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广播：新闻之争
第六章
国际广播：新闻之争
有时，公共外交的一个要素会表现出绝对的效力。许多时刻据称都受国际广播影响。试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证词，他感谢国际广播公司在1991年政变期间向他通报情况，或者当时俄罗斯联邦议会大楼附近墙上出现的涂鸦：“感谢‘美国之声’说出了真相。”1在历史上，国际广播始终是全球参与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任何要素如此受到技术变革的挑战。本章将讨论国际广播的演变以及它在当今的价值。这里，作者会回顾不同类型的国际广播、理论基础以及最新的发展。总之，向世界发布新闻的斗争始终如一。
国际广播的基础
国际广播的产生受外国公众沟通的许多传统力量驱动。至20世纪中叶，以本国语言和特定外语制作的国际广播节目，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似乎和国家的航空公司一样必不可少。这其中的部分动因就源于向世界展示国家及其首脑形象的需求。早在电子媒体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新闻传播——对事件予以评论——的价值。对当权者而言，在疆域之内颁布法令和通谕并不罕见，不过12世纪的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等有些君王还写信给疆外之人。早期的近代君王非常关心自己的神学立场在海外被人所知。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博览群书，非常关心海外舆论。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向世界发布新闻所产生的力量就已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十分明白，如果处于欧洲电报新闻通讯社联盟——伦敦的路透社（Reuters）、巴黎的哈瓦斯（Havas）通讯社和柏林的沃尔夫（Wolffs）通讯社——之外会是何种局面。2国际广播曾让那些强国与世界各地的本国侨民保持关系。正如早期的文化机构、广播机构也教授语言、传播艺术并致力于传播文化价值观念。
国际广播与全球沟通的五个要素都有联系。它在倾听中发挥作用。在英国，从1939年起英国广播公司的监听服务一直是该国全球沟通的一个核心元素，当代国际广播的互动类型更将倾听置于一个新的水平。国际广播在倡议中也起作用，无论在电台的整个运作当中，还是在内容的某个层面都是如此，正如美国之声的社论一样。国际广播以其文化内涵还承担着文化外交的责任，而且它作为一个平台或教育交流人选的备选渠道，始终与交流密切相关。
尽管国际广播大体将自己定位为在事实基础上进行平衡报道，但它并非不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与所有媒体一样，这项工作有赖于确认偏差，并要向听众尽可能快地提供材料。国际广播开展工作可以利用情感、权威或可辨受害者来建立框架，这和其他任何沟通渠道一样。此外，它还利用相似性偏见。在引导国内听众如何思考时，广播公司明白一位同胞的声音要比一个外国人的声音更具影响力。国际广播公司可谓流散侨民的主要雇主。不过，国际广播已经以两种难以预料的方式获得了成功。第一种方式是偷听。在国际广播的灿烂历史上，存在听众调频接受并非针对他们的广播节目，而受到影响的事例。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武装部队广播网（AFN），其信号可在美国驻德国西部和韩国等军事基地周围地区被接收。由此，美国流行音乐俘获了大量的追随者。3国际广播中出现的第二种偏见与个人参与相关，即所谓“宜家效应”。过去的广播听众获取信号要花费很大工夫，他们得自己搭建天线，或许广播过程中还得重调接收器以躲避干扰。这是一个主动过程，它更像是在捕鱼，而非只是拧动开关。风险因素让这种经历更为复杂。这一切叠加起来像一杯强劲的体验式鸡尾酒。对国际广播公司而言，它们很难适应冷战后的环境，其中它们的信号只是众多广播信号之一，而且那种暗中偷听的亲密关系也早已不再适用。
国际广播公司可按资助模式进行划分，其中既有国家政府资助电台，也有非政府／商业电台（所在的母公司应被视为行为体）。4它们也可根据内容加以分类，相应就有倡议电台、新闻电台和代理电台（在国外设立的电台，为极其受限的市场上的国内广播公司寻求替代）。最后一类十分重要的广播公司便是反霸权电台，它旨在干扰国际市场上主流新闻或文化的传播。5与公共外交的要素一样，尽管每种广播类型都可以体现在整个广播网当中，但它也可以作为单一节目出现，比如一个文化电台可以包括一则新闻广播，或一个新闻电台也可以整合音乐节目。国际广播还有一段被用来彻底扭曲真相的历史，其中精心制作的内容旨在误导听众。在阐述这些方面之前，这里不妨先勾勒一下国际广播的演变历史。
国际广播的历史
国际广播的历史始于1901年，当时意大利科学家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以无线形式横跨大西洋成功传输了电报信号。与新媒体一样，它在政治中最早的作用是提升声誉，其对象则是发明家的原籍国和他的支持者（在本案中是意大利和英国，由于爱尔兰还没有独立），以及那些早期以信号传递信息的创新型领袖（190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互致问候）。6直到1915年，马可尼的发明才投入实际应用中，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便开始用摩尔斯电码定期发布战争新闻公报，以此克服英国对海底电缆的控制。俄国人也掌握了类似的技术，并通过这种新媒体宣布了1918年与德国达成《布列斯特合约》（Brest-Litovsk Agreement）的消息。用广播展开国际争论的趋势几乎立刻一目了然。1919年，在一场广播对决中，美国政府和苏联新布尔什维克政府竟然同时以摩尔斯电码发布了针锋相对的新闻。1925年，莫斯科电台开始定期进行国际广播。1926年5月，莫斯科试图煽动英国工人开展总罢工，但英国政府却拦截了电报信号。7随着广播步入正轨之后，荷兰政府决定利用短波信号在地球电离层内部反弹的性能，让信号可以在世界的另一边得以接收。荷兰广播电台（Radio Netherlands）于1927年开始为荷兰帝国服务，法国在1931年推出殖民电台（Poste Colonial），而英国在1932年推出英国广播公司帝国频道（BBC Empire Service）。1931年，马可尼还与耶稣会合作创办了梵蒂冈广播电台（Radio Vatican）。8第一个美国的短波电台“W1XAL”（1939年后改称为“WRUL”），由先锋人物无线电工程师沃尔特·莱蒙（Walter Lemmon）作为国际行为体独自一人创立。虽然大体上可以把莱蒙视为一个宗教广播人员（他深受基督教科学启发），但是他的多语电台却吸引了诸多赞助者的支持，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美国国务院以及（为创始人所不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9
广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发挥过关键作用。1938年，英国政府决定开始用阿拉伯语广播以遏制意大利在中东的影响，其他语言频道也紧随其后。至1941年底，英国广播语言超过30种，有些语言还涵盖多个广播，比如葡萄牙语。那个时代的外交中充满危机和紧急首脑会议，故而尤其适合广播报道，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尽最大努力朝这方面去影响国际体系的原因。
