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庐执刲：印章上的文化密码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与“析圭而爵”“赐圭以命”等表示上授或赐下相对应，“执圭”也成为任官授爵的代名词，相传出于楚爵的“执圭”成为指称爵位的典故留存至明清诗词文赋中。汉初承袭楚赐爵执圭以封功臣，《史记》《汉书》皆确凿有据。然而在楚国境内罕见玉圭，而作为身份凭证或君臣符瑞，汉代玺印比玉圭运用更为普遍。在此背景下，1975年在广西合浦汉墓和1984年在海南乐东两地发现的“执刲”印章，引发了汉代“执圭”的热烈讨论。
1975年，广西合浦堂排1号汉墓出土一件琥珀蛇纽印章，印面阴刻“劳邑执刲”四字，无边栏、无界格，刻工不精，笔画浅细草率，字体在篆隶之间。然该墓为大型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虽然遭盗掘，然依然残存丰富的陶、铜、琉璃等材质的器物，因此发掘简报和相关研究者推测墓主应为西汉中后期或南越国后期郡守一级官吏，琥珀印章应是入葬时临时刻凿的明器，当是死者后人模仿死者生前所佩官印临时制作的陪葬品，(39)当然也是“事死如事生”丧葬观的反映。显然，官印的赐封年代要早于墓葬年代。
1984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乐东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进行乡镇文物调查时，在乐东县志仲镇潭培村发现一枚刻有“朱庐执刲”字样的蛇纽银质印章（见图6-21），经文物部门专业人员初步判断，应是一枚汉代印章。(40)该蛇纽银印与合浦蛇纽琥珀印大小形制相仿，印面自左而右铸刻“朱庐执刲”四字，印文工整严谨。1994年2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史树青先生再次鉴定该印为西汉官印，国家一级文物，现为海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根据秦、汉官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汉书·百官公卿表》），推测佩戴此银印的主人可能为赐爵执圭并掌管地方军政职务的朱庐都尉。(41)
“劳邑执刲”印和“朱庐执刲”印，究竟是大汉王庭所赐还是南越王国所颁，“执刲”究竟源于汉制承楚制还是南越沿袭楚制，由于证据不足，依旧处于争讼之中。(42)然而几乎毫无异议的是“执刲”即“执圭”或“执珪”，“朱庐执刲”“劳邑执刲”构词方式是典型的地名+爵名，作为发现于中国南疆的地方官印信的爵名“执刲”，即文献中常见的“执圭”，源于古代圣王赐圭为瑞信、并使执圭以朝觐述职等礼仪制度。
然而，楚汉爵名“执圭”为何在海南乐东和广西合浦发现的印章上写作“执刲”呢？从“执圭”到“执刲”，这其中隐藏着什么文化密码呢？
前面追述过玉圭源于斧钺，最早可以追溯到手执石斧，即从实用砍伐工具到身份权位的象征物的转换。杨宽先生曾睿智地推断：手执玉帛禽兽以相见的贽见礼，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猎得禽兽的风俗。商周贵族手执的玉璧源于环状石斧，取义于其砍辟之“辟”，手执玉圭则源于有孔石斧，取义于其割杀之“刲”。(43)
图6-21 海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朱庐执刲”银印
臣见君或下见上，为什么要执贽以见呢？汉代文献《白虎通》是这样解释的：
贽者，质也。质己之诚，致己只悃愊也。王者缘臣子之心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为贽者，玉取其燥不轻，湿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公羊庄公二十四年注：凡贽，天子用鬯，诸侯用玉。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恶，洁白而不受污，内坚刚而外温润，有似于备德之君子。(44)
从字的构符看，“刲”由“圭”和“刂”会意而成，圭本从斧钺演化而来，本身即包含着“刂”之利刃义项，或者可以说“刲”是“圭”砍割义项的新字形；同时“圭”又以其材质、形制、象征等表征着洁净、坚韧、忠信明达等意义，圭、刲、絜乃至卦（凌家滩文化玉版圭画）等形音义的关联如此一目了然，“刲”字本身融汇着洁净坚韧之材质、割剖牺牲和刻画书写等意义，是巫史文化大传统中用于沟通天人的神圣法器和技艺。(45)著名才子曹植曾在其《辨道论》中写道：
夫帝者，位殊万国，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齐光日月。宫殿阙庭，焜耀紫微，何顾乎王母之宫，昆仑之域哉？夫三鸟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丽也；云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饰也；驾螭载霓，不若乘舆之盛也；琼蕊玉华，不若玉圭之洁也。(46)
那么，迄今仅见于中国南疆的两枚官印上的“执刲”文，是对“执圭”本义的保留吗？
(1)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78—2579页。
(2)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032—6033页。
(3) 晏新志：《“杜虎符”的发现与研究述论》，《文博》2018年第6期。
(4)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0—61、81页。
(5) 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4页。
(6) 《尚书·禹贡》载夏禹治水成功、四海会同之时，“禹赐玄圭，告厥成功”，《史记·夏本纪》《史记·秦本纪》更具体为“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汉代纬书如《尚书璇玑钤》甚至有帝赐玄圭命辞：“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天/帝赐禹玄圭，直接赋予舜禹权力交接以神授意味。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23页。
(7)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23页。
(8)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53—354页。
(9)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52—2653页。
(10)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77—2081页。
(11) 李玓：《〈战国策·楚策〉记事类典故流变例析》，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34—37页。
(12) 河南南阳县军帐营出土的画像石上，刻画了两位戴冠着长袍的官吏，一人双手捧笏，一人双手持节，相互躬身对拜。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42。
(13) 黄剑华：《汉代画像中的门吏与持械人物探讨》，《中原文物》2012年第1期。
(14)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0页。
(15) 同上书，第126—128页。
(16) 唐启翠：《出土玉器再证〈周礼〉成书于汉初》，《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7)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23页。(https://www.daowen.com)
(18)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03页。
(19) 陆锡兴：《论明代玉圭制度》，《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20)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92、904页。
(21) 杨天宇：《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26、255页。
(22) 上引逐条金文来自汉达文库·金文数据库http：//www.chant.org/，并参照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30页“圭”条。
(23)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34页。
(24)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23页。
(25)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5页。
(26) 李学勤：《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7)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6页。
(28)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7—788、809页。
(2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7、1452页。
(30)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81页。
(31)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05页。
(32) 《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5—826页。
(34) 同上书，第1600—1601页。
(35)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35页。
(36) 同上书，第36—38页。
(37)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1页。
(38)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4—106页。
(3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简报印文初释为“劳新封印”，后发掘者蒋廷瑜更释为“劳邑执刲”，参黄展岳：《“朱庐执刲”印与“劳邑执刲”印：兼论南越自镌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
(40) 陈高卫：《西汉朱庐执刲银印小考》，载《海南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1987年创刊号第82页。
(41) 贾宾、郝思德：《蛇纽银印 镇馆之宝：馆藏“朱庐执刲”印鉴赏》，《文物天地》2017年第6期。
(42) 详参黄展岳：《“朱庐执刲”印与“劳邑执刲”印：兼论南越自镌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孙慰祖：《“朱庐执刲”印的赐主与受主：兼议“朱庐”、“珠崖”之辨》，《上海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00期（总第12期）。
(43) 杨宽：《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页。
(44)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56页。
(45) 唐启翠：《礼仪遗物与“工史书世”新证——从玉圭神话看儒道思想的巫史之源》，《哲学与文化》2012年第6期。
(46)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