槷影圭画：土圭寻踪

四、槷影圭画：土圭寻踪

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先民究竟从何时开始学会立杆测影的，何时开始有意识地寻求地中的，以及到底有多少处像登封阳城这样的“地中”所在，已然渺茫无考。不过古籍所载的只言片语和考古发现的遗迹，却能帮助我们不断向前追溯和重新认识。

比如“夸父逐日”神话，就被天文学者视为蕴含着古代中国测影法的起源信息：巨人夸父追逐的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影子，夸父逐日其实是观测太阳自日出到日落运行轨迹的形象化表述。⁽²⁵⁾古人观测日影往往要借助某些天然标志物，如山峰、大树甚至人自身，传统的八尺表又称为“髀”，可能就是人身测影的遗留信息，“髀”指人的大腿或大腿骨，八尺的大腿骨，非巨人莫属，其原型就在“夸父逐日”神话中：

大荒之中，有山名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²⁶⁾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²⁷⁾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²⁸⁾

夸父在《山海经》中多次出现，据袁珂先生研究，夸者，大也，父，男子美称，夸父就是魁梧奇伟之巨人。夸父是后土之孙，而后土又是祝融之孙，炎帝之苗裔，也就是说夸父是炎帝族的巨人。⁽²⁹⁾夸父留给后人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不自量力地追着太阳跑，喝干了黄河和渭河，道渴而死，其手杖化作绵延三百里的桃林，一说是被应龙杀死。表面看，渴死和死于应龙之手是相互抵牾的记载，然而若放在火（日）与水（龙）、光明与黑暗、秩序（创世后）与混沌（创世前）比照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夸父逐日”神话，就会发现，这里不仅保存着立杆测影的起源信息，还保留着开天辟地时火与水、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沌之间生死之战的创世神话信息。

如果说夸父逐日神话是以人身为表测影的原型，那么其可以化为邓林（桃林）的手杖，则极有可能是宇宙中杆即测影之圭表的原型，密码就隐藏在“邓”字构型中，邓，本为“鄧”，从登从邑，古国名或地名，皆在中土豫州境内。甲骨文中“登”写作、，由双脚和双手捧豆之形构成，像手捧盛器走上祭坛敬献神灵之貌。耐人寻味的是双脚在上，而金文“登”写作“”，与甲骨文稍有差异的是，不从“豆”而从“壴”，即建鼓之形，建鼓是建木（位于天地之中的通天神树）和鼓（祭祀神灵之器）的组合，以表征其为通达天地的神器之意。

夸父逐日神话是否蕴含着圭表测影的起源信息，自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古人对于时空的形象化表达却屡屡见于考古出土的遗迹遗物中。据天文学者冯时的系统考察，髀、碑、槷（杙）、臬、表、中等皆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测影表杆”的表述，圭是计量表影的量尺，圭表（或槷、臬）一体，是天文测影仪具精密化的成果。表是确定时空的标准仪具，而时空又是古代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标准，故圭槷/臬/表、祖槷，皆具有立法建准、祖型典范之义。

考古证据显示，中国古人立表测影以定方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纪的新石器时代，如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画二绳四方图像不仅具有系统的方位资料，而且这些图像的内涵可以运用传统时空观进行合理的诠释。⁽³⁰⁾红山文化的方圆祭坛和良渚文化瑶山祭坛，都有可能同时兼具致日测影、辨方授时的功能，只是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证据。

考古工作者1984年、2002年、2003年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疑似圭表的红彩尖头木杆和带色带的漆杆、观象台遗迹，将迄今所见最早的圭表测影历史实践定位于距今4300年至4000年间。同时，迄今所见第一件标准型尖首玉圭也出现在陶寺遗址的早中期墓葬中，而且还有玉钺——尖首玉圭的前身，与疑似圭表同出于IIM22中。1984年发掘的陶寺早期中型墓葬M2200，与早期王级大墓M2001相邻，该墓墓主为35岁左右男性，无随葬陶器和玉器，然二层台上放置猪下颌骨13组共132副，船形棺外涂黄彩，墓主左侧棺室墓壁斜靠一根红彩木杆，存长214厘米、复原长225厘米，靠近木杆尖端有17支带杆骨镞和一枚骨镞头，分前后两排紧贴木杆尖头靠立于墓壁。2002年发掘的IIM22是陶寺中期的王级大墓，墓室南壁倚放漆杆一根残长171.8厘米，上饰有黑、石绿和粉红色环带，骨镞7组，木弓2张，南1壁龛内漆盒内盛玉钺/圭2件和玉琮1件。⁽³¹⁾