战争在欧洲的爆发不仅引起广播意识形态立场的冲突，而且导致广播风格的冲突。德国的广播中混合着带有政治倾向的新闻和评论，其目的就是要挫败外国听众的士气让他们投降。这种广播最有名的倡导者便是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这位爱尔兰出生的播音员绰号“哈哈勋爵”（Lord Haw-Haw），他通过一系列失败的预言以及对英国统治阶级嗜酒成性的披露来斥责英国听众。美国听众则由费迪南德·库恩（Ferdinand Kuhn）应对，他定期向家乡爱荷华州送上充满反英言论的“信件”。他采用酒吧宣传员的备用手段，发明轻蔑的绰号来贬低对手。由此，丘吉尔成了“肥佬温德斯”（Roly-poly Windsy），而他的前任张伯伦（Chamberlain）则是“伞男”（Umbrella Man）。10英国广播公司的做法则迥然不同。尽管（或是因为）这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歪曲事实的名声，然而英国广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重视报道的准确高于一切。国际听众逐渐习惯了英国报道好消息的同时也报道坏消息，在必要时也修正德国的说法并且避免夸大其词，因为他们知道电台如果在局势不好的时候可信，那么有关局势扭转的报道也同样可信。保罗·戈培尔（Paul Goebbels）从中看到了威胁所在，于是命令德国媒体甚至不以术语“政治宣传”抬高英国的广播报道，而干脆直接称之为谣言。11甚至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政府就明白美国需要类似英国模式的国际广播。参战几周之后，美国创立了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后来成为“美国之声”的德国电台服务始于1942年初，当时报道有个简单的承诺：“新闻可能是好的，新闻可能是坏的，但我们会告诉你真相。”美国广播部分的独特力量在于其流行文化具有的吸引力，不久美国之声就将娱乐加入广播列表，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听众。1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广播进一步发展。13新来者当中包括以色列之声（Kol Israel），这家电台在1950年以短波推出了多语言节目“流散者的天国之音”（Kol Zion la'Gola）。另外，后殖民国家收听十分广泛的广播有埃及的开罗电台（Radio Cairo）。在美国，广播公司发现自己身处冷战爆发之中。对反共产主义搜捕队而言，美国之声自然成了一个受气包。广播的国际断层为大量的外语服务提供了理由。此外，冷战引发的政治压力也要求对新闻的客观标准予以妥协。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制定出一种听者驱动的方法，在关注东方阵营听众需求的同时，也尊重他们对祖国和领袖（包括斯大林）的热爱。英国政府避免谩骂、点名和嘲讽，而将批判指向其他方面。14在戴高乐的坚持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在冷战期间的广播采取了强硬的中立路线，故而从未遭到苏联人的拦截。15
美国之声以“全面而公平”的方式报道新闻的斗争还得益于中央情报局决意创立自己的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和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这两家电台的人员由流亡人士组成，所采取的广播宣传手段非常强硬。不过，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起义充分说明这种方式的危险性。自由匈牙利电台（Radio Free Hungary）过于热情的广播员鼓动匈牙利民众采取行动，而美国政府对此却难以支持。1960年，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法典上认可美国之声的客观性，并发布总统宪章要求必须公平地报道新闻。1976年，对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报道的听证会更让之前的总统宪章获得了额外的法律效力。16
国际广播在冷战的最后阶段也发挥了主要作用。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在内的西方广播电台，可谓是东方阵营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估计，约10%的民众每周至少收听一次广播，而在特定危机时刻波兰人民的收听比例竟然高达80%。这些电视台只是在提醒东方阵营，西方体系确实存在，而且那里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后来有些时候，当东欧国家政府未能报道重要事件，那里的民众便通过“小道消息”或西方渠道得知真相。其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1986年4月乌克兰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泄漏事件。莫斯科不顾本国人民的健康，竟然决定隐瞒这一事件，由此严重损害了克里姆林宫的信誉。随着改革运动加快步伐，外国广播对一场运动的报道就像催化剂那样又引发另一场运动，进而促使邻国陷入抗议、让步和改革的漩涡当中。17对美国广播电台而言，他们在冷战结束中因发挥作用所赢得的荣誉，让它们得以避免因为“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而被缩减规模。1994年的改革让美国政府支持的国际广播电台有了依靠，并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广播理事会管辖，由此确保国家支持的国际广播在某种形式上仍然是美国冷战以后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这种管理结构饱受批评，不过民众基本上还是继续收听。182018年夏天，经过一系列体制改革，监管美国政府国际广播业务的机构更名为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这个新的名称折射出21世纪国际广播更多关注提供的内容，而非只是一个技术平台。19
倡议与国际广播
在国际广播的各种方式中，直接倡议是最无吸引力的一种。倡议广播电台只想兜售政治主张，而很少考虑听众的兴趣或关注点，所以观众听到的广播十分枯燥。这些电台显然过于教条，毫不关心自己的听众。在美国，国会希望美国之声发挥倡议的角色。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职能通过评论员广播和某些专题节目实现。自1976年起，美国之声开始发表社论来阐述美国政策的要素。这些社论遭到美国之声记者和语言服务机构的厌恶，据说他们都尽力规避采用社论，而只是在信号切断后播报它们。20
国际广播可与其他形式的倡议协同作业，以便在外国民众当中提倡特定的模因。不妨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广播公司的模因“V代表胜利”。这个符号起初由流亡在外的比利时政治家、英国广播公司比利时分部负责人维克托·德拉弗莱（Victor de Laveleye）发起。在1941年初，拉弗莱敦促听众在被德国占领的祖国大地上，用粉笔写下这个字母作为一幅挑衅涂鸦。这个模因立即被助理新闻编辑道格拉斯·里奇（Douglas Ritchie）推行，此人在电台化名“布里顿上校”（Colonel Britton）播音。他通过增加一个听觉版本——摩尔斯电码V（．．.—）——来强化“V代表胜利”的意义，不过这个节奏恰巧正是贝多芬（Beethoven）《第五交响曲》开场时“命运之神在敲门”的著名主题。作为对日耳曼文化反讽式的借用，这支交响曲成为伦敦广播号召惨遭沦陷的欧洲奋起反抗的口号。温斯顿·丘吉尔还给它增加了一个最终元素，用两个手指表示“V代表胜利”作为他的标志性手势。这个符号成功的证据可以从德国人对它加以借用的尝试中推断出来。2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其他形式的公共外交一样，国际广播也开始与更为复杂的议题联系起来，而非只为国家利益发出倡议。当1967年英国广播公司将其对外广播机构更名为“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时，国际广播就有了双重含义。自此以后，国际广播电台便为全球事业而倡议，比如公众健康或气候变化等议题。22
国家赞助的新闻广播
明智的国际广播公司早就明白新闻实现倡议目标的力量。英国广播公司首任总裁约翰·里思（John Reith）认为，新闻是“政治宣传的突击队”23。政府赞助新闻广播的初衷在于：通过向国外观众客观地报道事件而有益于行为体自身；听众逐步相信新闻来源并对赞助者心存感激；国际听众依据本国而非战略对手的框架和优先次序看待全球事件将对赞助者大有帮助。其中最有名的这类广播公司都与20世纪的强国紧密相关：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美国之声。在理想条件下，这些机构都从赞助商那里得到授权去客观报道国际事件，并拥有一道明确的“防火墙”保护广播公司免受政治影响。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广播公司总裁格雷格·戴克（Greg Dyke）不仅拒绝了托尼·布莱尔希望对英国在入侵中的角色多加支持的要求，而且直接用一句咒骂将其拒绝。24虽然一些国家赞助的广播公司有机会洞悉本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但距离才是准则。法国管理一系列对外广播电台的是它的文化部而非外交部。显然，法国的这种设置含蓄地将客观新闻纳入文化价值框架之内。
