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友好的劝导者
第四章
文化：友好的劝导者
2009年，艾丽西亚·亚当斯（Alicia Adams）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文化外交官。让她成名的原因并非她是一名女性或非裔美国人，而是在这个历来强调文化输出的领域，她却专注于文化输入。自20世纪90年代末担任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国际项目部副主席起，她就一直致力于让世界艺术在美国首都的展演。她选择的平台正是艺术节，作为一种活动交叠进行的协调项目，艺术节充分利用艺术中心的场馆和空间，将关注点集中在一个主题或有时集中在一个地点上。归功于亚当斯的活动包括那些介绍非洲（非洲奥德赛，1997—2000年）、拉丁美洲（美洲艺术，2003年）和中国（2005年）艺术的展览，但继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她梦寐以求举办的一个艺术节便是阿拉伯文化节。她打算做点什么事情来纠正美国民众对阿拉伯文化几乎毫无接触却心存刻板印象的现状。尽管可能存在政治阻力——这个艺术中心由国会资助，她还是获得了中心主席迈克尔·凯瑟（Michael Kaiser）的支持，并开始为项目启动等待合适的时机。到2008年，看似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绝佳的时机，于是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办艺术节，并将2009年2月和3月定为目标期限。这个艺术节将被称为“阿拉伯风格：阿拉伯世界的艺术”（Arabesque：Arts of the Arab World）。
举办“阿拉伯风格”艺术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需要与表演个人建立伙伴关系，而且需要与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以及中东地区的文化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借助一千万美元的预算，这个项目通过表演者和展览会呈现了阿拉伯绘画、服装、珠宝、书法和摄影。项目还专门设有名为“探索馆”的视频展映环节，以全面展示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上演剧目包括拉姆安拉（Ramallah）卡萨巴剧院的《活着走出巴勒斯坦：占领下的故事》（Alive from Palestine：Stories under Occupation）。巡演的舞蹈公司包括阿勒颇（Aleppo）的“回旋舞蹈团”（Whirling Dervishes）和黎巴嫩的“卡拉卡拉舞蹈团”（Caracalla）。音乐表演有独奏和小合奏，如格莱美奖得主法蒂·萨拉马（Fathy Salama）与埃及的尤索·恩多（Youssou N'Dour），更有整个卡塔尔爱乐乐团，由马塞尔·哈利夫（Marcel Khalif）任驻团作曲家，并由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担任指挥。有些表演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比如由科威特作家兼导演苏莱曼·巴萨姆（Sulayman Al-Bassam）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理查三世：阿拉伯悲剧》（Richard Ⅲ：An Arab Tragedy），或法国巴拉卡公司（Baraka）创作的舞蹈表演，其中《隐喻诗节》（Allegoria Stanza）还将现代舞和嘻哈舞与视频艺术结合了起来。亚当斯为文化节确立的核心框架并非将焦点放在中东的异域风情之上，而是要强调共同的人性。她觉得这一点在肯尼迪中心长廊推出的静态展览表现得尤其明显，里面展出了来自该地区的婚纱系列。这次展览呈现的东西不仅清晰可辨，而且更是人类的共同经历，它所具有的多样性也挑战了阿拉伯文化性质单一的观念。
一场文化节不能创造奇迹，但亚当斯确信它已经产生了影响。肯尼迪中心对于这种文化节模式的价值深信不疑，并迅速跟进以印度、北欧和爱尔兰为主题的文化节。只可惜几年之后，重新开办阿拉伯文化节已毫无可能。“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动荡只让该地区有实力或自信的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参与国际艺术交流。1
文化外交是行为体通过对文化领域的干预让外国公众参与其中的活动，其中就包括协助行为体文化生活某个层面的输出。2本章将讨论这种外交实践的历史基础、术语与实践的某些变化、一些主要例证以及反复出现的问题。
术语体系
在讨论文化外交时，首要的问题在于“文化”本身就是个颇具争议的术语。在英语中，它随着时间不断演变，早期的阐释定性地将文化视为社会信念与实践中最让人敬仰的表达（即现在所说的高雅文化），后来又广义地涵盖了行为体生活经历的表达（即现在所说的大众文化）。此外，对于文化延伸至外交领域的研究，又因缺乏一个公认的术语而更为复杂。
这个领域有诸多术语用来描述外国公众通过文化参与的交流活动。美国偏爱的术语——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强调活动与外交政策主流意图的相关性。英国偏爱的术语——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ons）——隐含着一个更为有机的过程，其中政府的作用更多是提供便利，效果只需基本有益而非目标导向。日本偏爱的术语是文化交流（cultural exchange），它强调相互学习的理念，而非宣扬特定地区人类习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术语都起到了框架的作用，引导着听众、资助者和从业者在内心展开讨论。所有的文化外交都可视为发展国家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工具。如导言所述，本书作者将文化视为外国公共参与或公共外交的五大核心要素之一。在一些国家，短期目标偏差如此之大且倡议结构如此不同，以至于从业者和理论家都声称，他们并非将文化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一个分支，而是将它作为完全平行的实践来加以处理。这项主张是墨西哥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源于这样一个社会：公共外交框架中隐含的干预他国事务的因素突破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政策禁忌。3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文化外交是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软实力的显著尝试。从心理学偏见来看，它似乎也与光环效应协同发挥作用：在一个领域中感知的卓越首先会为一个毫不相关的领域带来好处。爱德华·科斯（Edward Corse）甚至认为，文化外交犹如动物世界里用来吸引配偶、抵御对手或确立统治地位的一种展示方式：孔雀的尾羽。4
与公共外交实践一样，文化外交这个术语相对较新。在20世纪初，通过文化投射来建立国家势力的概念曾是德国政府话语的部分内容，尽管这个概念当时被称为对外文化政策（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或对外文化关系（Auswärtige Kulturbeziehung）。5那时，存在个别作者使用术语“文化外交”的事例，其英语译名则兴起于战前的日本。6这个术语在英语文本中首次被使用似乎见于1954年艺术评论家艾琳·洛海姆（Aline B．Louchheim）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其中她对当年巴西艺术双年展上美国的缺席表示遗憾。这是冷战时期为增进美国官方利用高雅文化而发表的多篇文章之一。冷战初期广泛的文化干预表明一个术语如果可以派上用场，那到20世纪50年代末它就会被美国国务院内部使用。1959年，外交官罗伯特·塞耶（Robert Thayer）撰写了一份报告，再次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在国际上着力呈现本国的生活和艺术。20世纪60年代，这个术语已在美国被广泛使用，至20世纪70年代传到英国时，它便出现在缓和时代是否需要保留英国文化参与机制以及考虑如何让欧洲文化外延联合发挥作用的讨论当中。7然而，文化外交实践比这个术语本身具有更深的历史渊源。
文化外交简史
文化并非一个静态的范畴。虽然地理位置和亲缘关系已经创造出各地不同的信仰和行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然而这些地区又因与邻邦发生交往而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自古以来，不同文化很早就已经在相互影响。物质文化元素通过商贸得以传递；习俗作为征服的结果会有意无意地扩展；个体加入移民行列时会带上自己的文化；统治者有时也会决定将本国的文化元素传播到其他地方。尽管这些事例大多涉及域内的文化延伸（例如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统治时期对基督教的支持），不过也有古代君王刻意将本国文化实践推广到邻邦的事例，比如印度统治者阿育王（Ashoka the Great）将佛教输出到斯里兰卡和缅甸等邻邦诸国的尝试。其实，在考察一种文化时就会发现，现实通常建立在与邻邦混杂和交流的历史之上，尽管神话趋于强调差异甚至种族血统的纯正。学者只要考虑世界各地饮食的兼容并蓄、语言的相互借用以及宗教的融合发展，就会认识到人类即使观点不同，但也乐于借鉴和分享。
