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谈到这里我们该看看我说过要解答的第三个问题：发展到底是要发展什么？发展的双重目的表明了答案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发展被认为是取得国内进一步的平等，也就是说，要进行根本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的）变革。另一方面，发展被认为是取得经济增长，涉及“赶上”领先者。对每个国家来说，这都意味着赶超美国，尽管差距有大有小。甚至对于苏联也是如此，正如那众所周知的预言所说苏联要在2000年“超过”美国。

但是社会变革和赶超别国是两个有很大区别的社会目标。它们不一定相关。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后一点，我认为，是毛泽东在60年代所持观点的核心。无论如何，到现在已很清楚我们只能分开分析这两个目标，而不能再盲目乐观地以为它们是密不可分的，而发展主义者，不论是自由党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抑或是他们的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里是这样认为的。

我认为自由党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盲目乐观地以为从长远来看增长从而赶超别国和增加平等分配如果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是两个平行变量。我指的是两个集团的思想论述中宣称了这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即从发展的两个不同涵义中得出的两个目标哪一个是以政治手段推动发展的驱动力呢？更直白地说，两个目标里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哪一个？他们优先选择哪一个？

答案必然是国家总是优先考虑赶超别国而群众运动在这问题上有分歧。事实上，分歧可以追溯到运动产生最初的个体历史和集体历史。运动将那些希望拥有更多的，希望赶上（言外之意要超过）其他国家的和寻求平等的人凝聚到一个组织的屋檐下。认为两个目标是相关的思想信念起初起着凝聚作用。这种凝聚力常常表现为一种论调，即通过经济增长（资源稀缺的结束）平等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当运动力量上台执政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取舍优先发展目标，其结果使得原来黏合的思想表层开胶了，至少部分如此。从而造成理想的破灭，或至少是思想上的混乱和不满。

这在1945年前并没有构成问题，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处在世俗扩张阶段。只要如此，看到未来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馅饼，每个人都有希望获得更多。那些有希望在短期内获取更多的人，通常是彻底地支持现有体系。而那些获得更多的希望比较遥远的人通常形成反体制运动的社会基础，这些运动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似乎提供了加速实现获取更多的愿望的政治途径。(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处在世俗扩张阶段，反体制运动在政治上就很虚弱。尽管运动宣称代表了大众阶级的利益，即大多数人口的利益，但是大众的支持在它所覆盖的社会阶级两极受到削弱。一方面，在大众的顶端，那些生活相对富有的阶层，个人向上流动性的诱惑瓦解了他们参与斗争的集体感，这对处在特征阶段中的体系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而在大众的底层，生活贫困的阶层（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他们通常是被生活所打倒，很难组织，或仅仅在挣扎着生存。有些人因为看到了找到全职工作的前景而顺从于现状，找到工作将成为向上的一大步，当然不是跻身于小资产阶级而是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永远也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些人。因此，它在许多人眼里都成为可以实现的未来。当然这种双重“叛离”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19世纪传统的关于工人革命的设想从没有真正实现过。

矛盾的是，1945年反体制运动在政治上的虚弱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因为他们从来无法当政，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思想没有受到考验，虽然这些思想有些自相矛盾。因而他们作为运动能够存活下来，而且很好地保存了实力。只有当资本主义的政治外壳虚弱下来，反体制运动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掌管国家时，内部的深刻分歧，即寻求向上流动性的人与寻求平等的人之间的裂痕也就暴露出来了。

那么，回答发展是要发展什么这个问题，无法通过历史分析得出一个唯一的前后一致的答案。这一口号掩盖了一个深刻、持久的矛盾。1945年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这个矛盾变得格外触目，我们大家都被迫做出政治选择，这一选择是既困难而又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