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权勿用的怪诞
怪诞本是名士风度的一个重要表征，《世说新语》有《任诞》一门，其中大量记载了名士们的怪诞言行，如：“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8]以怪诞示高傲，不屑于与权贵往来，这无可非议。但一味怪诞，并无“玄心”，就不值得提倡了。所以，魏晋之际的阮籍，他尽管宣称“礼岂为我辈设”，却反对儿子阮浑目无礼法。
明代中叶以后，尤其是万历年间，随着泰州学派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和公安派的崛起，任诞的风气一时弥漫开来。这一时期的文人，较为普遍地吸取了市民阶层追求享乐、纵情声色的生活情趣，同时又借助于佛家“游戏三昧”与道家“和光同尘”等说法，将这种享乐主义装点为“率心而行”的风雅行径，这就形成了异于魏晋的追求：魏晋人的挥麈清谈，宴游无拘，藐视礼法，任情旷达，常是愤世嫉俗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晚明人讲求名士风度，却主要是为了自娱，怡悦自己、满足自己。
从怡悦自己、满足自己出发，这一时期被许多人标榜的名士其实是容易做的。晋代的王孝伯曾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9]那只是一时的“狂”言，未获得广泛的认同。晚明的名坛领袖袁宏道则登高一呼，公开反对涵养，主张越没有涵养越好。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宣称，情趣是自发的，与学问的关系不大，比如小孩子，他有什么学问？但小孩子的生活却正是情趣盎然的生活，人生中最快乐的也正是这一阶段。情趣与涵养的关系也不大，比如一些不肖之徒，其人品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正因如此，他们放肆地饮酒吃肉，随心所欲地追求声色，却也极富情趣。在袁宏道看来，适情任性是第一位的，人品和学问且退后一步。
“名士”们首先要满足的无疑是对“名”的欲望，如何出名呢？也不难，只要古怪就行，说古怪的话，做古怪的事，便能受到关注。极为袁宏道所称誉的张献翼其人即颇典型。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曾记载他的一些奇言怪行：或身着紫色的公服，携妓而行；或光着脚，在通都大邑乞讨；每当想起已故的友人，便设置灵位，对着天空劝酒。他的朋友张孝资过生日，张献翼竟率领子侄们为之举行生祭的仪式。张献翼如此怪诞不经，同时代的文坛领袖袁宏道对之却推崇备至，这很能说明当时任诞之风的巨大声势。[10]
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任诞之风已较多地受到唾弃：古怪的话，古怪的事，经常被嘲笑为沽名钓誉的工具。稍晚于吴敬梓的纪昀，就曾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伪仙伪佛”加以非议。他将伪仙伪佛的伎俩概括为两种：“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与伪仙伪佛的伎俩相似，文人中也有类似情形：“或迂僻冷峭，使人疑为狷；或纵酒骂座，使人疑为狂。”[11]纪昀的锋芒所向，无疑是所谓“名士习气”。
但吴敬梓并不一刀切地反对怪诞。名士王冕戴高帽，穿阔衣，正怪诞得很；市井四奇人之一的季遐年，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靸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又何尝不怪诞？怪诞是否值得肯定，关键在于怪诞的外表下是否有深厚的底蕴。王冕人品极高，不妨目空千古地任诞；季遐年不贪人的钱，不慕人的势，风骨铮铮，也自具任诞的资格。(https://www.daowen.com)
而权勿用的人品如何呢？他当然没有拐骗尼姑，那是“学里秀才”诬陷他的，但他因枕头边的五百钱被杨执中的儿子拿走，就跟杨执中“彼此不和”，其人品也就无高贵可言了。他在酒席上谈论“古人听谓五荤者，葱、韭、芫、荽之类”，说得不错，可见他确有几分学问，只是，用这点学问来为自己居丧期间吃鱼肉张目，又未必合适。
我们可以设想，假若权勿用老老实实地做个普通人，也许，吴敬梓会用类似于描写倪霜峰的笔墨为之唏嘘不已。但权勿用却是以“高士”的姿态在世人面前亮相的。动不动谈“经纶匡济”，以“真儒”“王佐”自许，内在的人品、学问与外在声誉之间的差距大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就把自己摆到了被讽刺的位置上。
《儒林外史》写权勿用的怪诞，一个突出的细节是：他去拜会娄家两公子时，衣服也不换一件，依然穿着一身白的孝服，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这个细节显示了权勿用的一贯风格：他模仿古代名士，在穿着、举止上已沉溺于对“怪”的偏爱中。“怪模怪样”是任诞的表现，“借此邀名”则是深衷所在。吴敬梓感到这位名士实在可笑，于是就借他的“怪模怪样”来制造喜剧效果。第十二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权勿用左手掮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地撞。恰好有个乡下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肩头上横掮着一根尖扁担，对面一头撞将去，将他个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权勿用不见了孝帽子，望见在那人扁担上，他就把手乱招，口里喊道：“那是我的帽子！”乡下人走得快，又听不见，权勿用本来不会走城里的路，这时着了急，七手八脚地乱跑……
这情景好笑吗？当然好笑。吴敬梓让权勿用的高孝帽子被人“挑”走，意在嘲讽他徒有其表的“怪模怪样”。不过，也仅止于嘲讽而已。在小说家看来，他只可笑，并不可恶，他遭人诬陷以至被逮，说来还令人同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