是，方法之争执的逻辑和其方法论的蕴意，就是将历史的社会科学的世界性事业从其宏伟之开端扭向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在规则性的和具体性的研究范围都是更窄的研究之上。在此过程中，那些反对这种被扭曲的成果的学者们常常受到忽视，就像缪尔达尔所抱怨的由规则性的和普遍化的经济学的“恶意肿瘤”对“制度经济学”的忽视一样，主要知识问题被忽视是因为这些问题在方法之争执的双方任何一方的框架里都得到处理。
于是，我们无法说明种族主义及其持久地存在，我们也不能说明欠发达及其持久地存在；我们更不能说明政体如何和为什么产生的，也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言而喻地设定每一个政体都有一个“社会”，以及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政体。那些无法解释这些基本现象的知识领域往往陷入巨大困难。可是真正的世界却总是倾向于抓住这些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让世界产生足够的震荡。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也让世界不安稳。我相信万隆现象仍然会使人丧失勇气。毫无疑问，历史的社会科学都是通过调节其理论化和其实践来处理这些震荡。但这有点像在托罗密的模型上再加上一些本轮，整个分析越发显得笨重。当1968年世界的文化革命到来之际，它对世界体系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今天依然继续着其碎裂过程。
以我的观点看来，1968年（的运动）在政治上不仅仅代表一个反体制化的革命运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系统的高潮期），同时也是——这方面也很重要——一种历史的反体制化运动本身。从1945年到1968年，这些运动在三大主要方面最终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权力：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东方的共产党和南半球的民族解放运动。而1968年运动的高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有意义的程度：对这些运动的失败，人们有理由批判地指出这些运动是真正反体制的。
1968作为一个革命运动，已过去了，确切无疑地过去了。但就像1848作为革命运动一样，1968与先前的1848都同样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其中就有对大学和知识界话语的影响。1968运动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打破由19世纪思想的继承者们对世界大学体制的控制，恢复大学是理智争论竞技场的角色。在此过程中，方法之争执不再成为认识论争执的唯一可能的框架。在历史的或人文的研究与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先前存在的、不可通约的障碍已不再是什么规训。或许最极端的情况是，这也是一个达成默契的场所，即存在于19世纪自由主义和19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真实论争的默契。这是在历史的社会科学中构成概念理解框架的一种默契，最后也面临着挑战。
结果出现了混乱。19世纪早期的保守主义那种被切碎的版本匆忙之中再遭破坏。整个氛围既嘈杂又咄咄逼人，要从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默契论争的不信任中获得起码的信任，人们对知识界这一要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1968的世界革命也给大学带来新的主题：如（特别是）妇女研究，以及被普遍称之为“种族学”的多版本研究等。它们表现出巨大活力，但是大部分仍停留在提升良知阶段，还没有发展到有足够的能力重塑大学体制的议程。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并还在提出“世界系统透视法”作为对历史的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倾向的挑战。然而，我必须承认，无论对世界系统透视法的评价如何，它也远没有达到对大学体制的议程产生重要影响的程度。
简而言之，我们处于巨大的迷惑之中。事实上今天已不再存在任何清楚的大学议程，我坚持认为，在过去一百年里这是头一次。这是因为学者的世界——其本身也在世界范围的大学共同体内第一次得以安身立命——处在巨大的潮变之中，其结果仍然是不清楚的。
这种巨大潮变的证据无处不在。我已经注意到在我称之为历史的社会科学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错过在物理学和数学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普里高津（与其他同道）论证道，牛顿的线性动力学和平衡态分析只是一个更普遍过程中的特定情况，这一更普遍的过程是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分析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他说，即便是对物理学也要恢复“时间之箭”，并进一步论证说，科学的目的不是要简化而是要说明复杂性。曼德尔布洛特（Mandelbrot）同样论证道：欧几里得几何也是一个更普遍过程中的一个特定情形，在更普遍的过程中，真实的世界必须用分形的坐标（亦即大部分并非是整数的坐标维度）来做基本的度量。混沌、灾变和分形已成为一种从上到下彻底修正现代科学之运动的编码词组。
新古典经济学以牛顿的前提为基本，但就在物理学家拒绝牛顿前提的时候，在当前的知识画面中，难道新古典经济学家却想成为一个日益不重要的、日益增长着的理论化的反科学模式的最后的辩护者吗？一方面经济学家给定理提供证据，但另一方面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获得者却为此提供反证，难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会继续给这些经济学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