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交流与教育：公共外交的灵魂

琼·麦克马林（June McMullin）过去有憎恨的理由。作为一名北爱尔兰公民，1981年9月她的第一任丈夫——一位名叫约翰·普罗克特（John Proctor）的预备警察——在离开伦敦德里区（Londonderry）一家妇产医院后被恐怖分子射杀，而琼刚在那儿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但当她的孩子们十几岁的时候，她逐渐意识到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她让大儿子参加了“北爱尔兰儿童友谊项目”（CFPNI），该项目把来自相邻省区但宗教信仰截然对立的孩子们配对，然后送他们一起到美国度过整个夏天。这种理念是想通过国外的玉米热狗和棒球比赛，让青少年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存在许多共性，由此建立起来的友谊便可以弥合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与新教／保皇党之间的分歧。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此外，这个儿童友谊项目早已突破儿童之间的联系。等孩子们回到本省后，这个非政府组织还安排他们的父母会面，并协助建立起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样古老的跨社区联系，进而让参加项目的儿童为将来最终担任领导作好准备。北爱尔兰儿童友谊项目每年可接收100—150名儿童，但对于像阿尔斯特省（Ulster）这样的小地方来说，这很快就增加成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对麦克马林夫人来说，这项计划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由此将谋杀她丈夫的罪犯与其所属的社区彻底分开。等她的儿子回国后，她成为儿童友谊项目的志愿者，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服务到2008年退休。对支持该儿童友谊项目的美国社会人士而言，她的故事正是这个项目最具力量的明证，它同时也彰显了交流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的价值。¹

人类社会很早就明白，向外人传达某种真正重要而且复杂的东西——比如一种文化、一套价值体系或者一项技能——最有效方式之一，便是将对方浸入一种具有这种属性的环境之中，并帮助他们通过生活体验来吸纳这种属性。这种活动首先会改变外人习得这种文化、价值体系或技能的自然过程。语言通常就通过这种方式开展教学。这种通过亲身体验进行教学的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随着课程被参与者内化，深度学习成为可能，并成为人的第二天性；第二个好处是参与者之间建立了个人纽带。诚然，这一现象不乏外交案例研究文献的支持。既然如此，人们会问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更为突出的国际工具。因为这种交流方法的显著缺点在于财政资源水平以及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但许多人仍然认为这种投资不仅物有所值，而且对他们的长久利益至关重要。这种交流方式对美国政府而言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即便在推特和脸书时代，美国国务院仍会每年拨出五亿美元以上的财政预算用于这项工作。如果把美国国防部和教育部资助的交流项目计算在内，其每年的预算总额则超过十亿美元。²

交流的基础

就加拿大公共外交金字塔而言，交流是处于整个外国公众参与结构底端广泛的基础性“关系建设”层。交流工作得长期运作。政府的角色可以是积极的——规划、资助、指导、监督，但它既不像在倡议中的角色那样具有侵扰性，也不像在运作文化项目中那样必须具有引导性。交流的信誉源于项目的相互层面以及它内在的教育效益，而且如果设计得当，交流可以极大减少事与愿违的风险以及高压宣传方法引发的其他意外后果。交流让人感觉和生活一样，因为它们通过生活发挥作用。通过交流获得的体验成为参与人员身份的一部分。从支持交流的认知和社会偏差来看，交流借助相似性和亲和力把同龄人联系起来；它们必须在参与中发生，并使个体成为文化适应的积极成分；它们必须依靠禀赋效应发挥作用，因为在交流中形成的积极看法已被证明会持续下去。

交流项目和国际教育由许多类型的国际行为体提供。国家运作的交流项目是公共外交中最著名的组成元素。地区和城市等组办单位可以有自己的交流项目。有时，“姐妹城市”纽带已先于国家政策，甚至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比如里根—撒切尔时代美国和英国的城市便藐视政府干涉，并与社会主义国家尼加拉瓜结成了伙伴城市关系。³有些国际组织充分利用国际教育和交流资源。联合国已在东京设立联合国大学（UN University），在哥斯达黎加设立和平大学（University of Peace），而且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监管的大量交流项目；欧盟目前已经制定程序以促进欧盟内部及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流。私人和非政府组织在交流中历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自1929年以来一直组办青年交流活动，而大学在国际上也经常作为行为体开展交流项目。最后，教育交流也会对个人和他们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人们作出单边决定让自己作为学者、旅人、东道主和游客接触国际体验。然而，大国之间的双边文化关系则建立在多种相互联系之上。在历史上，个体海外学成回国后对跨文化学习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试想一下19世纪日本旅行家福泽谕吉（Fukazawa Yukichi）的故事。他探索欧美的个人决定赋予他独特的优势，让他把西方介绍给日本，并以全新的方式引导日本教育的发展。⁴试想一下伟大的改革家、阿根廷第七任总统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他把自己19世纪40年代作为旅者、难民以及19世纪60年代作为阿根廷驻美大使的经历带回国，并将这些真知灼见以公共教育先驱的身份在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地区付诸实践。⁵

国际历史学家吉尔斯·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 Smith）等学者早就注意到，交流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社会网络，而影响和理解则会沿着网络流动。⁶当代社会的性质使得交流的网络层面尤为切题。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中，沟通早已脱离20世纪的那种垂直传播模式，其中信息仅从特定的信息提供者（各国政府和媒体帝国）流向公众。如今，信息基本上会借助网络横向在同类人群之间传播：从医生到医生、从母亲到母亲、从青少年到青少年、从白人至上主义者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从《星际迷航》影迷到《星际迷航》影迷。以这种方式接收到的信息要比从过去媒体来源的信息更少遭受批评，因为人类对“像我这样的人”留有特定的信誉，而一位朋友的支持对传统来源的故事大有裨益。当然，肯定存在同类到同类的圈子相互交叠的情况，其中处于两个不同网络——医生圈和《星际迷航》影迷圈——的个人就会把信息可信地从一个圈子引入另一个圈子。曼纽尔·卡斯特把这样的个人称为“转向开关”（switch）。国际交流正是创造“转向开关”的一种机制：它把某人从一个你不属于的网络中带出来，把他引入你自己的网络，然后授权他代表新网络向旧网络可信地发言。⁷

尽管网络在当代世界中力量十分强大，但许多交流项目的赞助者尚未明白维护网络的必要性。他们希冀网络会以某种方式自我维护，并且在事关存亡的维护工作上投资甚为缓慢。去关注一些简单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比如为维护这个网络而建立的校友数据库。这类工作的费用只是启动交流项目所需开支的一小部分。