虽然新闻宣称要客观，但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产地的影响。对政府支持新闻报道的主要批评在于，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载体，它正在损害“全球南方”（Global South）。1980年，呈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cBride Report）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报告警告道：“这种情况绝不能继续下去，否则只会损害国际谅解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影响不同国家的主流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状况，并妨碍满足基本需要、解决世界人民的基本问题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25
对这种批评的反应各不相同。私营新闻机构路透社（堪称新闻出版界的国际广播公司）发起一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教育倡议。欧洲广播公司开始将其视角扩展到任何单个的地理位置以外，真心拥护一种更为不定的身份并雇佣多种声音，以达成这种目的。广播公司自身正朝演变为国际行为体的方向发展，其声誉也迥然有别于所属的国家。尽管它们的产出也许更为强劲，但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这种不直接促进国家发展的工作上却变得更难让人信服。2014年，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不再从英国外交部预算中获得资金，而是从英国国内电视授权费中获得。26有些政府还大幅削减开支。2012年，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在预算削减80%以后，改为只提供网络服务。272014年，荷兰广播电台关闭了最后一项广播服务——短波西班牙语（shortwave Spanish），而现在也只通过新品牌荷兰国际广播电台媒体服务（RNW Media）28就公开议题发布共享媒体信息。
代理广播
国际广播的第三种方式是代理广播（surrogate broadcasting）。在这种广播形式中，行为体创立一个以地区为中心的广播节目以此代替当地的免费媒体（或对行为体友好的媒体），从而达到与外国公众沟通的目的。这个术语由美国政府赞助的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冷战期间发明，当时它们从中央情报局接受的秘密资助已经升级为国会拨款。它们的动机就是要说明，它们的工作与专门报道全球新闻的电台完全不同。不过，这并非一个新方法。最早的代理广播是英国广播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向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提供的广播服务。29这些广播业务广泛雇佣难民。其中最著名的广播员正是流亡在外的政治家，比如英国广播公司丹麦频道的克里斯马斯·默勒（Christmas Møller），比利时频道的维克托·德拉弗莱（Victor de Laveleye），而戴高乐将军向法国人民的播音以及国王哈康（Haakon）向挪威人民的播音在反抗德国占领运动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并非代理广播唯一的来源。东德曾赞助过“自由电台”（Radio Freedom），这个节目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宣传工作开展广播服务。30莫斯科电台（Radio Moscow）定期转播流亡在外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领袖的声音，因此收获积累了许多善意。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让自己的代理广播阵容更为多样化，重新部署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并把重点放在中亚地区并增设了“自由亚洲电台”和“中东广播网络”（Middle East Broadcasting Network），这些电视广播专门针对那些地区的听众而设。
虽然代理广播公司的成就众所周知，但其中也存在着风险。难民广播电台很快便脱离本国的生活，所以有时会用往日的腔调谈论过时的政策。英国广播公司俄语频道在冷战初期就吸取了这一教训，但这仍然是美国政府在古巴的代理广播饱受批评的原因之一。31由于它们的新闻焦点，代理广播公司也很难被当作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
有些代理广播电台突破新闻规范，转而采用讽刺等方式。2009年，由卡姆比兹·侯赛尼（Kambiz Hosseini）和萨曼·阿尔巴比（Saman Arbabi）为美国之声波斯语新闻网创作的名为“帕拉齐特”（Parazit，波斯语“静态”之意）的节目很快便在伊朗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这挡广播节目还采用“脸书”发帖、在线分享以及盗版数字视频光盘（DVD）作为补充。毛拉(1)对此十分恼怒，却无法阻止这个节目。最终，还是广播电台自己偃旗息鼓。“帕拉齐特”后因创作者之间的艺术分歧陷入窘境，并于2011年彻底停播。32
文化
文化在历史上向来是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过去，广播曾用来教授语言。目前，德国之声的网站还提供多种语言教育工具。33国际广播电台总会提供文化素材作为奖励听众的一种方式，有时这就好比一勺文化糖浆有助于倡议药物的下咽。冷战时期最著名的事例莫过于美国之声大获成功的爵士乐节目《美国音乐》（Music USA），该节目由威利斯·康诺弗（Willis Conover）主持。34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电视台，里亚斯电视台（RIAS TV）是美控区广播电台（Radio in American Sector）在西柏林的电视频道，它于1988年推出了青年栏目，里面包括一个受全球音乐电视台（MTV）启发并被称为《高雅生活》（High Life）35的节目。当代文化驱动的广播中则包括“萨瓦电台”（Radio Sawa），美国政府通过这个电台混合播放当地与国际的音乐和新闻，向中东和非洲之角进行文化延伸。英国广播公司的海外频道在其黄金时代就包括儿童节目、广播剧以及许多符合观众需要的体育报道（英联邦频道广播板球，俄罗斯频道广播足球和国际象棋，诸如此类）。在最好的情况下，文化元素会满足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加勒比之声》（Caribbean Voices，1943—1958年）是一代西印度作家起步的平台，其中包括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V．S．Naipaul）。36
随着国际广播电台多样化发展为播客和共享媒体，文化素材仍然十分重要。当前，德国之声就已开通专门针对古典音乐、信仰、气候、健康和欧洲文化等多种主题的播客。37在美国之声的新媒体成功案例中，包括一档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发布的短视频节目《OMG美语》（OMG! Meiyu），里面一位活泼开朗的美国年轻姑娘杰西卡·拜内克（Jessica Beinecke，中文名为白洁）会向中国观众介绍当代的美国俚语。这档节目有一集名为“肮脏怪物”（Yucky Gunk）十分受人欢迎，专门教观众用口语表达“所有从面部分泌的恶心之物”。2012年推出之后，主播很快就斩获了1 500多万次的浏览量。38
