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伙伴关系：新兴范式

布里蒂什·罗宾逊（British Robinson）在一个令人生畏的战场上面临着一个可怕的敌人。作为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高级管理人员，她的任务是在艾滋病肆虐最严重的地区——非洲开展防治活动。她的具体职位是副协调人和私营部门参与处主任。庆幸的是，她很快就找到了盟友。虽然起初这项挑战看似无以应对，但是她和伙伴们明白从研究入手的价值。他们知道非洲的艾滋病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医疗、经济和社会因素驱动的。他们也明白鉴于有必要锁定应答目标，故而把重点放在青年和妇女身上意义最大。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由乔治·W.布什于2004年设立。它为协调美国政府（美国国际开发署、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劳工部、商业部、国防部甚至和平队）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架构，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召集单位，它能够让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联合起来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罗宾逊于2006年加入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这项计划在2009年最好的一个创意，就是通过创作电视肥皂剧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年轻女性。这个想法源于挪威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它在全球音乐电视台找到了一位热心的合作伙伴，对方认为这个项目正是他们在2005年推出的全球音乐电视台非洲频道音乐节目的理想所在。罗宾逊很高兴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资源带到这个项目中，但她很快意识到这个节目需要谨慎处理。所有人都需要诚实地看待为何他们的知名商业伙伴会提供帮助：他们有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因此有望宣传他们的优秀作品。这个项目必须得有艺术和教育意义，而且它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一部与艾滋病相关的戏剧必须以明确的方式对待“性”这个主题，这就意味着在美国和项目实施国肯尼亚都可能存在争议。该剧的作者是一位活力四射的南非年轻人阿曼达·莱恩（Amanda Lane），它的片名为《舒加》（Shuga），而该剧的主角则由一位在肯尼亚出生但在美国成长的不知名女演员卢皮塔·尼翁（Lupita Nyong'o）担任。其余的便是历史。虽然《舒加》的第一季只有三集，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证明该剧非常受欢迎，于是又拍了好多季，地点则根据剧情本身的需要迁到尼日利亚然后又到南非。更重要的是，罗宾逊看到它在宣传艾滋病传播主要信息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美国政府永远无法独自做到的事情，由此彰显了伙伴关系的力量。

伙伴关系已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虽然经典的公共外交实践——倾听、倡议、文化外交、教育交流和国际广播——是在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个国家都可以独自行动，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情况。本章将探讨合作对公共外交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将考虑好与坏的做法，并审查一些围绕全球公众参与建立伙伴关系的成功案例。另外，本书结论将汇集一些可以应用到该领域的优秀实践元素。

伙伴关系案例

支持伙伴关系最有力的论据在于，单个国家无力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个世界充满了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所言的“没有护照的问题”：气候变化、疾病流行、恐怖主义，诸如此类。¹虽然这些问题过去就已存在，但民族国家、国际机构和全球通信网络已经发展到一种地步，其中集体反应可以成为一种可能的应对方式，而这是过去国王和城堡的世界在面对黑死病时所不能的。当以它们的步枪和信使直面拿破仑掌控的法国时，那些国家本可以展开更为紧密的合作。我们可以就议程问题是否的确在增多展开争论，但任何行动者的可用资源肯定在缩减。合作提供了一种机制，由此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来解决问题。同时，鉴于信誉处于变化中，还应该说伙伴关系对于接触多样化的公众至关重要。没有行为体到处绝对可信。所有行为体都可以从与伙伴关系中获益。最后，还应该承认与一个或多个伙伴合作是个内在的回报过程，它可以通过新的混合、拼搭与联系激发出新的理念和方法。通常来说，公共外交伙伴关系涉及背景各异的行为体，其中包括具备专门知识而且历史包袱不重的非政府组织，财力雄厚并热衷展示内在美德的企业行为体，了解当地情况并可动员社会的区域、城市和社区层次的行为体，以及可以突破国家历史并合法召唤集体反应而不招他人怀疑自己动机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行为体都具有独特的实力以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

伙伴关系与认知和社会偏差

就认知和社会偏差而言，伙伴关系提供的机制可以扩大行为体的效力。行为体可以与在科学或其他方面拥有权威的伙伴合作，这些伙伴要么通过共同的地域、宗教、年代或性别与目标受众有相似之处，要么通过光环效应来强化传播的信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便是社会名流在发展项目和其他伙伴关系中的突出作用。²合作伙伴不仅可以协助信息传递得更快，而且可以充当放大器让信息传播更为广泛并增加情感共鸣。多个合作伙伴可以控制由一种广为接受的普遍看法产生的“乐队花车效应”。在巩固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共同合作的体验作为一种凝聚力具有内在的价值。英国学者布赖恩·霍金（Brian Hocking）谈到“重构公共外交：从竞争到合作”的过程。³美国学者杰弗里·考恩（Geoffrey Cowan）和阿梅莉亚·阿塞诺尔特则将伙伴关系定位为公共外交中超越独白和对话的第三个层面。⁴

不完善的伙伴关系模式

鉴于伙伴关系的优势如此明显，它开展的如此之差则不禁让人吃惊。外交政策空间充斥着合作失败的故事。大体来说，显然存在四种不完善的模式：一是独裁者，他们坚持控制整个过程，扼杀合作者的创造力（有时仅用“伙伴”一词来虚构实际上属于雇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二是口技表演者，他们只有在伙伴重复官方授权信息时才给予重视；三是英雄式自恋者，他们彻底利用自己的伙伴，在支付账单时便闪人，却把成功全部归于自己；四是处在合作起始端的公交车司机，他们拼命驱车抵达终点，但他们的伙伴只是搭车的乘客而已。实践中的案例包括：20世纪9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阿拉伯语频道的失败，当时英国广播公司坚持编排独立，拒绝成为沙特合作伙伴轨道咨询公司（Orbit Communications）的口技傀儡，由此导致合作破产；美国国务院未能向2015年米兰世博会搭建美国馆的建筑师詹姆斯·比伯（James Bieber）支付适当的费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会员国在政治上哗众取宠的永久驻地，作为一个乘客搭载顺风车的机构，它在实现伟大使命中的作用微乎其微。⁵正如倾听过程一样，伙伴关系的缺陷似乎既普遍存在也可以料想，不过它们可以通过设计加以规避。