教育交流的起源

教育交流有着悠久而卓越的历史。有一则关于普里恩涅的毕阿斯的非凡故事，预示了教育交流的力量：在爱奥尼亚与墨西拿（Messina）王国纷争之时，毕阿斯从当地奴隶市场购得几个年轻的墨西拿女俘。让同胞们惊讶的是，他把她们当自己的女儿来教育，并在数年后送她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墨西拿人欲报答这种明智而慷慨的行为，但毕阿斯谢绝了他们赠送的祭祀用三脚樽，并坚称智慧属于阿波罗而非他自己。⁸几个世纪之后，罗马共和国深谙将邻国的储君召到罗马读书的文化价值。这些外国的王子学习罗马价值观的同时也充当了人质。当然，教育这些王国质子的问题在于，这只把罗马共和国与邻国的精英联系起来，显然相互学习的机会十分有限。⁹

随着学习中心的发展，它们逐步成为国家之间交流和相互学习的焦点。在共同时代到来之前的四个世纪，非希腊人到雅典的哲学教育中心求学。希腊帝国随后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形式设立了一个伟大的教育交流中心，以便尽力在地中海地区传播自己的文明。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系列法学院，作为输出罗马文化的一种方式：亚历山大、雅典、贝鲁特、凯撒利亚和君士坦丁堡都设有大学，尽管人们似乎仍然倾向于在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接受教育。到公元370年，这个数字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帝国需要特别的法律来应对来自高卢和其他边远地区放荡不羁学生的大量涌入。不过，罗马并不唯一。其他伟大的学术中心也从外围吸引了学者。公元639年，中国一代明君唐太宗创立了国子监，据说竟然从疆外“蛮夷”之中吸引了8 000名学生。印度类似的学府就有那烂陀寺（Nalanda），7世纪初还吸引了来自中国甚至高丽的学者或僧侣前来求学，其中就包括玄奘和义净⁽¹⁾等著名旅行家。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伊斯兰土地上，比如创立于公元975年的开罗爱资哈尔（El-Azhar）清真寺附属大学这样的机构。¹⁰北欧则在12—13世纪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学。正如海伦·瓦德尔（Helen Waddell）在其经典著作《中世纪的游吟学者》（The Wandering Scholars of the Middle Ages）中写道，那时的学校由于专业化很强，所以学者经常从一个机构转到另一个机构以学习多个领域的知识。¹¹当然，这些机构也只能延伸到专业人士。与普通人的接触则出现在传教活动中，比如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9世纪末期在巴尔干半岛的工作，不过他们的工作只是一种单向文化交流。

草根阶层双向交流的事例则出现在古代的寄养实践中。这种做法见于世界各地的许多部落社会，其中一方在将七岁左右的儿童送到邻村长大成人的同时，也接受其他村庄的孩子作为交换。这种做法在凯尔特人和北欧部族中普遍存在，并在挪威语中称为“寄养”（fostir）。我们当代英语中的术语“养子”（foster child）正源于此。它似乎有助于技能的传播，并促进了一个由友谊纽带甚至通婚维系的共同文化区的稳定。即使在最单边的事例当中，“交换”一词也同样适用，因为持续的个人接触在让交换对象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在必要时教授了他们的文化、遗产和身份。¹²

此外，也存在城市之间进行双边交流的事例。一个特别的事例便是德国帕德博恩（Paderborn）与法国勒芒（Le Mans）之间的城市关系。尽管两地相隔约860公里，但在9世纪初都是法兰克王国的主教管辖区；公元836年，身为好友的两地主教认为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是便签订了一份《永久友好条约》（fraternitas Caritatis perpetua）。为促进协议达成，帕德博恩还为勒芒送去圣物作为礼品。这种关系有趣的地方在于，两个城市都铭记它们的合约，并在13世纪初费尽周折重新建立起联系。此外，四百年后的1656年，当法国和日耳曼人民陷入敌对关系而且法国军队在莱茵河以东发动三十年战争时，法国王室还确保了帕德博恩的独立。这种关系在19世纪受到关注，并于1967年又以世俗条约的形式得以重建。如今，这被誉为欧洲内部最持久的友好城市关系。¹³

近代国际教育与交流的兴起

到了近代，国际交流体验已经成为欧洲精英教育的标配。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年轻人在欧洲各大文化中心游学，以完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那些偏远国家来讲，出于国家发展考虑，旅游更是获取知识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最著名的事例便是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在执政初期用十八个月随一支庞大的使团前往西欧，这位身高两米的君王尽力匿名旅行，以便学习欧洲的生活方式和造船与航海技术。¹⁴此外，来自美洲殖民地的年轻人也到欧洲采撷有用的知识。

在19世纪，欧洲积极地输出自己的思想。耶稣会先行一步，在欧洲和中国的双向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¹⁵新教传教士则紧随其后，在全世界建立了从大学到当地小学的教育网络。¹⁶既然传教士开启了这个过程，那么政府也不会落后太久。帝国主义时常会创办学校，或者彻底重新规划当地的教育体系，正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bington Macauley）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于1834—1838年在最高理事会（Supreme Council）任职时所做的那样。麦考利创办大学和技术学院，并强行把英语定为印度开展教学的语言，笼统地废除了那时对印度文明的学习。时至今日，印度民族主义者对麦考利主义仍然痛心疾首。¹⁷

后来，一些欧洲人也期待一种相互学习的过程。丹麦的情况就很有启发意义。在19世纪，许多丹麦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需要向邻国学习，并寻找机会开展交流而非坚持己见。丹麦企业家J.C.雅各布森（J．C．Jacobsen）就曾周游欧洲，学习国外的酿造技术然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企业嘉士伯酿酒公司（Carlsberg）。在将“世上可能最好的啤酒”推向极致以后，雅各布森还把赚得的财富投入推动科学和知识交流上，并在哥本哈根建立了嘉士伯学院作为这种理念的永久场所。他的思想与一种新兴的哲学不谋而合，这种哲学认为有比征服更好的方式可以改造世界。丹麦主教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格伦德维格（N．F．S．Grundtvig）率先提出开展实用教育来改善国内外民生的愿景。丹麦的移民把主教终身学习和乡村高中的理念带到了新大陆。在20世纪，他的方法启发其同胞福尔默·维斯蒂（Folmer Wisti）建立丹麦学会（Danish Society），以作为一个交流的渠道，而非一种国家主张的机制（因为在1940年这种做法过于荒谬）。1947年，这个组织在海外开设了分支机构。1989年，它被更名为丹麦文化中心（Danish Cultural Institute）。¹⁸

