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测景台：“千古中传”的圭表

二、登封测景台：“千古中传”的圭表

正史有载的第一个以土圭测影求得地中洛邑的人是周公旦，据《尚书·召诰》《尚书·洛诰》《逸周书·作洛》以及出土青铜器《何尊》铭文等记载，周武王克商初定天下后要务之一，就是命周公、召公相土定宅，即率人测影度土以求地中，最终测定伊洛河交汇、无远天（太）室的有夏旧都洛汭为“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天下之中，从而复营洛邑——“宅兹中国”以上承天命下保黎民⁽¹³⁾，并在中岳嵩山之阳颍河之北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建造了长期定点观测的测影台，史称“八尺表”，俗称“无影台”。周公测影台基座上明代题刻的“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描述的正是此“天地之中”的特征。告成县民谚“天有心，地有胆，天心地胆在告县”，以及周公庙照壁“千古中传”刻文传递的都是“天地之中”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

告成镇，处颍河之滨，北依嵩山、南望箕山，据刘熙注《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曰“阳城，今颍川阳城是也”，可知告成古称“阳城”，是夏禹最初建都之地。为何会更名为“告成”呢？据《新唐书·志·地理二》“万岁登封元年将封嵩山，改阳城曰告成。神龙元年复故名，二年复为告成。天祐二年更名阳邑。有测景台，开元十一年，诏太史监南宫说刻石表焉”所载，阳城更名为告成，缘于女皇武则天“登封告成”而成为“天中皇帝”的大典仪式事件，虽然几经易名，然皆不离天地之中要义。

景区中轴线上自前而后移步换形的景观，处处彰显着天地之中的匠心：“千古中传”照壁、山门（嘉庆十四年所书楹联：石表寓精心氤氲南北变寒暑，星台留古制会合阴阳交风雨）、戟门、周公测景台（周公立杆测影处，唐开元年十一年僧一行、南宫说等立表测影造新历而重建石圭石表，明弘治十一年重修，并题刻“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周公祠（始建于明嘉靖七年即1528年）、观星台（南距周公测景台20米，元郭守敬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创建）、帝尧殿（明天启七年称“螽斯殿”，清嘉庆十四年改建更名为帝尧殿，2005年重建，殿内有明清修建碑文）等七进院落，院内还有仰仪、景符、日晷、浮漏、正方案等各种天文仪器。西周初年周公测影台虽然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当年周公以土圭测影定“天地之中”的文化记忆与重述却无处不在。

在观看这些景观时，最易让人疑惑的地方有二：其一是帝尧殿为何又名“螽斯殿”，螽斯殿为何会建于天地之中？殿内留存有清人所立《螽斯神碑》曰：

康熙十年有里人曰……螽斯者，人间权要神也。凡人无不知爱其子孙，知爱其子孙，无不欲懋盛其子孙也。欲懋盛其子孙，无不尊敬司子孙之神也，此所以为要也。此殿左有送子诸神，以子孙送人，能令人喜；殿右有痘疹诸神以痘疹病人，能令人惧也。能令人喜令人惧，此所以为权也。

据《尧典》《论语》等，帝尧曾命羲和敬授民时，与执中而治、测天量地直接相关，那么，“螽斯”与此何关呢？《诗·周南·螽斯》有“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即蝗虫，北方习称蝈蝈，北京故宫有“螽斯门”、民间有“螽斯衍庆”匾额等，螽斯皆是祝颂多子多孙的意象。与此碑文所述正相吻合，掌管人口繁衍的螽斯神殿为何会建于“地中”呢？答案就蕴藏在《周礼·大司徒》关于“地中”意义的描述中，这也可能是“地中”圣地最普适的超越身份、等级、时空、种族的意义吧。

