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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和欠发达由何而来？两者都是现代世界的现象。种族主义不等于仇视异邦，它当然遍及整个历史；欠发达不等于贫穷或技术的低水平，它也存在于全部历史当中。如我们对两者所了解的，种族主义和欠发达是一种基本过程——一个保持人们同时有进也有出的过程——的特定展现；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自身的历史系统被重新组织了。

请让我详细解释。资本主义确定了现代世界系统的特征，通过定义，资本主义就是一个非人人均等的（inegalitarian）系统。我知道这是资本主义批判阵营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辩护者的一个热门话题。而辩护者表达这一事实的方式是说：对努力和进取适当的奖励就激发创新和增长。于是每个个体都可以谈论效益问题，但奖励如果还有什么意味的话，就是意味着比那些没有得到奖励的人多得到的东西。批评家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种事实。他们说，有些人通过剥削他人控制着财富的积累，而另外那些人因不能控制所以不能成比例地占有目前的积累。大家都很熟悉这一争端，我并不想旧话重提，让大家再讨论一遍。我只想提出一点：争论双方都接受这样一个前提：资本主义包含了物质商品的不平等分配。当然，他们对这种现实性、对不可避免的分配程度、对社会和政治的结果等诸方面都有异议，但都同意基本的描述。

可是，在这“基本层面”之上，缪尔达尔会说：每个人（或者实际当中的每个人）都会谴责种族主义和欠发达，并认为它们是不合法的、不幸的、可排除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思想意识学派在某些时刻都曾主张世界没有种族、没有贫困的普遍理念；但是所有的人依旧继续支持和延续着各种制度，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使那些我们原本不想要的现实长存下去，而且这种不想要的现实还在增加。

这怎么变为可能了呢？让我展开我那悖论似的公式，在其中我会指出我们自身历史系统的基本方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这样被组织起来的：使一部分人进而使另一部分人出。这一点要比它听上去更合乎常理，实际上这也是理解系统如何运作的关键之处。这也是这个历史系统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同过去的系统运作方式不一样的地方。过去的历史系统其运作原则是包含一部分人而排除另一部分人。那么，被排除的另一些人就是对外国人无理仇视的人。如果需要或可能，他们是那些通过宰割即可被排除的人。

想想在我们自身系统内发生的事情。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每一个政体里，存在着一个职业和职位的排列，它们的报酬是不等的。实际上，所有有家室的个体都是把各种来源的收入（工资、市场交易、租金、替代性收入、基本生活保障费等等）汇集起来，以便产生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是用以支付生存（或许可以有附加的投资）的费用。这些家庭有两个长期性的特征。第一个特点是他们被确定在一个长期或生命周期内收入的有序范围之列。这一点也可以称之为他们的“阶级”坐标。我当然知道阶级不仅仅是靠收入来分类的，但是不论怎样定义，大多数分析都论证了在阶级和收入水平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或者作为原因，或者作为结果。可是，第二个特点是所有家庭还可以用“种族的”坐标来识别。我重申，我当然知道关于“种族社群”的概念有诸多争论。我用“种族坐标”这个术语简而言之就是指所有社会性的认同形式，或者是其认同形式的社会学框架设定了把各种（生物学的或文化上的）特征归诸于种族（或肤色）、语言、宗教、祖先起源的国度等等。问题恰恰在此，在今天的政体中，就存在按着其“种族”坐标来对定居者进行分类。这些“种族”的社群总是根据一种有序的范围进行社会排列。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政体里，一个社群总有成为当地主导的倾向；尽管大量政体可以根据这类主导的社群是庞大的还是在总人口中占一个相对小的比例来进行分类，最后，总要有一些社群成为上述范围的底层。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产生自家庭的“阶级”和“种族”坐标之间的关联环节。通过世界系统，这一点不难得到演示，在家庭的阶级和种族的序列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正向的、不完善的但又是实在的关联。特别是，“最底层的”阶级与“最底层的”种族社会层次之间的叠合非常严重。从根本上讲，这种简单的现实正是我们所说的种族主义。

第二个问题也产生自家庭的“阶级”和“种族”坐标之间的关联环节以及他们相应的政治权益。再次重申，作为一个通则，在“阶级”和“种族”的排序与获得政治权益之间也存在一个关联，即使在所谓的“自由的、民主的”各种政体里也是如此。那些在底层的人们基本上以两种方式当中的一种被排除于政治权益之外。它们可能整体地被排除在“公民”范畴之外，通常的根据有：他们是移民或移民之子，甚或非法移民（就像在南非种族隔离的法律理论里）。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强制、哄骗、压迫等手段的使用，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被排除掉，并否认最底层可获得（或完全获得）的政治权益。尽管如此，我并不想提议人口中剩余部分（即在序列范围内的“上层”人们）就拥有全部的权益或彼此间同等的权益，这种情况事实上国与国之间非常地不同。但是简而言之，对基于阶级和种族坐标的最底层，存在一个带有额外程度的政治排他倾向，特别是对那些从两个坐标上看都是底的人们，我把这类人称之为“阶级—种族双底层”。