19世纪后期，在教育外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要数德意志帝国。该国将自己历史悠久的大学视为建立国际影响力的一种机制，并讨论把“对外文化政治”（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年轻的美国学者迫不及待地涌入德国院校，获得令人垂涎的博士学位，美国的大学开始沿着德国的路线发展，而德国教授更是占据了美国学界的高位。哈佛大学的德国心理学先驱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是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并且似乎总会出现在美国报纸上。¹⁹由于担心失去影响力，英国最终选择建立自己的博士学位制度，力图去分得一部分流量。²⁰这种竞争氛围让一些人深感沮丧，尤其是那些以种族视角看待历史的人士。对大英帝国企业家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团结的事业绝对无愧于他的财富。依照他的遗嘱设立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项目将美国、德国和大英帝国的年轻人送到牛津大学读书，其中的理念便是他们将会联合成为一群超级精英来统治这个世界。后来，罗德奖学金沿着去种族主义路线演变，虽然出奇地很早就将美国非白种男学生纳入其中，却可耻地很晚才将女性以及非洲黑人包括在内。非裔美国诗人阿兰·洛克（Alain Locke）在1907年入选，但女性直到1977年才有资格申请，而首位南非黑人数学家洛伊索·农克萨（Loyiso Nongxa）则是1978年才被选中。²¹

以20世纪美国为例

20世纪目睹了美国在国际教育中的崛起。进步时代（1890—1920年）设立的私人基金会——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很快便涉足全球教育项目。早期的政府干预包括庚款留学生项目（Boxer Scholar Program）。在国际社会向清政府处以罚金，以惩戒反对外国势力的义和团运动（1899—1901年）时，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决定将部分资金用于支持中国的教育上面。由此，中国学者赴美就读大学，美国人监管的大学在中国大陆创办，其中一个项目还衍生出清华大学，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学府之一。

与美国文化外展工作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教育交流的驱动力并非来自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诸如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国际教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等私人组织竞相成立，由此将美国大学与世界联系起来。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ies Association，ALA）等老牌机构也希望参与国际交流。他们在其他几洲找到了热心的合作伙伴，这其中就包括与国际联盟相关的教育机构，比如1925年在日内瓦成立的国际教育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以及1926年在巴黎设立的国际知识合作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不错的留学目的地，对东亚学生尤其如此，而且在大学三年级出国也成为美国国内大学教育的一个特征，尽管这些大学主要是女子学院。20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也开始介入交流过程。1938年，美国国务院还成立“文化关系司”以发展与拉美的双边关系。其创始人本·彻林顿（Ben Cherrington）信奉互相学习的理念，但当美国政府把教育和交流视为扩张美国实力的另一个元素时，他才发现自己在逆势而行。²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国际教育事业支配巨额经费提供了第二次机会。阿肯色州青年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认识到了美国在世界各地剧院存放的剩余战时物资的潜在价值，而此前他的人生也因以罗德学者身份在牛津大学求学发生改变。1946年夏天，他针对“1944年剩余财产法”提出一项修正案，允许将这些资金用于教育互换项目，在让伙伴国家的学生游学美国的同时，也让美国公民到海外学习。这种互换十分重要。富布赖特明白自己的同胞同样需要国外教育，反之亦然。他也明白国内的政治现实以及这项计划可能存在政治化的危险，于是卓有远见地坚持必须由一个非政治理事会来监管各方的双边交流合作。随着项目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远离冷战时期过度宣传的做法。1961年，富布赖特项目拓展极其显著，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双边合作关系十分明显，因为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一些主要伙伴国家都想寻求更为平等的合作关系。由此，教育交流确立了其在美国公共外交中的核心地位，它巩固了与战略伙伴的联系，构建了与新兴国家的关系，甚至为对手开辟了全新的机遇。²³

20世纪50年代末冷战的解冻为教育交流在美苏关系之中发挥一定作用开辟了可能。在苏美交流的首批受益者中，就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1958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来还将个人获得的看法贯彻下去，并在20世纪70年代长期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20世纪80年代还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政治局之中提倡改革的核心成员。²⁴1975年，东西阵营签订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也许认同了苏联在东欧的控制权，却带来了更广泛的教育与文化交流。这就确保在苏联经济停滞时期，有更多的苏联公民能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并对西方社会有所了解。诸如罗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等学者和耶尔·里士满（Yale Richmond）等外交官认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政治变革的一个主要动因。对美国在教育交流上的投资而言，这绝对是一笔丰厚的回报。²⁵

法德和解

有些最具历史意义的交流完全是多种行为体在多级政府水平上通力协作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德交流始于个人倡议，它为人类的政治和解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并由此成为欧洲联盟创立的基石。1945年，一位名叫让·杜里沃（Jean du Rivau）的耶稣会牧师成立了“国际联络与文献局”（BILD），并与德国类似的机构“国际合作组织”（GűZ）展开合作以促进法德之间的认知与理解。国际联络与文献局开了学童交换的先河。与此同时，市区领导也希望能为和解工作添砖加瓦。1947年，法国和德国的市长们组建了“国际市长联盟”（UIM），该联盟又制定出一系列的“结对”协议（法语称为“友好城市关系”，而德语称为“伙伴城市关系”）。这些协议将法德两国在规模、历史或工业上接近的城市联系起来。第一份这样的协议于1950年9月签订。1948年，三位德国政客——卡洛·施密德（Carlo Schmid）、弗里茨·申克（Fritz Schenk）和西奥多·豪斯（Theodor Huess）——创立了德法研究所来改善两国关系。经过十多年的教育交流、宗教会晤、体育活动和民间联系，两国政府最终达成和解协议。1963年1月，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签署了《爱丽舍条约》（Elysée Treaty），由此导致“法德青年办事处”（Franco-German Youth Office）的成立。其每年交流人数超30万，截至1997年已有500多万名学生参与，其中约70%为高中生。一位分析人士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体迁徙”²⁶。