公共外交中的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始终是公共外交内部管理的一个核心特征，其中行为体例行竭力将不同政府或国内资源汇集起来以便讲述一个共同的故事。许多公共外交的最大亮点都是行为体跨界开展合作的故事，比如精彩绝伦的世博会、英国动员中立的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以及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跨国运动。回顾美国新闻署的大部分历史，它都在围绕尝试把自己旗下任性的部门、美国政府其他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召集起来朝一项共同的事业迈进。⁶交流项目尤其依赖伙伴关系，诸如巴西“科学无国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或德美伙伴关系计划等许多项目，它们作为伙伴关系又在促进新的伙伴关系发展。有些项目则专为流散者而设，例如以色列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 for Israel）推出的“共同伙伴关系项目”（Partnership2gether program），或爱尔兰的全球爱尔兰网络（Global Irish Network）和全球爱尔兰经济论坛（Global Irish Economic Forum）。⁷双边伙伴关系倡议包括2004年加拿大和墨西哥推出的双边倡议，或2015年印度和俄罗斯发布的双边倡议。⁸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通常作为协调外交领域活动的平台而非单边行为体（尽管拥有多边授权）开展工作，它们日趋重要的作用也是伙伴关系崛起的驱动因素之一。欧盟公共外交官戴维·林格罗塞（David Ringrose，欧盟委员会政策外联部主任）将欧盟比作苹果手机，并鼓励合作伙伴创建应用程序并借助这个平台基础成就精彩的事业。⁹致力于伙伴关系的全新平台也包括多方控股的国际组织，将它们召集起来可以推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比如2002年发起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全民教育快车道倡议）。¹⁰

在整个公共外交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绝佳的伙伴关系案例，它们有时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有时由非政府行为体带头，并与全球公众参与的五个核心要素综合发挥作用。

倾听中的伙伴关系：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和美国中情局对外广播情报处

虽然广播通常与转播联系在一起，但倾听一直是西方国际广播机构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英国与美国的广播公司不仅各自在世界各地拥有复杂的电台广播监听系统，而且双方还合作收集资料以扩大报道范围并从中获得洞见。这在试图了解世界有些地区的情况时尤其具有价值，因为分析或对话在那里无从施展。这种伙伴关系是两家机构的故事。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BBC Monitoring Service）于1939年成立，利用世界各地的监听站网络跟踪和转录全球的电台广播，制作常规的每日新闻摘要并依据项目要求实施深层监听。在危机时刻，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本身就是一个被引用的新闻来源。¹¹美国方面与之对应的机构是对外广播监听部（Foreign Broadcast Monitoring Service，FBMS），这个部门于1941年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设立，目的是在美国参加战争之际跟踪轴心国的广播宣传。随后，对外广播监听处改为对外广播情报处（FBIS），其中“I”最初代表“情报”（intelligence），最终又改为“信息”（information）。另外，对外广播情报处的管理也从联邦通信委员会移交给军方，到1947年又转给中央情报局，它作为一个部门具有独特的地位，在处理开源信息材料的同时还随时分享自己的发现。¹²创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需要开展特定的对象研究以了解东方阵营的听众。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情报处和自由欧洲电台通过自己的努力，勾勒出一张东方生活极其详细的图景，并将其融入广播节目之中。它们合作成就的规模也只有在冷战结束后才浮现出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回顾自己的机构时，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发现，它们远程追踪的舆论动态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及其同僚的发现结果极其吻合。¹³

教育交流中的伙伴关系：欧盟的伊拉斯谟计划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都充当着教育交流项目的守门员，两国交流关系呈双边进行。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开始在欧洲大陆范围内开展合作性教育交流，这种局面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发生变化。198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推出自己的宏伟构想：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这个标题可谓一语双关，它既是荷兰杰出学者的姓名，大体上也是“欧共体大学生流动行动计划”（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的首字母缩写。这项计划让欧共体的学生可以在参加项目的所有国家自由流动，并确保在一个国家沉浸式学习一学期或一年所得的学分，可以在另一个国家转为同程度的学位学分。此外，它也为教师参与交流提供资金支持。在项目运作的头25年中，有近300万学生参加。¹⁴伊拉斯谟计划已成为欧盟青年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推广了欧洲的政治观点，而且还促进更基本的跨国关系。不久之后，它还获得了“性高潮项目”（Orgasmus）的绰号。诚然，国际浪漫元素也是法国与西班牙合拍喜剧电影《西班牙旅馆》（L’Auberge espagnol）的关键所在，这部基于此计划的温情片于2002年推出。然而，人际交往影响绝不只是逸闻趣事。2014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伊拉斯谟影响研究》（ERASMUS Impact Study）发现，33%的伊拉斯谟校友从他国选择生活伴侣（这个比率是非流动欧洲学生的三倍），而且27%的伊拉斯谟校友在国外逗留期间遇到目前的生活伴侣。¹⁵尽管怀疑者推测伊拉斯谟计划学生可能是心怀世界主义而自由选择伴侣，但许多人从中看出了建立一种泛欧意识的真正机制。后来，欧盟增加预算经费并另设平行项目，包括2009年启动用来支持欧盟机构与世界各地大学之间合作开展研究生教育方案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以及2013年推出的“伊拉斯谟＋”（ERASMUS+）——一个在培训、教育和体育交流各级建立全欧洲交流的项目。

国际广播中的伙伴关系：儿童生存广播

国际广播中的伙伴关系可以带来卓著的成果，并通过转播或交流节目编排吸引新的观众，但国际广播对儿童生存的影响尤其广泛。20世纪80年代，在詹姆斯·P.格兰特（James P．Grant）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期间，儿童生存的概念兴起后就特别受到关注。1991年，国际儿童基金会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儿童广播日，以提高对儿童特殊需求的认识，但相关问题也十分艰巨。20世纪90年代中期，据估计每年约有1 20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原因。同时，国际广播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广播公司必须进行调整，以保持与各国政府和听众的相关性。它们得面对来自全球卫星电视新的竞争，却早已没有冷战为开支提供理由。这正是杰弗里·考恩在克林顿第一任期担任美国之声台长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考恩惊奇地发现，美国之声其实已经在开展项目协助解决冲突和全球卫生等问题。他把格雷戈里·皮里奥（Gregory Pirio）——美国之声非洲英语和葡萄牙语频道主任——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拓展美国之声在这些地区的工作并寻求外部基金会的支持。皮里奥对这一机会表示欢迎，因为他曾经亲眼目睹非洲听众如何回应维护和平的节目，并知道如果编排得当的话，广播会如何在不损害新闻公正性的情况下促进社会向善。皮里奥的第一步便是让美国国际开发署加入董事会，同时也协助美国之声过去的主播参加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其中，伊丽莎白·福克斯（Elizabeth Fox）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1998年4月，美国之声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华盛顿特区共同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跨界会议。