广播电台创作戏剧不仅是为了娱乐，同时也是为了教学。苏联解体以后，针对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罗斯听众，英国广播公司赞助创作了俄语广播剧《7号房间，4号入口》（Dom 7，Podjezd 4），专门探讨人们的创业尝试。1997年10月，托尼·布莱尔访问了莫斯科的演播室，并亲自客串了本人在剧中的角色。392004年，一个荷兰非政府组织在卢旺达推出了一部以解决冲突为目标的肥皂剧《新黎明》（Musekeweya），以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浪漫爱情为主题。该剧的制作人声称，卢旺达国内约90%的人都是该剧的观众。40也许，最有名的教育肥皂剧要算《新家园，新生活》（Naway Kor，Nawway Jwand），这部家庭剧由英国广播公司阿富汗频道在1994年制作，其目的是要助力阿富汗的发展。英国广播公司与当地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欧盟等捐助单位以及瑞士和比利时外交部合作，制作了该剧的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版本。超过三分之一的阿富汗成年人通过当地广播和英国广播公司收听了此剧。其取得的成就包括，在剧中一位主要人物被地雷炸伤后，它在唤醒人民对未爆地雷的意识上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该剧被转让给阿富汗当地的一个合作伙伴，并被赞誉为一部出色的作品。41
有趣的是，国际广播的文化内容没有理由去反映其赞助行为体的文化或者预期目标听众的文化。对于爵士乐、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在国际上的流行，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频道通过基于音乐类型的节目——如《爵士乐的现在与过去》（Jazz Now and Then）以及《乡村风格》（Country Style）——来加以回应，以此把美国文化容纳在英国国际广播事业中。同时，宗教广播也是一种基于文化的国际广播形式。这些宗教内容或宗教导向的电台历来都用于声援某个政权的道德主张，正如20世纪50年代开罗电台播放的宗教素材或现今的伊朗频道那样；或用来声援一个外来者的道德主张，以表明尊重当地的文化并回应当地的期望，正如美国之声的阿拉伯服务频道朗读《古兰经》片段或其俄语服务频道在1957年之前朗诵东正教教义那样。42
商业电视
在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由于对短波技术的依赖，国际广播需要较大的投资，鉴于其经济效益十分有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政府能够或愿意使用这种媒介。然而，卫星电视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卫星信号很容易跨越国界，它们的“脚印”会涵盖广大地域。同时，卫星还让转播的信号更有吸引力：已经不是短波音频广播的脆弱声调，而是电视频道生动的视觉画面，这会吸引足够的观众而带来广告营收。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就通过“世界网”（WORLDNET）项目，为国际卫星和有线电视系统提供新闻节目，但只有商业频道“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国际平台。43不过，其他商业电台紧随其后。英国广播公司还设立商业子公司“环球频道”进军卫星新闻业务，以规避英国纳税人资助商业企业的说法。国际商业广播公司的出现引发了一个问题：谁应当被视为行为体？有线电视新闻网、全球音乐电视台等公司并非美国政府，它们作为独立的行为体有自己的利益和议程，这无疑会与本国政府的利益和议程有所重叠，不过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如此认为。
商业频道的国际化让政府广播电台步履维艰，如今它们不得面对一种拥挤的竞争局面。商业利益导致有些内容供应商会播放体育、自然纪实或娱乐节目以获得营收，这在有些人看来不过是在力图安抚更难应付政体的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商业电台与起源国拉开再大的距离，它们在专制社会中依然时常被人视为该国政府的喉舌。44对于那些希望削弱批评的运营商来说，对此置之不理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商业平台的蓬勃发展为来源不同的商业内容的广泛流通提供了传播空间。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节目曾吸引着国际观众，但近些年来韩国和土耳其的电视剧却迎来了很大的成功。显然，21世纪的商业电视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的软实力工具。45
反对霸权
在世纪之交，国际广播行业迎来了一类新成员：反霸权电台，其宗旨是要纠正“全球西北”（global Northwest）新闻报道的不平衡。类似中国的英语频道CCTV-9（于2000年推出，在2017年并入中国国际电视台，现在被称为“中国之声”［Voice of China］）或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于2005年成立，从2009年起简称RT）等电台，它们承诺要构建海外的软实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法国国际媒体历史悠久，其2006年推出的“法国电视24台”（France 24）在国内却同样被认为是对抗英语媒体势力的一种反霸权举措。
最具有创新性的反霸权策略来自“今日俄罗斯”，它以“深度质疑”（Question More）为口号并选择自己的新闻故事来颠覆西方生活和政治中的既定看法。这家电台保持一流的制作观念，选派的主持人相貌俊秀，并为反对声音提供播放时间，不过其看法却不受俄罗斯国内主流媒体欢迎。2018年，在“今日俄罗斯”的嘉宾主播阵容中，就包括中央情报局“吹哨人”约翰·基里亚库（John Kiriakou）、《纽约时报》前记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以及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和苏格兰激进分子乔治·加洛韦（George Galloway）等英国政坛狂狷人士，后者曾是伊朗“新闻电视台”（Press TV）的定期撰稿人。“今日俄罗斯”主编玛格丽塔·西莫尼扬（Margarita Simonyan）将这个电台定性为代理服务，而非反霸权媒体；2013年她告诉《纽约杂志》（New York），“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都直接涉及美国公共政策和政治中的关键议题，而这些新闻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进行严肃的探讨”46。
“今日俄罗斯”和“中国之声”明显带有全球性，而一些反霸权电台，比如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TeleSur）或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其最初的定位目标则是区域市场。47半岛电视台彰显了这种做法的力量。这家电视台于1995年成立，当时卡塔尔埃米尔雇用了一批懂阿拉伯语的新闻记者，他们曾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撤销的阿拉伯语电视频道。半岛电视频道对1998年英美轰炸伊拉克事件的报道引起了地区观众的共鸣，并成功打破政府媒体在国内以及西方媒体在国际的优势地位。马克·林奇（Marc Lynch）注意到，一个用阿拉伯语展开区域讨论的虚拟公共空间业已兴起。菲利普·塞布（Philip Seib）将这个现象称为“半岛效应”，并且合理地预言了中东政治的剧烈变化。48半岛电视台于2006年推出英语广播，但发现要介入有线电视平台或打入美国的普通观众确实很难。49“今日俄罗斯”和半岛电视台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制作共享节目拓展了它们的观众。半岛电视台明白自己的名称在某些市场上的负面含义，因此开发出一个子品牌“AJ+”。2014年，“AJ+”首次亮相“油管”频道，在接管旧金山“潮流电视频道”（Current TV）设施的同时，还推出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2015年底，该频道获得了网络新闻报道韦比奖（Webby award），并突破了十亿浏览量大关。此外，该频道还因报道美墨边境问题而受到特别赞扬。50
