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理论能代替经济理论吗？

经济史是在一幕宏大的场景上演出的道德剧，不亚于贯穿历史的善恶角逐。善，尽管常被抛弃，但更多的时候重返舞台。

——E.L.琼斯（Jones），《增长循环》

众所周知，经济史学家在组织上有时属于经济学系，有时属于历史学系。大家也知道，一些（今天甚至更多）经济学系不愿意包括经济史学家，一些历史学系同样如此（虽然没有经济学系那么普遍）。偶尔也有这种情况，经济史是大学里一个独立的系。最后，有一些人从事于人们认为是经济史的研究，但他们所在的系另有他名（人类学、地理社会学等等），后一种情况人很少，但数量正在增加。

这些情况反映了今天我们大学体制中近乎反常的现实。经济史有点像一个多余的蹒跚学步的孩子，或衣衫褴褛的灰姑娘。我感觉许多经济史学家对他们的学科反应不一，在一些暧昧的长者眼中，正找寻能证明它优点的东西。作为群体，他们一直特别希望从经济学家那里获得承认。经济学家严肃慎重，当然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

尤其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经济学家试图把经济史藐视为经验的、描述性的、非理论的、毫无关联的东西。经济史学家对如此伪善的嘲弄主要有两种反应：普遍法学派的回答一直是自我挞伐的：经济学家是正确的，太多经济史学家的著作是非理论的。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方法，从事活跃的立体的（模型的）假设实验（或许用计量经济学），显示我们也能为正统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具体法学派的回答则一直强调更丰富的细节，强调用叙述性的方法提供更复杂、更详细的解释；强调有多少不在计量经济学模式中；强调组织的分析有多么必要。认为重点叙述可以代表有价值的设计。

我没有任何印象，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些反应是否表示过一点关心。不只是“老”的经济史学家甚至“新”的经济史学家都被普遍忽视了。在那个大大封闭的思想圈子里，成员们保护性的盔甲没有一个明显的凹痕。经济学家们还在自行其是，好像经济史从最好的方面讲是古怪的傻瓜，从最坏的方面讲是有限的学术资源的愚蠢的浪费。大多数人希望剥夺经济史的阵地。最近，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对有关经济社会科学家“信息需要”的评估。报告指出：“大多经济学家需要最新的数据——不超过十年——甚至需要最近一分钟的数据。”(https://www.daowen.com)

当然，皇帝没有新装！我们只了解人类出现以来最近十年的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几乎没有意义。历史学家不应该反抗经济学家对我们的学术剥夺，而是应该自己做主取代经济学家。抛掉经济学，抛弃那些假设其余情况均相同的从句！历史是理论，可以说唯一可能有效的经济理论是经济史理论。

让我们从两个明确的前提开始，它们形成了所有学科的主要方法论困境。如果我们要分析现实世界，就不得不使用概念性的语言来抽象这一现实。明确地讲，概念是持久性的看法。如果我们使用“农民”或“贸易条款”或“通货膨胀”，我们可以断言，有一些领域可以用这些词加以概括并保持着稳定的内部关系。如果我们每次使用的概念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那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流了。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变。概念总是关系性的，这意味着除非在完全的背景中，否则，概念就没有意义。然而全部的背景处在永久的、突发性的扰动中。在一个甚至连物理学家都已经（或重新）发现了物理现象分析中存在“时间之矢”的核心地位的时代（甚至像原子这样似乎不变的现象），社会科学家也无法忽视这一现实。如果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这样的鸵鸟行为，只能表明他们反科学的立场，他们在编造神话故事。

严肃的方法论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同时坚持结构的一贯性和结构变化的持久性。但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困境当作重点问题，并寻求减少损害，并且增大我们的发现和理论的启发性效用的实践方法，我们就不能大大推进我们的集体努力。我愿意勾勒出六种实践，它们似乎是我详述经济史理论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