这场美国之声—美国国际开发署会议召集了30个国家的代表，包括卫生人士，传播学者，发展专家，以及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其他基金会和西方国际广播公司的代表，以共同探讨当前的需求和最佳的方法。美国副总统夫人蒂珀·戈尔（Tipper Gore）代表白宫出席。会议还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电台广播员，他们将会成为关键信息的转发人。这次会议是一次胜利。代表们对当前的挑战和广播信息的协助能力产生了明确的认识。其他国际广播公司，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环球服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和荷兰广播电台在内，承诺开展合作业务。28家美国之声当地分支机构联手成立了儿童生存广播协会，以围绕这一主题开展联合广播。第一次节目倡议始于1998年9月1日，当时美国之声开始通过所有语言频道广播公共服务公告，关注的儿童健康议题包括营养、脱水、疫苗推广和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措施。美国之声及其合作伙伴后续开展了儿童健康主题报道、在线新闻培训，并为玻利维亚制作了一部十集的广播肥皂剧。美国之声还创建了一个供合作伙伴使用的资源网站，其中包括一个项目库。在评估这项工作时，美国国际开发署更将数百万次的超额接种归功于美国之声及其合作伙伴的办事效率。虽然儿童生存广播联盟难以为继，但许多长期倡议都可追溯到1998年的那场会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则提出以传播促进发展的思想，来作为新旧媒体工作的重点。美国之声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继续紧密合作，但关注点在最易获得资金的具体问题，尤其是根除脊髓灰质、预防艾滋病和健康新闻培训，等等。目前，每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低于六百万，这种全球趋势表明这项工作卓有成效，不过仍有许多工作以待完成。¹⁶

虽然人们可以在公共外交的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事例，不过当今的时代则需要更加重视与日益多样化的伙伴开展合作。

合作转向：以美国为例

美国外交中的合作转向源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做法，因为要绕开支出限制就必须建立伙伴关系。2002年夏末，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Rio+10）将伙伴关系切实列入大会议程，并呼吁与会者将第二类伙伴关系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前进道路。第一类伙伴关系是国家之间传统的合作协议，而第二类伙伴关系则是国家、省市、民间团体和企业等一系列行为体之间基于特定目标自愿建立的伙伴关系。¹⁷尽管美国在峰会上的代表并不全面——总统布什怠慢了这项活动而国务卿鲍威尔则只在峰会结束时才露面，但美国国际开发署决定采用峰会确立模式，当即任命了自己内部的伙伴关系专家。美国国务院对此不太热情，因为发展伙伴关系的概念在布什执政期间大多与法律顾问搅在一起，尽管总统把他的“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称为“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2008年11月，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开启了新的可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对伙伴关系尤其赞赏，她立即发起一项美国全球伙伴关系倡议（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以期让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关系中扮演召集者、促进方和合作人的角色。这只是所谓“公共外交行动”战略的一部分，她称之为“巧实力”（smart power）。早期的成功案例包括全球清洁炉灶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该联盟成立于2010年，它通过将赞助人、研究者和政府联合起来，以解决采用明火或简单的火盆烹饪时产生的碳污染和意外死亡的问题。这个项目对妇女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她们作为明火事故受害者的比例非常高。荷兰企业飞利浦公司开发了一种创新设计，美国国务院则与众多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合作来推广这种灶炉的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中印两国政府也加入了这一倡议。这个项目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从美国国务院脱离出来并在联合国基金会找到了归宿。¹⁸ 2011年，克林顿团队发起了国际流散侨民参与联盟（International Diaspora Engagement Alliance，IdEA），其在美国和原籍国流散社区之间建立了众多伙伴关系，目的就是要形成一种机制以促进创业、自助和发展。项目活动包括弘扬志愿精神，组织合作伙伴重访原籍国并提供援助汇款。个人发展则包括在线辅导项目。¹⁹ 2012年，非洲开放创新机会国家项目（LIONS@frica，Liberalizing Innovation Opportunity Nations的首字母缩写）启动，由此见证了芬兰诺基亚（Nokia）和美国微软（Microsoft）两大科技巨头和诸多赞助机构的合作关系，其中赞助机构包括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诸多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大家力图通过合作在非洲大陆启动科技产业的发展。²⁰

作为希拉里·克林顿的继任者，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调整了美国国务院伙伴关系工作的顶层结构，将这一倡议提升到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Partnerships，S/GP）的高度。由此，倡议愿景略有变化，工作重点于是转为提供一种跨机构合作资源，以帮助美国政府针对跨部门国际合作任务开展人员培训和网络建设。其中的标志性项目就有“鱼客松”（Fishackathon/#codeforfish），这个2014年发起的项目是一项全球年度多城市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活动，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鼓励合作伙伴创建应用程序和合作设计以支持美国国务院的《海洋议程》（Ocean Agenda）。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包括“亚马逊”（Amazon）和加拿大政府。²¹2016年，该办公室与学术界合作发起了一对倡议——外交实验室（Diplomacy Lab）和温克智库（Wonk Tank），二者旨在从学生和教师当中采纳新的创意。此外，克里还设立了“P3影响奖”（P3 Impact Award）以表彰最佳国际伙伴关系范例。这些倡议势头如此强劲，以至于它们为特朗普政府所沿用。

合作转向：以英国为例

推动美国外交转型的进程同样也在英国发挥作用，但在英国这种转型的重点则明确地体现在公共外交上。对布莱尔时代早期的外交人员（包括西蒙·安霍尔特在内）而言，偏狭地执迷于国家品牌推广似乎就是一条死胡同。2002年，一项公共外交形势评估工作由英国外交部克里斯·威尔顿（Chris Wilton）主持开展，呼吁建立一种正式的框架来改善英国公共外交中的伙伴关系。英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公共外交战略委员会。2003年，新的委员会将伙伴关系写入其对公共外交的定义中，“通过建立交往关系和伙伴关系，旨在以积极的方式影响海外个人和组织对英国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参与行为来支持英国政府的海外目标”²²。这里的措辞反映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现行的优先事项和外交方式。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领导层开始认为需要深度的改革。于是，在2005年出现了分水岭，当时科尔斯·卡特勋爵（Lord Carter of Coles）提交了一份英国公共外交的全面评估报告，并呼吁将重点放在战略目标上面。²³实施这一想法的任务落在了英国议会副国务大臣戴维·特里斯曼勋爵（Lord David Triesman）身上，他当时负责英国外交部公共外交事务。正如他在2007年4月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学生听众解释的那样：“我们已经重新把精力放在讨论我们直接关心的外国民众议题上，因为他们才是我们想要影响的对象。我们不单要解释我们的政策，我们更要为其辩护，我们必须与那些认同或强烈反对我们的民众开展沟通。”特里斯曼勋爵甚至从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一句诗来强调这种方法：“那些兴旺发达之人都会听从朋友的劝告。”²⁴