对此两件漆杆及其伴随物的致日测影、量天测地的功能，研究者的观点一致，然而具体论述却又有分歧。其中比较具有代表的观点有何弩和冯时两位先生，何弩认为漆杆是圭尺，彩色带类似圭尺刻度，伴出的玉琮为游标、玉钺/圭为景符和垂悬，暗喻着圭尺、玉钺与王权的内在联系。⁽³²⁾冯时认为漆杆应是陶寺文化时期用以测影辨方的槷表，玉琮或与“置槷以悬”校正的工作有关，箭镞（矢形日光，喻直与时间）有悬绳校表之用，木弓（象征天穹与德），而两件玉钺/圭即测影之土圭，一赤（玄，二孔，长16.6厘米，可属阴）一青（黄，一孔，长13.8厘米，可属阳），以方色与孔数的阴阳之分象喻辨阴阳求中和的致日宗旨，而阴阳两圭在度影计晷时接续使用，恰是“圭”字构形的取象来源。以黑、绿、粉三色饰槷表，可能是时空阴阳方色相配的表达：黑—北，粉—南，自可喻指南北二方，黑长红短，或有冬、夏二至日影长短的暗喻。绿为东方之色，或可兼括东西二方。先民向以东方为德西方为刑，而立表正位定时的目的在于主德祈生，故时人以东方青含括东西二方。这样的表述传统可以在《尧典》和战国楚帛书创世篇分至四神的表述中得到印证：圭表致日功在识阴阳，辨四时，故槷表的设计通过方色的取舍（春分、夏至和冬至三色髹漆避除西方白色）表现扬阳抑阴，近德远刑、祈生避杀。⁽³³⁾

2003年陶寺观象台遗址被发现，考古队采用在原址复制模型实测和计算机系统模拟观测、计算相结合的方式，得出居中的7号缝为春秋分观测缝，2号狭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狭缝为夏至观测缝，其余9个狭缝用以观测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陶寺遗址不仅在时代、地域上与传说中的尧都相合，而且圭表遗物和观象台遗迹也与《尧典》中保存的观象授时历法相符⁽³⁴⁾，巧合的是与玉圭出现的时代、功能也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标准型尖首圭及其早期形态仅见于陶寺遗址的M3032和M1700，二墓中的玉圭呈现出从早期雏形向中期标准型器的转变痕迹，M3032为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约为公元前2450至前2150年间），玄圭，长15.8厘米，尖首初具其形，保留着脱胎于玉钺的痕迹，该墓随葬有仅见于王级大墓的特大型土鼓，显示出墓主身份的非同一般。玉圭在墓中呈纵向平置于头骨右侧，可能有柄。M1700下葬年代比M3032晚，玉圭形制比较规范，长17.2厘米，圭首呈等腰三角形，呈纵向平置于墓主胸腹间，圭首指向足端，可能为双手直接秉持使用。与其他大型墓葬相比，这两座墓的随葬品显得很少，但随葬的特殊器物又显示出墓主的特殊身份。就目前考古出土玉圭实物来看，这种出现在陶寺文化中晚期的标准型玉圭，在夏商直至西周早期，都不曾再见，究竟是特例的昙花一现，还是受限于考古发现，抑或因政治变革而被中断，都不得而知了。而这件特殊的昙花一现的玉圭，外来的还是土产？在当时的功用如何，与圭表是否有关？皆不得而知。但是，在比陶寺文化早一千多年的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版上，却画着12个标准型尖首圭分别标识着四维八方，鲜明地表明圭与测影定向的关系。

因此，何弩认为，长度为17.2厘米的M1700玉圭，与长约172厘米的IIM22漆杆（陶寺圭尺）长度比例正匹配，很可能并非巧合，通过模拟计算，与陶寺夏至影长1.6尺十分接近，而夏至影长1.6尺或1.5尺所在地即国都所在，陶寺尖首圭很可能是作为当地夏至影长1.6尺即“所封地国都”的象征物，由王颁发给“受封者”或“地方管理者”，而成为身份象征。也就是说，玉圭的初始功能是从测影圭尺即“土圭”即“中”脱胎衍生而来。如《周礼》所载，“土圭”主要用于测日影以定历授时，求地中以建国，测土制域即测量国土以定疆域，这三项都是国家王权垄断的专利，因此，“立中”“执中”“授中”等在政权交替中皆是“王者居中”信念的象征性行为，“中国”初始内涵即本源于圭表测影确立“地中”的“五方”天下观。⁽³⁵⁾

1987年安徽凌家滩M4玉龟玉版出土时，玉版夹在背甲和腹甲之间。玉龟背甲钻8孔、腹甲钻5孔可系连为一体，与真实乌龟背甲数一致。玉呈牙黄色，表面抛光润亮，玉版正面呈长方形，两端略内弧，两端短边各钻5个圆孔，上下两长边分别对钻9个、4个圆孔。玉版中心刻画环套的大小圆，小圆内的八角星纹将小圆八分，两圆间以直线八等份，每份刻一圭形纹饰，大圆外沿圆边对着玉版四角各刻一圭形纹饰。⁽³⁶⁾

玉龟玉版的奇特组合和纹饰，吸引了无数研究者的眼光。或认为是“元龟衔符”“大龟负图”“元龟负书”“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的物象化，即“洛书”与八卦，玉版上的八角星纹和圭画纹可能与太阳方位及时节有关；⁽³⁷⁾或强调玉版图案与冬、夏二至日出、日落方位及四时八节之间的关系，将之称为“观象授时玉片”⁽³⁸⁾，或将之视为最早的“日晷”，将四隅八方的圭画视为天文准线，用以测二分二至时日出日入方位，观测时节变化规律。龟卜是黄淮、长江流域盛行的文化传统，凌家滩遗址多墓出现的玉龟、圭签、圭画、八角星纹（太阳纹）等表明早在5300多年前，凌家滩人不仅能根据日出入方位来辨别时节、观象授时，而且还盛行龟卜占问神意。2007年M23大墓出土的玉龟圭签与圭画形似，也与陶寺遗址的标准型尖首圭形似，这其间是否隐藏着“土圭”由来的秘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