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尽管有关发展的各种争论与历史资本主义所滋生的各种社会心理（或心态）息息相关，争论的核心问题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历史资本主义一直是一个分配不均的体系，不论是在社会阶级分配上还是在地理位置分配上。这在现实中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我们认为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必然性或在历史上永远会如此。
然而，纵览不同的地理—法律带，即当今的独立国家或有可能取得独立的国家，一些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与过去相比取得了无可辩驳的进步，不论是某个国家与五十年、一百年或三百年前本身状况相比还是这个国家的人均GNP的排名与五十年、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它的人均GNP排名相比。这通常是我们所指的某个国家，比如美国或瑞典，“发展了”的含义。它比以前在物质和政治上（如人权问题等）方面提高了，尽管许多人会反对后一个说法。
从这点来说，究竟谁发展了？从某一层来看，这一问题很容易回答。近三十年来人们所谓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正是按我所指出的近五十至三百年来的两种衡量尺度而进行的排名。一般来说，人们把西欧和日本列为“发达国家”，而把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列为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比较分类时最有争议：它们与本身过去的比较；它们现在的排名与过去的排名相比较。分析家就基本经济尺度显示的结果和/或这些尺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是有效的指标无法达成一致。
那么，我们对1945年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下的“国家发展”模式所知多少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明确知道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6世纪在欧洲大陆形成。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集成的生产过程即商品链。这些商品链往往跨越已有的政治（国家）界限。从商品链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从来没有按创造价值的地理区域平均进行分配，而总是集中流向某些区域。我们把那些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受损的区域称为“边缘”地区，受益的地区称为“核心”地区。虽然在历史发展初期在不同的地区之间的经济财富相差无几，但是仅经过一个世纪的剩余价值流动在核心和边缘地区之间就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标准上：资本的积累，地方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创立的国家结构的政治组织形式。
因此，到1600年，新生的边缘地区（如中、东欧和拉丁美洲）与新兴的西北欧的核心地区已经出现三点区别了。人均消费水平低，当地生产过程使用的劳动力更多是被强迫的，实际收入低。（这也是人均消费水平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政权机构对内不够集中，对外相对虚弱。至关重要的是虽然这三个结论到了1600年是正确的，但在1450年时还都没产生。这三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的结果。
第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模式是取得对某一段商品链的相对垄断。垄断的产生可能是因为某段商品链上的生产者拥有技术或组织上的优势，或是因为一些对市场的政治限制。不论垄断的优势因何产生，总是脆弱的。其他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千方百计地“复制”技术或组织上的优势或想方设法地削弱对市场的政治限制。当然这是那些在分配中得到较少剩余价值的生产者的一贯希望。
历史上暂时的垄断总是难以保持的。优势不断受到冲击——在一国之内，在国家之间。18世纪人们所以关心“国家富强”，只不过是生产者希望保持或创造自己的垄断优势并削弱其他人的优势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罢了。重商主义只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种有组织的方式罢了，即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处于中等水平的生产者，企图通过对政府的影响力来削弱处在其他国家结构中更强的竞争者的优势。
任何市场都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问题，常导致世界经济的停滞，这也同样是因为新生产者随波逐流地争着生产高利润的商品而造成产品总量扩大，削弱了垄断的优势。重商主义政策是谋求用政治机制推翻现存的优势，进入生产进而削弱垄断的市场优势。最终结果相同，每种方式并不排除另一种。
当商品链上一种垄断被瓦解后，生产者将谋求创造新的垄断优势，因为垄断是通过面向市场的生产取得资本积累的大部份额（也是不平等份额）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技术的进步只不过反映了对新垄断优势的寻求。通常新的商品链频繁建立了起来。当然旧的商品链需要不断地调整。
既然地理位置的优势是相对罕见的（从长期看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现象，一些地理区域在资本积累上比其他区域强的唯一原因——为什么一些是中心地区，其他是边缘地区的原因——是该地区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由近代历史造成的。一个特定地区具有一个特定角色的情况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每当一个重要的垄断被打破，地理优势的分布就重新被调整。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只是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法律单位来概括这种现象。因此我们看到了国家间的“流动性”。一些国家“崛起”。当然这一定意味着另一些国家“衰落”了。这是难免的，只要剩余价值不是平均积累的，而我们也总能按优劣排列不同区域的名次。
第三，（在1600年后）三个世纪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原来只在欧洲）的边疆持续扩张。边疆扩展起因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内在过程。基本的过程可描述为一种连锁反应。“领先”垄断优势的枯竭导致世界经济中出现间歇性的经济停滞（所谓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次经济停滞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旨在恢复世界经济的整体利润率并保持分配的不平均：如通过降低工资费用来降低成本（生产进一步机械化，迁移厂址）；通过创新来创造新的垄断性的领先产品；通过使工人大军的一部分人进一步的无产阶级化（成为完全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来扩大有效需求。
但是，最后这个变化必须同时提高这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因此与提高世界经济的利润率的目标有些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要进行世界经济边界的扩张，以便吸纳新的低成本的劳力，抵消其他的实际工资的增长，从而压低全球平均工资水平。当然，全球工资水平并不是个体的资本家关心的问题，而利润的不平均分配才是关键的。要达到这目的，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是其中一个步骤。
尽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势力在不同时期企图谋求扩张，他们并不一定能如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抵抗被卷入世界经济扩张的版图中，尤其是因为经济扩张融入对于那些被吞并的人民的近期物质利益和文化价值都造成很不利的影响。反抗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内在机制的优势在这儿发挥了作用。创新的众多好处之一是带来了武器装备技术的进步，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和世界经济以外的国家间日益形成了差距。这一差距使得核心国家越来越有能力占领或至少是瓜分其他国家哪怕是官僚的世界帝国。