如今，英国公共外交的重点落在四个战略目标上，它们分别是：（1）气候安全；（2）反暴力极端主义，增进跨文化理解；（3）推进知识经济；（4）尤其推进与欧盟的多边伙伴关系。²⁵协调工作由一个重组的委员会监督，主席由特里斯曼勋爵担任，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两名深谙国际传播议题的“独立成员”（克里斯·鲍威尔和西蒙·安霍尔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总干事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通信司主任卢西恩·赫德森（Lucian Hudson）和担任观察员的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总监奈杰尔·查普曼（Nigel Chapman）。²⁶虽然过去许多“酷不列颠”议程确实适用于知识经济，但其中呈现的框架却是开展合作的理想基础。将气候变化重新界定为“气候安全”可谓一个选词奇迹。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力图推广这一方式，于是在威尔顿庄园就公共外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伙伴、顾问和盟友推行一种合作方式。²⁷ 2008年，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委托出版了一本以新公共外交为主题的文集《沟通：全球化世界中的公共外交》（Engagement：Public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并努力确保该书在大西洋两岸都可被买到。²⁸

本着为合作提供更有效的基础，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委托即将离任的通信司主任卢西恩·赫德森针对这个议题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最终，报告以《能促型国家：为成功而合作》（The Enaling State：Collaborating for Success）为名出版，它不仅对理解跨部门伙伴关系的潜力和局限功不可没，而且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仍是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²⁹这一进程的最终阶段出现在2010年，当时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修订了公共外交的总体定义并将其重点放在伙伴关系上：“公共外交是实现英国国际战略优先事项的一个过程，它通过与公共领域志同道合的组织和个人……非政府组织、智库成员、意见领袖、年轻人、企业和公民合作达成。”³⁰

2010年5月的选举打断了英国的合作转向，这次大选让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上台执政。2011年，英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非凡英国”项目的软实力倡议，从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又回到了以国家品牌为中心的做法。然而，在这些大肆挥舞旗帜和“支持英国”的造势活动背后，跨国与跨部门的伙伴关系仍然是当今的主流。在21世纪，根本没有其他有效的工作方式。

良好的合作模型

虽然合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建立伙伴关系的方法时常很难敲定。合作显然需要领导，而有意利用他人的资源也有一丝冒昧的成分。任何促进伙伴关系的模式，不仅要注意沟通环节，而且要建立坚实的平台以号召合作各方。有一种合作模式见于古老的欧洲寓言中，它在西欧被称为“石头汤”（Stone Soup），在北欧被称为“指甲汤”（Nail Soup），在东欧则被称为“斧头汤”（Axe Soup）。这个寓言故事大致如下。在饥荒年代，一个穷人走在陌生的乡间。有人说他是朝圣徒，也有人说他是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他来到一个村庄，发现家家大门紧闭。“别跟我们要吃的，”一个粗鲁的村民告诉他，“我们没有，你赶快走人。”但陌生人坚持说，他不是来乞讨食物的，而是来展示一个烹饪奇迹。“我要让你看看如何只用这些石头熬一锅汤，”他说着便拿出三块小石头。“我只需要一锅水和一堆火。”这个村民很好奇。他端来一口锅，把它放在村子中央。陌生人把三块石头放到锅里，并开始用长勺搅锅里的水。他一边搅动，一边自言自语：“啊！石头汤真好……”其他村民也都走出家门，走过来看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凑近来听他在说什么。“石头汤真好，但要有点盐就更好了。”一个人说：“我家里有点盐，我去给你拿。”加上盐了。陌生人继续搅动，同时喃喃自语道：“石头汤真好，但要加点香草就更好了……”香草被带来了。陌生人又说：“石头汤真好，但要加几个土豆就更好了。”另一个村民拿来了几个土豆。陌生人又相继提到胡萝卜、豆子甚至肉，村民们一个又一个地献出了原料。傍晚，便有了一锅营养丰富的菜汤，陌生人于是和诧异万分的民众一道享用。等每个人都喝过汤以后，他便告辞继续前行。

这则寓言与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和扎卡里·图明（Zachary Tumin）于2012年在他们的著作《合作还是灭亡：在网络世界中的跨界外联》（Collaborate or Perish! Reaching Across Boundaries in a Networked World）中提出的合作模式完全一致。在网络世界中跨越国界。他们二人本身就是跨界合作：一位洛杉矶警察局前局长与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开展合作。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不同寻常且卓有成果的伙伴关系案例，而且构建了一种达成合作并予以管控的框架。他们提出的九个步骤如下。

1．要从愿景开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目标，让他人看来不仅宏大，而且具有说服力。

2．知道问题所在：认真研究你希望在合作中涉足的领域，以便自己真正了解它的本质。

3．优化问题范围：根据可用资源选择可以有效应对的要素。

4．搭建一个平台：构建一种可有效管控合作的机制。

5．定位合作伙伴：招募项目参与成员。

6．推销双赢策略：向这些伙伴展示合作如何会让人人受益。

7．构建故事框架：对外展示合作以助于实现预期成就。

8．牢记政治现实：理解你的伙伴同样处在复杂的语境之中，你们只能获得有限的合作成果。

9．接受合作局限：不要夸大合作的意义或者认为合作方理所当然。

这些任务或多或少得依靠公共外交同样采用的技能：倾听、细心的构思和巧妙的倡议。³¹

布拉顿—图明步骤流程与“石头汤”寓言故事十分吻合。陌生人从一个愿景开始：得到一顿饭。他知道问题的所在：饥荒以及资源的极度匮乏带来的失信。他优化问题范围：只吃一顿饭，而非一辈子。他搭建了一个平台：在村子的中央支起一口锅。他用个人评论加以诱惑，进而锁定合作伙伴。他推销“双赢”策略，许诺每个人都有汤喝。他把这个故事构建成一次目睹“烹饪奇迹”的机会。他通过管控与汤锅周围人群的关系牢记政治现实，并在一天结束时给所有人送上了一碗汤。他接受了合作的局限，故而在故事结束时继续前行。这个模式同样符合布拉顿管理洛杉矶警察局（LAPD）的经验。