对任何史学家而言，文化外交的关键时刻正是日常生活与信仰的共性明确地受到国家关注的时刻。欧洲的经典案例源自法国。法国文化中民族主义最终胜利的一个标志，便是外人趋于忘记法国疆界之内的离心力。法国大致以比利牛斯山以北和莱茵河以西定界，这个国家有着不同寻常的语言变体，其中包括布列塔尼语、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和在南方通用的奥克语家族（字面上“奥克”乃“是”之意）8。这种语言的多样性导致历届政府都致力于规范本国语言的使用，其里程碑事件包括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于1539年签署法令将法语（而非拉丁语）确定为司法语言，或者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于1634年决定创建法兰西学院：一个由四十位最受敬仰的作家和思想家组成的机构，专门负责确保法语的纯正与“不朽”。在皇家文书中，国王路易十三（Louis ⅩⅢ）还引用黎塞留的观点认为：“一个王国幸福最显著的证据便是，科学和艺术在国内蓬勃发展，文武两行都受到尊重，因为这些正是构成一个国家强大的主要元素。”9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扼制其他语言便成为这个国家主要的关注点，因为政府明白必须得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将国民团结起来。法国国内讲述的有关法兰西、启蒙运动以及本国生活方式价值的故事，它们在国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十年的工作让法国居民在语言上实现了统一，顺着这个逻辑延伸就应该采取政策将法语及其相关文化推广到法国疆界以外，这在后来被称为“法国文明使团”。自19世纪以来，法国就密切关注海外的文化投射和国内的文化保护。总之，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与法国相提并论，竟在几个世纪里如此持续投入财力以竭力构建并维护世界上的法语社区。10
19世纪奠基工作
法国只是领头在先而已。19世纪欧洲的特点在于，许多民族把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视为同胞，并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其中的议程可以预见。他们通过改革或革命（谋求）掌控自己国家的政府；拥护那种强调本国优于邻国的政治；努力将自己生活方式的“福音”扩展到他人身上。宗教复兴推动了传教活动，欧洲教会将目光投向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寻求皈依者。当时有为海外侨民成立学校以普及知识的项目，它们却逐渐演变为以文化输出国的形象塑造当地民众的机制。当时也有全面的帝国计划明确设想出权力的等级结构，其中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自上而下和谐并存。在18世纪支离破碎的日耳曼土地上，围绕“培育”（kultur）概念演化而来的这个普通词语，最终融入英语当中。过去它是一个动词，指代植物的培育，现在“文化”成了一个名词。诗人兼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于1873年在他的著作《文学与教条》（Literature and Dogma）中，反复使用这个术语并为不懂的读者将其定义为“让我们熟悉世上已知和说过的最好的东西，从而熟悉人类精神的历史”11。1875年，《牛津英语词典》还收录了该词的这条释义。
鉴于文化在国家自我想象中扮演着显著的作用，那么它成为一个角逐点也定然在预料之中。人们要清醒地看到，国际文化系统性外展的第一阶段显然是由文化不安全感和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及其进步受到他国活动的威胁所驱动。推动者并非政府。私人文化组织推动了语言和音乐等文化符号的海外延伸，正如杰西卡·盖诺—赫特（Jessica Geinow-Hecht）为德国记录的那样——音乐。12第一个在国外保存并推广欧洲语言与文化的主要机构是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AF），它于1883年由热衷此事的法国公民创立，包括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资深外交官及苏伊士运河之父费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13它的理念正是要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建起公民学校网络，为侨居国外的法国家庭子女及其邻居提供法语和文化课程。法语联盟的成功可以从法国的欧洲竞争对手迅速成立类似机构得以印证，比如1889年成立的意大利但丁协会（Società Dante Alighieri）。1881年，德国的民间人士已经成立德意志学校联合会（Allgemeine Deutsche Schulverein），以便为德国侨民在海外开办学校。当前，它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支持者包括伟大的古典历史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自1908年起，该联合会便采用了至今仍然使用的名称“德国海外协会”（VDA）。于是，一场教育“军备竞赛”由此展开。14这种竞赛的冲动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个力图通过体育文化机制将人们团结起来的组织——1894年由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男爵创立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几乎瞬间就成为民族主义的一杆避雷针。一名希腊马拉松运动员在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夺冠后，国民情绪随之高涨，希腊极端民族主义的队伍不断壮大，这无疑是次年希腊发动战争并败北奥斯曼帝国的原因之一。15
美国也并未摆脱这种冲动。美国传教项目，比如1866年在贝鲁特成立的叙利亚新教学院（自1920年起改为贝鲁特美国大学），在普遍关注文化影响和发展的同时，也让人对皈依基督教兴趣浓厚。许多外国人接触美国文化元素要么通过商业渠道进行，比如国际知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出版的著作；要么通过艺人表演进行，尤其是“水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就利用国际社会对美国生活的兴趣，在外国巡回演出他的“荒野西部秀”。美国非裔合唱团——菲斯克周年合唱团（Fisk Jubilee Singers）——的国际巡演，还让《心爱的马车轻点晃》（“Swing Low Sweet Chariot”）和《约书亚投身杰里科战役》（“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等歌曲在19世纪70年代为世人所知。同时应该指出，促使欧洲向全世界民众宣扬自己文化的一个驱动因素，正是深感美国这头苏醒的巨兽之影响力正与日俱增，而下个世纪的故事将围绕抵制美国的影响力展开。16
世界大战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文化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变得越发显著。美国的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资助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具有文化内涵的项目。战争爆发后，文化立即被武装起来，而英国更是努力利用文化关联让潜在的盟友脱离中立状态。英国的伟大作家，包括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在内，在政府鼓励之下给每一位国际友人写信，希望借助他们的社交网络来强调英国事业的重要性。显然，这是笔墨形式的“脸书”外交。1916年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逝世三百周年可谓是个契机，这让英国有了额外的理由来提醒这位世界文豪的祖国依然举足轻重。17美国在1917年参战之后，也采取措施构建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在一些最重要的外交阵地开设图书馆，而且采取举措以负面文化外交形式限制敌方的文化影响。