交流与国际教育的风险

历史事例不止开当代交流之先河，它们同样昭示了潜在的问题。接受罗马教育的学子当中也包括一些十足的恶棍，比如犹太国王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基督教圣诞节故事中的坏蛋）以及臭名昭著的塞琉西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人称“疯王安条克”，乃犹太光明节故事中的坏蛋）；两位国王都未反映出罗马导师的功劳，而他们的罗马经历可能是导致他们行为失常的原因。在我们的时代，也存在交流活动事与愿违的情况。最臭名昭著的案例要数日本学生佐川一政（Issei Sagawa），1981年他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精神失常后，谋杀并部分吞食了一名来自荷兰的女同学。日本政府在佐川引渡回国后不久就决定将他释放，这对荷日关系可谓毫无益处。²⁷类似的故事强调了严格遴选的重要性，同时也接受了交流存在的潜在心理压力。

部落寄养制度同样提出了一种警告。凯尔特法强调养父母肩负的责任，当他们照顾另一个家庭的孩子时，法律明确规定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他们的个人名誉就要受损。古人深谙交流过程之中潜在的忽视或剥削，所以采取措施优先确保交流学者的福利。在许多现代的类似项目，比如当代国际研究中，其他议题却时常处于优先地位。²⁸无论是在数字时代的加利福尼亚还是铁器时代的爱尔兰，教育交流都必须优先考虑交流人员的福利并对此引以为傲。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国际教育，1950年还把国际教育列为著名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的核心，并在我们的时代重新规划了这一倡议，但这些倡议依然十分脆弱。2009年，在墨尔本的印度留学生遭受的暴力袭击在印度掀起了一股不满情绪。更离谱的是，印度制片人竟将澳大利亚的反社会行为作为宝莱坞电影的主题。²⁹

最后，教育交流的另一个顽症在于交流者的负面经历会被放大。在许多事例中，体验过国际教育的不少学生对东道国的文化全然没有好感。流亡在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会开玩笑说，在东方阵营国家接受教育绝对会让人培养出对西方国家的热爱，反之亦然。有些交流项目奖学金的获得者会变得敌意十足，其中最有名的事例便是埃及民族主义者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他1948年在科罗拉多州交流访学的经历，既夸大了他对美国文化的震惊，同时也利用自己的目击者身份让他成为美国问题更为可信的权威人士。³⁰这里，很难明确界定“库特布综合征”所牵涉的政策问题。或许，他原本就不应该被选中，但只选那些认同自己的人士似乎在策略上又过于有限。当然，他本应得到更细心的学业规划和指导，来引导他从更广阔的语境下看待科罗拉多州的生活。也许，他应该在访学期间得到人们的倾听。他在20世纪40年代隔离政策盛行的美国体验的种族主义表明，美国在国际教育外展上存在着真正的局限。他的案例凸显出一个真正的风险，即交流经历可能会增加个人原籍文化的吸引力，并将交流者推至宣扬本国文化最极端的版本之中。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德国汉堡对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和所谓“‘9·11’劫机者汉堡牢房”³¹（Hamberg cell of 9/11 hijackers）研究产生的影响。

从外交职务到出国留学的任何国际体验，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便是要应对文化冲击的挑战。尽管接触国外文化的最终结果绝对是积极的，但通往这种期望状态的道路却并不平坦。随着跨文化体验的深入开展，游学人员必须得乘坐一趟独具特色的过山车。最初的体验让人兴奋不已，并在前两三周热情地接触新的文化。接着，在一个月左右趋于平稳后体验会急剧下降，并在大概三个月时会对当地文化产生负面反应。直到一年左右当个人表现良好，并充分理解新旧两种文化的优势后，这种体验才会缓慢地得到改善。在他们回到自己的原籍文化后，整个曲线又在反向文化冲击中加以重复，以至于这种体验看似好比一个展开的英文字母“W”。³²这里的问题在于，交流时长的决策通常是在不考虑文化冲击轨迹而只着眼于预算的情况下制定的。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如下：如果为期一年的教育交流对一人会有积极的效果，那么四人为期三个月的交流效果会更好。但文化冲击则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四人为期三个月的交流注定会使一次积极的体验被四次消极的体验所取代。产生的后果甚是严重，因为在回国后这将赋予四个目击者具有的那种权威。不幸的是，随着预算的不断缩减，许多国际行为体都倾向于开展历时一学期的短期交流体验。

在对这些反面案例进行思考之后，我们由此可以制定四条交流原则：（1）仔细遴选学员；（2）保护学员不受剥削；（3）设计并构建他们的交流体验，来指导他们提高预期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对文化冲击的预期；（4）理解建立关系的价值，并在交流人员回国后保持联系。

交流类型

现代交流有多种类型：（1）高等教育交流；（2）领袖交流；（3）职业交流；（4）第三方协助交流；（5）青年交流与导师培训；（6）在线交流；（7）发展／工作经历。我们将依次讨论每种交流类型的本质和优点，并且会特别关注它们在美国的应用。最后一节将讨论旅游如何可以融入这些活动类型之中。

高等教育交流

高等教育交流是为青年人制定的体验活动，其中学员会在主办国的教育机构学习一段时间或参加专门设计的教育体验。最初，它是私营行业活动，但20世纪期间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实施全球参与战略的核心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学术延伸正是德国重建世界地位的方法之一。1925年，魏玛共和国为此还在柏林设立了被称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的特殊部门，交流中心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办事处，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德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立了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以刚果独立革命牺牲领袖命名），现今则称为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该校知名毕业生包括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正如亚历克赛·福明尼赫（Alexey Fominykh）最近的研究表明，俄罗斯教育仍然继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中亚地区尤其如此。³³

新的教育项目包括学生交流项目，比如欧盟的伊拉斯谟计划，该计划让这个地区的大学都可作为求学机构。同样重要的还有西方知名学府国际校区的建立，这在海外已经开始兴起。其中的里程碑事件包括英国诺丁汉大学在马来西亚士毛月（1999年）和中国宁波的分校（2004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分校（2001年），以及纽约大学在阿布扎比的分校（2008年）。³⁴