2002年，布拉顿就职的这个城市可谓与骚乱暴动、帮派林立，以及警员打击报复、动辄开枪同义。他提出一个更加安全的洛杉矶愿景。他立即行动起来制定一项计划，通过调查研究、数据分析和深入听取洛杉矶不同社区代表的意见来了解该市的犯罪问题。优化问题范围的过程表明，与其试图解决有着四百万人口的整个城市的困境，不如处理五个臭名昭著社区的犯罪问题，因为他知道减少这些地区的犯罪活动就可腾出资源改善周边的地区。这里的工作理念同样是“维修破碎窗户法”（fixing the broken windows approach），20世纪90年代布拉顿曾用此法在纽约获得了很好的效果。³²布拉顿建立的平台是一个网络论坛，借此可以与社区进行定期沟通。他从社区组织里寻找合作伙伴，包括社区团体和工会。他呈现给这些团体的双赢策略是社区的兴旺。他构建了以下框架：本市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包括与市长和市议会的复杂关系，他们并不热衷于让警察局长直接与选民接触。布拉顿当然明白这种伙伴关系的局限：不能指望社区伙伴在任何事情上都支持他或洛杉矶警察局。比如，2007年5月1日，当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过度使用武力驱散在麦克阿瑟公园（MacArthur Park）为争取移民权利举行的示威队伍时，周边社区对此非常愤怒。警察工会希望布拉顿的社区团体成员在这起事件上站在他们一边，但布拉顿却持不同看法。他不仅捍卫了社区异议的权利，还亲自出席有关这起事件的市政会议，并要求对违规的洛杉矶警官给予严厉处罚。他当天就对涉事高级警官予以降职处理，并利用这起事件来推动警察局的重组。³³这种伙伴关系带来了红利。当布拉顿于2009年结束自己的任期时，该市犯罪率早已迎来前所未有的六年连续下降，并且在经济明显下滑时也在持续降低。³⁴布拉顿认为自己在洛杉矶的政策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甚至在他任职期间还赶赴世界其他地方讲述他的经历。任期结束后，他进入私营部门并努力寻找对这项方法更普遍的应用。他与扎卡里·图明的合作算是这项工作的延伸。英国认为他的建议很有价值，他也因此被女王授予一枚勋章，并受邀协助英国政府应对2011年的骚乱。³⁵

在本章前面概述的伙伴关系成功案例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动力模型。

案例分析：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对外广播情报处

对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对外广播情报处之间的监听伙伴关系来说，最初的愿景是为战争和冷战时代的安全考虑。优化问题范围涉及将挑战划分为多项可控任务，这对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对外广播情报处的监控员来说，意味着跟踪特定的电台和节目并选定翻译的对象。这个平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美英两国建立的研究交流计划，并在1947年的一份书面协议中被正式确立。这项计划的合作伙伴有些来自较小的盟国，比如澳大利亚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也开展了部分研究。³⁶这种情况下的双赢策略不难发现。然而，所有参与者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他们工作的重要性时常遭到本国政府的忽视。合作监听的历史似乎成了双方轮流不断的预算削减。美国对外广播情报处已成为开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而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则要求付费使用，因此未来倾听所面临的挑战是否会像过去那样可以解决尚不可知。³⁷

案例分析：伊拉斯谟计划

伊拉斯谟计划是交流伙伴关系的一个有效案例。这个合作平台的搭建方又是世界上另一个最有力的合作平台：欧洲联盟。项目的基本愿景当然是更深入的欧洲一体化。对问题的认识让人们把注意力转到了教育上面，但对许多学生来说，教育却因官僚作风呈现出一种偏狭的民族视野，所以只要稍加鼓励，他们就会拥护一种更广阔的世界主义观点。优化问题规模意味着要重点关注大学生，促进他们能够在国外学习一学期至一学年。平台是伊拉斯谟计划；合作伙伴既包括独立教育机构，也包括受到鼓励参加的学生。这里的双赢在于欧盟各国相互发现的前景。这一框架嵌入项目名称中，它将当代教育交流与一位欧洲文艺复兴大师联系在一起，由此蕴含了重生和猛增的全新机会。这里的政治现实是成员国最初附加给这个项目的限制条件。法、德、英三国最初还抵制这个项目，因为它们担心自己之前制定的良好交流渠道会逐渐落败。这个理念随着时间而壮大，它甚至可能通过“伊拉斯谟世界计划”超越欧盟的边界。

案例分析：儿童生存广播

以美国之声的儿童生存广播倡议为例，台长杰弗里·考恩及其员工格雷格里·皮里奥的愿景是希望国际广播在发展中国家有所作为。对世界卫生问题的认识表明，其中一个问题便是缺乏准确信息，美国之声完全具备纠正这个问题的能力。优化问题规模的过程在于将重点放在一个由于信息缺乏而损害尤其严重的领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儿童健康议程。这里的平台是美国之声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于1998年4月组织的会议。其中的双赢在于不仅为听众生活作出显著贡献，而且被认为履行人道主义的外交政策。该倡议的框架体现在会议的标题“儿童生存广播”上，由此表明重点是要消除儿童致死的关键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儿童福利。这里的政治限制可谓比比皆是。这个想法是杰弗里·考恩在位时产生的，但这场会议却由他的继任者伊夫林·利伯曼（Evelyn Lieberman）主持召开，当时此人已经重新指派了皮里奥。项目的后续开展则落在了利伯曼的继任者桑福德·昂加尔（Sandford Ungar）的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点。美国之声／援助广播元素必须通过官方围绕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开展工作，整个项目计划必须根据乔治·W.布什政府的上台以及海外许多地方美国领导地位的下降进行调整。这个项目的重要层面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过渡，无疑有助于让有些团体参与其中。尽管有一些担忧，但这个案例也表明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里，理想的合作平台如何会在正确的时刻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³⁸

所获经验：成功的十条秘密

2012年6月，美国国务院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企业责任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天的会议，以讨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开展的一系列伙伴关系活动带来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汇集了相关的学者、外交从业人员、福特汽车公司等美国国务院知名合作伙伴，以及“生命之声”（Vital Voices）、“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和“世界明宣会”（World Vision）等非政府组织。当天的主题是“不同寻常的联盟：真正的合作、真正的经验、真正的影响”³⁹。大会最后一场总结了当天获得的经验，而经验在会场上得以分享。通过对材料的筛选，愉快伙伴关系的十大秘密由此诞生。

1．认同目标：重要的是伙伴关系各方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对项目抱有共同的愿景。