德国电影发行商发现，以前在拉丁美洲甚至斯堪的纳维亚的销售渠道突然关闭了，这正是美国政府允许这些地区购买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等大受欢迎的好莱坞影片的结果。18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文化外延成为战后重建工作的一个主要元素。有些项目旨在促进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员之间的文化理解，但令人不安的是单个国家也明确将文化视为构建（或重建）国际声望的一种方式。法国政府成立了“法国对外文化服务处”（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saises à l'étranger）作为本国外交部的文化分支机构；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政府建立了一个意大利文化机构网络；莫斯科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则通过音乐、文学、先锋电影以及教育交流等文化形式与外国人士展开合作，以推进自己的国际议程。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后，就曾多次发动国际文化攻势，其中包括向境外的德国同胞实施文化外延。这种多重威胁促使英国在1934年决定针对海外文化关系成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并以教授英语和促进民主为工作重点。美国政府的文化工作最初十分有限。直到1938年美国国务院成立文化关系部时，政府才启动了文化项目，而且当时这个新的机构也只关心与拉丁美洲建立联系，以对抗纳粹在南半球推行的冒险主义政策。19
文化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发趋于成熟。参战各国都试图利用文化来吸引中立派并巩固与盟国的关系。盟国政府知道伙伴之间存在文化摩擦，故而采取措施向他国解释本国的社会性质。卷入战争之后，美国立即开始在一些使馆增设文化专员和图书馆，而且尤其关注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地区设立职位，因为美国猜想这在战后将意义重大。当然，很难把具体的成就归功于文化工作。艾略特（T．S．Eliot）的一场客座演讲，不可能像一次海滩突击进攻或者夺取一座战略桥梁那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过，爱德华·科斯发现了一次少有的例外，并指出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大厅举办的音乐会上，瑞典外交部长如此深受上演曲目的感动，以至于他竟同意将最近坠落在瑞典境内的德国V2火箭的原型赠送给英国政府。20
文化冷战
文化在冷战时期发挥过显著作用。从一开始，对抗大国就意识到它们投身的这场冷战所争斗的不仅是领土，更是想象，并认为一种思想由本方植入或者支持本方才算是一种胜利。苏联加强了音乐和舞蹈的输出，并竭力确保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后，让竞技体育的成功被视为本国制度优越性的明证。美国不仅经历借著名爵士乐音乐家巡演等文化项目吸引国际观众，而且还力图通过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进行秘密干预，以强化本国在西欧作为非共产主义左翼的活跃形象。暗中资助的活动包括组织作家和思想家成立“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以及创办《邂逅》（Encounter）等文学杂志。这些活动的成功与十年后中央情报局操纵角色曝光后的尴尬可谓不值一提。世博会俨然已成冷战时期文化成就的展台，国家之间从建筑外观的辉煌壮丽到内部展出的奇珍异宝都展开竞争，以便向世人呈现本国的总体风貌。其中的亮点就包括1967年蒙特利尔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美国展馆，当建筑师与设计师获得所需的经费后，美国政府得以展出太空装备并（在1970年）展出月球岩样。当年，英国轰动世博会的大事便是由玛丽·匡特（Mary Quant）为蒙特利尔展览会小姐设计制服，由此让超短裙为全世界民众所认识。
随着冷战在缓和时期的解冻，人们尝试将文化作为交汇点——甚至还有苏美合拍的影片——并不断加强文化交流。21在西欧，文化外交逐步退出冷战战略元素之列，并演变为驱动出口与国际发展议程的部分内容。同时，情报机构也发现它们可以向客户收取某些服务费，从而降低对政府资金的依赖程度。里根时代冷战的重启为美国最后的出击提供了支撑，但随着苏联在这个时代末期的解体，这种显而易见的胜利让美国新闻署没有任何绝好的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尽管有待完成的工作依然不少，但美国公共外交预算却急剧下降。
软实力时代
后冷战时代对美国文化外交而言并非一个愉快的时代。文化项目似乎很难得到国会山的批准，从此出现严重的缩减。然而，随着美国退出文化外交活动，文化却逐步成为国际关系话语的中心。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甚至认为国际体系未来的特征是“文明的冲突”22。不过，包括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和联合国大会在内的其他声音，则更喜欢谈论促进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对于文化外交实践而言，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概念无疑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和西蒙·安霍尔特对国家品牌的阐释。二者为文化延伸提供了一种逻辑，并为老牌文化外交玩家的工作以及中国、韩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阿联酋等新兴国家的努力提供了支撑，这些国家已投入巨大的精力参展并且寻求主办世博会。在21世纪，当非政府行为体行动起来应对政府预算无力应对的情况时，文化外交显然仍是公共外交实践的一个重要元素。
评估文化外交
对文化外交的评估过去曾拘泥于对产出而非结果的衡量，或者对特定区域某个项目效果的关注。2012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开展了一项题为“信任回报”的重点评估活动并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这项活动的宗旨不仅要探究接触英国文化外交延伸活动是否会增加外国人对英国的信任，而且要弄清这是否与在英国进行贸易或投资存在可能的相关性。最终报告的副标题“国际文化关系如何在英国建立信任并支撑英国经济的成功”23对核心发现进行了总结。报告数据由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和舆观（YouGov）两家咨询公司通过对十个不同国家约一千人的群体进行调查（以网上为主）获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对结果甚是欣慰，因为调查结果表明在接触协会文化工作与对英国的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参加过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培训项目的人士，对英国的信任水平要比同龄人高出16%，在巴基斯坦这个差距则高达26%。此外，调查结果也表明，外国人对英国的信任和他们在英国的商业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文化外交工作与经济收益的相关性足以说明，这份报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支持文化外交工作的部分论据，进而表明公共外交活动的价值要更为广泛，它俨然涉及整个区域而非只是开展活动的国家。
同时，2017年爱丁堡大学的辛格教授（J．P．Singh）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持了一项研究，题为《当今软实力：影响与效果测量》（Soft Power Today：Measuring the Influences and Effects），以便弄清软实力领域的优势（包括文化外交活动）是否与外交政策成功的切实措施有关，比如在联合国大会上赢得选票的能力。研究结果令人十分惊奇。他发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内投资，并与该国在联合国赢得支持的能力最具相关性。他总结时认为：“在国际外交中大国影响力并非依赖于它们的硬实力，而更多依赖于它们的软实力，其中包括它们的文化地位和政治限制的消失”。对于这项文化关系工作的案例研究，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十分赞赏。24
文化外交行为体的类型