领袖交流

领袖交流项目是一种为目标社会中在当前或未来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制定的程序化体验。体验过程基本很短，通常只有两三周。交流人员包括各种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新晋政客、记者和作家则是项目偏爱的对象。领袖访学的启动较为随机。美国早期的事例包括所谓“短途旅行”，这是美国政府1889年秋天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领袖在当年冬天筹备泛美会议前夕举行的一项为期六周、途经41个城市、里程达9 000公里的专列旅游。³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纳尔逊·洛克菲勒负责创建的泛美事务办公室（Inter-American Office）曾把南美记者请到美国交流访问，但美国国务院对这种交流方式的定期采用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占领德国的时候，当时这种方式曾被用来与德国领导人建立联系。其中的逻辑从美国国务院1952年的一项调查中就十分清楚，当这项调查询问德国人哪些关于美国的信息来源最为可信时，50%的调查对象将“其他访问过的德国人”列为首选。在信誉依存于同个国家的人民时，最有理由将资源引入交流项目，从而让更多有影响力的德国人作为“访问过的德国人”进行权威发言。教育交流和领袖访问发展程度之大，以至于十年之后31%的联邦议院成员、53%的联邦参议院成员以及70%的西德内阁成员都曾以某种形式的交流项目访问过美国。³⁶在成功地将西德重新纳入联盟后，领袖访问便成为了全世界的标配。

在接受美国的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VLP）资助时仍是政坛新星的人士当中，就包括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托尼·布莱尔、法国的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津巴布韦的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南非的F．W．德克勒克（F．W．De Klerk）、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墨西哥的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以及阿富汗的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目前担任领袖的校友中，则包括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1983年以工会领袖身份来访）、挪威总理埃尔娜·索尔伯格（Erna Solberg，1996年）、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1995年从波兰访问）以及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2004年）。在有些国家内阁中，竟有一半以上的内阁成员曾是交流学员。印度尼西亚尤其受到美国的关照。智利政客可能很少达成一致，但在2015年夏天所有党派的代表都通过一项决议，感谢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并承认项目对智利民主进程具有促进作用。³⁷鉴于这些项目明显是扶植工具，纯粹主义者或许会质疑这些项目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交流；然而，这些交流访问的框架不仅包括接触志愿充当接待家庭的普通美国公民，而且包括与美国国内同辈建立网络联系，这两个方面都为交流愿景增加了本地学习的维度。最近的美国领袖交流倡议包括布什时代培养记者的“默罗学员项目”（Murrow Fellow Program）和奥巴马时代发起的“非洲青年领袖倡议”（YALI），该倡议特别关注新兴企业家。2013年发起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SEALI）则专为东南亚提供服务。

领袖交流方法的有效性可以通过许多国家和机构对它的采纳加以判定，其中包括英国及其“志奋领项目”（Chevening Program）、欧洲议会和以色列。以色列最近还发起一个项目寻找与特定国家势力相关的博客作家和意见领袖并邀请他们到以色列访问，深谙这是战略上传播以色列生活元素——比如美食、葡萄酒或性少数群体自由——知识的最佳方式，而这无疑将有助于构建以色列的软实力。³⁸

职业交流

职业交流是针对特定职业群体制定的交流或学习活动。除学术交流之外，军事交流尤其重要。在冷战时期，美国军事交流预算有时甚至超过了富布赖特项目。现今，美国每年在“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IMET）项目上的开支为一亿美元。其重要指标包括以下事实，即这个项目的许多结业学员后来还在其国内担任军队领导职务。³⁹相关议题包括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校友在职业生涯中作出的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在拉丁美洲对军事领袖的训练仍然是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等国怨恨的来源，因为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这些领袖手中遭受过苦难。

政府对公民技能交流同样给予支持。美国为从事国家发展工作的中级职业人员提供汉弗莱奖学金（Humphrey Fellowship）。另一个美国项目——“技术女性”（TechWomen）——将中东和北非从事技术工作的女性送到加州硅谷，在美国顶级技术公司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和交流项目。其中的议程还包括对华盛顿特区的访问，这个项目始于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其初衷便是要将性别议题纳入公共外交之内。这个项目运作十分令人满意，由此为项目将亚撒哈拉非洲妇女纳入在内的做法提供了合理的依据。⁴⁰

其他国家运营的职业人才交流和培训计划还包括面向科学和发展的项目，比如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项目（ITEC）、尼日利亚技术援助团和巴西“科学无国界”项目。有些职业项目兼有文化外交的角色。其中的案例包括美国国务院有名的国际写作项目（IWP），项目部设立在爱荷华城的爱荷华大学。自1967年起，国际写作项目每年秋天会将世界各地25位左右的创意作家汇集起来，在创作自己作品的同时也互相了解他人。他们在阅读和演讲中展示自己的作品，参与爱荷华州和美国各地的文学界，并以松散的专业授权计划进入美国出版网络。结业学员当中就包括中国的莫言和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曾参与这个项目。⁴¹

第三方协助交流

第三方协助交流是指国际行为体从两个以上社区中选出代表，希望对方达成和解或建立联系的做法。这类项目包括“北爱尔兰儿童友谊项目”或缅因州“和平种子”（Seeds of Peace）夏令营，该活动营由记者约翰·沃勒奇（John Wallach）于1993年创立，每年夏天都将巴以冲突双方的儿童聚到一起。⁴²

英国公共外交史上有一项协助交流的杰出案例：威尔顿庄园（Wilton Park）。首先，威尔顿庄园是个战俘营，位于离伦敦不远的一栋乡间别墅里，它是英国让德国人转向自由民主制的部分尝试。庄园活动包括为那些尚可挽救的纳粹分子举行长时间的研讨会，讨论如何最好地建立一个多元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俘们要求保留这个战俘营以作为新生代德国人讨论政治的一个安全空间。其地点改为威斯顿大厦（Wiston House），靠近苏塞克斯郡的布莱顿（Brighton），转型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仅在几年之后其重点就发生了变化，首要在于将法国领导人纳入与会者当中，然后是更广泛的欧洲政治阶层。如今，威尔顿庄园仍然是英国公共外交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任务则是围绕当今全球问题主办非公开的国际会议。⁴³

青年交流与导师培训

青年交流与导师培训项目为参加的学生提供系统的国际学习体验，不过并不颁发大学学位。近几十年来，美国交流项目以低龄参与者为对象，一方面因为低龄学生国际旅行机会更少，另一方面因为有一种理论认为政治思想可以在求学生涯的早期形成，而快速干预可以斩除以后负面思想的滋生。如此看来，这种举措是要在交流对象的内心建立一种确认偏差以影响他们的余生。这正是“扶轮奖学金”（Rotary Fellowship）长期以来的做法，同时也见于美国政府1993年针对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局势而制定的“未来领袖交流项目”（FLEX）以及肯尼迪—卢格（Kennedy-Lugar）青少年交流学习项目（YES），而后者从2003年起就组织美国和伊斯兰国家互派青少年参加。最近增立的项目还包括“技术女孩”（TechGirls），它旨在“培养中东和北非的年轻女孩追求科技事业”。这个项目包括在美国通过“动手技能培养”进行的定时学习和后续在其母国的技能拓展，而且最终要向自己的社区进行项目展示。科技行业的支持也让“科技女孩”成为公共和私人交流倡议的一个优秀案例。⁴⁴