第二个让人疑惑的问题是，周公测影台和观星台，形象差异为何这么大？哪一个才是“土圭”的标准照？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测影台基座（石圭）的设计为何北边长于南边？是误差还是有意为之？若是有意为之，又有何象征寓意呢？现存周公测影台为开元年间（723年），唐天文学家一行（张遂）、太史监南宫说因改革历法、测影定历之需，兼具纪念周公曾于阳城土圭测影求得地中，遂刻石立表。此台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为形类石碑的长方形石表，高1.64米，上有帽高0.34米，合计高1.98米，南面竖书“周公测影台”；下为覆斗形石座（圭），高1.98米，其斜面：南面长2.04米、上宽0.88米、下宽1.90米，北面长2.00米、上宽0.88米、下宽1.8米，东、西两面长2.03米、上宽0.89米、下宽1.7米。石表北面距石座北上沿，约0.37米，约合唐开元尺1.5尺，正合唐八尺之表的夏至影长，即夏至日正午，石座下部四面看不到日影，犹如此地此日无影，故北壁有明代所刻行书“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¹⁴⁾据冯时研究，此台形制与两周青铜祖槷的形制大致相同⁽¹⁵⁾，甚至与陶寺槷表之垂直校正仪——玉琮的形制也大体一致，这应该是唐、明时人延续了早期传统观念：即通过特殊形制赋予致日测影的仪具以阴阳和合的象征意义，从而在形式上满足致日以求阴阳和合、立法建准的授时宗旨。⁽¹⁶⁾

应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建国授历的需求，郭守敬、王恂等受命在全国北纬15°至65°间建立了27个观测站进行量天测地的宏伟工程，位于北纬34°的登封观星台则是当时的中心观测站。观星台及其微缩版铜表，虽然功能和尺寸设计依旧遵循土圭测影之法，然外观已然判然有别，而与秦汉典籍所描绘和出土的两汉圭表形制相同。《元史》记载备详：

圭表以石为之，长一百二十八尺，广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北两端为池，圆径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与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一百二十尺，中心广四寸，两旁各一寸，画为尺寸分，以达北端。两旁相去一寸为水渠，深广各一寸，与南北两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长五十尺，广二尺四寸，厚减广之半，植于圭之南端圭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两旁为二龙，半身附表上擎横梁，自梁心至表颠四尺，下属圭面，共为四十尺。梁长六尺，径三寸，上为水渠以取平。两端及中腰各为横窍，径二分，横贯以铁，长五寸，系线合于中，悬锤取正，且防倾垫。⁽¹⁷⁾

据《三辅黄图》载公元前101年，长安灵台曾建有“八尺铜表”：

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者观阴阳天文之变，更名曰灵台。……上有相风铜鸟，千里风至，此鸟乃动。又有铜表，高八尺，圭长一丈三尺，广尺二寸，题云太初四年造。⁽¹⁸⁾

表高八尺，圭长一丈三尺，合乎一年中日影最长的冬至日影长，江苏仪征出土的东汉铜圭表就是灵台铜圭表的微缩且可移动的模型。⁽¹⁹⁾登封观星台则为灵台铜圭表的改良版和放大版，观星台北壁正中砌有通高36元尺的凹槽形高表，与由36块青石铺成的量天尺石圭垂直相连，石圭取正南北方向，与当地子午线相符，圭面刻有双股平行水道供取平之用，即圭臬合一。观星台顶两室之间表槽上沿再向上4尺处，置有二龙擎起的铜横梁，长六尺，径三寸，两端及中腰各为横窍，径二分，横贯以铁，长五寸，系线合于中，悬锤取正。横梁至石圭表面高达40元尺，正好是传统8尺表的5倍，太阳从两室之间的空隙穿过，横梁的影子就会投射在圭面上，沿着圭面测出横梁投影与其垂足的距离，就可得出相应的影长，观测一年中正午日影投射在石圭上的影长变化，就可以确定朝夕、春秋分、冬夏至时刻，推算出回归年长度等。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度和解决高表带来的“影虚而淡、难得实影”问题，郭守敬设置了“景符”：

景符之制：以铜叶，博二寸，长加博之二，中穿一窍，若针芥然。……窍达日光，仅如米许，隐然见横梁于其中。旧法一表端测晷，所得者日体上边之景。今以横梁取之，实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²⁰⁾

景符之制，即利用针孔成像原理，让横梁投影透过景符上的小孔在圭面上形成内含横梁的清晰日影，在梁影平分日影时获得日面中心的影长，从而有效地将误差减少到2毫米以内。⁽²¹⁾经过四年多的辛勤观测和推算，至元十八年世界上最先进的《授时历》出台——求得的回归年周期365天5时49分12秒，与现代科学推算的回归年周期仅差26秒。这一汇集“昼参日影，夜观极星，以正朝夕”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天文观测台，《授时历》因此也成为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制订国政大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