与公共外交领域的其他活动一样，文化外交也是多层面的。国家文化外交机构负责在总体上或具体方向上通过文化工作推进外交政策的目标。最近加入这个行列的要数俄罗斯世界基金会（Russian World Foundation），它于2007年由俄罗斯总统普京设立，旨在向全世界推广俄语和东正教价值观。政府行为体已为这类工作谋得诸多的场所。有些政府比如美国国务院，会将文化工作委托给外交部下属的一个司。而其他政府像大多数欧洲国家，则会设立独立的机构达成这个目的，比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e Cervantes）或英国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这类机构会接受政府宽松的指导和部分资助，但不接受对自己产出的严格控制。德国则兼有两种机构：不仅在外交部下面设有文化司负责监督大使馆文化专员的工作25，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歌德学院，后者自1951年以来就致力于在国外推广德国文化和语言。其他的国家机构还包括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n Foundation）。
在国家一级以下是区域性组织，在历史上它们曾代表海外少数群体的声音。其中一些组织是独立或自治运动的表现，而加泰罗尼亚和魁北克多年以来开展的国际文化工作就带有这种味道。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市为州府）有个国际关系研究所（IFA）。尽管研究所源于当地，但它作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议程的补充，却曾在世界各地开展了诸多的教育交流项目。26苏格兰文化倡议则介于以上二者之间，并且通常反映出促进内地投资的品牌化意图。在区域范围更小的水平上，更有许多城市在国际文化领域从事工作，而且最常见的是作为全球重要文化活动的主办城市参与其中，比如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创始于1895年），它不仅为来自许多地方的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场所，而且更是威尼斯展示自身的一个场所。27有些个人具有不同凡响的文化意义，以至于他们自己就可以作为文化外交行为体运作项目：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自主前往苏联，以改善加拿大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28
有些多国文化外交行为体，比如为促进联盟成员国文化组织之间合作而建立的伙伴关系平台欧盟国家文化研究院（EUNIC），它在世界许多城市联合组办欧洲文化活动。此外，欧盟已经作出郑重承诺要开展文化外延。2016年6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德里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宣布：
文化必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文化是在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青年之间，建立桥梁并加强相互理解的有力工具。它也可以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当我们面对共同的挑战时，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欧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所有人团结起来抗击激进主义，并建立一个文明联盟以对抗那些试图分裂我们的分子。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外交必须越来越成为我们与当今世界关系的核心。29
同样，也有一些围绕共同语言形成的文化行为体，比如“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OIF），它由法国过去的21个殖民地于1970年建立的文化技术合作署（Agence de Coopération Culturelle et Techinique）演变而来。30
有些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也从事文化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致力于那些具有集体价值的文化项目，包括与文化推广、遗产保存和与保护有关的项目。31虽然它的成员以国家为单位，但一些项目的开展却更加凸显出亲近地方的层面，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资助非政府组织“城际非物质文化合作网”（ICCN），这个组织的成员城市则与非物质文化紧密相关。城际非物质文化合作网始于2004年，旨在支持城市层面的音乐、舞蹈、戏剧和烹饪等文化形式的庆祝活动。成员城市包括杜布罗夫尼克、伊斯法罕、伯利恒及其创始地韩国的江陵市。32还有一些活动领域更小的国际组织专门致力于文化的一个特定层面，比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
除国际组织以外，与之并存的还有连接两个特定国家的双边文化外交机构。美国有些最重要的文化关系便由这种机构推动，其中就包括与德国和日本建立的这种战时敌对/战后同盟关系。美德关系得益于美国国务院和德国歌德学院联合开展的德美伙伴关系项目。33美日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两年一度的美日文化和教育交流会议（CULCON）和日美友好基金会（JUSFC）。34此外，美国也已建立类似的平台以促进美中和美韩关系。
非政府组织在文化领域的工作历史悠久。法语联盟就是最好的事例。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文化外交就已得到由美国侨胞和当地社区领袖建立的“两国中心”（binatinoal centers）的帮助，以便教授英语、开办图书馆并促进接待城市与美国本土之间的联系。第一个中心似乎于1925年在曼谷设立。这些中心在南美尤其重要，最早于192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启动。到20世纪90年代，该文化网络仅在阿根廷就包括十几个机构。35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于1956年由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纽约创立，其议程就包括促进亚洲和西方之间的文化沟通，而协会举办展览和文化活动的能力则远超美国在北京的驻华大使馆等政府行为体。亚洲协会成功举办的项目包括2011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文化艺术论坛，其中马友友、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和舞蹈家里欧·巴克（Lil Buck）等美国艺术家受邀参加。36新的文化外交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由此反映出大众的兴趣、活动和机遇所在。最近成立的还包括一个名为“古巴滑板”（Cuba Skate）37的非政府组织，它致力于将美国和古巴热爱滑板运动的年轻人汇集在一起。当然，定义广泛的宗教组织也可以被视为文化非政府组织。
近年来，商业行为体已经明确进军文化领域，不仅将自身与国际文化项目和活动关联起来提升自己的品牌，而且还赞助诸如体育赛事和交响乐团演出等各种项目。有些品牌甚至还赞助文化创作工作，以此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延伸或作为广告精心策划的内容。后者的一个事例发生在2001年和2002年，当时宝马汽车公司（BMW）委托国际知名导演拍摄了一个系列的八部短片以供网络下载，这些导演中有李安、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盖伊·里奇（Guy Ritchie）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在系列短片《雇佣》（The Hire）中，英国演员克里夫·欧文（Clive Owen）主演一位神秘的司机，每一集里都会驾驶不同款式的宝马汽车。影片造成了网络上的跟风膜拜。宝马汽车不仅销量回升，而且引发了主流电影界的迅速模仿，由此造就了影片《运输者》（The Transporter）的特许经营权（将宝马汽车展示为明目张胆的植入式广告）。此外，宝马后续还与出版商黑马漫画公司（Dark Horse）推出了一系列的漫画书。然而，这其中却有明显的缺场问题。鉴于宝马品牌的历史形象和德国卓越工艺声誉之间的亲密关联，神奇的是这个项目无论是演员、导演、制片人、作曲家还是编辑，银幕前后竟然没有一个德国人参加，甚至银幕上也没有讲一句德语。其中的氛围显然是一种无根的全球文化，似乎宝马正要拥抱一种后民族身份。
最后，正如公共外交的许多要素一样，伙伴关系正逐渐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于是，行为体都倾向于建立联盟，这其中包括之前提到的部分或所有玩家。这种现象极为重要，具体我将在第八章中论述。
但文化外交的内容是什么？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实践当中又兴起过什么样的核心方法呢？
文化外交的核心方法
