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存亡：执圭之仪

四、生死存亡：执圭之仪

凡礼仪必有相应的举行时空和礼制仪节，合宜则为守礼，否则为礼崩乐坏，据《左传》不厌其烦地记载和评论“执玉”仪容来看，礼制话语的建构不仅是信仰观念及其物化符号，还有更为特定时空的身体规训：

（成公）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³³⁾

为何授玉于东楹之东，就是自弃，而不安其位的表现呢？杜预注曰：“礼，受玉两楹之间，郑伯行速，故东过。”原来，按礼，郑伯与晋侯地位相当，其授受玉圭的地方应在两楹中间，偏东则是宾客身份低于主人的受玉地点，因此步速过快而在偏东地方受玉的郑伯就是自卑身份和地位，是非礼的表现。

（定公）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³⁴⁾

由子贡议论的一席话可知，“执玉”之仪容体态是否合乎礼度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在“受玉惰”的晋惠公的身上就直接应验了，《左传·僖公十一年》和《国语·周语上》都记载了此事，又以后者为详：

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郤将不免。”王曰：“何故？”对曰：“……夫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王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晋侯诬王，人亦将诬之；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襄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怀公无胄，秦人杀子金、子公。”⁽³⁵⁾

晋侯即位，周天子赐之命圭以为瑞节，然而晋侯接受赐命时，“受玉惰”或“执玉卑”即没有遵从正确的执圭礼仪，而被视为自弃身份的亡国之君。既然“贽圭”礼仪肇始于远古先王敬事教民，即“贽币瑞节以镇之”以防失礼失职，执玉不合礼仪，“执玉卑，替其贽也”，替，即废也，就是自废其身份凭证，“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意思就是不敬天重君者亦是不自重者，不自重者亦不被重者也，这样的诸侯王当然上不得天命眷顾下不得民心，岂可长久！果然一如内史过所预言的，短短五年就身殒国亡。然而，深谙册命执圭礼仪的晋文公重耳则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而且即位仅五年就称霸一方：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襄王十六年，立晋文公。二十一年，以诸侯朝王于衡雍，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于是乎始霸。⁽³⁶⁾

周天子的使者内史过和兴对晋惠公亡国之君和晋文公兴国之君的预言及其应验性，凭借的证据就是二者的仪容仪态是否符合礼仪礼义，而“执玉”仪态又是最显著的观察点，这里虽然没有正面描述晋文公如何“执圭”，但一定是执行了标准的受玉—执玉礼仪的。那么，标准的执圭礼仪是什么样的呢？《论语·乡党》《礼记·曲礼》给了正面的回答：

孔子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北堂书钞·礼仪部七》引郑玄注：如不胜者，敬之至也。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礼也。勃如战色，恐辱君命也。如有循，举前曳踵，行之慎也。⁽³⁷⁾

孔子执圭为何如此至敬至慎呢？因为，圭者，天子之器也，而执天子之器就需要遵循相应的礼仪以彰显之：

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孔颖达疏：衡，平也。人之拱手，正当心平，故谓心为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臣为擎奉，皆高于心，弥敬也。⁽³⁸⁾

由此可见，圭之执法依据身份地位不仅有上衡、平衡、绥（稍下）、提的区别，而且对执圭者体态、面容、神态、步法、走姿都有严格讲究。个中缘由就在于，玉圭不仅是天/君命、身份、等级、贵贱等象征的符信，还是彰显礼义即尊卑、敬让的重要手段。

因此，自汉画像开始，在壁画或更广泛的图绘传统中，“执圭”“执笏”不仅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式化的朝廷命官的形象表征，而且往往以端庄肃穆且标准的执圭以告、执圭以拜的仪式性场面重现君权天命、臣权君命的神圣性和身份等级的象征性。2019年1月26日，笔者有幸在嘉兴市博物馆特展厅看到清朱贤以及不知名者所绘制的佛像图轴、诸天菩萨图轴、龙王图轴、阴曹地府图轴等皆有执圭或执笏的仪式图景。2019年3月上博漆器特展中，一件元代黑漆螺钿人物圆盒上的执笏出行人物图，留存了元代官员执笏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