那么，经济融入过程要产生的变化已经很明了。一方面，被融入地区的生产方式要进行转变，以便与世界经济的商品链接轨。起初，这些地区进入商品链的三个环节之一：生产原材料—经济作物（包括粮食作物）或矿物—为核心地区的生产加工业服务；生产额外的粮食作物供给边缘地区生产原材料的工人；利用本地剩余物资供给定期到外地生产原材料的工人或为生产原材料的工人生产粮食作物的工人。(https://www.daowen.com)
在融入过程中产生的第二个变化是把现存的政治组织结构，调整为符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国家。这过程有时需要合并几个现存的政治组织结构，有时候是改造，有时是分割，有时是通过武断的重新划分创造全新的国家。不论怎样，关键是产生的“国家”（有时这些没有主权的“国家”被称为“殖民地”）必须根据国家间交往的规则来运行。这些国家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有效内部控制权以便确保向商品链提供必要的供给。但是它们又不能太强盛以至于可以与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分庭抗礼，而威胁了主要垄断国的利益。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多重扩张从17世纪到19世纪，断断续续但是持续地发展。到19世纪后期，世界上已没有什么地区保留在世界经济的国家间体系之外。如果说尚有一些地理地带没有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的商品链之中，也是为数寥寥；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大体上加入了该行列。
第四是关于生产力和财富的总体增长。尽管从逻辑上来说，在顺序排列上，如果一些国家崛起了，另一些国家一定是衰落了，但这并不排除以下两个论点可能同时正确或有一个正确：（a）所有的或绝大多数国家从绝对发展的角度来讲是“上升”了；（b）衡量绝对值的标准由多变少了。事实上，自由发展主义者的主要论点就是：这是可以实现的，其中许多人会进一步声明这在历史上确实实现过。
我认为毫无疑问，对于位于世界高收入水平的10%—20%人口来说，他们的可消费财富的绝对水平在过去四百年里上升了，而且增长幅度可观。并且，因为这10%—20%的人口在全球的分配是很不均匀的，对于核心地区的大部分人口来说财富的绝对增长是很肯定的事。因此，如果我们应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国家水平标准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绝对增长的存在，即使我们排除价格上涨的因素。
问题不在于由生产力的转变而引起的物质设备积累和实际财富的巨额增长是否发生了，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也不在于这种增长是否使世界的所谓中产阶级或骨干受益，他们当然受益了。问题主要在于这种增长是否改善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的生活。当然在1945年之前，当世界人口的大部分是农业人口时，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甚至正相反，在绝对收入上，这些人口比他们的祖先更差。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收入与占人口十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高收入人口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又回到我们开始讨论的时间点——1945年。1945年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转变主要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世界经济的绝对增长——人口、产生的价值和积累的财富——很可能与1500—1945年整个历史时期的增长一样多。反体制的政治力量比1945年前大大地增强了。这两个事实加在一起就解释了为什么1945年后“发展”成为如此核心的意识形态主题和斗争的战场。当联合国将20世纪70年代宣布为“发展的年代”时，许多人认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反体制力量的增强预示着对1945年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根本转变。这个预期的转变并没有发生。而不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转变没有发生。
那么，1945年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结构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主要是两件事。生产力的绝对发展导致了从事生产原始产品包括食品在内的世界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而生产加工业部门的绝对增长和第三产业部门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引发了世界人口以疯狂的速度向城市移民，这种现象目前仍然持续着。在此过程中，我们已经快要竭尽低成本劳力的储备了。已接近了边缘界限。实际上，所有的家庭都已至少半无产阶级化了。经济发展的停滞不断地迫使这些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转为全无产阶级。结果不论是利润率领先或落后的现象都会减少。
当然，公司或政府部门会想方设法通过“排斥”一些无产阶级化的家庭来扼制这种趋势。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许多国家在80年代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就代表了这种企图。例如，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经常有提案要允许个人退出集体社会保险体系，这一提案如果通过，将产生以上的效果。这一企图遇到强大的阻力。我想未来三十年将证明资本要在政治上“排斥”无产阶级化的人群远比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化”自己困难得多。因此，很可能的是，事态是向着家庭的不断无产阶级化发展，即人口纷纷成为高成本的工资工人。如果这一现象确实发生的话，资本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
1945年后发生的第二个主要转变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反体制运动的一系列成功。其中的第一个例证就是一连串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它们声称继承了第三国际的这样或那样的传统。毫无疑问，有些胜利主要归功于苏联的军队的英勇斗争，但是很多国家的独立是内部革命力量斗争的结果——例如中国、朝鲜、越南、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古巴（古巴的历史有些独特）。
第二个例证是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过程因国家而异，但是发生过重要群众斗争的国家至少包括印度、印尼、加纳、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
第三个例证是1945年后劳动党和/或社会民主党在西方国家掌权，并将这些国家改成“福利国家”的政治制度。
我并不是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集团当政、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社会民主党在经合发展组织国家中掌权是一个性质的事情。但是它们有三点共同之处。首先，它们都是本国群众力量暴动的结果，这些力量认为自己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反体制的（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这里只是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姿态）。第二，它们都涉及政治反对党或反叛运动力量（而且大部分是非法的）上台执政。第三，并且与我们的论述最相关的，每个当权的群体都制定了发展经济和促进国内平等的双重政策目标。
我刚提到有三个共同点。实际上，最近又出现了第四个共同点。不论哪个运动掌权了，当权者都受到国内甚至常常是运动中的同志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实现或是没能充分实现这些目标：经济发展和国内进一步的平等。这是我曾提到的破灭感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