文化礼物
文化外交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文化礼物。这时，一个国际行为体会选择一个文化元素呈现给外国观众，并借此希望激起他们的羡慕或欣赏。美国的著名事例包括1956年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等作家的巡回演讲，或者波士顿交响乐团在东欧的著名巡演。加拿大的事例包括加拿大政府在纽约市运营了好几年的美术馆“49度平行线”（49th Parallel）。38艺术外交的一个事例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于2001年派遣英国国家剧院到贝尔格莱德上演《哈姆雷特》（Hamlet），或2003年在德黑兰上演《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后者“文化敏感”的舞台设计还确保演出中没有男女接触的情况39，而中国政府则在2013年将昆曲经典《牡丹亭》送入悉尼歌剧院上演。这种做法的缺点在于，它往往会落入陈规俗套中，而且提供方珍视的艺术或文化元素未必会得到接受方的欣赏甚至理解。当然，可以选择“礼物”来传递一种信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把老维克剧院(1)排演的《亨利五世》（Henry Ⅴ）和《哈姆雷特》送到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些人从中看出了维和的姿态，另一些人却将其解读为一种警告，认为《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打斗最狠的戏剧，而老维克剧院《哈姆雷特》的表演方式则是在警告意大利：一位爱好和平的王子（解读为英国社会）在遭受一位暴君（解读为墨索里尼）持续的不公后将会如何应对。不管怎样，还有更为可靠的信息传送方式。40
文化信息
文化外交的第二种方法是文化信息：与海外分享本国文化为人不知的层面以纠正本国的形象。美国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利用艺术来对抗种族主义的污名，比如在1954—1955年政府就曾资助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歌剧《波吉和贝丝》（Porgy and Bess）在地中海进行巡演。41加拿大的案例包括国家电影局（NFB）在国际上发行再现第一民族(2)生活和文化的材料。42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艺术外交事例可能是一位新生作家的国际巡回讲座，也许反映了英国的一个少数族裔社区。中国的例子则可能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多样性的工作，因为这在国际上被严重低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的许多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婚服展，这次的展览正是2005年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举办的中国文化节的部分内容。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其创意新颖，挑战了观众的设想，但对公众而言这种方法可能存在过于单一彰显某个文化层面的不足之处。此外，许多文化机构在向海外传递前卫的文化素材时也会遇到政治问题。在试图将本国现代艺术呈现到海外时，美国国务院1946年遭受的挫折可谓众所周知。输出文化遇到困难的其他事例还包括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998年将马克·雷文希尔（Mark Ravenhill）一部名称极具煽动性的戏剧推介到海外时在国内的引起的争议。托尼·布莱尔政府的教育部长戴维·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发表看法认为：“我知道这部剧到处是污言秽语……莎士比亚不需要这些，不是吗？”布朗伦特还补充说，给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一分钱都“太多”。对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还辩护称这部剧乃“伟大的英国作品”43。
文化力构建
一个确保与国际民众保持联系的重要方法，便是通过文化力构建项目发现并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这进而又会增进理解、建立联系并（依据具体领域）促进发展。当然，文化力构建最知名的形式莫过于语言教育，而中国的孔子学院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始终占据着媒体的新闻头条。44在艺术外交领域，美国国务院已经支持国际艺术家在肯尼迪中心指导下学习艺术管理和企业赞助的现代方法。加拿大政府多年以来都资助大学开展加拿大研究项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经常参与形式更广泛的文化力构建活动。就戏剧外交而言，人们可以举出波罗的海诸国为新兴的政治作家举办的研讨会，或者1973年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对加利福尼亚州的那次非凡访问，在此期间他协助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裔美国人社区建立了一个名为“田野剧院”（El Teatro Campesino）的政治剧团。1976年，这个剧团还作为美国文化项目举办国际巡演。45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与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开展合作伙伴关系，每年在海外国家举办暑期学校和项目，以便在全世界培养剧作家，这其中就包括乌干达和巴勒斯坦。并非只有国家行为体才会拓展本国的文化力。20世纪90年代，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和英国国家剧院联合创立“播种网络”（Seeding a Network）计划，以便在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建立剧院文化，并在伦敦和这些地区开展相关活动。46
文化对话
文化外交的最终方式就是把文化作为交流和对话的场所。有别于其他方式，文化对话显然要双向开展并需要对方的积极参与。中国的事例包括名为“西天中土”（West Heavens）的项目，它旨在将印中两国的思想家聚集一堂讨论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印合拍的电影《大唐玄奘》，该片以历史上两国交流的杰出人物、7世纪旅行家玄奘法师为原型。47在加拿大，加拿大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Can4Culture）作为一家非政府联盟，其伙伴涵盖加拿大一些顶尖博物馆，并与中国组办了四场系列性文化对话会议。48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起的活动当中，就包括设立基金邀请国际表演者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跨文化表演中心等地点汇演，以及为“飞马演员项目”（Pegasus Players Project）提供支持，在从中东将小型青年艺术家团体请到美国表演的同时，也派美国同行前往约旦和摩洛哥与当地青年剧院开展合作对话和相互表演。49将对话纳入文化外交并将文化外交纳入对话，这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标准做法。50艺术节可谓开展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最佳场地。在1947年创立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时，艺术节与文化外交之间的关联十分明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苏格兰代表亨利·哈维·伍德（Henry Harvey Wood）与奥地利裔剧院经理鲁道夫·宾（Rudolf Bing）共同创办了这个艺术节。51不过，基于对话的外交策略的缺点在于，它很难说服那些谋求快速获胜和单边成功的政治人物。
总之，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外交活动可以同时击中以上四个目标。
文化外交类型
文化外交有多种类型。艺术外交通过音乐、美术（包括为国际展览供画）、戏剧、舞蹈以及举办国际艺术节等形式发挥作用。当前，致力于将美国文化带到海外的国务院项目包括“美国音乐走出去”（American Music Abroad）、“舞蹈动力”（DanceMotion）和“巧艺术力量”（SmARTpower）。不过，艺术外交不必以出口为重点。许多国际行为体致力于将艺术表演家引入自己的国家。当前，美国入境节目包括“中央舞台项目”（Center Stage Program），它将选定的外国表演家请到美国地区剧院；音乐交流项目“一拍”（OneBeat），它将国际音乐家引入美国互相学习然后巡回演出（组织者将其称为两大美国机构的融合：乐队夏令营和公路旅行）；国际写作计划，它旨在将海外有前途的作家请到爱荷华以拓展他们的写作技能，并在此过程中了解美国。