其他类型的青年交流包括那些专注将“流散”人群与他们的“祖国”重新联系起来的项目。一个名为“回到以色列”（Birthright Israel）的项目首开先河，这个项目成立于1999年，旨在为犹太裔青年提供出游以色列的机会。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得以沿用，因此诸多类似的项目也相继成立，以便为亚美尼亚、希腊、匈牙利甚至巴勒斯坦流散侨民提供服务。⁴⁵

线上交流

线上交流是基于在线平台（如互联网语音协议）或其他虚拟现场技术连接的交流实践。在线媒体的问世有望让项目产生现场交流的效果，但无须花费巨额的成本。早在2005年，美国国务院就启动项目实验，将美国和外国课堂在线连接起来。不过，最卓有成效的方式似乎是将线上交流和面对面交流结合起来，正如组织开罗建筑系学生与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学生结对的“堪萨斯至开罗”（Kansas2Cairo）虚拟交流项目那样。学生在交流平台“第二人生”（Second Life）工作三个月，然后举行一周的见面活动，其交流联系更为有效。⁴⁶除此之外，美国也为一些最知名的项目增加网上虚拟扩展业务。当前，爱荷华作家项目（Iowa Writers Program）已开设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以便将爱荷华的一些经验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美国国务院还为申请“技术女孩”与“非洲青年领袖倡议”（YALI）等项目的学员开发了在线社区，因为其意识到更多没有获得为数不多几个交流名额的候选人仍然可以成为美国的公共外交资源。“非洲青年领袖倡议”在线社区包括一个博客，专门介绍专家们对创业等主题的有益看法。⁴⁷

发展／工作经历

混合形式的特定交流目前已经出现，它不仅正式将旅游与工作结合起来，而且还产生了次级公共外交效应，在参与者和目的地（接受国）之间建起个人联系。这些项目包括政府对外项目，比如美国政府1961年推出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还有人与之类似的挪威和平队（Fredkorpset，现称FK Norway）；另外包括跨国项目，比如“欧盟援助志愿者”（EU Aid Volunteers）或“联合国志愿者”（UN Volunteers），以及私人非政府组织，比如1958年在英国成立的“海外志愿服务”（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s）。入境项目包括以色列集体农场对外国志愿者的接待工作。尽管集体农场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生活的一部分，但在1967年“六日战争”（Six-Day War）后的几年时间里，它们成为世界各地青年向往的主要国际目的地，并在随后20多年中发展壮大成为30多万人的社区。这个现象也曾包括非犹太人，它似乎与人们在集体上希望弥补过去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的虐待以及渴望参与集体生活体验有关。⁴⁸神奇的是，有些国家全然没有发觉入境志愿者与教育项目对自己国际形象的贡献。日本政府将本国的“日本交流与教学”（JET）项目视为外语教师的源泉，并惊讶地发现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往往对日本终生都心怀眷恋之情，并成为埃米莉·梅茨加（Emily Metzgar）所谓“善意金矿”（goodwill goldmine）。⁴⁹项目效果的明证则见于以下事实：中国政府曾在2005年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起类似的交流项目。⁵⁰处在发展／旅游项目范围最松散一端的正是所谓“志愿旅游”（Voluntourism）项目，其中参加者在一两周时间内休闲旅游的同时，也投身于海外公益事业当中。在“志愿旅游”品牌当中，就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生可以参加的“替代春假”（Alternative Spring Break）项目。

旅游

诚然，参加正规交流活动或职业发展项目的人数与私人旅游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如今，国际旅游——短期休闲旅游——业已成为全世界现代生活的核心部分。对旅游业规模的估计令人印象深刻：每年旅行人次约为12.5亿，相当于地球上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次旅行。⁵¹尽管规模庞大并且与正式交流项目相差悬殊，但在某些情况下旅游业也可被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第一，许多政府将游客对一个国家的积极体验看作本地软实力的体现，因此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都在努力促进旅游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签证条款的制定，以及通过市场营销和国内宣传活动提高民众好客程度来积极吸引外国游客。第二，各国政府都明白本国游客有助于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也正是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希望规范英国一些海外游客过度行为的原因。其他国家还曾尝试以信息武装本国游客，甚至提供标准答案以备在海外回答政治问题时使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广告委员会（Advertising Council）曾为美国商务旅行人士撰写情景脚本，而最近以色列还为本国出游人士提出了有效应对外国民众的建议。⁵²

最后的思考

在一个人员全球流动的时代，可以预见的是有些政府正在质疑过去国际旅行人数很少时设计的教育交流与公共外交的相关性。然而，全球人员流动并不意味着全球理解的增进，而且根据政策需要，专门制定交流计划仍然存在空间。有些知名的交流计划已经作出改变就反映了这一点。比如，以在纽约设立的联邦基金会（Commonwealth Fund）颁发的哈克尼斯奖学金（Harkness Fellowship）为例。1925年，联邦基金会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以资助英国青年学者到美国学习，后来其范围还扩展到英联邦的青年职业人才和学者。这里的理念就是要对罗德奖学金予以回应。这个项目蓬勃发展了70年，培养的不少人才在促进英美相互理解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和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以及历史学家休·布罗根（Hugh Brogan）。1997年，这个项目突然改弦更张只关注医疗领域，认为这个领域的交流要比普通学术交流更能满足相互的需求，因此也更符合联邦基金的整体议程。⁵³这种演变也在情理之中。这里讨论的项目最初政策目标很宽泛，但随后赢得的社会声望却被获得的次级特征而改辙，这看来确实有些奇怪。当涉及公共基金开支时，这场辩论就意义非凡。针对国内富布赖特项目的多次迭代，这种讨论可谓姗姗来迟。即便如此，同样重要的是得记住，项目开发更为精确地匹配政策目标与政治化并非同一回事。⁵⁴