交互广播
并不是所有国际广播都在整个电台层面上表达。交互广播（interactive broadcasting）是普通广播服务的一个组成元素。优秀的国际广播公司始终明白自己的成功取决于它们与观众的相关性。交互广播已经把倾听和回应的过程变成一种节目类型。从最初开始，国际广播公司就征求听众的来信意见并予以回复。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已经演变成以电话呼入为基础的完整节目。其中的里程碑事件包括1990年6月那天，英国广播公司环球服务频道直接连线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并接听世界各地观众的来电长达一个小时之久。勇敢的演播室值班经理冒失地关掉了“铁娘子”最后的回答，以保持公司环球节目如期进行。51美国为“世界网”开发了一系列程序，借此可用卫星链接将当地新闻记者与美国政坛人物进行连线。他们发现如果画面中出现与当地频道自己记者的交互内容，该频道就更有可能使用连线采访。21世纪初，英国广播公司通过在国内外推行“邀你说”（Have your say）系列栏目，将交互性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类似《非洲邀你说》（Africa Have Your Say）等电话、电子邮件接入栏目，不仅会播出当地民众的声音，而且让听众提出节目主题，这些主题通常是伦敦总部的制作人未曾考虑的，比如自杀这一禁忌话题。52
对抗与误导
国际广播的部分故事涉及对抗其影响的诸多尝试。最知名的对抗技术就是干扰：用对手采用的频率传播信号，以此将对方的信号淹没。尽管根据国际广播法这属于违法行为，但它却是冷战期间的主要对抗手段。冷战之后第一个违规国家是西班牙。马德里电台（Radio Madrid）在1946年开始干扰莫斯科电台。苏联在1948年作出回应，试图阻止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声的俄语节目。这种手段偶尔也会扩展到国外针对其卫星国提供的广播服务。不过，干扰是一种高风险策略。除了它的非法性，它还认可了外国广播材料的重要性并赋予它禁果的诱惑，而且开支和原初广播的费用相当或者更多。从公民行为中就明显可以看出干扰不受欢迎。1956年波兰动乱的第一幕便是袭击波兹南（Poznan）干扰站。在阻碍国际广播的其他方法当中，也包括开展运动嘲弄听众或电台，以及制定法律禁止人们收听或传播所听信息。波兰政府曾尝试通过谈判说服艾森豪威尔政府遏制自由欧洲电台。最后，行为体还会用暴力对抗广播电台。其中最著名的事例便是1981年2月在自由欧洲电台慕尼黑总部安放的炸弹。53现今，这场斗争又在网络空间展开。国际广播的最终用途在于用来误导对手，这主要发生在心理战领域。在历史上，有许多所谓“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电台，它们不仅隐蔽自己的源头，而且会开发出一个完全虚假的站点。其中的著名事例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治作战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曾设立假冒的德国陆军电台“古斯塔夫·西格弗里德·艾因斯”（Gustav Siegfried Eins）和加莱士兵电台（Soldatensender Calais），以便在德军内部散布异议。54如今，网站和推特信息流已经进入这一空间，由此引发有关“虚假新闻”的争论。不过，最全面的误导策略与俄罗斯媒体有关，它们不仅想损害其他政府及其机构的声誉，而且要质疑现实的本质。这种方式的依据在于，当人们不再信任声誉或联盟时，他们会把目光投向台上最强的个人：如果你为台上最强的人工作，那何苦还为真相而烦恼呢？55
当代国际信息管理
既不拥有国家广播公司也不拥有商业卫星服务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本书必须包括国际广播这一章？正如第八章所示，有此第一反应是因为，对那些缺乏广播能力的行为体来说，另一个行为体拥有的国际广播电台可以是一个重要的合作者。不仅如此，当代国际广播已经成为一种杂合活动并渗透到许多领域之中。当前，需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它加以想象，不妨将其定义为行为体在着眼于自己的理想和根本利益时从事的推动并捍卫国际公共领域的活动。如今的国际广播公司经常在国外从事能力建设、发展新闻或传播文化的活动。一个典型事例正是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环球服务信托基金的出现，目前被称为英国广播公司媒体行动（Media Action）。许多广播公司在节目上开展合作，制作出融合全球与当地素材的内容。各国政府还可采取外交战略，以力求全球信息自由交流的全面实施，比如围绕互联网治理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工作进行讨论，以维护对互联网的多方监管方式。
更具争议的是，当代国际信息管理的概念包括所谓信息干预，其目的正是要抑制敌方行为体沟通外国公众的能力。在北约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北约成员国一开始就讨论要以量取胜：以所谓“环绕塞尔维亚”（ring around Serbia）在敌方领土通力协作开展饱和广播。这一论据升级为军事行动以抑制塞尔维亚向自己的民众传播反抗信息，其方式有对发射台的轰炸，而且更具争议的是对贝尔格莱德国家电视台新闻总部的轰炸。56在数字领域，国家有时会进行干预，以阻止有关犯罪活动信息的传播，例如所谓“伊斯兰国”的招募宣传。尽管国家有以这种方式干预非国家行为体的司法权利，但鉴于对其网络流量进行监听和学习的价值，以及这个网络的弹性过于强劲让“镇压”徒劳无功的事实，57这种干预是否明智目前尚不清楚。当然，国家并不是唯一以这种方式干预的行为体。2015年，被称为“匿名者”（Anonymous）的网络集体在数字空间就曾对“伊斯兰国”进行过干预。58
新技术的影响
在公共外交的所有要素中，国际广播受技术变化的影响最大。卫星广播和随后互联网的兴起导致发达国家短波电台的使用下降、听众迁移其他渠道以及在线节目以视频流服务或共享碎片形式呈现。随着电台制作各种视频素材与之前单一的音频服务相伴，电视服务频道更是层出不穷。起初，国际广播公司会寻求当地合作伙伴，比如调频（FM）广播电台。然而，政府对地方媒体管控的紧缩以及各地调频广播收听人数的锐减，也让这种做法成为陈年旧事。国际广播无法继续与地理区域保持一致。十多年来，英国广播公司环球服务已经知道，公司每一项在线外语服务50%以上的用户都处在原籍国之外。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频道主要为流散人士提供服务。59不过，国际广播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重构角色成为跨国内容的供应商，进而可与目标观众喜爱的平台展开合作。其中一个事例便是英国广播公司和“消息应用”（WhatsApp）移动设备应用程序的成功合作，二者在2014年曾向西非详细介绍如何避免感染埃博拉病毒。这种方法既很有权威性又带有文化敏感性。60尽管有些地方互联网和手机技术已经实现覆盖，但短波电台仍然是一种基本的通信手段，故而当前仍有主张保留短波功能的呼声。2017年12月，当一名英国议员关切地认为互联网所依赖的海底光缆极易断裂时，美国之声前主播金·安德鲁·埃利奥特（Kim Andrew Elliott）在自己的博客中揶揄道：“不会像隔绝电离层那样容易。”61