体育外交包括举办体育赛事、利用推广某项运动表达民族文化（比如日本、韩国和巴西就曾通过武术获得了这样的效果），或为现有体育运动制定比赛规则（英国于19世纪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体育可以作为一个安全领域，用来与曾经疏远的国家建立互动（美中乒乓外交可谓最著名的事例）。很多国际知名人士都来自体育界，他们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式或非正式的软实力，其范围涵盖从接受大使馆邀请巡回演讲的职业运动员，到一群十分友好的支持者所带来的好感，比如著名的爱沙尼亚冰球球迷。52
文化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动态便是在承认和保护对方社会的文化价值基础上开展的文化遗产项目。文化遗产项目有时是集体性的，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一处遗迹或奇异珍宝的认可，或者自从该组织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对舞蹈或手工等文化传统的认可。长期以来，国家行为体从来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开局策略使用。在20世纪初的黎巴嫩，列强竞相挖掘和保存古代历史文化元素。在1898年访问巴勒贝克（Baalbek）之后，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还亲自派遣了一组考古学家去那里。53美国长期致力于推进文化保护公约。它最初使用的一种在线文化外交手段，便是利用美国新闻署的一个网站和数据库打击古董走私活动。如今，美国国务院设有一项大使文化保护基金，虽然它的基金规模不大，但在特定干预方面却有着绝佳的记录。在美国政府与那些声称为伊斯兰世界代言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尤其重要的是仍有美国资金用于保存古代清真寺和伊斯兰经文。54(https://www.daowen.com)
文化外交的其他领域还包括美食外交，它通过国际行为体的烹饪文化发挥作用。这些举措包括派遣知名烹饪机构的大厨参加培训或举行讲座，以及为国际上盛赞本国烹饪文化的支持者颁发奖品或证书。尤其重视美食文化这一方法的国家包括泰国和秘鲁。55
尽管业绩不俗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文化外交还是容易招致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源于文化本身的性质。文化总是与创造和经历文化的人类同样复杂和矛盾，以此来看，对官方机构而言文化的确难以驾驭。至少在西方，人类社会的某个地方始终存在一种声音，竭力反对把公共资金花费在如此肤浅不堪或与这种或那种“俗气”特征相关的事情上。社会主义、无神论和性少数群体的议题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曾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参议员们抨击国务院派喜剧演员巡回演出，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则忍受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近八十年的猛烈攻击。这并不是说行为体要规避文化外交，而是说它们应该坦然接受批评，而且以一道“防火墙”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和歌德学院与其政府隔离开来也是一个绝妙的想法。对许多行为体来说，文化外交的实施曾受政治议程的影响，这些议程试图将短期的倡议目标强加到这项工作上，但文化外交更应该以不涉及政治的方式加以呈现，也许正是因为很难让文化外交适应倡议需求，所以它时常苦于筹措资金的难题。文化项目预算是美国公共外交中最不受支持的元素，其项目预算大致在1 000万美元左右，而国际广播和教育交流每一项就可吸引约7.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56
文化机构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在行为体输出的那些最知名的文化作品与最初不太吸引观众的鲜为人知的作品之间，如何才可划出清晰的界限。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对许多人而言可谓众说纷纭。巴里·桑德斯（Barry Sanders）争论说，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都是他们幻想的一种“化身”，故而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塑这样一个通过商业渠道便可认知的文化，可能只会加剧这个国家的形象问题。57与此同时，国际行为体还需考虑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在文化外交中过分强调自己的“礼物”，并且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文化优势时，它会发现自己在吸引人群的同时也疏远了很多人群。
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相继出现改变了文化外交的面貌，它为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并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但或许最严肃的结果在于它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义务，即如何去帮助邻国公民应对当前的数字世界。国家情报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诸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等国际行为体，它们都投入在西巴尔干等欧洲脆弱地区建设媒体文化的项目当中，协力提高当地民众的媒体素养，以防范政治宣传的影响。为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工作中已将文化力构建工作扩展到简单的英语教学之外，并将提高“21世纪技能”作为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些技能包括批判性思考与解决问题、合作与沟通、创造力与想象力、公民身份、数字素养、学生领导能力和个人发展。58
文化外交的最后一个问题在于艺术家或文化人物本身。艺术家在本质上属于多变人物，他们的创造力与正式外交政策中的谨慎截然相反。由艺术家的意外行为而引发文化外交难题的历史由来已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最可怕的噩梦就涉及人际关系。演员拉尔夫·理查森（Ralph Richardson）和小说家科林·麦金尼斯（Colin MacInnes）都曾因海外行为不端而被列入黑名单（一个过于粗鲁，一个酗酒轻率）。美国的噩梦则是政治上的。著名案例当中就有艺术家威廉·威奇（William Weege）事件，在1970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版画展览上，他创作并分发了一张写有“弹劾尼克松”的海报。59今天，正如在文化外交诞生之初，如果一个文化外交机构不是去取悦政策制定者，而是有权代表本国文化而不管潮流是什么，那么它就会得到人们的帮助。显然，在一个政府与它的文化外交部门之间存在一道“防火墙”可以阻止众多的误解发生。
总之，尽管把文化作为一种自我推广的机制总有它的价值所在，但如此行事却忽略了这个领域中一些更深层次的力量。我们知道人们通过参与其中学习效果才会最好，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一种眷恋。在希望最渺茫的情况下，文化领域精心选择的合作项目也可以成为和平的基础：其中最显著的事例便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和已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汇集阿拉伯和犹太裔音乐家创立的“东西大师管弦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德国的非政府组织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Foundation）历来鼓励这种合作，并专门为跨文化团队项目颁发年度电影奖。60文化外交机构有充当中间人的潜质，完全可以授权他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由此不仅可以传达本国文化的表层魅力，而且作为一种自我实现体系也可延伸文化的底层内涵。在意识到这一点后，许多国际行为体都开始强调那些注重合作的文化项目，而这无疑是教育和交流活动的平行范畴。