当代交流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包括它们在世界一些地区可能会扮演“人才外流”加速器的角色。西方有些地区的企业为拓展国际教育拉票，目的也并非着眼于增进全球理解，而是为确保国际劳动力的供应。⁵⁵当然，其中也有人的因素。尽管欧洲伊拉斯谟计划的区域建设目标会因参与者们恋爱、结婚和驻留交换地而受益，然而许多交流项目的政策目标却因出现此类事件而受损。富布赖特项目一直要求参与者必须回国服务两年后才能重新申请美国入境签证。当然，也有必要期望跨国教育应向教育接受者开放跨国就业市场。或许，人才外流的风险会因跨国校区的发展而得到缓减。此等顾虑正是一些西方国家放弃那种要求学生到项目起源国留学的国际教育模式的一个动因。当然，解决人才外流的真正办法在于必须确保人才和全球投资的循环，这样人才才会流向那些看似处于边缘的地区，而不是只想离开这些地区。

有些问题正从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浮现出来。休闲和教育并非公民出国的唯一原因。国际教育也有待应对战争和经济困难引发的人口流离失所。这类人群具有增进全球沟通和构建软实力的巨大潜力。其实，他们经常因为软实力的吸引而旅行。不过反过来，他们也易受负面信息的影响。流离失所之人会成为那些招募极端分子团伙的显著目标，他们在避难国的负面经历对抵制这类提议毫无帮助。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对待避难者的冷淡姿态与过去的有些情况截然有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认为难民为文化关系工作带来了机遇，于是借“家庭司”（home division）向波兰和捷克难民推广语言和文化项目，深知他们有朝一日会把学到的技能和价值观带回他们的国家，并为英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发挥作用。拉丁美洲国家在各自的独裁统治期间对彼此难民的善待，或者西班牙对他们的善待，已使这个地区勾织出一张正面的情感网。一些来自智利的政治流亡人士甚至将他们的旅行时光戏称为“皮诺切特项目”（Pinochet Scholarship）。⁵⁶对跨国群体的关注和培养是公共外交机构的首要事项。他们在国外所受友好礼遇的描述以及在实践中崇尚的价值观，对他们在国内的社会关系网而言将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最后，教育交流的基本结构也存在问题。交流似乎在同龄人之间效果最佳，并会受到等级制度的抑制。当教师需要向学生求教时，师生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在权力极不对等的情况下，较强的一方倾向于忘记其中的相互学习元素，而将交流视为一种单向过程。这种态度加深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憎恨。因此，如何激励一个文化上强大的民族倾听文化上落后的民族仍然是个问题。

注释

1．这里的故事由北爱尔兰儿童友谊项目主席沙伦·哈罗恩（Sharon Harroun）提供。相关完整的报道，请参阅Sharon Harroun，“How a Youth Program can Promote Peace，Reconciliation，and New Leadership,” in Joseph L．Popiolkowski and Nicholas J．Cull （eds.） Public Diplomacy，Cultural Interventions & the Peace Process in Northern Ireland：Track Two to Peace? Los Angeles：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2009，pp．83—88 （网上阅读请浏览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org/files/legacy/media/Track%20Two%20to%20Peace%20FINAL）。在这次谋杀影响之下，麦克马林女士在北爱尔兰作为一个半公众人物，不仅发声表达从宽处理杀害丈夫的凶手，而且对1981年饥饿罢工纪录片的发布表达看法，而普罗克特正是在这次罢工背景下遭人杀害。

2．http://oig.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86048.pdf.有关政府层面开展的交流，请浏览http://www.iawg.gov。在本书撰写之时，教育交流的经费预算正成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及其国会山的支持者之间争论的议题。

3．有关英国与尼加拉瓜的关系，请浏览http://www.nicaraguasc.org.uk/solidarity/twin-towns/。美国与尼加拉瓜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城市关系中，就包括我的第二个故乡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市。

4．Eiichi Kiyooka （trans.），The Autobiography of Yukichi Fukuzaw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5．英文版传记，请参阅Francis G．Crowley，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New York：Twayne，1972。此处的参考引文归功于我的同事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

6．Giles Scott-Smith，Networks of Empire：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France，and Britain，1950—70，Brussels：Peter Lang，2008.

7．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0—26.

8．这则故事见于第欧根尼所著《毕阿斯传》的第一段。英文版请参阅Diogenes Laertius，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trans．C．D．Yonge，London：Henry G．Bohn，1853，pp．38—40。

9．David Braud，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The Character of the Client Kingship，London：Routledge，1983.

10．早期中世纪的教育交流概述，请参阅David G．Mandelbaum，“Commen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2（1），1956，pp．45—46，本期杂志专刊讨论跨文化教育主题；更多当前的研究工作，请参阅Peter Stein，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9；Hugh Goddard，A History of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p．99；Amalananda Ghosh，A Guide to Nalanda，New Delhi：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65，p．9。

11．Helen Waddell，The Wandering Scholars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Constable，1927.

12．Peter Parkes，“Celtic Fosterage：Adoptive Kinship and Clientage in Northwest Europe,”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48（2） （2006）：359—395.

13．Jean Lelièvre and Maurice Balavoine，Le Mans-Paderborn 836—1994：Une amitié séculaire un sillage delumière，Le Mans：Martin，1994.

14．沙皇彼得大帝在荷兰赞丹（Zaandam）的居所，目前可能仍然可以参观。

15．David E．Mungello，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

16．Stephen K．Batalden，Kathleen Cann，and John Dean，Sowing the Word：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2004，Sheffield：Sheffield Phoenix Press，2004.

17．当代印度对麦考利的批评，请浏览卡皮尔·卡普尔（Kapil Kapoor）的文章，http://veda.wikidot.com/article:decolonizing-the-indian-mind。

18．有关嘉士伯酿酒公司，请参阅Kristof Glamann，Jacobsen of Carlsberg：Brewer and Philanthropist，Copenhagen：Gyldendal，1991。有关丹麦文化中心，请浏览https://www.danishculture.com/history/。

19．有关这个主题最近的讨论，请参阅Charlotte Lerg，“Uses and Abuses of the First German—American Professorial Exchange 1905—1914,” in Anne Overbeck and Jürgen Overhoff（eds），German—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Topics，Trends，Fields of Research，Heilbrunn：Klinkhardt Verlag，2017，pp．63—70；Anja Werner，The Transatlantic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Americans at German Universities，1776—1914，New York：Berghahn，2013；及Adam Nelson，“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45（3）（2005）：427—437。在后文中，纳尔逊（Nelson）认为，国外经历不会让人构建国际视野，反而会成为滋生民族主义的温床。

20．Renate Simpson，How the PhD Came to Britain：A Century of Struggle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Guildford：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1983.