2．控制期望：重要的是合作各方都必须明白伙伴关系的局限，尤其是关于合作期限和合作伙伴选择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3．建立信任：重要的是各方要相互信任。尽管电子媒体大行其道，但外交从业人员认为对于合作成功运转所必需的信任而言，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面对面的会议交流。

4．守护信任：重要的是各方继续相互信任，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保持联系。

5．坚持平等。从业人员报告说对成功的伙伴关系来说，部分准备工作在于坚持平等地对待各方，而不是根据级别搞差别对待。尤其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披露捐款的具体数额，而且对实物捐助也要同等对待。

6．允许并尊重行业差别：要拓展平等原则就得向各种行业敞开大门，而且必须明白不同的合作伙伴将会提供不同的专业知识。

7．突破边界、部门与辈分：伙伴关系不仅允许而且要求突破界限并与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展开合作。障碍并非体现在地理上。

8．崇尚差异：外交从业人员报告，说伙伴关系中的多样性其实是让合作更加有趣的一个因素，而且有必要明确强调并关注行为体的范围。

9．分享荣誉：参与伙伴关系的老手都认为，如果一个合作伙伴抢走大部分功劳而不承认他人的作用，那么一项原本成功的合作也会黯淡无光。

10．合久必分：伙伴关系参与者给出的最令人吃惊的建议是，必须要认识到最好的伙伴关系也有落幕的时候，不应让合作各方感到缔结伙伴关系是一种排他性或无限期的承诺。新项目中合作伙伴的组合和重组让曾熟知的议题变得趣味盎然，并会持续不断地开拓新的视角。

合作与反暴力极端主义：击败“伊斯兰国”

近年来，合作力量的最好例证之一便是公众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的集体努力。在早期阶段，反暴力极端主义在西方经常困于一国官署机构之内也很难建立伙伴关系，而尝试招募国际伙伴更是无从谈起。⁴⁰但从2011年起，随着由荷兰和摩洛哥共同主持的“全球反恐论坛”（Global Counterterrorism Forum，GCF）的成功开办，伙伴关系进程开始向国际水平发展。全球反恐论坛提供了一个平台分享的最佳做法，其中许多做法凸显出高效公共外交的标志，比如从概念阶段开始就注重合作关系并将评估纳入项目之中。⁴¹ 2012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以加强合作内容，这便是在阿布扎比（Abu Dhabi）建立国际反暴力极端主义示范中心（Hdayah），以促进共享媒体的有效生成和交换。⁴²

随着“伊斯兰国”的挑战越来越大，奥巴马政府开始鼓励合作，并于2015年2月主办了一场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这次会议不仅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伙伴关系，而且强调与科技公司的国际伙伴关系，因为这些公司的平台对传递支持和反对“圣战”的信息必不可少。白宫承诺组办“科技营”来武装年轻人，以便让他们在本地呼吁行为要有节制。⁴³项目活动包括“强大城市网络”（Strong Cities Network）的建立，它由美国国务院与挪威和丹麦政府以及英国的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共同参与完成，目的是把市长和地方政府在反极端主义工作中的经验汇集起来。⁴⁴针对联合国秘书长2016年1月提出的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联合国也着手开展相关合作。这些努力在企业当中找到了热切的合作伙伴，比如谷歌等公司为凸显企业的社会责任，还设立了“谷歌思想智库”（Google Ideas Think Tank），现称为“谷歌拼接”（Google Jisgsaw）。企业中还涌现出专业承包商，他们希望与不同级别的政府合作，以促进媒体的创建或采用大数据为反暴力极端主义服务。其中的事例包括“地平线公关咨询”（Horizon PR），作为英国上思广告（M&C Saatchi）的子公司，它于2015年专门针对反暴力极端主义以及有关信仰和关注身份的项目创办；另外还有“月球发射反恐公司”（Moonshot CVE），它的标签则是“通过数据驱动创新反对暴力极端主义”。⁴⁵

英国外交部牵头协调行动来对抗“伊斯兰国”。2015年秋，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成立了一个联合通讯小组，由丹尼尔·查格（Daniel Chugg）担任领导，组员则是从十一个伙伴国家借调而来。它的核心目标是要对抗“伊斯兰国”的主张及其显著的壮大。用查格本人的话说：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有关“伊斯兰国”成功的叙事变为失败的叙事。我们必须破坏“伊斯兰国”的名声，并表明它与该组织宣传的情况相反，“伊斯兰国”正在输掉战斗，它不仅未能向控制区的人民提供服务，而且无从兑现自己的承诺。⁴⁶

小组行动包括对“伊斯兰国”活动的每日更新，并附有60个合作伙伴国家的1 000名官员发送和转发推特建议；建立网站和社交媒体，发布“伊斯兰国”残暴行为和失败的例证；与30个伙伴国家举行季度会议以提高技能、分享材料、建立共用信息并拓展私营部门伙伴。成功的证据包括反“伊斯兰国”小组材料在伙伴信息发布各个层面的使用，这其中就包括查格倍感自豪的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总理的发言。活动最终的效果就是要让“伊斯兰国”显得“不太炫酷、不太可信、不太强悍”。因此，查格认为“它们也会更难说服人们加入其中，无论从伊拉克当地居民还是从第三国都是如此”⁴⁷。军事挫败无疑凸显了这一信息。

反暴力极端主义的集体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英国智库“奎利姆”（Quilliam）于2015年创立的“不少另一个兄弟”运动（#notanotherbrother）⁴⁸，以及网站“睁开你的眼睛”（www.openyoureyes.net），上面有英国穆斯林制作的简短但切题的公众评论视频。⁴⁹不过，这些努力并非没有批评的声音。争论议题包括缺乏透明度以及承包商在协助制造反极端主义材料方面的作用。2016年，英国《卫报》（Guardian）将公众的关注吸引到一家名为“突破媒体”（Breakthrough Media）的公司的作用上面。据《卫报》称，该公司曾收到1 100多万英镑的政府资助用于反暴力极端主义通信工作，并不仅向表示同情的媒体组织提供材料，而且在必要时也会制造一些材料。⁵⁰民权活动家本·海斯（Ben Hayes）和阿西姆·库雷希（Asim Qureshi）曾在“公开民主”（Open Democracy）网站上发文，批评英国政府赞助的工作虚假地“呈现为社区行动”，并指出私营部门急于参与的现状已经催生出一种“反激进主义产业”。此外，他们也对英国政府急于和所谓“前圣战者”合作甚感困惑，并认为“反激进主义产业最令人吃惊的成就之一在于，它完全忽略了以下的观点，即最能阻止个人免受极端主义的人其实有可能是那些从未以任何行事参与其中的人”⁵¹。在对英国政府伙伴关系的叙述中隐含着他们的建议：有些“伙伴”也许其实并不知道是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在支持他们的活动，而这种协助的披露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声誉，甚至将他们置于危难之中。就查格本人而言，他在晋升英国驻缅甸大使之前还给这种自满情绪泼去一盆凉水，并指出迄今为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集体行动对抗“伊斯兰国”的斗争以后将会变得越发困难。“伊斯兰国”核心交流机制的破坏已经让这个组织的信息发布分散为多个线条，使它缺乏一个中心故事，故而需要关注众多当地的叙事，而且需要仔细倾听每一个叙事以了解它的具体动态。尽管目前所用的方法十分有效，但仍有许多新的工作尚待开展。⁵²

