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圭”传奇

CCTV-10《探索·发现》栏目2017年1月14日晚10点播出了一档特别节目，题目就是《“玄圭”传奇》，首次以公共媒体的声音宣告了一个颠覆传统的观点：河南巩义县花地嘴新砦期祭祀坑出土的玄色“牙璋”不是牙璋，而是“玄圭”，并且极有可能就是最早的“禹赐玄圭”的那一件“玄圭”。其主要证据如下：（1）花地嘴新砦期遗址具有夏早期都邑性质，其环壕多达4条，1外3内环壕护卫之人必为重要人物；（2）花地嘴新砦期遗址从兴建到废弃竟然只有短短数十年；（3）文献记载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这段时间正好也只有五十多年，而巧合的是，太康失国之后，其母（即夏启之妻）和五个弟弟被流放到洛河岸边，花地嘴新砦期遗址极有可能与《五子之歌》所载早期夏史事件有关，即夏启建国的都邑失守于太康⁽⁴⁾；（4）玄圭是夏王朝核心礼器，自禹赐玄圭之后，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仿制玄圭出现在各种重要仪式上，包括在祭祀坑或墓葬里祭奠或陪葬而流传至今，而在相当于夏纪年时期出土的玉器唯有“牙璋”与之匹配。花地嘴遗址祭祀坑出土的玄圭与夏启的夫人和五位王子失国流放后的告祷密切相关，极有可能就是最早的那一件。

CCTV-10播报的《“玄圭”传奇》的观点，直接源于2016年10月31日—11月3日在郑州召开的“东亚牙璋学术研究会”上的一个非主流声音：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认为大家热烈讨论的这种玉器的真正名字不是牙璋，而是玄圭。惟其如此，才能契合其强大的礼仪功能和传播路线所隐藏的早期国家秘钥的重要性。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处研究员王永波《瑞圭研究的几个问题》一如既往地认为这种耜形端刃器应名为瑞圭而非牙璋，再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吴大澂、凌纯声和林巳奈夫，吴大澂《古玉图考》虽将其称为牙璋，但同时也将同类型但无扉牙的玄色玉器称为剡圭，认为即古之玄圭，并得到了凌纯声的认同，凌先生继而将牙璋归为商周剡圭一类。⁽⁵⁾

而牙璋玄圭说的考古学确认，则可追溯到201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的“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研讨会，此次会议上，孙庆伟提交的《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⁶⁾以陕西商州东龙山和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层位明确、年代确凿的牙璋为参照点，系统考察了中原、山东、陕北、成都平原等几个集中出土牙璋的遗址的考古背景、器物形制、文化传播路线，认为这种起源于中原的牙璋，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其真实名称应是《禹贡》中所说的“玄圭”。它随着夏文华的扩张而向外传播，并集中见于山东，陕北以及成都平原三个地区，其背后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夷夏长期对峙和交往，所以山东地区的玄圭或属于被征服的夷人，或属于夏人在当地的盟国；神木石峁城址是龙山晚期和夏代晋陕高原地区的文化中心或都邑性遗址，此处发现的玄圭当源于两地的文化交流，但也不排除某支夏人曾经迁居于此并带来夏代礼器的可能性；在成都平原，早期蜀人与夏人关系密切，即便不是夏蜀同祖，但三星堆文化居民曾经在很深的层面上接受了夏礼，这是玄圭长期盛行于此的主要原因。

图2-5　剡圭与牙璋：左为《古玉图考》剡圭插图，右为凌纯声《中国古代瑞圭的研究》插图

图2-6　左为新砦花地嘴遗址出土牙璋/玄圭（易华供图）、右为商洛东龙山牙璋/玄圭

图2-7　龙山晚期至商早期牙璋/玄圭分布图（邓聪供图）

应该说，尽管目前的考古证据尚无法确认牙璋/玄圭究竟是源于山东司马台、陕北石峁还是中原，也无法确认花地嘴出土的这件是不是最早的那件玄圭，但显然，就目前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而言，无论是从其颜色形制还是礼仪功能，牙璋即玄圭说令人信服的，笔者在尚未读到孙庆伟大作之前，也在考古资料的梳理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然而，玄圭并非横空出世，其前世今生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