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可能还没有例外。如果今天，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没有“阶级—种族双底层”的政体，我们还真的难以命名它。因此，在那些特别的政体中，我们只能根据背景提出一些丧失其似真性的特别解释。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到处都有这种双底层？而且又为什么在大部分情形中对这种双底层总是倾向使用一个种族的坐标？

回答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双底层的问题实际上是自明的。如果我们有非人人均等的历史系统，如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是一个非人人均等的系统，那么根据定义就一定会有双底层的存在。于是，在这一系统内的每一个、每一种政体里，发现这个双底层的存在就不仅是必然的逻辑结论，而且也是非常清楚的经验事实。但为什么这种双底层在大部分情形中总是倾向用一个种族的坐标？这个问题在逻辑上远非是自明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冈纳·缪尔达尔以一种道德“两难之境”的根源来分析这个问题，当然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人。

把这一问题换成另一种方式来问是这样：假如所有的种族主义、所有的种族意识实际上不存在时，那么，什么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基于存在一个根据不同的职业角色而产生不平等的获得，但同时我们又仅仅以“阶级”的层面来为不平等辩护，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毕竟只有两种可能的“阶级”语言。存在着旧制度的阶级语言，或者任何一种带有这种或那种版本种姓结构系统的阶级语言。那些根据其高贵出身便可得到较高报酬的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以不合法被决定性地拒之于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拒绝是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系统的意识形态遗产。今天，在确定的种姓社群中根据出身进行不平等的报酬分配，若要为这种需求进行辩护，的确要有极大的勇气。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语言，今天已成为一个既定的、世界性的政治话语。

然而，还存在第二种可能的阶级语言，多少带有启蒙运动的遗产，它是精英统治阶级的语言：职业必须向天才们开放（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这种语言今天还被广泛地使用着。关键口号是机会人人均等，这一口号意味着：在“阶级”类别之间，个体的流动不存在法律障碍。因而这一点常常被这样来陈述：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应该与其他人一样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在其成年的时候可以得到在社会序列范围内较高位置的职业，条件是这个儿童是个“天才”。当然有了这样的位置也就意味着其他的任何事情了。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框架之中，随时都有一个相当数量级的个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我说有相当数量级的——但这一点在任何一代、在任何一个个别的国度里都值得怀疑——也就是多到人口数量的5%最后实现了向上的流动。只要有这5%的存在，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也能扫除社会的不平等。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平等并没有被消灭掉，即便是在最富有的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更是如此。不论是从逻辑演绎上还是从经验上，向上流动——必然是而且总的情况已经是——伴随着一定数量级的向下的社会流动，与向上流动的数量同样多，或者几乎是同样多。如果这样，特定的个体或家庭的任何变化，在全球或整个系统的分配方面变化相对而言微乎其微，至少从各种政体里有序的阶级排列的存在方面看来没什么变化。

一旦通过仅有的阶级透视方法来看待这种现实，我们也只能从中引出一个道德结论：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一种种姓制度，机会均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假象。这与当今盛行的意识形态的信条背道而驰，不仅与这个体制的卫道者，还包括其反叛者的思想感情都大相径庭，从而也引起双方诚惶诚恐的思索。然而，如果我们加上种族的坐标，这些诚惶诚恐的现象立刻变得更加似真的、更合理的、更合意的、也更可接受的。毫无疑问，这也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这也就是为什么卡耐基集团雇冈纳·缪尔达尔去做一项“非洲黑人综合研究”的原因。（F.P.凯佩尔，缪尔达尔，1944年，第xlviii页）可是，卡耐基集团并不同意缪尔达尔的发现，普通的美国人以及其他很多人都不同意。因为，在缪尔达尔的发现中缺乏种族的坐标，将下层阶级当作“黑人”来对待，他们无法对这些思想与过去的观念进行比较，这样，缪尔达尔的发现事实上成为一种种族的辩护。