结论：重振合作

虽然合作已成为当代全球公众参与的一个核心特征，但显然合作并非始终可以顺利开展。布拉顿和图明对平台的重视很有道理。许多当代的合作项目缺乏明确的捐助协调结构，由此使当地合作伙伴无法确定他们下次从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或某个友好德国“基金会”（Stiftung）获得的注资何时会到账。这种不确定性会酝酿出一种短期思维，并对媒体发展领域的项目尤其有害，因为在这个领域技术人员的延续性至关重要。合作平台不断涌现。其中最令人兴奋的平台便是欧盟国家文化研究院，这一伙伴关系为歌德学院、意大利文化研究所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等昔日的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它们借助世界艺术通力合作来推进共同关注的议题。欧盟国家文化研究院的伙伴关系在文化外交组织之间以城市为基础建立，它的构成强烈地受过去历史的影响，因为与其新生的邻国相比，当地曾经的殖民列强往往不太愿意加入。

如果因为潜在行为体既定外交政策目标而存在无法建立伙伴关系的情况，那么这里的困难就切实表明这些目标本身有误。对伙伴关系的迫切需求可谓是人们对国家品牌痴迷的有力鞭策。与其因为一个项目没有插上自己的旗帜而拖延，不如针对一个问题采取集体行动。此外，若能以优秀“团队合作者”或伙伴关系“促进者”出名，长期来看这必定会提高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软实力。相反，坚持单独行动或只顾凸显自己长期来看也会引起注意，但只会产生负面的后果。最后，对伙伴关系的关注会对公共外交研究产生影响。如果说公共外交是一项多方协作、注重关系的活动，那么将这门学术研究分割成国别案例就意义不大。正如从业者已经学会从伙伴关系的角度思考问题一样，学者也必须如此行事才好。只有当学者们考虑许多类别的行为体如何通过网络协力应对共同问题时，学术研究对下一阶段的全球公众参与才能真正发挥支持作用。

注释

1．Kofi Annan，“Problems without Passports,” Foreign Policy，February 9，2009：http://foreignpolicy.com/2009/11/09/problems-without-passports/.

2．对这个观点的详细讨论，请参阅Andrew F．Cooper，Celebrity Diplomacy，Abingdon：Routledge，2007。

3．Brian Hocking，“Reconfiguring Public Diplomacy：From Competition to Collaboration,” in Jolyon Welsh and Daniel Fearn （eds），Engagement：Public Diplomacy in a Globalised World. London：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Books，2008.

4．Geoffrey Cowan and Amelia Arsenault，“Moving 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to Collaboration：The Three Layers of Public Diploma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1） （2008）：10—30.

5．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506/cmselect/cmfaff/903/903.pdf，evidence p．64；https://www.curbed.com/2018/3/26/17165324/expo-milano-pavilion-united-states-unpaid-bills.

6．具体事例请参阅Nicholas J．Cull，“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Private Sector：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its Predecessors，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The US Government，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The State-Private Network，London：Frank Cass，2006，pp．209—225。

7．请浏览http://www.jewishagency.org/partnership2gether-history-overview；及https://www.dfa.ie/media/globalirish/global-irish-irelands-diaspora-policy.pdf，p．43。

8．http://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mexico-mexique/cmp-pcm.aspx?lang= eng；http://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482/IndiaRussia+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esident+of+the+Russia+to+India+Partnership+for+Global+Peace+and+Stability.

9．由林格罗塞向我谈及。

10．https://www.globalpartnership.org.

11．英国广播公司的监听服务最近已经成为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开展的多学者合作研究的主题。相关研究发现，请浏览http://www.iwm.org.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listening-to-the-world-bbc-monitoring-collection-ahrc-research-network。

12．有关最近的解密综述，请参阅Joseph E．Roop，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History，Part I：1941—1947，Langley，V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69，esp．chapter 6，pp.164—185。

13．这项监听项目中的苏联听众元素在以下文献中有详细记载：Eugene Parta in Discovering the Hidden Listener：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Radio Liberty and Western Broadcasting to the USSR during the Cold War，Palo Alto：Hoover Institution Press，2007。有关参与者的回忆录，请参阅Jaroslaw Martyniuk，Monte Rosa：Memoir of an Accidental Spy，Bloomington：Xlibris，2018。

14．Benjamin Feyen and Ewa Krzaklewska （eds），The ERASMUS Phenomenon：Symbol of a New European Generation? Brussels：Peter Lang Publishing，2013.

15．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erasmus-plus/sites/erasmusplus2/files/erasmus-impact_en.pdf，p．18.

16．这个事例由我对美国之声的格雷戈里·皮里奥和美国之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伊丽莎白·福克斯访谈得知。相关背景知识，请参阅Nicholas J．Cull，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1989—2001，New York：Palgrave，2012，p．150；有关玻利维亚肥皂剧，请浏览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CL907.pdf；这场会议参会人员的评述，具体请参阅Graham Mytton，Handbook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Audience Research，UNESCO/UNICEF/BBCWST，London，1999。

17．相关背景知识，请参阅Susan Baker，Sustainable Development，Abingdon：Routledge，2006；Carl Death，Gover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artnerships，Protests and Power at the World Summit，Abingdon：Routledge，2009。

18．想了解当前活动，请浏览http://cleancookstoves.org/。这个项目的演变报告可下载于http://cleancookstoves.org/about/ our-mission/index.html。

19．https://www.state.gov/s/partnerships/diaspora/；及http://www.diasporaalli-ance.org/。

20．https://www.state.gov/s/partnerships/ppp/lionsafrica/；及http://www.lionsafrica.org/。

21．https://fishackathon.co/.