21．Philip Ziegler，Cecil Rhodes，the Rhodes Trust and Rhodes Scholarship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22．相关故事在以下经典研究中有所记述：Frank Ninkovich，The Diplomacy of Ideas：U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1938—195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有关美国图书馆协会，请参阅Michael Krenn，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Cultural Diplomacy：1770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Bloomsbury，2017，p．55。

23．对富布赖特设立项目动机的叙述源于我与他的遗孀哈丽特·富布赖特（Harriet Fulbright）的讨论。最初的富布赖特教育法令，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获取：https://www.loc.gov/law/help/statutes-at-large/79th-congress/session-2/c79s2ch723.pdf。

24．Christopher Shulgan，The Soviet Ambassador：The Making of the Radical Behind Perestroika，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2008.

25．Yale Richmond，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Raising the Iron Curtain，University Park，PA：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Robert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Gorbachev，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26．Ulrich Krotz，The Ties that Bind：The Parapublic Underpinnings of Franco-German Relations as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Value，Cambridge，MA：Minda de Gunzburg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Harvard，October 2002；also，Antoine Vion，“Europe from the Bottom Up：Town Twinning in France during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4） （2002）：623—640.

27．Barak Kushner，“Cannibalizing the Japanese Media,”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1（3） （1997）：55—68.

28．对寄养儿童利益的重视在没有这种实践的社会看来甚是奇怪。英国观察家们经常将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寄养制度视为那些富裕的寄生家庭把子女外送出去，从而野蛮地剥削贫穷父母的案例。相关讨论，请参阅Peter Parkes，“Fosterage，Kinship and Legend：When Milk was Thicker than B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3） （July 2004）：587—615。

29．有关澳大利亚的方法，请参阅David Lowe，“Australia's Colombo Plans，Old and New：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Foreig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4） （2015）：448—462。此处提及的印度电影为《恶人当道》（Crook，2010）。

30．有关库特布的访学经历，请参阅David Von Drehle，“A Lesson in Hate：How an Egyptian Student Came to Study 1950s America and Left Determined to Wage Holy War,” Smithsonian Magazine，February 2006。

31．Terry McDermott，Perfect Soldiers：The 9/11 Hijackers：Who They Were，Why They Did It，New York：HarperCollins，2005.

32．“W”曲线最初见于以下文献：John T．Gullhorn and Jeane E．Gullhorn，“An Extension of the U-Curve Hypothesi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3） （July 1963）：33—47。有关文化冲击的最新研究，请参阅Alfred Presbitero，“Culture Shock and Reverse Culture Shock：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53 （July 2016）：28—38。

33．Alexey Fominykh，“Russia's Public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12（1） （2017）：56—85.

34．Cynthia Miller-Idriss and Elizabeth Hanauer，“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Offshore Campuses in the Middle East,” Comparative Education 47（2） （2011）：181—207.

35．J．Manuel Espinosa，Inter-American Beginnings of US Cultural Diplomacy，1936—1948，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State，1976，pp．8—12.

36．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pp．50—51.

37．http://www.senado.cl/distinguen-trayectoria-y-el-aporte-del-programa-de-intercambio-cultural-mas-importante-de-estados-unidos/prontus_senado/2015-08-05/211346.html#vtxt_cuerpo_T0；及https://alumni.state.gov/highlight/chilean-senate-pays-homage-international-visitor-leadership-program。

38．有关欧盟交流项目，请参阅Giles Scott-Smith，“Mending the ‘Unhinged Alliance’ in the 1970s：Transatlantic Relations，Public Diplomacy，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Visitors Program,” Diplomacy & Statecraft 16（4） （2006）：749—778。

39．卡罗尔·阿特金森（Carol Atkinson）曾指出，参加卡莱尔（Carlyle）军事教育项目的学员有10%的人会继续参军，具体请参阅Carol Atkinson，Military Soft Power：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Military Educational Exchanges，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4。

40．http://exchanges.state.gov/non-us/program/techwomen.

41．https://exchanges.state.gov/non-us/iwp;https://iwp.uiowa.edu/residency.

42．John Wallach，The Enemy Has a Face：The Seeds of Peace Experience，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00.

43．Richard Mayne，In Victory，Magnanimity，in Peace，Goodwill：A History of Wilton Park，London：Frank Cass，2004.

44．http://exchanges.state.gov/non-us/program/techgirls.

45．有关希腊人流散状态，请参阅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 at a Glance，[annual report 2016]，p．13，在线浏览https://p.widencdn.net/0kxflz/IIE-2016-Annual-Report；有关巴勒斯坦“认识你的遗产”（Know thy heritage）项目，请参阅Anna Lekas Miller，“A Palestinian Birthright Trip?” Daily Beast，3 May 2013，在线浏览https://www.thedailybeast.com/a-palestinian -birthright-trip。

46．Nicholas J．Cull，“The Long Road to Public Diplomacy 2.0：The Internet in US Publ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5（1） （March 2013）：123—139.

47．有关非洲青年领袖倡议的网络报道，请浏览https://yali.state.gov/network/。

48．https://www.haaretz.com/1.5128004.

49．Emily T．Metzgar，The JET Program and the US—Japan Relationship：Goodwill Goldmine，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7.

50．http://en.ceaie.edu.cn/．The CEAIE also runs a program for voluntary teachers of English，in partnership with the UK charity Project Trust.

51．此处的统计数字源于网站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09334/total-number-of-international-tourist-arrivals/，检索时间为2018年3月，此时的数值是1996年的两倍。

52．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p．138；以色列政府培训本国出游旅客的做法，请参阅Max Blumenthal，“Israel Cranks the PR Machine,” The Nation，October 16，2013。

53．我在1988—1990年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克尼斯学者（Harkness Fellow）和积极校友。

54．Molly Bettie，“Ambassadors Unaware：The Fulbright Program and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Journal of Transatlantic Studies 13（4） （2015）：358—372.

55．这个议题出现在奥巴马执政最后几年里有关美国H1B签证的争论中。

56．此处的评述由丹尼尔·阿吉雷·阿索卡尔（Daniel Aguirre Azóca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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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义净（635—713年），俗姓张，字子明，河北范阳人。八岁入齐州土窟寺为僧，674—685年期间在那烂陀寺学习佛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