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为矫激之行以调侃流俗
魏晋时代的名士，常故为矫异激切之行。其中，阮籍又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晋书·阮籍传》载：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1]
阮籍的举动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本来是个规规矩矩的人，为何故意违背礼教呢？原来这是愤世嫉俗的表现。魏晋时的礼教，常被掌权者用作诛除异己的借口，而掌权者自己却并不真的信奉礼教，比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其罪名中都有“不孝”这一条，但曹操和司马懿哪是真的要提倡孝道呢？正直的人看见这种事情，心里不服，于是就故意唱反调。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言下之意是：礼法是用来约束那些需要约束的人的，至于我，内在修养已臻于“醇正”，是不必用礼法来加以约束的。这就把自己置于寻常人之上了，至少是置于司马懿这些人之上了。
《儒林外史》也写了几位故为矫激之行的名士，比如虞华轩、季遐年，刚肠疾恶、调侃流俗，常有似颠如狂的举动。
虞华轩本来有可能像虞博士那样“浑厚”的，但世风恶薄，把他变成了个“喜使乖”的怪人。“话说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经史子集之书，无一样不曾熟读，无一样不讲究，无一样不通晓；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头就知道尾；文章也是枚、马，诗赋也是李、杜。无奈他虽有一肚子学问，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虞华轩生在这恶俗的地方，因此就激而为怒。积下几两银子，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说要买田、买房子。讲得差不多，又臭骂那些人一顿，不买，以此开心。”跟只认得乡绅和银子的五河县人打交道，虞华轩的人品、学问只能博得他们鼻子里几声冷笑；没法，只好以牙还牙，仗着手头有几两辛辛苦苦积下的银子来捉弄他们。你说，是五河县人刻薄呢，还是虞华轩刻薄？
季遐年的举动比虞华轩还要惊世骇俗。他的字写得好，言行则怪怪奇奇，有似晋人的任诞，但凡人要请他写字，都要趁他高兴的时候，他如果不情愿，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靸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骂人”是他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一次，施御史的孙子派小厮“叫他明日去写字”，他去了，施御史的孙子刚刚走出屏风，季遐年便迎面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https://www.daowen.com)
魏秀仁的《花月痕》中，学究先生虞耕心与“小子”有一场辩论。学究先生的高谈就好像是对虞华轩、季遐年的指责。他批评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聪明，便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动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搭他架子。“小子”的话则仿佛是为虞华轩、季遐年辩护。他指出：学究先生所说的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他们起先何曾不自检束？无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因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他们的放荡不羁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那么，吴敬梓如何看待名士的矫激之行呢？他的态度大约近于阮籍。《世说新语·任诞》载：“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2]步兵即阮籍，他自己任诞，却不许儿子阮浑任诞，原因何在？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阮籍任诞，乃是故为矫激之行，以表达对伪君子或借礼法之名诛锄异己者的不满；阮浑任诞，却也许是真正的“放荡”，没有丝毫高远的用意。故为矫激之行与品质败坏之间，其差距微小，其差别微妙。
吴敬梓当然理解那些故为矫激之行的名士，因为他本人年轻时就有过这种经历，“一朝愤激谋作达”，吴敬梓如此，虞华轩如此，季遐年亦然。作者之欣赏虞华轩，是有其心理基础的。不过，我们注意到，写作《儒林外史》时的吴敬梓，已远较“一朝愤激谋作达”时的吴敬梓成熟。这位有着儒生情怀的小说家，他明白，“作达”可能是“愤激”使然，但也容易成为品质败坏者“纵恣”的借口；于是，尽管他理解虞华轩、季遐年，但绝不把他们放在与虞博士、庄征君同样的高度予以推崇。他们被认为低了一个档次。天目山樵评语说：
虞、庄、杜三人之后，又出色写一虞华轩，以见天下人才未尝断绝，虽黄茅白苇中，亦自有轶群之品，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浑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世推移也。
天目山樵说得很对。也许应该顺便指出，杜少卿是以吴敬梓本人为模特儿塑造的，但《儒林外史》并未展开他“一朝愤激谋作达”的生活；写虞华轩、季遐年，也未涉及“狂嫖滥赌”；这表明，小说家吴敬梓旨在净化风俗的道义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异常强烈，在“故为矫激之行”的名士和执着于道义理想的贤人之间，他更推重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