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和证明合理化的分析单位

在今天的大多数著作中，分析单位通常没有具体确定，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清楚说明。因此成为很值得怀疑的假设。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大背景下发生的。我把它叫做“历史体系”。我给它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强调所有这些背景的双重现实性——它们是体系的（在彼与此的分析中有着连续的结构），而且是历史的（它们有自然生命，有开始和结束）。

就这点而言，不要求用特别的原则来界定适当的分析单位，尽管我强烈主张这一点。这些原则是一些合法的争论，并且是有益的认识，能使争论不断进行下去。我的要求实际上是清晰地提出这些前提并公开地为之辩护。

分析单位一旦确定，则必然有明确的界限。如果说内外因的争论会与此有什么关联的话，那也只是相对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体系的界限而言的，并不是具体研究探索的目标。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著名的杜比—斯维茨争论（Dobb-Sweezy）就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缺乏对分析单位以及相关界限的考虑，内部的定位也不一致。

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我们考虑到历史体系的界限时，我们必须知晓：体系的边界通常在随着时间变化，人们衡量的标准也必然随着与已知的历史时刻及已知的边界相关的数字发生变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确实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要得出最低限度的正确结论，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