这就是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意识形态约束内，对于大规模群体不平等的现实性，种族主义向我们提供了唯一可接受的合法解释。种族主义使这种不平等合法化，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提供了他们可以变动的性质，但实际上是不可能改变的。理论的辩护是微妙的，因为它同时要向低层位的人和不是低层位的人进行表白。论证的关键是那些低种族层位（在多数情况下结果就是低级职位）的人发现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幸的、但理论上可以排除的文化遗产才在此位置上。他们是来自这样一个社群，缺少理性思维、缺少工作伦理的训练、缺少对教养和/或成就感的渴望。因为我们不再主张这些给定的、不同的倾向是遗传的，而仅仅是文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庆祝自己已经克服掉了简陋的种族主义。当然，我们克服掉的仅仅是种族主义最粗鲁、最不容易辩护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与启蒙运动的遗产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们都倾向于忘记这一点，如果由于其中有历史的变化而使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遗产，如果“文化”这个词在此意味着一种缓慢变动的现象，那么，历史遗产也只能进行缓慢的精细的变化，因为它已成为有问题的社群大部分成员超我的组成部分。(https://www.daowen.com)

这个微妙的争端还伴随着这样一种说法：受压迫者被告知在其社会中的地位是可以变的，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技能教育，必须以确定方式进行活动；他们还被告知说，这些方式就是来说明较高的报酬就是给排序较高的社群。同时压迫者也被告知，通过政府既定的价值教育及为受压迫者提供机会均等的渴望，便可获得收益。于是，双方都被勉励去追求他们的教养，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消除不平等的先决条件。在今天，虽然总是有局部的救赎行动，但不平等绝不会有决定意义上的消除。决定意义地消除不平等总是在未来。

与此同时，低阶级层位和低种族层位的关联继续存在。如果对一方有所修正，在另一方就会再现。这不需要自身同种族有什么关系。皮埃尔·瓦莱里就称魁北克人为“白色的老黑”。这就延续了种族认同的意义，与此同时，如果通过引进政治上的改善来固化某些事物，还可以延续一种现象。进一步讲，正是这种种族意识而不是其现实存在为我们体制的运作提供了关键要素。因为，种族意识必然地意味着通过长辈在新形成的年轻一代身上进行种族社会化。如果种族社会化是为了社群的利益，那么它必然包括大量的、可进入现实主义视野的社会极化过程。因此，进入一个低层种族家庭的儿童就会根据其实际面对的现实来被教导接受确定的职业期望和行为模式。同样，进入一个高层种族家庭的儿童也会得到相应的教导。这就会伴随如下现象的发生：尽管种族意识的机制允许受压迫的阶层为其政治权益而斗争，但同时（也是矛盾地）也加强了受压迫角色的社会化。

最后，我们不应忽视劳动力种族化程度这个问题。劳动力种族化一定程度的存在，给资本主义系统增加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历史地看，种族化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延续系统的有效运转。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通过周期性的扩张和紧缩，以及经济活动中引导性节点尽管是缓慢的但确是恒常的浮动来运转的。于是，对特定“阶级—种族双底层”劳动力的需求量总是变动着的。今天X国可用五百万工人，但明天它只需三百万。然而同时，Y国可能正朝相反的方向变化。这种现象可采用失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形式。当这一现象发生时，人们就倾向于用一代或两代的时间来重新界定种族类别。一些新名字会出现，一些老名字会消失。而且类别存在还要适应数量的需要。最后，总要出现某些“阶级—种族双底层”（或者我直接就说底层）。根据世界经济的演化它们被重新定型了，在有的时候范围还相当广泛。尽管事实上世界经济被定义成为一个过去之真实（进而未来之可能）没有任何改变的共同体，可恰恰是因为“种族性”在其具体表现方面有着难以置信的变通，因此，我们难以明确指出什么是其延续存在的本质。

于是，种族主义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整个复杂系统的一个机制，保持一部分人进另一部分人出。它有两层意义。一个显而易见，即在职能上使人们进入底层的同时还要努力使下层的政治容量极小化。另一个意义远非显而易见但却相当重要。种族主义从职能上讲保持人们进入底层的同时，资本主义系统需要其提供现成的劳动力并使系统可以维持到另一个时期，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整个系统运转会以一种迅速、主动的方式得以维持。进一步说，这个底层有其内化的价值，他们是有意愿、热切希望被带回来。于是从文字意义上说，他们可被恰当地看作（世界市场的）“后备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种族主义在世界系统的各国政府内作为一种现象和欠发达作为政府间系统的一种现象，有着共同的原因。首先，经济活动（亦即职业角色）分布于世界各地，而这些活动是不平等的、有等级结构的。我们今天谈起这一问题，好像在世界经济系统中，劳动力是作为核心外层的轴向部分，这当然也是“阶级”的坐标。种族主义与欠发达最大的不同是来自批判分析家的看法。在国家层次上，阶级的等级结构是显然的，而且常被论证说与种族的等级结构相关的；可在世界系统层次上，情况却是倒转的。种族的等级结构是显然的（在此，采用了“国家”的伪装），而且人们也论证说与阶级的等级结构相关。然而，今天不断有人接受了这样的认识：在世界层次上，存在一个阶级—种族（也就是国家—阶级）双底层，我们经常通过另一种语言风格称之为第三世界。