技术已经改变国际广播的核心定位。过去，广播电台可以依靠它们与听众的持续关系。那时的跨国广播频道屈指可数，即使存在对方的恶意干扰，几家知名的西方广播公司实际上已经垄断了新闻的外部供应。它们就像一家市政公司，通过管道向每家每户供水。如今，它们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广播输出既可能在社交平台上通过分享传递，也可能被终端用户直接观看。国际广播公司现在是内容制造商，力图在观众可用并信任的所有平台上发布它们的内容。如果用水打个比喻，广播公司已经不能依靠管道完成配送，它们正把自己的水装入共享瓶子中，这些瓶子再利用网络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传递。622018年3月，重新启动的英国广播公司塞尔维亚语频道不仅在设计上着眼于网络视频流，而且还向脸书和推特提供素材。网络化的听众都知道，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平等的，正如购买者在市场按商标评价瓶装水一样，因此在“假新闻”泛滥的时代，新闻的品牌也正变得越发重要。正如任何商业产品一样，必须确保广播电台的产出质量。今后的挑战还包括预算经费在内。新闻消费是一种习惯行为，而习惯需要供给维持，否则就会遭到破坏。国际广播电台与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十分珍贵，对一个依赖电台服务的社区而言，撤销服务会是个创伤事件，尤其当他们感觉自己的需求并未减少时更是如此。虽说英国广播公司塞尔维亚语频道的回归是件好事，但如果英国在2011年没有将其撤销的话自然更好。63
无论技术如何变革，国际广播依然与人休戚相关。许多国家仍将国际广播作为联系流散人士的一种机制。智利电视台（TV Chile，1986年成立）、意大利电视台（RAI Italia，1992年成立）或印度电视台（DD India，1995年成立）只是面向国外侨民频道中的三个事例，目前它们在全世界数字平台上都随时可用。其他国家也正在拓展服务以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促进南南联系的广播服务，比如巴西政府计划利用巴西国际电视台（TV Brasil Internacional）与非洲建立联系。其他国家还将英语频道视为民族自豪感的一种象征，即便这些频道评分都很低，比如像韩国的阿里郎电视台（Arirang）或最近更名的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世界频道（NHK World-Japan）。不过，这个领域仍在继续壮大。2013年，以色列商人帕特里克·德拉希（Patrick Drahi）推出了“24小时新闻”（i24news），这个频道以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播音，旨在以“事实和多样性”明确纠正对以色列的偏见；2017年，针对美国还增设了一个新的“24小时新闻”频道。64但国际广播相关性最好的明证在于紧急情况下它的突出作用。在危机时刻，人们的注意力依然会转移到熟悉的国际新闻来源上，而这些传统广播频道要在紧急关头保留广播的“峰值容量”（surge capacity）显然十分重要。
未来的一个议题在于，行为体与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联系。或许跨国行为体，比如泛欧文化频道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会指出明路。在这个预算经费看似依然紧张的时代，国际广播公司之间加强合作可谓至关重要。因为有些语言有多个服务频道，而其他语言却没有任何服务频道，这的确毫无道理可言。人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行为体，有能力在国际上讲述自己与他人的故事以便相互学习。针对许多国家压制自由媒体而引发的担忧趋势，早已凸显出信息自由交流和客观新闻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正如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1955年向伟大的哥伦比亚记者爱德华多·桑托斯（Eduardo Santos）致敬时所言：“一个自由的媒体当然可以是好的或是坏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自由，那一切永远只会是坏的……自由不过是情况变好的一个机会，不过奴役肯定是最坏的情况。65”
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国际广播塑造我们世界的方式，但同样需要铭记的是，没有国际广播的话后果也同样重要。不妨以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为例。作为德国东南的两大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具有很多共同点。二者都位于萨克森省，都曾是共产主义东德的辖区，都有着辉煌的文化历史，两个城市在19世纪30年代位于德国第一条长途铁路的两端，并且有着长期的友好竞争关系。然而，这两个城市在政治态度上却已经分道扬镳。莱比锡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际中心城市，它曾在1988年的政治变革运动中发挥过主导作用。作为一个外向型城市，它目前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音乐遗产认可。德累斯顿则是激进反移民运动“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简称佩吉达）所在的腹地。作为一个内向型城市，当市政府公然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市政中心附近修建一座新桥之后，它是为数不多失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位的一个城市。如何解释这种分歧？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异：二者在东德时期对国际广播的接收截然不同。当东德民众被官方关闭在外界影响之外并任由一个依靠审查和宣传的政府发布信息时，东德政府的媒体在东德大部分地区，因西德广播电视信号外溢以及柏林里亚斯电视台或美军武装部队网络广播而受到削弱。然而，这些信号却因德累斯顿地处山谷而无法覆盖。于是，这座撒克逊古都及其周边地区被东德同胞称为“Tal der Ahnungslessen”，并被不同机构译为“没有信号的山谷”（valley of the clueless）、“无知之谷”（vally of unknowing）或“无知人民的山谷”（valley of the people who know nothing）。这个城市的市民看不到西德的繁荣；他们既听不到西方音乐，也听不到北美新闻。国外媒体的缺失让东德的宣传工作在几十年当中从未受到挑战。处在这个泡沫中的内部媒体报道则强调一种狭隘而怀旧的地方主义，并且由于1945年2月盟军对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进行大规模轰炸破坏以后，这种地方主义还因这个城市作为受害者的特殊身份而显得更为强劲。几十年来作为历史受害者似乎削弱了这个城市对他人苦难的同情，若“佩吉达”运动的力量可以被当作任何迹象的话。就像心理学中的双生子研究一样，这两座城市的故事暗示了刺破宣传泡沫的价值所在，以及当泡沫持续一代人或更长时间后所累积的伤害。如果没有新闻跨越国界，我们未来将会生活在由许多小德累斯顿构成的世界里，宛若一个充满自怜和缺乏信任的封闭泡沫，而同感和外部现实都无法将其刺破。总之，国际广播事关重大。
注释
1．Cull，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1989—2001，New York：Palgrave，2012.(https://www.daowen.com)
2．此处的看法由马修·阿姆斯特朗（Matthew Armstrong）提供。
3．有关肯定美国武装部队网络（AFN）作用的德语文献，请参阅Stephanie Graeber，Der amerikanische Einfluss auf die Rolle des Radios in Nachkriegsbayern，München：Grin Verlag，2010。
4．有关这种角色的深入分析，请参阅Amelia Arsenault and Manuel Castells，“Switching Power：Rupert Murdoch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of Media Politics：A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3（4） （2008）：488—513。
5．针对反霸权广播方式的案例分析，请参阅James Painter，Counter-Hegemonic News：A Case Study of Al-Jazeera English and Telesur，Oxford：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08。