22．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506/cmselect/cmfaff/903/903.pdf，引自第12页。

23．这份报告可下载于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061023104344/http://www.fco.gov.uk/servlet/Front?pagename=OpenMarket/Xcelerate/ShowPage&c=Page&cid=1007029395249。

24．特里斯曼勋爵2007年4月24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全文档案请浏览http://www.lse.ac.uk/assets/richmedia/channels/publicLecturesAndEvents/transcripts/20070423_LordTriesman_tr.pdf。这句话引自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以鼓励听众发言评论。

25．有关这些战略目标，请参阅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Annual Report 2006—07：First Report of Session 2007—2008，London：HMSO，2008，p．86，item 250。

26．有关该公共外交委员会的档案，请浏览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061023132106/http://www.fco.gov.uk/servlet/Front?pagename=OpenMarket/Xcelerate/ShowPage&c=Page&cid=1035898725758。

27．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2008年，我受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委托撰写了一本手册，并最终得以出版：Nicholas J．Cull，Public Diplomacy：Lessons from the Past，Los Angeles：Figueroa Press/Centre on Public Diplomacy，2009，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org/files/useruploads/u35361/2009%20Paper%202.pdf。

28．Welsh and Fearn （eds），Engagement：Public Diplomacy in a Globalised World.执笔人员包括安霍尔特和我，文本网上阅读请浏览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090704022438/http://www.fco．gov.uk/en/about-the-fco/publications/publications/pd-publication/。

29．这份报告请浏览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0 0513203926/http://www.fco.gov.uk/resources/en/pdf/pdf9/enabling-state-v3。

30．此定义的变化由公共外交学者、博客作家罗宾·布朗（Robin Browne）于2010年9月10日在网上发布，具体请浏览https://pdnetworks.wordpress.com/2010/09/10/public-diplomacy-the-foreign-office-definition/。

31．William Bratton and Zachary Tumin，Collaborate or Perish! Reaching Across Boundaries in a Networked World，New York：Crown Business，2012.

32．有关“维修破碎窗户法”，请浏览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7。

33．本段叙述引自Bratton and Tumin，Collaborate or Perish! Reaching Across Boundaries in a Networked World，New York：Crown Business，2012。

34．Joel Rubin and Richard Winton，“Crime Continues to Fall in Los Angeles Despite Bad Economy,” 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1，2009.

35．有关他在英国的建议，请参阅Vikram Dodd，“Bratton in Britain：Can London Learn Lessons from Former LAPD Chief ?” Guardian，August 14，2011。这是一枚大英帝国司令（CBE）荣誉勋章。

36．有关这个平台的组织，请参阅Laura M．Calkins，“Patrolling the Ether：US—UK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nd the BBC's Emergence as an Intelligence Agency，1939—1948,”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1） 26（1）：1—22；Roop，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History，这本著作表明，其间有些时候美国和英国曾希望创建一项联合国监听计划。

37．有关近年伙伴关系的研究，请参阅Kalev Leetaru，“The Scope of FBIS and BBC Open-Source Media Coverage，1979—2008,”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54（1） （March 2010）：17—37。

38．这个事例由我对美国之声的格雷戈里·皮里奥和美国之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伊丽莎白·福克斯访谈得知。相关背景请参阅Nicholas J．Cull，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p．150；有关玻利维亚肥皂剧，请浏览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CL907.pdf。这场会议的参会人员评述，具体请参阅Graham Mytton，Handbook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Audience Research，London：UNESCO/UNICEF/BBCWST，1999：https://www.publicmedia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audience_research.pdf。这次会议场地位于专为聋哑人开办的加劳德特大学（Gallaudet）。

39．其中最佳实践源于我对这次分会的笔记而非任何相关的正式出版物，有关这次会议的纲要，请浏览https://business.gwu.edu/sites/g/files/zaxdzs1611/f/downloads/ICR_Uncommon-Aliances_Bios.pdf。

40．一国之内合作平台的典范包括英国政府内政部于2017年成立的“研究信息和沟通司”（RICU），目的正是要针对这个问题构建一种跨政府应答机制并开发在更大范围内流通的素材。

41．https://www.thegctf.org/.有关全球反恐论坛最佳实践案例，请浏览https://www.thegctf.org/Portals/1/Documents/Framework%20Documents/A/GCTF-CE-and-COP-Good-Practices-ENG.pdf。

42．示范中心的官方网站为http://www.hedayah.ae/。

43．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2/18/fact-sheet-white-house-summit-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

44．有关这个项目开展两年的情况，请浏览项目设计人之一迈克尔·达芬（Michael Duffin）的综述，https://blogs.state.gov/stories/2017/05/17/en/role- cities-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

45．地平线公关咨询的主页上写道：“地平线是一家长于采用最优战略沟通来推动、弘扬和强化英国内外少数族裔的肯定声音与故事的一家公共关系咨询公司”，其官方网站为http://horizonpr.agency/。有关月球发射反恐公司，请浏览http://moonshotcve.com/#g-container-header。它们的项目包括利用谷歌拼接库的派生物来重新定向极端材料的在线检索，正如以下网站所述https://jigsaw.google.com/projects/#redirect-method。

46．Dan Chugg，“Winning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War with DAESH,” Civil Service Quarterly，December 20，2017：https://quarterly.blog.gov.uk/ 2017/12/20/winning-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s-war-with-daesh/。

47．Ibid.

48．相关报道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5/aug/04/anti-isis-youtube-video-notanotherbrother。

49．https://openyoureyes.net/．相关有力证据，请浏览https://openyoureyes.net/the-teachings-of-isis-are-the-opposite-of-islam/；https://openyoureyes.net/british-ex-jihadi-in-emotional-appeal-not-to-join-isis/。

50．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may/02/inside-ricu-the-shadowy-propaganda-unit-inspired-by-the-cold-war．这则新闻声称，针对非政府组织救援叙利亚的项目由“突破媒体”创立。

51．https://www.opendemocracy.net/ben-hayes-asim-qureshi/going-global-uk- government-s-propaganda-and-censorship-silicon-valley-and-cve.海斯是跨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研究员；库雷希是非政府组织“鸟笼”（CAGE）的研究主任，该机构曾对英国政府“阻止”（PREVENT）倡议的负面效果进行分类研究，其官方网站为https://www.cage.ngo/。此外，库雷希写过以下著作：A Virtue of Disobedience：A New Civil Rights Handbook，London：Byline，2018.

52．https://quarterly.blog.gov.uk/2017/12/20/winning-the-strategic-communicatio ns-war-with-da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