当我们查看一下意识形态的讨论时，我们也会看到国家层次与世界层次现象的同成分性。第三世界的“落后”——我们不再敢使用落后这个词，但我们继续地这样想——必须通过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来解释，结果常常提到第三世界非常差的经济素质，同样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对第三世界的偏见。此处，再次提到，救赎的办法就是诉诸教育。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学习技能，以及工业化世界的基本价值，他们这样才会“赶上”。工业化国家必须学会封闭其偏见，并增加追赶者的活力。今天我们受教育，明天我们就会平等。但是明天，欠发达的两难之境与种族主义的两难之境依旧是我们的主题。

在世界层次上，国家主义意识或第三世界意识与一国之内的种族意识扮演着相类似的角色。它可以组织人们与不平等进行抗争；但是它也关系到世界系统的政权实在的整形，它同时使人们认同世界系统内自身存在的角色。

进一步说，正是作为恒常进化的世界经济市场非常需要在国家层面上不断地重新定位，在世界层面上也是如此。在今天，我们或多或少地需要X或Y职业或经济角色，我们常常发现这些职业或角色出现在新的位置上，这是再好不过的了。这也需要种族的重新界定。昨天，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海地人，今天他们就是欧罗巴人；昨天，日本人引领黄种人的人群，今天，南非政府很雅致地提出他们是“荣誉白人”。谁知道？明天，瑞典人再次成为几个世纪前的样子：苍白肤色的野蛮人。世界种族、世界系统的种族分类在我们的历史系统中，总是处于我们的历史系统之中，总是远离等级制度，但这些类别的名字又处于有规则的变化之中。

最后，还存在一种方式，在其中所有人都进同时所有人也都出。当然，这一点只有在政治层面上针对市场角色来言是正确的。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的生产系统里承担着关键的角色，但是他们的确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力。这在纯粹的市场层面上是正确的。在世界经济萧条的时期里，所有的人们都被迫使回到一种强迫自给自足的状态，谁做得最好谁就能生存下去，就像异邦的打工仔（gastarbeiter）离开了家。但当繁荣期来临时，他们可能又被拉回来，而且他们对被拉回来感到非常高兴。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两难之境”没有解决？这里我会说得更简练，的确也是乏善可陈。这些“两难之境”之所以还没有解决，是因为没有人对解决这些问题感兴趣。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从根子上转变目前现存的体制。保守主义的方式是否定性的，认为“两难之境”不存在，或者绝少存在，或者会自生自灭。缪尔达尔学派的主要作品试图撕碎这种保守主义的甲胄，并且要说服这个有特权的世界认识到“两难之境”是真实的，认识到在社会价值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抵触。

自由主义的方式——我是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和当代美国的用法上使用自由这个词；当然我也能像改革派或社会民主党那样使用这个词——就是敦促司法或政策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变革，以期使不平等状况得到改良。毫无疑问，这种愿望有着全球视角，涵盖世界系统的全过程，也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是经过了四个世纪的改良政治——我想至少从拉斯·卡萨斯（Las Casas）[2]关于土著美洲人也有灵魂事实的辩护那时算起——在这四个世纪里，我们有多少得到改良了呢？我认为全球改良化的清单不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种族主义和欠发达在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难道比在16世纪的早期更少吗？

那么，极端的或革命的方式就值得赞扬吗？我怀疑这一点。在多数情况下，主张极端的或革命的人士把种族主义和欠发达定义成为某些基本社会弊端的次级征兆。他们把才智集中于他们所认为是主要的征兆方面，而他们政治上的注意力则集中于如何直接获得政府权力的策略方面。在此过程中，他们无疑对体制产生了有效的政治和才智上的打击，但通过把种族主义和欠发达归入次级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已经错失了历史之舟，其所做的即对这个系统产生了破坏，也在同样程度上强化了这个系统。

我担心的是，种族主义和欠发达远比两难之境复杂得多。在我看来，它们作为一种历史制度系统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们是剩余价值不平等分配的基本条件和本质表现。它们使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使历史资本主义的存在理性（raison d'être）成为可能。它们在职业上组织了这一过程，并使其在政治上合法化。若没有它们，在概念上刻画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应该回到两难之境的辞典定义上。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当权者那些人的角度上看，解决或不解决种族主义、欠发达等这些“两难之境”是“同样不令人幸福的抉择”。这个系统没有它们无法运转，也不可能长期靠其运转。这是一个难而又难的选择，也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