注释
1．这个事例基于我和艾丽西亚·亚当斯的交谈之上，相关背景知识，请参阅Nelson Pressley, “The Kennedy Center's Alicia Adams brings the world to D.C．stages,”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7，2011；Jeremy D．Birch，“Kennedy Center：ARABESQUE—Arts of the Arab World,” Playbill，February 23，2009：http://www.playbill.com/article/kennedy-center-arabesque-arts-of-the-arab-world；有关设计元素的细节，请浏览https://www.studiogardere.com/en/ projects/exhibition/arabesque/。
2．有关这个研究领域的综述，请参阅Patricia Goff，“Cultural Diplomacy,” in Andrew F．Cooper，Jorge Heine，and Ramesh Thakur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Diplom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19—435。
3．墨西哥学者西泽·维拉努埃娃·里瓦斯César Villanueva Rivas针对这个论点有很好的阐述。针对将文化外交置于公共外交之外的文献，请阅读Harvey B．Feigenbaum，“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plomacy,”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2001，at http://www.culturalpolicy.org/pdf/globalization.pdf。
4．Edward Corse，A Battle for Neutral Europe：British Cultural Propagand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loomsbury，2013，p．147.
5．Frank Trommler，Kulturmacht ohne Kompass：Deutsche auswärtige Kulturbeziehungen im 20．Jahrhundert，Köln：Böhlau-Verlag Gmbh，2013.
6．在“谷歌图书”上搜索使用文化外交的数字化文献，结果包括：Georg Eltzschig，“Kulturdiplomatie,” in Heinrich Ritter von Frauendorfer and Edgar Jaffé （eds.），Europäische staats-und wirtschafts-zeitung 6 （1921）：33，38，39；一篇讨论了日本情况的文章，Yen Ying Lu，“Cultural Diplomacy,” China Weekly Review 77（1936），pp．188—189；以及一份由日本文化联合会（Nippon Cultural Federation）主办的期刊《文化日本》（Cultural Nippon），在1936年曾刊登过藤泽近夫（Chikao Fujisawa）的一篇文章（vols 4 and 5），里面就曾认为对日本而言，“当前，富士山和艺妓外交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素雅的文化外交，因为它透过全球视角强调了我们文化的内在价值”，p．513。
7．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请参阅Anthony Haigh，Cultural Diplomacy in Europe，Strasbourg：Council of Europe，1974，网上阅读请浏览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102067.pdf。
8．法国君王也要面对其他地方语对法语的冲击，比如诺曼语、皮卡第方言、勃艮第方言等。
9．J．H．Robinson （ed.），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Vol．2，Boston：Ginn，1906，pp．271—272.
10．1539年签署的这项法令名为《维莱科特雷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有关法语与民族主义最易获取的英文文献，请参阅Eric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1．Matthew Arnold，Literature and Dogma：An Essay Toward the Better Appreciation for the Bible，New York：Macmillan，1873，p．13.
12．Jessica Geinow-Hecht，Sound Diplomacy：Music and Emotion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1850—192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3．法语联盟的百年历史，请参阅Maurice Bruézière，L’Alliance Française：Histoire d’une Institution 1883—1983，Paris：Librairie Hachette，1983。
14．R．E．McMurray and M．Lee，The Cultural Approach：Another Wa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7，pp．9—15，43．Philip M．Taylor，The Projection of Britain：British Overseas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1919—193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26—127．有关德国海外协会，请浏览http://www.vda-kultur.de/de/ueber_uns/ueber-uns.php。
15．这则故事见于Michael Llewellyn Smith，Olympics in Athens 1896：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London：Profile Books，2004。
16．对于这种局面的深入分析，请参阅David W．Ellwood，The Shock of America：Europe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7．Peter Buitenhuis，The Great War of Words：British，American and Canadian Propaganda and Fiction，1914—1933，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87.
18．有关这项工作的评述，请参阅George Creel，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New York：Harper & Bros.，1920，esp．pp．117—132。
19．Gregory Paschalidis，“Exporting National Culture：Histories of Cultural Institutes Abro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5（3） （2009）：275—289.
20．Richard T．Arndt，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ulles，VA：Potomac Books，2005；Edward Corse，A Battle for Neutral Europe，p．83.
21．Tony Shaw，“Nightmare on Nevsky Prospekt：The Blue Bird as a Curious Instance of US—Soviet Film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4（1） （Winter 2012）：3—33.
22．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 1993）：22—49.
23．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organisation/policy-insight-research/research/trust-pays.
24．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3418_bc_edinburgh_university_soft_power_report_03b.pdf.