6．有关马可尼的当代传记，请参阅Marc Raboy，Marconi：The Man Who Networked the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在该传记中，作者声称马可尼是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亲信人物。马可尼曾多次获表彰，其中包括从当局接受荣誉，故而他也通过支持墨索里尼的政策表示回应。
7．Philip M．Taylor，Munitions of the Mind：A History of Propaganda，3rd ed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205.
8．Marilyn J．Matelski，Vatican Radio：Propagation by the Airwaves，Westport，CT：Praeger，1995.
9．美国短波电台“WRUL”与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请参阅Cull，Selling War：The British 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American “Neutrality” in World War Ⅱ，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33。有关这个电台起源的同期综述，请参阅：Robert J．Clements，“Foreign Language Broadcasting of ‘Radio Boston,’ ”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7（3） （March 1943）：175—179。
10．Horst J．P．Bergmeier and Rainer E．Lotz，Hitler’s Airwaves：The Inside Story of Nazi Radio and Propaganda Sw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Clayton D．Laurie，“Goebbels's Iowan：Frederick W．Kaltenbach and Nazi Short-Wave Radio Broadcasts to America，1939—1945,” Annals of Iowa 53（3） （Summer 1994）：219—245.
11．有关英国的战时广播，请参阅Asa Briggs，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Volume Ⅲ：The War of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and Michael Stenton，Radio London and Resistance in Occupied Europe：British Political Warfare，1939—194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Goebbels's reaction is noted in James Wood，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Vol．2，Stevenage：IET，1992，p．24。
12．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p.14.
13．从1950年至冷战结束期间的比较数据表格，请参阅Wood，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20。
14．Alban Webb，London Calling：Britain，the BBC World Service and the Cold War，London：Bloomsbury，2012，pp．60，130.
15．Wood，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Vol．2，1992，p．63.
16．有关美国之声的演变历史，请参阅Alan Heil，Voice of America：A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17．有关国际广播在冷战期间作用最出色的综述，请参阅Michael Nelson，War of the Black Heavens：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7。
18．针对广播理事会结构的批评，请参阅Emily Metzgar，Considering the “Illogical Patchwork”：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and US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Los Angeles：CPD Perspectives，2013。
19．相关官方报道，请浏览https://www.usagm.gov/2018/08/22/statement-from-ceo-john-f-lansing-on-agency-rebrand/21。
20．目前为止，社论都由美国之声内部特殊的政治委员办公室撰写，他们会根据美国国务院、白宫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输入材料调整自己的观点。在本书撰写之际，有一项计划是用网上的官方报道来取代社论。
21．Stenton，Radio London and Resistance in Occupied Europe, p.385.
22．本书第八章将对国际广播倡议开发项目的一则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23．John Reith，Into the Wind，London：Hodder &Stoughton，1949，p．341.
24．Greg Dyke，conversation with author，2004.
25．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04/000400/040066eb.pdf.引自第37页。
26．http://www.bbc.co.uk/bbctrust/news/press_releases/2014/world_service.
27．http://www.cbc.ca/news/canada/new-brunswick/rci-ends-shortwave-broadcast-1.1148370.
28．https://www.rnw.org/.
29．Stenton，Radio London and Resistance in Occupied Europe.
30．Lebona Mosia，Charles Riddle，and Jim Zaffiro，“From Revolutionary to Regime Radio：Three Decades of Nationalist Broadcasting in Southern Africa,” Africa Media Review 8 （1） （1994）：1—24.
31．有关美国在古巴的代理广播，请参阅Daniel C．Walsh，An Air War with Cuba：The United States Radio Campaign against Castro，Jefferson，NC：MacFarland，2012。
32．Tara Bahrampour，“‘Expats' Daily Show-style VOA Program Enthralls Iranians，Irks their Government,”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31，2010；Elizabeth Flock，“Staffers：Voice Of America Left Lawmakers in the Dark about Loss of Prominent Show Parazit,”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August 23，2012.
33．http://www.dw.com/en/learn-german/s-2469.
