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田园风光
“田园风光”，光是这四个字，就给人静谧清新之感。不错，当娄家两公子从京城回到湖州老家时，其感受正是如此。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看见两岸桑荫稠密、禽鸟飞鸣；小港里面撑出船来，卖些菱、藕。两兄弟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哪得见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田园风光弥漫着一片恬静的诗意。
无独有偶，《儒林外史》第四十回所写的农村景物亦充盈着闲适之趣：春天，杨柳发了青，桃花、杏花都渐渐开了。萧云仙骑着马，带着木耐，出来游玩。见那绿树荫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群地牵着牛，也有倒骑在牛上的，也有横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沟里饮了水，从屋角边慢慢转了过来。
《诗经》中的《七月》是最早的“四时田园”诗，它写农民一年四季繁重、辛苦的劳动情况，令人想起唐代新乐府中的《田家词》《悯农》《农家叹》等诗。但中国正宗的田园诗却以陶渊明的创作为起点，它与《农家叹》这类描述农家辛苦的诗不属于同一系统。陶渊明是个崇尚风节的隐士，因耻于为五斗米折腰，才四十一岁就掼掉乌纱帽，躬耕隐居。隐居的生活是孤寂、清贫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报家门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6]——房子挡不住风和太阳，并且时常缺少衣食。《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也说：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7]
尽管如此，隐居生活却因其维护了人格的独立而抹上了一层玫瑰色的诗意。陶渊明曾在《与子俨等书》中以陶醉的口吻告诉几个儿子：他年轻时学过琴、书，性爱闲静，开卷有得，便快活得忘记了吃饭。看见树木一派绿荫，鸟儿随着季节变换叫声，也同样高兴。五六月间，躺在朝北的窗户下，凉风不时吹来，自以为是太古的人。[8]在陶渊明的意识中，隐居是相对官场而言的；无论隐居生活多么的清贫，只要与污浊丑恶的官场相比，它就如三月溪水一般清澈、莹润，舒缓的琤声直送进诗人的心田，使他觉得，田园最适宜于安身立命，它比在现实中能找到的任何职位都好。于是，经过想象的装点，没有了孤寂，没有了穷困，隐居生活被闲适和飘逸的情调所笼罩。因此，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等诗所表现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9]等情景，与其说是真实的田园风光，不如说是一片桃花源似的乐土。它是隐逸情调的理想化的展示，而非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南宋范成大（号石湖居士）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按照时序加以排列，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十二首，系统地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既有传统田园诗中经常出现的那种优美、静谧的农村风物，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也展开了一幅幅农民悲苦生活的风俗画，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天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10]。田园诗与“农家叹”合而为一了。(https://www.daowen.com)
有趣的是，后人眼中的范成大，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人，一个以隐逸为宗旨的田园诗人。读者想必记得《红楼梦》中的一个片段：大观园落成，贾政带着一群人游园题额。转过山怀中，但见隐隐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成两溜新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口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类；下而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贾政见了，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虽系人力穿凿，却入目动心，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众人笑道：“非范石湖之咏不足以尽其妙。”贾宝玉想起唐人“柴门临水稻花香”的诗句，建议题为“稻香村”[11]。
贾政的“归农”，只是隐居之意。试想，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岂是劳作之处？假如范成大真来咏稻香村，当然只能写成田园诗，写不成“农家叹”。田园诗的隐逸传统之深厚，由此可见。
《儒林外史》中的娄家两公子同样是以田园诗人的眼光来看待乡村的，他们因功名不得意，激成一肚子牢骚，于是从城市来到乡下，以便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几许抚慰。一个过腻了富贵生活的人，初来乍到，换换口味，那感受，跟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的农民绝不相同。一个只拿田园当风景，一个却要靠辛勤耕作来养家糊口。两样“活法”，两种滋味。田园诗人是超脱于苦难之上的，两公子高谈“算计只有归来是”，绝无打算吃苦的念头，他们只是来领略牧歌式的情调。在他们眼里，连杨执中那破败的蜗居也不乏逸韵雅趣。
吴敬梓的人生境界比两公子高出许多。他真的隐居过，在秦淮河畔，不应考，不做官，是个不折不扣的处士。那日子是艰辛的，但在艰辛中，保持了人格的纯洁和心灵的独立，却也值得。所以，吴敬梓一方面体会到隐居不只是赏玩风景，隐居背后有着儒家道义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倾向于把隐居生活尽量写得惬意、畅适，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与浊世抗争的豪迈气象。田园诗人之美化田园，在“说得好听”的背后，正有深意在。吴敬梓亦然，《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的描写值得品味：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这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那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养了五个儿子，最长的四十多岁，小儿子也有二十多岁。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那园却有二三十亩大，中间空隙之地，种了许多花卉，堆着几块石头。老者就在那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手植的几树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老者看看儿子灌了园，也就到茅斋生起火来，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园中的新绿。
荆元评论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那里要什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
如果说田园诗只是隐士的梦境，于老者的生活也只是吴敬梓的梦境。桃花源本来就与现实无缘，但非现实的描写蕴含着一个现实的选择：邦无道则隐，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