25．此处指“联邦德国外交部第五政治司文化处”（Eidgenössisches Departement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Politische Abteilung V，Sektion Kultur und UNESCO）。
26．有关该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使命宣言，请浏览http://www.ifa.de/en/about-us/mission-objectives.html。
27．有关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请参阅Enzodi Martino，The History of the Venice Biennale:1895—2007，Venice：Papiro Arte，2007。有关城市的文化外交分析，请参阅Mariano Martín Zamorano and Arturo Rodríguez Morató．“The Cultural Paradiplomacy of Barcelona since the 1980s：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Local Cultural Paradiplom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5） （October 2015）：554—576。
28．Graham Carr，“ ‘No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ny Kind'：Glenn Gould's Tour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95（1） （2014）：1—29.
29．Yudhishthir Raj Isar，“ ‘Culture in EU External Relations'：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4） （2015）：494—508．此处引文，请浏览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4038/mogherini-and-commission-aim-put-culture-heart-eu-international-relations_en。
30．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目前有57个成员，包括加拿大的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省，以及有这法语传统的非殖民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
31．J．P．Singh，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Creating Norms for a Complex World，New York：Routledge，2011.
32．更多细节，请浏览http://www.iccn.or.kr/。
33．更多细节，请浏览https://exchanges.state.gov/us/program/german-american-partnership-program and http://www.gmfus.org/。
34．更多细节，请浏览http://culcon.jusfc.gov/。
35．这个网络在20世纪90年代的记录存档于美国新闻署的网站上，https://permanent.access.gpo.gov/partnerships/DOSFAN/dosfan.lib.uic.edu/usia/E-USIA/education/engteaching/eal-elp1.htm#Ind。
36．https://artsbeat.blogs.nytimes.com/2011/11/18/lil-buck-jooks-his-way- through-beijing-with-yo-yo-ma-and-meryl-streep/.
37．http://cubaskate.com/.
38．有关这个案例，请参阅Sarah E．K．Smith’s essay in Nicholas Cull and Michael Hawes （eds），Canadian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forthcoming。
39．Steve Crawshaw，“Shakespeare Goes to Serbia；Two Years Ago Britain Bombed Belgrave．Now the National Theatre has Sent its Hamlet as a Gesture of Peace,” The Independent，February 18，2001，pp．1，2；Dan De Luce in Tehran and Jeevan Vasagar，“Curtain Up，Veils Down：Bard Builds a Bridge with Iran，Winter’s Tale Blazes Trail with Iranians Starved of Culture,” The Guardian，January 22，2003.
40．Tony Howard，“Blood on the Bright Young Things：Shakespeare in the 1930s,” in Clive Barker and Maggie B．Gale （eds.），British Theatre Between the 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5—156.
41．David Monod，“‘He is a cripple an' needs my love'：Porgy and Bess as Cold War Propaganda,” in Giles Scott-Smith and Hans Krabbendam （eds.），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1945—1960，London：Frank Cass，2003，pp．300—312.
42．有关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原住民影片的平台，请浏览https://www.nfb.ca/indigenous-cinema/?&film_lang=en&sort=year:desc,title&year=1917..201。
43．有关这部名为《购物与做爱》（Shopping and Fucking）的英国戏剧，请参阅Lorna Duckworth，“Blunkett Attack on Rent Boy Play Cash,” Mail on Sunday，March 22，1998，p．18；Martin Bright，Richard Brooks，and Roger Tredre，“Blunkett Slams Grant for ‘Foul' drama,” The Observer，March 22，1998，p．3；John Mckie，“How Mark Went Shopping for a Worldwide Hit,” Evening Standard，January 19，1998，p．52。
44．Falk Hartig，Chinese Public Diplomacy：the ris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bingdon：Routledge，2016.
45．这次合作在剧团历史的线上简介中还有所展现，具体内容请浏览http://elteatrocampesino.com/our-history/。
46．此处的信息由英国文化教育处的西蒙·甘默尔（Simon Gammell）提供，英国文化教育处还作为合作伙伴对这个项目给予了支持。
47．有关“西天中土”项目介绍，请浏览http://westheavens.net/en/aboutusen。电影《大唐玄奘》（Xuanzang，2016）由霍建起执导，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与爱神国际电影公司（Eros International）联合出品。
48．相关网站信息，请浏览http://can4culture.ca/。
49．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倡议在我2007年的论文“The National Theatre of Scotland's Black Watch”中有详细分析，网上阅读请浏览https://www.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org/files/legacy/media/Black_Watch_Publication_010808.pdf。
50．例如，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2010年将戏剧《伟大的游戏》（The Great Game）输出到美国的项目中，包括一本48页的论文集：Christopher Merrill，Trust Me，I’m an Expert：Talking Culture from Inside and Out，文本网上阅读请浏览http:// www.britishcouncil.org/trust_me__i_m_an_expert.pdf。
51．George Bruce，Festival in the North：The Story of the Edinburgh Festival，London：Robert Hale & Co.，1975，pp．17—24.
52．诸多体育外交案例，请参阅Stuart Murray （guest ed.），“Sports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8（3—4） （2013）。
53．相反，比布鲁斯（Byblos）遗址则由法国人挖掘。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化贡献都已被铭刻于历史当中，表明了从古代贡献寻求价值的兴趣。相关资料源于个人浏览网站，2008。
54．有关这个方法的研究，请参阅Christina Luke and Morgan M．Kersel，U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Archeology：Soft Power，Hard Heritage，New York：Routledge，2013。
55．有关美食外交的入门介绍，请参阅《公共外交杂志》（Public Diplomacy Magazine）2014年冬刊，http://publicdiplomacymagazine.com/tag/ gastrodiplomacy/。
56．从2018年来看，这些高额的预算遭到了大幅削减，具体信息请浏览https:// 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77155.pdf。
57．请参阅Barry Sanders，American Avatar：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Imagination，Dulles，VA：Potomac Books，2011；有关美国文化足迹面临挑战的深入讨论，请参阅Nathan Gardels and Mike Medavoy，American Idol after Iraq：Competing for Hearts and Minds in the Global Media Age，Malden，MA：Wiley-Blackwell，2009；and Martha Bayles，Through A Screen Darkly：Popular Culture，Public Diplomacy，and America’s Image Abroa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58．https://www.teachingenglish.org.uk/overview/promoting-21st-century-skills.
59．Michael Krenn，Fall-Out Shelters for the Human Spirit：American Art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6，pp．230—231.
60．http://www.bosch-stiftung.de/en/story/film-priz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1) 老维克剧院（Old Vic），即位于伦敦的皇家维多利亚剧院（Royal Victoria Theatre）。——译者注
(2) 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加拿大对印第安人原住民的称呼。——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