34．有关康诺弗的传记，请参阅Terrence Ripmaster，Willis Conover：Broadcasting Jazz to the World，Lincoln，NE：iUniverse，2007。
35．一段《高雅生活》的十分钟宣传片，目前可在“油管”上观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stNNQg0o2U。
36．Philip Nanton and Anne Walmsley，“Henry Swanzy：Pioneering BBC Producer whose Literary Programmes Launched a Generation of Caribbean Writers,” The Guardian，March 20，2004.
37．http://www.dw.com/en/media-center/podcasts/s-100977.
38．https://www.npr.org/2012/11/28/166082428/from-jk-to-eye-gunk-taking-us-slang-to-china；Tara Bahrampour，“‘OMG Meiyu,’ a Breakout Hit Web Show，Schools Chinese in American Slang,”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4，2012．相关事例，请浏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UQMrOLyVU。
39．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an-everyday-story-of-russian-working-folk-starring-tony-blair-1233970.html.
40．相关报道，请浏览http://www.labenevolencija.org/rwanda/radio-soap/；http://www.loveradio-rwanda.org/episode/1/onair/intro；及https://www.npr.org/2018/04/16/602872309/romeo-juliet-in-kigali-how-a-soap-opera-sought-to-change-behavior-in-rwanda。
41．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lwf/doc/portfolio/case3.htm；http://www．bbc.co.uk/mediaaction/where-we-work/asia/afghanistan/aepo；Simon Usborne，“The Afghan Archers：How a Radio Soap Opera Won Hearts and Minds in Afghanistan,” Independent，October 6，2014；Andrew Skuse，“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Public Diplomacy：Insights from an Afghan Radio Drama,” in Marie Gillespie and Alban Webb （eds），Diasporas and Diplomacy：Cosmopolitan Contact Zones at the BBC World Service （1932—2012），Abingdon：Routledge，2012，pp．193—210.
42．有关开罗电台，请参阅Douglas A．Boyd，“Development of Egypt's Radio：Voice of Arabs under Nasser,” Journalism Quarterly 52（4） （Winter 1975）：643—653。有关美国之声宗教内容的停播，请参阅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p．136。
43．有关“世界网”项目，请参阅Warriors of Disinformation：How Lies，Videotape，and the USIA Won the Cold War：An Insider’s Account，Washington，DC：Arcade，1995。
44．比如，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xander Vucic）就曾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当地的频道（N1）称作“中央情报局电视台”（CIA TV）。
45．有关土耳其肥皂剧的软实力分析，请参阅Senem Çevik，“Turkish Soap Opera Diplomacy：A Western Projection by a Muslim Source,” Exchange：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 5（1） （2014）：https://surface.syr.edu/exchange/ vol5/iss1/6。
46．Joe Pompeo，“Russia Goes Viral,” New York Magazine，September 20，2013：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3/09/how-the-rt-network-built-a-us-audience.html.
47．On Telesur，see Craig Hayden，The Rhetoric of Soft Power：Public Diplomacy in Global Contexts，Lanham，MD：Lexington，2012，pp．131—167.
48．Marc Lynch，Voices of the New Arab Public：Iraq，al-Jazeera，and Middle East Politics Toda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hilip Seib，The Al Jazeera Effect：How the New Global Media are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2008.
49．William Lafi Youmans，An Unlikely Audience：Al Jazeera’s Struggle in Ame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also Philip Seib （ed.），Al Jazeera English：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Palgrave，2012.
50．http://www.ajplus.net/english/.
51．Roger Wilmut，in Hamid Ismailov，Marie Gillespie，and Anna Aslanyan （eds），Tales from Bush House，Hatfield：Hertfordshire Press，2012，pp．108—109.
52．相关案例研究，请参阅David Herbert and Tracey Black，“What Kind of Global Conversation? Participation，Democratic Deepen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BBC World Service Online Forums：An Examination of Mediated Global Talk about Religion and Politics”；及Jingrong Tong and Hugh Mackay，‘Discussions on BBC Chinese Have Your Say Forums：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 the Interactive Media Era,' in Marie Gillespie and Alban Webb （eds），Diasporas and Diplomacy。
53．有关波兰案例的详细分析，请参阅Pawel Machcewicz，Poland’s War on Radio Free Europe，1950—1989, 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相关的外交倡议见第86—87页。也请参阅Richard Cummings，Cold War Radio：The Dangerous History of American Broadcasting in Europe，1950—1989，Jefferson，NC：McFarland，2009。
54．David Garnett，The Secret History of PWE：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 1939—1945，London：St．Ermin's Press，2002.
55．有关苏联国内和国外广播的详细描述，请参阅Peter Pomerantsev，Nothing is True a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Adventures in the New Russia，London：Faber and Faber，2015．See also Ilya Yablokov，“Conspiracy Theories as a Russian Public Diplomacy Tool：The Case of Russia Today （RT）,” Politics 35（3—4） （November 2015）：301—315。
56．有关广播信息干扰分析，请参阅Monroe Price and Mark Thompson （eds），Forging Peace：Intervention，Human Righ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Media Spac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
57．Ali Fisher，“Swarmcast：How Jihadist Networks Maintain a Persistent Online Presence,”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9（3） （2015）：3—20.
58．Katie Rogers，“Anonymous Hackers Fight ISIS but Reactions are Mixed,”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5，2015.
59．Matilda Andersson，Marie Gillespie and Hugh Mackay，“Mapping Digital Diasporas @ BBC World Service：Users and Uses of the Persian and Arabic Websites,”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3 （2010）：256—278;概率统计见第261页。
60．http://www.adweek.com/digital/bbc-launches-whatsapp-ebola-lifeline-service- in-west-africa/；http://kimelli.nfshost.com/index.php?id=14370.
61．http://kimelli.nfshost.com/，2017年12月12日评论于http://www．miamiherald.com/news/nation-world/national/article189222514.html。
62．有关美国之声在这个过程的中间过渡情况，请参阅Nicholas J．Cull，“New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 Alan Heil （ed.），US Overseas Networks：Visions for America’s Dialogue with the World，Washington，DC：Public Diplomacy Council，2008，pp．99—106。
63．http://www.bbc.co.uk/mediacentre/latestnews/2018/bbc-news-serbian-digital-service-goes-live.
64．Dana Harman，“Move Over Al Jazeera，Israel's Own 24-hour TV News Station is about to Go Live,” Haaretz，June 26，2013；https://www.i24news.tv/en.
65．Albert Camus，Resistance，Rebellin and Death, New York：Alfred A．Knopf, 1961，p．104.
(1) 毛拉（mullah），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